劉心武紅學之誤2
4、 關於「元春之死」的探佚
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小講》中說：
皇帝每年都要到口外去避暑，去打圍。那地點相當於現今的河北省承德及其西北的圍場縣，距京800里。
那時的旗人貴家公子，因習於逸樂享受，已經視打圍為苦事了。書中第二十六回，有一段特提鐵網山打圍的事，看似閒文，卻正是伏筆要害。
那是薛蟠請客，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忽然來了，因久不見，又臉上帶有一處青傷，問起緣故，方知就從三月二十八跟他父親到鐵網上打圍去了，臉上是讓鷹的翅膀劃傷的。這貴公子彼時就說：我沒法兒，只得去；不然咱們一起聚會多麼樂，會自去尋那苦惱去？還又說，此行有一件「不幸中之大幸」，前文還特提與「仇都尉」打架的事。隱隱約約，內藏無限丘壑，大有文章在後面。
原來，在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變。
乾隆四年（1739），皇族內四家老親王（康熙之子）的本人或子侄，許多人聯合密謀，另立了自己的「朝廷」機構，準備推翻乾隆（舊恩怨還是在報復雍正的殘殺骨肉），至此暴露，獲罪者不計其數。到次年，乾隆又舉行「秋獮」，在圍場又遇到莊親王王子的密計，險遭不測，幸被發現，將主犯囚禁後，假裝無事，照樣行圍，以安人心。這種歷史事態，曲折地反映入於小說之內。元春的死，正是在她隨駕到口外圍場期間，事變猝起，她亂中被敵對勢力的人員乘機殺害了。23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
賈元春之死應該是在賈家徹底敗落之前。那不應該是八十回以後最後幾回的故事，應該是在寫到整個賈家家族大敗落之前發生的事，她作為一個前奏，她的死亡應該是在那樣一個節點上。前幾講裡我分析了，到第八十回，故事的真實的時代背景，已經寫到乾隆三年了，寫到那一年的深秋了，寶玉吟出了「池塘一夜秋風冷，吹散芰荷紅玉影」的句子；八十回後，應該很快就寫到乾隆四年的事情。乾隆四年春天，發生了所謂「弘皙逆案」，就是弘皙那一派趁乾隆離宮外出春狩，實行了對他的謀刺；但是沒有成功，並且也不再是「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弘皙那派這回是徹底地「大不幸」了，乾隆快刀斬亂麻，果斷地處理了此案。對外他盡量不動聲色，似乎朝政並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對弘皙一黨則分化瓦解，有的參與者處理得相當輕，對弘皙本人也沒有處死，而是把他拘禁到景山東果園裡嚴密看管。後來乾隆又銷毀了絕大部分有關檔案，但這個逆案對乾隆本人的刺激，是很深重的。現實生活中的曹家，也正是因為被牽連進了弘皙逆案，而遭到毀滅性打擊。曹家在雍正朝遭打擊的情況，還可以查到一些檔案，乾隆朝的這次徹底殞滅，卻幾乎找不到任何正式檔案了。但是我們可以估計出來，賈元春原型的死亡，應該就是在乾隆四年的這個刺殺事件當中，乾隆皇帝沒有被刺而死，並且最後平定了叛逆，但是賈元春的原型卻沒能倖免於難。24
三、劉心武接受周汝昌學術觀點的再評價
我們用了很大的篇幅將周汝昌與劉心武的觀點加以對照，說明劉心武先生的說法源於周汝昌的觀點，是確鑿無疑的。假如這是學者之間的交流、切磋，特別是前輩學者對後來者的提攜和幫助，那就不是什麼問題了。而問題是上面所舉的周先生的觀點，本身就缺乏史證，帶有很大的推理和想像的成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周先生提出後，在長達半個世紀裡不被學術界所認可，只是作為一家之言。而當被劉心武在揭秘《紅樓夢》中，從人物形象、文本內涵、曹家本事等方面，進行洋洋灑灑的解說時，就把周汝昌學術之誤，直接傳導到廣大的聽眾和讀者，客觀上起到了誤導聽眾和讀者，偷換了《紅樓夢》文本內容，歪曲了《紅樓夢》偉大著作的審美價值。這一切與他吸收周先生學術研究的負面因素有直接的關係。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先搞清他接受和傳播的周先生的這部分觀點究竟是什麼。因此，我們不得不對劉心武從周汝昌那裡接受的學術觀點再評價。
周先生是紅學大家，其代表作是《紅樓夢新證》，其他著述如《曹雪芹小傳》、《紅樓小講》、《紅樓奪目紅》等，大都是從這本奠基之作的觀點和論據派生的。對《紅樓夢新證》的研究和評價，有多部紅學研究史談到，已成共識。在1953年《紅樓夢新證》問世之前，沒有一部著作對曹雪芹及其家世進行過如此詳細的考證。胡適的考證只是對曹雪芹及其家世勾勒出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俞平伯等對《紅樓夢》的考證，更多的是從文學的角度論述的，因此，八十年代初郭豫適先生《紅樓研究小史續稿》第九章「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中，指出：「《紅樓夢新證》是至今所知的主張《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傳』的最徹底的書，它把胡適、俞平伯的『自傳』說作了更詳細、更確定的發揮。」25過了二十多年陳維昭在《紅學通史》中進一步指出：「實證紅學中，最有成就的是周汝昌。……周汝昌的體系的源泉不是來自西學，而是來自傳統經學的『實證和實錄合一』的知識結構。胡適建立起『新紅學』的基本構架——實證和實錄合一，周汝昌則把這一構架充實完善為一個龐大的體系，把『實證』和『實錄』更加全面地合一起來。」26對於這樣一部有影響的著作，「我們既不應當由於它徹底主張所謂『寫實自傳』說的觀點便對之全盤否定，也不應當由於它比別的著作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材料而全盤肯定。而應當是採取分析批判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肯定作者在材料收集方面付出的辛勤勞動，肯定其中一些材料的認識價值以及某些評論的正確性；同時也認真地評析這部影響很大的『材料考證書』，在材料搜集、思想觀點和考證方法方面存在的問題和錯誤。」27因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課題，便是吸收那些有價值的正面的研究成果，拋棄那些負面的東西。這些從理論上講是一個簡單的道理，而一旦落實到具體的學術思維和研究方法上便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用一篇文章很難說清這樣一個大問題，只能從劉先生接受周汝昌學術研究的那一部分，即上面所例舉的幾點來談。
周先生沿著胡適開創的曹雪芹家世和《紅樓夢》版本的研究路數，做了大量的考證，他紅學研究最有價值的那部分是為研究曹雪芹和《紅樓夢》提供的罕見的詳實的史料；最為紅學評論家所不認可的是探佚文字，夾雜著大量的隨意發揮的東西。簡括地說，他囊括的史料中提出了新的帶有體系的觀點，主要表現在以「曹家中興說」為核心，以及與此相連的曹雪芹的生年、弘皙逆案、二次抄家等。並在此基礎上，建構「曹賈合一」的體系。八十年代以後，發表了《<紅樓夢>「全壁」的背後》等一系列的文章，也就是「四學」，即曹學、脂學、版本學和探佚學。把「曹賈合一」的體繫上升到理論層面上建構，周汝昌紅學研究中負面的東西，很快便受到紅學界廣泛的批評，而他卻偏執己見。支撐他這一切的不外乎：一是脂評本《紅樓夢》80回；一是脂硯齋評語。他把脂硯齋抬到了嚇人的高度，唯脂是尊。而劉先生從周汝昌那裡所吸收的那部分學術觀點，大都是周先生的負面東西，恰恰對這些，劉先生卻產生了持久而濃厚的興趣。在《追尋『紅學』迷蹤》中，明確地講到自己探佚的兩個範疇：一個是八十回以後，曹雪芹打算怎麼寫？寫過什麼？一個是前八十回裡面也有探佚的空間。這就是說他自覺地與周先生負面的東西產生了共鳴。過去周先生的「四學」，只在紅學研究圈中少數人所瞭解，被劉心武在《紅樓夢》講座中向廣大聽眾和讀者作了介紹：「紅學除了曹學的分支，版本學的分支，還有一個很大的分支叫脂學。」並對脂硯齋在《紅樓夢》中批注、作用、地位及其與作者的關係，進行了通俗的解釋。「這個脂硯齋很厲害，她的批語裡都有什麼內容呢？很多曹雪芹用的生活素材她知道，她門兒清——北京土話。」 「更重要的線索是，脂硯齋整理過八十回以後的書稿，她不但目擊過、閱讀過曹雪芹八十回以後的寫作，她還整理過。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八十回以後曹雪芹寫的稿子不知道為什麼都丟失了。脂硯齋她留下很多這樣的批語。」等等，諸如此類的話，篇篇皆有，處處可見。使周先生偏激而冷門的負面東西，一下子被推向大眾，為其揭秘製造了神秘的熱門話題。認識劉心武所吸收的周汝昌那些負面的學術觀點，才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周汝昌是當代新索引派代表，把索引和探佚推向了極致，最典型的特徵：
（一） 把《紅樓夢》和曹家本事合一，推向極至。
周汝昌先生在初版《紅樓夢新證》「人物考」中直言不諱地說：「曹雪芹是先娶薛寶釵，後娶史湘雲。」這一代表性的觀點被多位紅學史評學者所引用，因為它簡明而深刻地反映了周汝昌先生「曹賈合一」的學術思維，並支持和影響了他大半生的紅學研究。以曹雪芹生年為例，這是他頗為得意的考證。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寫四月二十六日正好交芒種節。查《萬年曆》，這個日子在乾隆元年。
按照《紅樓夢新證》第六章「紅樓記歷」中年表的排列：
第一年——第四年： 第一回
第五年——第六年： 第二回
第七年： 第三回——第四回
第八年: 第五回——第六回
第九年： 第七回——第九回
第十年： 第十回——第十二回
第十一年： 第十三回——第十六回
第十二年： 第十七回——第十八回
第十三年： 第十九回——第五十三回
第二十七回是寶玉十三歲。這一年的芒種節是寶玉的生日，「至於寶玉為什麼單單生在四月二十六日芒種節？這就牽涉著歷史事實了：原來那時那日，正是雪芹的生日。」這一天恰逢乾隆元年，回溯十三年，雍正二年就是曹雪芹的生年。由此而推之，《紅樓夢》第十九回至第五十三回定位在乾隆元年，第一回至第十八回是寫的乾隆前的事情；第五十四回至第八十四回寫乾隆元年到四年的事情。正值曹家中興，乾隆四年發生弘皙逆案，牽連曹家，又遭大故。
而這一連串的曹家本事都於史無考。曹家中興的標誌是曹頫\復官，為內務府的員外郎。這一史料除了《紅樓夢新證》出現過，至今無史料佐證。「弘皙逆案」也是由零碎史料碎片拼接而成的，也沒有詳細而完整的記載。至於曹家二次被抄，慘遭敗落，正如周汝昌先生自己所言：?「雖然由於文獻缺乏，我們對曹家再次慘遭徹底毀敗的直接的、確切的案由一時無法列舉，因而不能不用間接而曲折迂迴的辦法來窺測……」所謂「間接而迂迴的辦法」，就是聯想、推測，靠個人的悟性去發現。因此，郭豫適先生批評他說：「由於在周汝昌先生的觀念裡，《紅樓夢》中的人物即是曹雪芹及其家裡的人，所以有時候簡直就把二者劃上等號，可以互相代替，不必再加區別。」28可見，「自傳說」是支撐他全部學術思維和研究方法的理念，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看清他的學術觀點，總是在「以曹證賈」、「以賈證曹」這個怪圈中徘徊，並為之付出了半生的心血，成於斯，也敗於斯。
半個世紀以來，周先生在堅持「自傳說」有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他在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裡說：「現在這一部考證，惟一的目的即在以科學的方法運用歷史材料證明寫實自傳說之不誤。」29因此，他把曹家和賈府合二而一，說「曹雪芹是先娶薛寶釵，後娶史湘雲」30；說「賈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淚」；31後來「惟一的兒子曹顒病死」，「曹頫\在二十來歲上被過繼給賈母」32。1954年批評俞平伯運動之始，周汝昌作了一個檢查，說：「我在《紅樓夢新證》一書中，處處以小說中人物與曹家世系比附，說小說中日期與作者生活實際相合，說小說是『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響很深，」以致「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導引讀者加深對《紅樓夢》的錯誤認識」，從此就放棄了「自傳說」。33在1976年4月增訂本《紅樓夢新證》中，周先生把「寫實自傳說」全部刪光了。他在該書的《重排後記》中說：過去「全書存在的中心問題是主張『自傳說』，全部各章各節，都從這個錯誤觀點出發，拱衛著它，簡直成了一個『體系』」。他還說：「比附真人真事，其效果還可能影響一些初學創作的人，忽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原則，即典型化與能動反映論。那將不利於現代創作的提高和發展。毛主席說過的：『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真人真事派的創作方法論，實質就是違反這個科學的文學理論教導，彷彿作品只是『等於』生活，甚至倒是生活高於作品……批判了這些自傳謬說，才能正確深刻地認識《紅樓夢》的意義，也才能正確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藝術特點特色。」周先生的這種自我批評顯然是受到當時政治影響的違心之論。
改革開放以後，他的論著中逐漸全面恢復了舊版《紅樓夢新證》的觀點，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說：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正寫的是他曹門的『家史』」，「表明了我對『自傳說』的認識較之早年更為明晰不疑」。34八十年代以後，他開始為「自傳說」研究進行理論上的建構，提出紅學的四個分支：曹學、脂評學、版本學和探佚學，走入一個更加偏執的學術狀態之中，固執己見。其觀點越是不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越是獨立不移；其提法越是受到紅學家的廣泛的批評，他越是獨行而進。此時，能夠和他的觀點同聲相應的，只有像劉心武、梁歸智寥寥數人而已。
（二）在史證和探佚、推理與想像中自如而為。
周先生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當時意識形態的控制，他於「自傳說」是「懷抱琵琶半遮面」，其實內心卻頑強地固守著。一旦政治空氣鬆動，他便接連爆出一個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結論，儘管紅學界的大多數人搖頭置疑，但難以無從下手。一則周先生是紅學大家；二則批評者功力尚淺；三則紅學界存有宗派情緒。當批評者還在尷尬之時，一些索引啊，探佚啊，紛紛而出，粉墨登場，打造紅學的「普及」。自然周汝昌的著作以其盛名，更勝一籌。這個時期他的著作有一個鮮明的特徵，已將「四學」的界限打破，融會貫通。無論談論哪一個問題，即使小到一個詞語的解說，都在「四學」中游刃有餘，俯身拾取，猶如探囊取物，生發而就，目標如一，直指所謂《紅樓夢》的真故事。誠如周先生在《紅樓真夢》開篇所講：「這本書很特別，題個什麼書名方能表其性質體裁？最初不假思索，衝口而出的，是七個字：《紅樓夢的真故事》。……我又想改用《紅樓尋夢》四個字，最後定名為《紅樓真夢》。雖然這個『真『字還可以推敲，但我的本懷確實在此一字上：『真』，從頭到尾永遠是我尋求的最高目標。若用『尋夢』為題名，那麼所『尋』何『夢』？不是別的，仍然是追索雪芹原著之真，即其本來宗旨與基本精神。」「『紅樓』之夢有真有假。真夢是曹雪芹的原著，即脂硯批語中透露的『百十回』本，即一百零八回手稿；假夢就是流行已久、蒙蔽世人的程高偽續一百二十回本。」35
我們以《樓榜天香》一文為例，說一說周先生的特點。這篇小文章只有一千二百多字，卻多處涉及到的「四學」：
第一，題目的緣起：「秦可卿命盡之處，叫做天香樓。」這是從脂硯齋關於「秦可卿之死」 「刪節」的批語談起；
第二，「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孫、弘皙之女，因祖、父兩代的政治禍變而隱去真名，寄養在『營繕郎』秦業家。『營繕郎』者，是內務府營造司的郎中（或員外郎）。這家人因把她養不了而轉給了『賈（曹）府』。」這段介紹從清代歷史跨入了曹家本事，從曹家本事又過渡到《紅樓夢》文本。
第三，「這件『隱』去的『真事』，是曹家二次抄家的罪款之一條。這實在關係太大了，雪芹終於將她死去的真情節全部刪去，並另想辦法來『寫』她。」寥寥數語又以探佚的手法與《紅樓夢》文本組接到了一塊。
第四，「這『辦法』之一是借香菱以敘可卿。……周瑞家的送宮花，第一次碰到香菱，有一段特寫——周瑞家的便拉了他（指香菱）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笑道：『倒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這就把可卿和香菱聯繫了起來。……」這段文字稍多，意思是從《紅樓夢》字裡行間探佚出「送宮花」的細節，筆筆都落在秦可卿身上。這是曹雪芹的隱密的敘事安排，既然「宮花」與秦可卿相連，其背後的隱語不正是「宮中之女」、「皇室之女」嗎？正如周先生的結論：「可卿之死，絕非什麼『淫喪』，那是煙幕或故作誹謗之詞。其時，大約當政者已然得到秘信，探知了這個女子的真身份，是政敵『危險人物』胤礽之孫、弘皙家的匿隱者，也是禍根一條，不會容她存在。可卿為人，心胸識見，一切洞然，不願因己而又為兩府引惹滅門之禍，故此一條繩索自己先『行』，於心方安。」36從《紅樓夢》文本跨到探佚，從探佚再影射清史，糅合成一團。
第五，為了證明此結論之確切，又在行文中不加說明的引出了甲戌本回前詩：
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誰是惜花人。
相逢若問何名姓，家住江南本姓秦。
這又涉及到了版本學，因為百二十回《紅樓夢》根本沒有這首詩，一般讀者哪裡知道。如此一篇小文，便調動曹學、脂評學、版本學和探佚學的東西，自如地組合，水乳般交融，自然地生成。正如陳維昭先生所指出的：「周汝昌的這些文章已經不能用索引紅學、考證紅學、曹學、探佚學、脂評學、版本學等來歸類，這些文章就是所有這些『學』的融會貫通。周汝昌瀟灑地游刃於各『學』之間，令人瞠目結舌而難置一問。」「他在材料之問的過渡全憑『悟』性的自由翱翔。」37
（三）、盛名之下，真假莫辨，以訛傳訛。
周先生是紅學界的元老，盛名之下，別說一般讀者對他盲從，就是一些專家學者也隨其後人云亦云。最典型的是八十年代《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的改編，由於受周汝昌「崇曹貶高」偏見的影響，其權威地位「造成不能按後40回改編的惡果」。「探春遠嫁」改編時落入「昭君出塞」的俗套；鳳姐結局改編成瘐死獄中，還用蓆子捲上在雪地裡「拖屍」；讓湘雲作了「官妓」……這所有的改編都是依照脂評本和脂硯齋的提示進行的，甚至把秦可卿與公公「爬灰」，「遺簪」、「更衣」都用正面畫面補出，改變了《紅樓夢》120本流傳兩個世紀的客觀事實和欣賞習慣，破壞了《紅樓夢》的完整性。拋開《紅樓夢》120本，以脂評本80回和脂硯齋對後40回的提示去改編一部投資如此之大的電視連續劇，可見周汝昌先生「權威」影響之大。
周先生八十年代初發表了《<紅樓夢> 「全壁」的背後》一篇長文，公佈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十月，和珅擔任《四庫全書》總裁後，出重金延請文士，為他續補《紅樓夢》。當學者對這個驚人的探佚結論搖頭的時候，已被歷史學者所引用，成為史傳的證據。如《和珅評傳》：
據紅學家們考證，《紅樓夢》的流傳是差不多與《四庫全書》成書同時開始的。《紅樓夢》成書後，被作為是一部對當朝有不利「礙語」的秘本書。當時只有少數書販為了牟取暴利而冒險傳抄出售。但是到了乾隆五十四、五年之後，不僅各種抄本的八十回和一百二十回並行，廣泛流傳於民間，甚至一百二十回的刻印本也已傳佈在市井之間，特別是在將江浙地區，更廣為流傳，幾至家喻戶曉，人人爭閱。為什麼乾隆帝大搞禁毀礙書的高潮時期，《紅樓夢》卻得以公開流行呢？據周汝昌先生研究，是和珅在其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原來和珅之弟和琳的親家蘇凌阿的家裡就收藏著《紅樓夢》的原抄本。大概和珅閱覽後十分感興趣，並深受該書影響，例如在和珅的詩集中有不少詩句是與《紅樓夢》中的詩句相同或大同小異的。同時在他的詩中也常引《紅樓夢》中的故事和人物，如「金陵十二渾閒事，漫擬同車攜手行」。於是便請人刪改了書中的「礙語」，又找人增補了後四十回。在和珅認為滿意後，就呈送乾隆帝御覽，得到了乾隆帝的首肯。不久《紅樓夢》的京版問世，並流傳於大江南北了。
和珅所找到續曹雪芹《紅樓夢》者乃高鶚和程偉元二人。高鶚在程偉元本《石頭記引言》中還說：「是書詞意新雅，久為名公巨卿賞鑒。」
曹雪芹《紅樓夢》的原著只傳出八十回，大概是在乾隆五十年代中葉起，才有一百二十回本的所謂「全壁」本流傳。據說是因為蘇凌阿的原抄本被老鼠咬損，到琉璃廠書鋪「抽換裝訂」時，由「好事者」乘機補續了後四十回。
趙烈文所著《能靜居筆記》引用宋翔風的話時說：「謁宋於庭丈於葑溪精舍，於翁言：曹雪芹《紅樓夢》，高廟（即乾隆——筆者注）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廟閱而然之，曰: 「此蓋為明珠家作也。」「後遂以此書為明珠遺事。曹實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給。」由此可以證明，《紅樓夢》一書是由和珅審閱後，呈給乾隆帝閱覽的，並得到乾隆帝的首肯。這樣，《紅樓夢》一書才得以廣泛流傳。其次也可以說明，正是乾隆帝首先指出《紅樓夢》一書記載的是明珠家的事情，這樣就為後來紅學中的索引派開了先河。38
連史學著作都盲從大家，以周汝昌探佚為據，以訛傳訛，豈不悲乎！
四、劉心武播揚周汝昌負面東西更有魅力
劉先生播揚周汝昌負面東西更有魅力，究竟有哪些新的發展和新的特徵，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劉先生把自己的研究歸納為「秦學」，並從理論上劃分出四個層次，最後落腳點還是探尋曹雪芹原來的構思，恢復《紅樓夢》原來的面貌。這與周先生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效。半個世紀前，周先生與其兄周祜昌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石頭記會真》的對勘工作，疏理考證、簸揚夾雜、篩洗粗陋，終於出版了這部浩繁的書籍，其目的就是為了恢復曹雪芹《紅樓夢》的真文本意。但劉先生不同於周先生的是，更有自己的特點。
第一，對周汝昌學術之誤，已從學術層面向大眾文化發展。周先生從零碎的、片斷的史料中，靠著悟性，拼接出以「曹家中興」為核心，以及與此相連的曹雪芹的生年、弘皙逆案、二次抄家等新說，並在此基礎上，建構了「曹賈合一」的體系。不管這一體系是否具有史證的可靠性，不管這一體系是否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但只在考證的圈子裡。而劉先生卻將它擴展到曹雪芹的創作構思，提出「秦學」的學理框架，不僅支持了周汝昌先生「曹賈合一」的體系，而且擴大了它的外延，向廣大聽眾和讀者播講。劉先生說：「在《紅樓夢》第四十回『金鴛鴦三宣牙牌令』中，就驚心動魄地宣示了《紅樓夢》這本書它整個的政治背景是『日月雙懸』，最後鹿死月手還是日手，至少到書中第四十回的時候，還尚未可定。」 「雙懸日月照乾坤」是劉心武先生對周汝昌學術之誤的發展，是他的新發現，很快得到周先生的讚賞，進而從榮國府的對聯又作了引申，補充了劉的假說。劉先生致信周先生：「比如您這回來信中關於『密』『穆』二字協音相通的內容，有的人可能莫名其妙，哪來的『穆』字啊？原來他看的是根據程偉元、高鶚篡改過的本子印行的《紅樓夢》，林黛玉進榮國府，先看到『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寫著斗大的三個字『榮禧堂』，……跟著寫到林黛玉又看見一副比『金』低一級的鏨『銀』對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這對聯是從當時氣焰萬丈、等候接班的皇太子胤礽的名對『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為晚霞』演化來的，真本《紅樓夢》裡曹雪芹明明白白交代下面一行小字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這實際上是點明了太子身份，程、高立刻緊張起來，馬上大筆一揮，改為了『衍聖公』云云。可見不研清史，不研曹家家史，又不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中『穆』『蒔』等字可以喻示的含義，怎麼讀得懂《紅樓夢》呢？」
第二，將周先生探佚之說進行文學化、故事化。
劉心武先生是一位作家，他的紅學探佚具有其他人不可比擬的優勢，就是文學化、故事化。探佚並不是像一般人的理解，只是對《紅樓夢》具體的情節和人物作一些索引和考證，而是有更高的追求。還是讓我們先看一看從事探佚學研究的梁歸智的解說：「因為探佚的具體操作固然是『顯示原著中情節和人物命運的基本輪廓和脈絡』，但這種『顯示』並不是探佚的最終目的，……我的認識是：探佚的精髓和本質正在於『遺形取神』和『得魚忘筌』。
……
紅學界的一個大問題是大多數研究者缺少藝術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因而不能進入《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堂奧，不能與曹雪芹的心靈作深層的對談，也就是不『解其中味』。」39
梁先生所說的「大多數研究者缺少藝術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在劉先生那裡不但不缺少，反而是優長。劉先生自己也認識到這一點：「我有我的優勢，我會寫小說，我把我的研究成果以探佚小說形式發表。」劉心武先生就是根據脂硯齋的殘言斷語的簡單而又模糊的提示或點撥，生發出了「秦可卿故事新編」。這是他比其他搞探佚學的人更能贏得普通讀者或聽眾歡迎的重要原因。
第三，將周先生之說通俗化、普及化。
目前有關紅學的著作沒有比劉心武的解說更通俗的了。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現象。古代通俗小說傳播的一個原因是：話須通俗方傳遠。周汝昌的文章有「掉書袋」之嫌，本來能夠說明白的話，有時還要添上一兩個一般人都不認識的字眼，如強調榮禧堂那副對聯隱語的意義：用一個「隱語」就說能清楚，再重複一個「廋詞」，這個十分生僻的字眼，還是隱語的意思。劉先生十分重視通俗的解說。脂硯齋對寶玉的考語是「情不情」，劉先生作解釋：「第一個『情』是動詞，第二個『情』是名詞，就是賈寶玉他能夠用自己的感情去賦予那些……她說黛玉的考語是『情情』，第一個字是動詞，第二個字是名詞，黛玉是把她的感情只獻給她愛的那個人……」整部書都有這樣通俗的解說，是他贏得了廣大聽眾和讀者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通俗形式中蘊含更多的則是，學術的娛樂性、探秘的慾望化和受眾的平面化。1、所謂「學術娛樂化」，是指「揭秘」並不是真正解讀《紅樓夢》文本，而是在大多數人崇尚《紅樓夢》的心理驅使下，以揭秘而達娛樂。講得挺有趣、挺新鮮。2、所謂「探秘的慾望化」，是指把「秦學」稱為學術研究的同時，又把它下嫁到低俗的層面，言其「揭秘」。有意為之，製造懸念，迎合民眾的獵奇和探秘的心理。特別是「宮闈秘事」更加強化了探秘的慾望。3、所謂「受眾平面化」，是指聽眾的主體，他們大多對《紅樓夢》知之甚少，缺少有關「紅學」方面的基本常識，是一個社會大眾群體。這三點是「劉心武現象」的表徵，內蘊則是探佚與揭秘相交而生成的合力，成為向「平民紅學」趨動的情感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