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紅樓夢》研究
我這次是第八次來新疆，來新疆師範大學也有好幾次了。來到新疆，一切感到非常親切。學校請我給同學們作「我的《紅樓夢》研究」的學術報告，我很高興講講自己這方面的體會。剛好我一項《紅樓夢》研究的工作告一段落，我花了五年的時間寫了一部評批《紅樓夢》的書，叫《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我把《紅樓夢》的每一節、每一回都作了分析評批，每一回後面有回後評，書前有一篇解讀《紅樓夢》的導言。所以，在這裡講一講我對研究《紅樓夢》的體會，我也非常高興和大家交流。在座的很多位老朋友都是研究《紅樓夢》的專家，講的有不合適的地方，還希望他們能及時指正。
我這一次講的內容是：我是怎樣研究《紅樓夢》的。
一
我研究《紅樓夢》主要做了三項工作，第一項工作是有關曹雪芹的研究工作：關於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他本人的研究、他所處的時代的研究等等。我感覺到要想研究《紅樓夢》，不瞭解作者為什麼寫這部書，在什麼環境、什麼條件下寫書的，寫書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這些問題都弄不清楚，那就是瞎子摸象。學術研究應該具有科學性，不是猜謎。所以我第一項工程就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為什麼會促成我做這件事呢？因為我從1975年開始，接受國務院文化組（部）的任命，與朋友們一起重新校訂《紅樓夢》，整整校訂了七年，一直到1982年完成。在完成之前出版社希望我寫一篇前言。前言當然要涉及到《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曹雪芹究竟是什麼人，他的生卒年，他的籍貫，他生活的時代。這方面已經發表的文章很多，我也可以省點力氣，採用大家認可的說法。但是我感覺有點不放心，許多問題究竟是否如此，我沒有看到原始材料，我不能放心。比如曹雪芹的祖籍究竟是哪兒？是豐潤呢，還是別的地方？根據什麼史料說他是豐潤人，我找來找去找不到關於豐潤的直接的記載。他們使用的史料，都不是直接史料，甚至把文句都弄錯了，誤會成豐潤了，我怎麼可以相信呢？這樣引起了我的警惕，我不能人云亦云。所以我就對曹雪芹的家世要作重新調查，別人用過的材料，我都要重新核對原書。我就從《清實錄》看起。那時工作很繁忙，白天不可能到圖書館看書，晚上圖書館又不開門。後來幸虧得到社科院一位朋友的幫忙，他利用在圖書館工作的便利，幫我把整部《清實錄》借回家，於是我每天下班回家就看《清實錄》，沒有竅門，一頁一頁地翻。從烏魯木齊到喀什這麼遠的路，現在有飛機兩個多小時可以到達，我當時到喀什還是坐客運汽車去的，是一站一站過去的。讀書也是這樣，沒有乘飛機的方法，只能一站一站地走，只能一頁一頁地看。我當時是這樣想的：如果看完整部書，即使沒有什麼收穫，也是收穫，因為我瞭解了這部書的內容，也明白了它與曹家沒有什麼關係，就可以放下這部書了，如果有資料發現，那就是更大的收穫。沒想到看到天聰八年，發現了一條重要材料：「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雖然只有幾十個字，但能記載到《清實錄》裡，說明它是很重要的。這條材料給我三方面的認識：第一，曹振彥的頂頭上司是多爾袞，這是一條重要線索；第二，當時曹振彥已經擔任旗鼓牛錄章京，是部隊的首領，帶三百個士兵；第三，又立了功，加半個前程。這是前人從未用過的材料，也是非常可靠的史料記載。從這條材料開始，我就加緊認真地翻閱從清前期到乾隆年間的有關史料。在這個時期我又找到已經「迷失」的《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上面有曹家的世系，有曹家六代人的名字，這給我的家世研究以更大的幫助。找到這部書也經過很大的曲折。據說這部書在文革中已經「迷失」了，後來經過朋友的幫助，先找到了這部書的原始抄本。後來經過北京市文化局的努力，又將「迷失」的那本也找了回來，這些材料都集中在我的手中。因此我根據譜上曹家人物，與《清史稿》對照查閱，查出二十多人，名字及經歷都很一致。這時的喜悅難以形容，我就更相信曹雪芹的家世資料可以繼續尋找。
我的朋友李華同志是研究清代經濟史的專家，他每天都要去圖書館查抄清代的經濟史料，我卻每天都要上班，於是我委託他在翻閱清代史料時，凡遇到有關曹雪芹的資料都告訴我。過了幾天，他來看我，閒聊時他說：「我看到一篇《曹璽傳》，估計這類材料你們早就看過了，所以沒有抄。」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說下次你還是抄一段回來，看看是否看過。他抄回一段《曹璽傳》，我一看，是我從未見過的史料。第二天，我就與他同到科學院圖書館查看原書，翻閱原文，是記載在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寧府志》中的《曹璽傳》。這是曹家最興盛的時期，記載很可靠。後來他在北京圖書館又幫我找到一篇康熙六十年的《曹璽傳》，我又到北圖去查看原書，這兩篇傳記中記載了很多前人從未見過的曹家的資料。這時又發現遼陽有三塊後金時期留下的碑，碑上記有曹雪芹老祖宗的名字，我又連續去遼陽多次。根據這些新發現的資料，我寫了一篇文章《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這篇文章的發表在紅學界引起了轟動。日本松之茂夫和伊籐漱平兩位研究《紅樓夢》的專家，還專門給我寫了一封祝賀信，對我發現了這麼多重要的史料感到高興。從這一點來說，我感覺我們要認真下功夫，不可能所有的學問都被前人做完，也不應該指責前人這麼多資料在以前未被發現。總而言之，這麼多史料的發現，使紅學研究前進了一大步，對研究曹雪芹家世有很重要的作用。
後來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公佈了大量曹家的史料，許多當年曹寅寫給康熙皇帝的奏折原文都發表了，還有大連圖書館發現的有關曹家奏折，這許多史料綜合起來，使我們對曹雪芹的家世，他本人的情況，有了更多可靠的資料。特別是弄清了曹雪芹的祖籍不是河北豐潤，而是遼寧的遼陽，因為曹振彥自己寫得清清楚楚「奉天遼陽人」。就像現在幹部有履歷表，上面的祖籍是由自己填寫的，不可能有假，曹振彥的履歷也一樣，不可能造假。而且他歷任地方官，每一處地方志都記載他是遼陽人。我所發現的兩篇《曹璽傳》，其中一篇明確寫著「著籍襄平」，襄平就是現在的遼陽，所以在紅學史上澄清了曹雪芹祖籍這樣一件事實。而且包括曹顒、曹頫\的字也是在這兩篇傳記中得到認識的。
總而言之，我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但是現在回顧，我們當時的認識也有片面性，我當時的認識還是沿襲歷來《紅樓夢》研究者的共識，認為《紅樓夢》所描寫的是曹雪芹家庭的經歷和不幸遭遇，所以特別重視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現在經過了三十年之後，特別是我評點了《紅樓夢》以後，我的認識有所改變，但不是根本改變，而是覺得《紅樓夢》並不完全是曹雪芹一家人的事，不是單一的曹雪芹家庭不幸遭遇的藝術化，也不是曹雪芹的自傳，這些都只是《紅樓夢》的重要部分，《紅樓夢》的內容要遠比這個主題深廣得多。我經過了三十年的歷程，才有了這個認識。現在紅學界還有很多人認為《紅樓夢》主要是曹雪芹家庭的藝術化再現，我覺得這個認識只是認識了《紅樓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紅樓夢》的全部。這是我研究《紅樓夢》的第一步工作，這個工作完成後我寫了一部《曹雪芹家世新考》，20世紀8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又增補了一倍的資料，由30萬字增補到60萬字，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二
在《紅樓夢》研究中我做的第二件工作，就是對乾隆時期《紅樓夢》抄本的研究。我們以前讀到的經過程偉元和高鶚整理過的《紅樓夢》，有很多地方被修改了，不完全符合曹雪芹的原意。要研究曹雪芹的《紅樓夢》，應該看接近曹雪芹原本的本子。現在有乾隆年間流傳下來的幾個本子，乾隆十九年的甲戌本，乾隆二十四年的己卯本，乾隆二十五年的庚辰本，這都是曹雪芹去世以前的本子，雖然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抄本，但卻都是接近原本面貌的早期過錄本。其中現存甲戌本的底本是甲戌年的本子，但過錄的年代可能在乾隆後期，比己卯、庚辰過錄的時間可能要晚。最近北京圖書館重新影印被胡適帶到美國去的甲戌本，請我寫一篇序言，我把長期以來對甲戌本存在的疑問和所做的探索都寫入了序言。我認為現存甲戌本用的是乾隆十九年的底本，但整理成現在的甲戌本已經到了乾隆末年。要認識曹雪芹的思想，必須看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早期抄本。1975年，國務院文化組組織人力，要我們整理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稿的《紅樓夢》。當時我主持這項任務。對於究竟以什麼本子作為底本，大家爭論得很厲害，我主張用庚辰本，有人主張用戚蓼生本，當年俞平伯先生用的就是戚蓼生本。我認為這個本子是經後人篡改過的，不能作為底本。反對我的人就說：「你拿出文章來！」於是我抓緊時間寫出了《論庚辰本》一書，用將近十萬字論證了自己的觀點，連續刊載在香港的《大公報》上，引起了很大轟動，後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庚辰本中有很多沒有弄明白的問題，譬如它跟己卯本的密切關係。按我的說法它是根據己卯本抄寫的，但這個結論也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未能徹底解決。再如這個本子當中有曹雪芹未完成的許多痕跡，如「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歎歎」，這一類的批語不少。庚辰本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己卯本抄錯之處，它也錯得一模一樣。這些在我的書中都有揭示，從而證明了庚辰本非常重要，確是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本子。更意外的是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庫房中發現了三回又兩個半回的《紅樓夢》抄本。當時我和吳恩裕先生正在研究《紅樓夢》抄本，吳先生認為這個本子可能是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本散失的部分。通過我和吳先生到北京圖書館的核對，發現保存在北京圖書館的己卯本正缺這幾回，這是證據之一；其次北圖己卯本抄書人的筆跡與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殘本的筆跡也完全一樣；我們還發現這兩個本子上都有兩個相同的避諱字「曉」和「祥」，分別寫做「」和「」。開始我們以為「曉」字是避紀曉嵐的諱，但無法解釋「祥」字是避誰的諱。後來恍然大悟，這是避怡親王允祥和弘曉的諱，我們認為這己卯本可能是出自怡親王府的抄本。因為怡親王府和曹家的關係非常好，曹家敗落前後都是怡親王允祥在照顧。如果這個本子果真出自怡親王府，它的底本極有可能是從曹雪芹手中得到的。為了證明這個本子究竟是否出自怡親王府，我們又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怡親王府的藏書書目。我們發現書目中關於「曉」和「祥」的避諱和己卯本中避諱的寫法完全一樣，而且怡親王府藏書書目上蓋有怡親王的很多圖章，確是怡親王府當年的原物。那末它證明《紅樓夢》己卯本確是怡親王府的抄本。當我們得到了確切無疑的證據以後，我們的興奮是難以形容的，我們立刻寫了一篇文章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當時造成了熱烈的反響。
在論證了己卯本是怡親王府的抄本之後，我又發現庚辰本是按照己卯本抄寫的。己卯本現在只存有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庚辰本有七十八回，既然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其行款等也完全相同，那麼己卯本已經丟失的部分就可以根據庚辰本得到認識。這樣，庚辰本就具有了雙重的價值，於是我才寫出了上面提到的《論庚辰本》一書，這樣大家才認同己卯本、庚辰本的底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具有重要價值，也就決定用庚辰本作為底本。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就是當年我們爭論的結果，所以學術不能沒有爭論。
我1980年到美國開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特別提出要看甲戌本，把藏在康乃爾大學的這個珍貴本子拿到住處反覆閱讀。凡是《紅樓夢》重要的抄本我大都看過原抄本、下功夫進行研究過，特別是流傳到俄國的抄本，1984年冬天我奉國務院、外交部、文化部之命，與李侃、周汝昌同志一起到蘇聯考察，在雙方代表的座談會上，我代表中方作了學術發言，並說明了這個抄本值得兩國合作出版。後來經過兩國協議，同意由我們拿回來由兩國聯合出書的名義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因為我對《紅樓夢》的早期抄本大都做了認真的研究，所以才明白早期抄本和程偉元、高鶚的本子有多大的差異，以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我先後寫了一系列論證這些《紅樓夢》早期抄本的文章，後來人民文學出版社把我這些關於《紅樓夢》早期抄本的論文搜集在一起，出了一本書《石頭記脂本研究》。我的第二個工作就是把《紅樓夢》早期抄本作了一次總的研究。
跟這個命題相關的，我要瞭解清代人是怎樣評價《紅樓夢》這部書的，他們有什麼見解，所以我又著手把清代許多重要的評點本綜合在一起，編成一部《八家評批紅樓夢》，我也借此瞭解了清代人是怎樣理解《紅樓夢》的，這本書對於瞭解清代紅學研究成果有一定用處。我自己感覺許多清代研究《紅樓夢》的學者還是有眼光的，也有相當好的鑒別能力，但是由於時代的限制，瞎猜的成分也很多，我們應當剔除瞎猜的部分，借鑒可用的部分。
我正在做上述兩方面的工作的時候，紅學界有一種看法，認為有一些人只搞《紅樓夢》的考證工作，而不研究《紅樓夢》本身，《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只進行考證能有什麼用？責備地很尖銳。我當時一再講，無論是曹雪芹家世研究也好，無論是抄本研究也好，都是為《紅樓夢》文本的研究做好必要的準備工作，並不是只做考證，而不做《紅樓夢》文本的工作。要求每一位紅學家把這三方面的工作都做到家太不容易了，所以有的專家願意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應該有他的自由；如果有的專家專門研究抄本，從抄本上做出貢獻，對《紅樓夢》文本的研究也有用處，我們也應該肯定他，感謝他，不應該求全責備。現在有人不斷寫文章指責紅學界風氣不正，只搞考證，其實並不是如此。但我看有些人研究《紅樓夢》文本也沒有說到底，沒有說到家，這正是由於前面兩方面工作做的不夠的緣故。
在重新校訂《紅樓夢》的過程中，有時我的個人見解不能被大家接受。我舉個例子，《紅樓夢》中有林黛玉和史湘雲聯詩，有一句「冷月葬詩魂」，戚蓼生本上是「冷月葬花魂」。很多人主張「冷月葬花魂」，因為林黛玉很漂亮，如花似玉，所以是「冷月葬花魂」。但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曹雪芹並不是要寫一個美女，曹雪芹是要寫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美女，所以應該是「冷月葬詩魂」。從版本上看，當時庚辰本是改動過的，庚辰本上是「冷月葬死魂」，「死」字原筆旁改為「詩」。有人認為「死」是由於「花」字的形近而誤，有人認為「死」和「詩」聲音接近，是由於聽錯才寫成「死魂」。兩種觀點都有道理，我認為是音近而誤。當時這樣的爭論很多，我們第一版《紅樓夢》的校訂本就是用「冷月葬花魂」。所以我請好朋友刻了一方圖章「冷月葬詩魂」，旁邊我寫了一篇跋，大意說《紅樓夢》原本是「冷月葬詩魂」，我認為林黛玉是一個詩人氣質的形象，很美但更富有詩意，因此應該是「冷月葬詩魂」，現在很多人不能理解這一點，我只好刻一方圖章，自己留做紀念。1984年我到蘇聯去看列寧格勒藏本，首先查閱這一點，蘇聯本子是「冷月葬詩魂」，找到了抄本的根據。後來又找到幾個本子都是「冷月葬詩魂」。所以當我重校《紅樓夢》時，就按照我的理解，也根據我找到的版本證據，重新把它恢復成「冷月葬詩魂」。
三
當家世、版本兩件工作完成，《八家評批紅樓夢》也完成後，我就開始著手研究《紅樓夢》的文本。我研究《紅樓夢》的文本不是寫一篇一篇的論文，我覺得《紅樓夢》固然可以寫長篇論文來解析內涵，但《紅樓夢》細枝末節的地方都有文章可作，我還是覺得清代學者評點的辦法更細緻，在句子下面評或者在眉批上評，譬如晴雯說襲人是「西洋花點子哈巴狗」，這句話是半開玩笑半當真，這句話妙在「花點子」，一個「花」字就點到了襲人身上。這些細微末節的地方稍微提醒一下，讀者們就理解了。諸如此類的文字在《紅樓夢》中並不少，所以我採取評點的辦法，有一部分是眉評，有一部分是句子下的雙行小字評，每一回後有總評。這樣一百二十回評下來，又進行反覆的修改，這就讓我對《紅樓夢》文本的研究、欣賞有一些新的體會。
我自己整理完這部書後最大的收穫是更深入確切地認識了《紅樓夢》確實是一部非常深奧、內涵非常豐富的書，所以我就寫了一篇論文《解讀紅樓夢》，發表在今年第二輯《紅樓夢學刊》。我感到以前許多學者認認真真做的工作有很多益處，但也有一些學者信口開河，隨意想像，我們不能輕信，更不能人云亦云。我現在感覺《紅樓夢》這部書在政治方面涉及到很多尖銳的問題，「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兩人喝酒聊天，說到「成則王侯敗則賊」，賈雨村說：「正是這意。」我就想查查這句話的歷史背景，我發現明末清初直到乾隆年間許多進步的思想家反皇權的言論特別多，顧炎武、黃宗羲都有這方面的言論，特別是唐甄，他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清代前期反皇權激烈到這種程度。跟曹雪芹同時代的袁枚說：「夫所謂正統者，不過曰有天下雲耳。其有天下者，『天』與之，其正與否則人加之也。」曹雪芹寫《紅樓夢》這部書的時候開始在乾隆九年前後，離雍正奪位還只有二十來年，他的家庭是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敗落的，他當時寫出這句話來有多大的份量！乾隆時代的文字獄比康熙、雍正時都要多，曹雪芹居然把這樣的話也寫進去了。乾隆抄本庚辰本以後的本子，就把這句話改成了「成則公侯敗則賊」，這樣就避開了尖銳的問題。特別是己卯本，也改成「公侯」了，因為己卯本是怡親王府的抄本，所以首先把「王侯」兩字改為「公侯」了，這說明這句話確是有妨礙的，但曹雪芹還是不顧一切地寫進書中去了，所以曹雪芹的朋友稱讚他「知君詩膽昔如鐵」。還有《紅樓夢》中有些話很難懂，如賈雨村說天地正氣和邪氣搏鬥，正氣把邪氣壓到深谷當中，正氣和邪氣相互滲透融合會產生一些奇人異士，譬如唐明皇、宋徽宗、顧愷之等等。當時我並不明白這段話的含義，後來我恍然大悟，這也是話裡有話。前面我講到反皇權的思想家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唐甄、戴震等等都曾住在深山裡，所以我感覺這句話實際上是指當時正統思想與反正統思想的鬥爭，正統思想當然是康熙提倡的程朱理學，而當時反程朱理學的一些思想家都被迫逃避到深山裡，我認為這段話實際是指這一段歷史背景。當然這只是我的一種理解，是否正確還可探討。
《紅樓夢》中涉及的政治問題太多了，除了「成則王侯敗則賊」，還有封建官僚腐敗的問題，賈雨村「葫蘆僧亂判葫蘆案」說明清代吏治的腐敗；王熙鳳為了整治尤二姐，勾通官府，她讓官府怎樣判官府就怎樣判，封建司法完全掌握在大官僚家庭手中。當時青年人的出路只有讀書，參加科舉，然後做官，賈寶玉偏偏不願讀書，跟當時官方規定的年輕人的道路完全相反，這也是一個非常尖銳的政治問題。反八股文，反科舉考試，是顧炎武等許多人的共同看法，特別是《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那一段，把八股文的誤人害人寫得多深刻，這是一個時代的共同問題。還有就是婦女問題。當時提倡程朱理學，許多婦女丈夫死了，要麼是殉節，要麼從此以後守寡；還有剛剛訂婚還沒有結婚男方死了，未婚的女子也要殉節；或者是守寡；也有公婆勸媳婦殉節的，也有父母勸女兒殉節的，如果不殉節，就有輿論的壓力，叫人無法生存。所以婦女的命運很可悲。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寫了十二金釵，沒有一個好的命運，李紈丈夫死後「心如槁木死灰」，這一句話寫的多麼有份量！就是說人沒有死，心已經死了。
當時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社會的虛假現象。賈政是一個正面人物，「賈政」這個名字讀起來與「假真」一樣的聲音，這個人物，假就是他的真，真就是他的假，也就是只有假沒有真。開始寫他自幼喜歡讀書，但周圍圍繞著的那些人卻是詹光（沾光）、單聘人（善騙人）、程日興（趁人興）這一類的人物，卻沒有一個真正的讀書人。特別是「大觀園試才題對額」一回中，賈寶玉出口成章，而賈政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支支吾吾，哼哼哈哈，一付尷尬的樣子，卻又道貌岸然，像煞是個讀書人，實際上完全是虛假現象。但朝廷卻讓這樣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做督學，可見當時的學校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所以《紅樓夢》中充滿著尖銳的政治性的問題，因此說它是一部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的書，一點也不過分。
但如果只從這個角度去看《紅樓夢》又具有片面性，《紅樓夢》更重要的是一部文學作品，創造了許多藝術形象，許多深奧的思想是藏在這些藝術形象的行動語言裡面的，並不是像政治書那樣明明白白寫出來的。所以曹雪芹自己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可見曹雪芹當年寫這部書是用盡了心思的，既要避開文字獄，又要把心中話吐露出來。曹雪芹給自己起了一個號為「夢阮」，阮即阮籍，「竹林七賢」之一，阮籍是嵇康的好朋友。山濤推薦嵇康出來做官，嵇康就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列舉了自己不能做官的種種原因，後來嵇康終於被殺。阮籍與嵇康性格正好相反，懂得處世的道理，為了拒絕司馬昭與他結為兒女親家的婚事，通過醉酒不省人事來躲避。阮籍寫了八十二首《詠懷詩》，歷來認為很難解，「百代以下難以情測」，有人說阮籍身處亂朝門不臧否人物。八十二首《詠懷詩》歷來研究的人很多，但是完全能解讀它的意思的研究者很少。曹雪芹為什麼要起夢阮這個號？這就給我們一個啟示，曹雪芹的處境和阮籍一樣，所寫的東西不能讓讀者一眼看穿，而要認真去思考，去體味。
《紅樓夢》中還有一個尖銳的問題，就是男女婚姻問題，他主張男女婚姻自主，但那個時代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賈寶玉和林黛玉最後是一個悲劇，但又不是簡單的悲劇。古今小說很少寫人物內心活動，《紅樓夢》中卻有大段的內心思想活動的獨白，這是《紅樓夢》一個很了不起的地方。《紅樓夢》講到當時的政治問題，當時的皇權問題，當時社會法制問題，貪官問題，婦女殉節問題，青年男子的出路問題，更動人心魄的是青年男女戀愛問題，他的主張既不是《牡丹亭》，也不是《西廂記》，男女雙方不是一見傾心，而是長期在一起互相瞭解，這在中國戀愛史上是全新的，是從未有過的，這已經接近我們近現代人的意識了。《紅樓夢》在那個時代有這樣先進的思想，塑造了這麼多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這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單純講《紅樓夢》的政治問題只是講了它的一部分，真正的《紅樓夢》是充滿了藝術，充滿了動人心魄的思想感情，充滿了一系列活躍的典型形象的非常了不起的長篇小說。《紅樓夢》的時代比馬克思、恩格斯早出了一個世紀。20世紀50年代有一位研究《紅樓夢》很有成就的朋友對我說：可惜曹雪芹沒有遇到先進的思想。我開玩笑地對他說：可惜你沒有明白曹雪芹就是當時最先進的思想，馬克思還比他晚一百年，他是馬克思的老前輩的老前輩。真正站在當時思想前沿的是那時的一批思想界的精英，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唐甄、顏元、戴震等人。曹雪芹是與他們一起站在當時思想前沿的人物。那麼他的思想究竟代表了一種什麼樣的性質呢？我認為已經不是封建時代的民主思想了。社科院的老前輩何其芳同志主張《紅樓夢》反映出來作者的思想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叛逆者的思想」，是封建時代的民主思想。我一直不贊成這種看法，我主張這是帶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民主思想。所以我覺得《紅樓夢》是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社會的各方面的矛盾的集中的藝術體現，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社會風俗的矛盾發展到了尖端時期了，曹雪芹這樣一位大才，用他的藝術才華，用他的獨有的超前的先進的思想，融化成為這些典型形象，這些典型都有豐富的社會內涵、思想內涵，而又寫得那麼隱秘，使人難以一下就看透。比如曹家敗落明明是因為康熙南巡用虧了許多錢，曹寅無法彌補，導致最終抄家。曹雪芹寫到十七、十八回元妃省親時，鳳姐說：「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嬤嬤說：「也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烏進孝進租，賈珍說：「再兩年再一回省親，只怕就精窮了。」明說元妃省親，實際就是說康熙南巡。六次南巡，曹寅四次接駕，落下巨大虧空。這一點康熙是清楚的，他曾說：「曹寅、李煦用銀之處甚多，朕知其中情由」，一再提醒曹家彌補虧空。曹寅並不是貪官污吏，也不是花花公子，他的花銷主要在康熙一家，曹寅自己也說「樹倒猢猻散」。果然康熙去世後第一年也就是雍正元年，李煦就被抄家，雍正五年底曹家就被清查，雍正六年初被抄家，曹家百年世家徹底敗落，只剩曹寅的寡妻和童年的雪芹（虛歲14歲），家僕數人遷回北京，住崇文門外蒜市口。所以《紅樓夢》中確實隱藏有曹家辛酸的歷史，但這只是《紅樓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曹雪芹由於自己家庭的悲慘遭遇，由於看到這個時代的許多矛盾，由於他自己站在思想前沿，他用自己特殊的天才創造了這麼多藝術典型，在這許多藝術典型中蘊藏著先進思想。他唯恐人們意識不到他的思想，給自己取號為夢阮，自己也說明是「假語村言」，又說自己「親見親聞」，都是為了提醒世人思考《紅樓夢》。
曹雪芹在《紅樓夢》裡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婚姻悲劇，也通過書中各類人物不同的命運，尤其是賈母、劉姥姥、王夫人、王熙鳳、李紈、薛寶釵、甄英蓮（香菱）、賈政、元春、探春、迎春、惜春、秦可卿、妙玉等人，表明了他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也抒發了他對人生的感歎和對人生的希望和理想、對婚姻的希望和理想。曹雪芹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和對人生的感歎以及對理想人生的憧憬，是《紅樓夢》一書最具深遠歷史意義的內涵，是讀者可以反覆沉吟深思和含詠無盡的永恆主題。也可以說《紅樓夢》是曹雪芹對人生的感悟、歎息和嚮往與憧憬！
從1975年開始到現在2004年，我認真研究《紅樓夢》剛好三十年。我所做的三件事，一是曹雪芹家世考證，一是版本研究，一是《紅樓夢》思想內容藝術方面的體會。這些都寫在我的《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這部書中，包括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有哪些地方有矛盾，哪些地方接不上，哪些地方比較好，都有所評說。這些不過是我個人的體會，這種體會準確與否，有待社會來鑒定，要由歷史最後來判斷，我不過是給大家研究《紅樓夢》做一個參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