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讀後感
小引
2002年5月，筆者造訪馮其庸先生京東且住草堂，得知馮先生正傾力於《紅樓夢》的重校與評批。在先生書房裡，一張約四米長、兩米寬的書案上，擺放著庚辰、己卯、甲戌、戚序、俄藏、王府、鄭藏、甲辰、己酉、夢稿、程甲、程乙的影印本，以及雙清仙館評本、妙復軒評本、金玉緣本，等等；多數書本都是攤開放著。馮先生伏案批校時，抬頭即可看見各種本子上的文字。如果起身，又可查閱周邊書櫥裡琳琅滿目的有關《紅樓夢》的論著和資料。這間書房的隔壁、對面、斜對面也都是書屋，擺滿了經史子集、詞曲小說、書畫碑刻文獻、甲骨文文獻、佛學文獻、敦煌文獻……，應有盡有。馮先生校批《紅樓夢》的工作，就是在這樣浩瀚書海裡進行。當時，筆者看到他已校批到六十多回，工作本上朱紅的蠅頭小楷，密密麻麻。
此後一、二年，常聽說馮先生有疾病纏身，同時也聽說先生只要身體稍能支持便又坐到書案旁進行校批工作。馮先生年逾八旬，可以想見，他為校批《紅樓夢》付出了多少心血，又需要多麼大的毅力！馮先生常說，他對《紅樓夢》的千研百考，猶如他八次考察新疆絲綢之路和玄奘取經之路所走的艱難長途。無論是在西行考察途中遇到險阻，還是在「研紅」「考紅」時遇到疑義奧區或疾病糾纏，他都以玄奘追求真經的意志和毅力策勵自己。
2004年5月，馮先生重校評批的工作大功告成。他親自作了版式設計，題寫了書名，然後，將他在帕米爾高原海拔4700米的明鐵蓋達阪山口的一張彩照置於書的首頁。這是他七十六歲攀上喀拉崑崙山發現玄奘取經歸國入境之古道時的留影。
因為重校評批《紅樓夢》的工作告竣，馮先生寫了兩首絕句：
老去批紅只是癡。芹溪心事幾人知？
惟將一把傷心淚，灑向蒼蒼問硯脂。
一夢紅樓五十年。相看白髮已盈顛。
夢中多少憂生意，老去方知夢阮癲。
像曹雪芹癡情於「紅樓」之「夢」一樣，馮先生校批《紅樓夢》也到了入迷和癡情的地步，也同樣有傷心淚。脂批云：「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馮先生正是解味者，他與雪芹（夢阮）之心意相通。
令人欣喜的是，2004年底和2005年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遼寧人民出版社分別印行的精裝本《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和浙江華寶齋書社印行的線裝本《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相繼面世。「瓜飯樓」是馮其庸先生的書齋名。這部「重校評批」本，對《紅樓夢》本文進行了精審的校訂，逐回作了眉批、回末總批和雙行小字批，並有長文《解讀〈紅樓夢〉》作為導讀。全書裝幀精美，紙質優良，版式考究。文字採用繁體豎排，朱墨兩色套印：本文用墨色，眉批、夾於正文中的雙行小字批、回末總批皆用朱紅色。尤其是浙江華寶齋書社以高檔宣紙印行的線裝本，瑩潔香潤，朱、墨粲然，彌足珍貴。浙江本是我國古代雕版印書的發祥地之一，華寶齋富翰文化有限公司將歷史傳統與現代科技巧妙結合而形成的造紙技術、製版工藝和石印方法，堪稱現代出版印刷的奇葩。
筆者有幸得到香港、遼寧和浙江三家出版機構的《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一月來，時時展玩，細讀細賞，愛不能釋手。《紅樓夢》問世已經有兩百五十年，今天終於有了同它的文化地位相稱的精美善本。
馮先生出身貧寒的農家。他每當回憶起幼年瓜菜為食的日子，便淒然動容。他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為「瓜飯樓」，就是因為不能忘記那苦難的經歷和當年患難相依的親人。幼年時代的馮先生，做過各種農活，又雪窗螢火，勤苦讀書、寫字、畫畫。江南的山水和學術文化氛圍啟迪了他的靈性，十多歲便在詩詞和書畫方面表現出了穎異的天分。1943年他上無錫工專高中一年級時，有位老師建議他從《紅樓夢》裡學習作詩，引導他步入了《紅樓夢》的藝術世界。1946年馮先生考進無錫國專（無錫國學專修學校）。這是一所「以整理固有學術、發揚民族文化為宗旨」的帶有書院色彩的大學。馮先生在這裡打下了國學和詩詞書畫方面的深厚基礎，而且聽了劉詩蓀先生開的《紅樓夢》課。一所專門講授「國學」的學校，開有《紅樓夢》的課，這使年青的學子們確立了這樣的觀念：「研究《紅樓夢》是一門學問」。1954年馮先生從江南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任教，適逢全國開展批判「新紅學」的運動。馮先生沒有撰寫文章，但密切關注運動的發展，並反覆研讀《紅樓夢》。馮先生後來說：「這是我認真讀《紅樓夢》的開始」。「文革」初期，馮先生讀的《紅樓夢》被抄家的人抄走，他便在每天深夜用毛筆抄寫影印的庚辰本《石頭記》，依原著行款朱墨兩色抄寫，整整抄了一年。馮先生一字一句抄寫時，也是「真正深入《紅樓夢》的過程」，動情之處他往往掩卷痛哭。先生日後對《紅樓夢》諸方面的深入研究，實有藉於此抄書也。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馮先生主持《紅樓夢》校注工作。經過七年努力，於198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這個校注本。在此期間和以後，馮先生深入系統地研究了曹雪芹的家世和《紅樓夢》版本，有不少重大發現，為海內外學人所矚目。代表性著作有《曹雪芹家世新考》（初版本和增訂本）、《夢邊集》、《論庚辰本》、《漱石集》、《石頭記脂本研究》、《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等。與此相聯繫，馮先生還主編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用新創的排列校勘法，彙集現存所有脂本的異同，對《紅樓夢》早期抄本作了一次總清理。同時，馮先生以十多年時間研究清代評點派紅學，撰寫了《重議評點派》一文，完成《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一書。他不僅將清代主要紅學家的評批文字彙集於一爐，而且對程甲本作了一次認真的校訂；並對「新紅學」產生以來被忽略、被貶低的「評點派」，作了全面、如實的評述。
馮先生紅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作品的思想內容。二十多年間他一直在潛心研究《紅樓夢》的思想意蘊和歷史價值。1983年他寫了《千古文章未盡才》一篇長文，後來多次予以增補。從1999年起，他集中精力和時間，將多年有關《紅樓夢》思想的研究總括起來，著成《論紅樓夢思想》（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書。這部書把《紅樓夢》放在明朝後期到清代前期這個大的歷史環境中來考查，又聯繫世界範圍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來思考，引用文獻近百種。在分析《紅樓夢》作品時，馮先生堅持從文本的實際出發，尋繹其藝術形象所蘊含的深遠意義。得出的結論是：《紅樓夢》不僅是對二千年來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會的一個總批判，而且表達了對自由、平等、幸福和個性完美的追求，它閃耀著新時代的一線曙光，也是一首迎接必將到來的新時代的晨曲。從紅學發展的歷史看，這是第一部系統論述《紅樓夢》思想的著作。
馮先生是紅學家，是古典文學和古代文化藝術專家，又是詩人、書法家、畫家和攝影藝術家。他在各個領域，都有精深的造詣，是當代學界大師級人物。他書寫的行草，瀟灑縱逸，得二王之神韻；繪畫由花卉拓展到山水，天然清奇中詩味盎然。目前，他的書畫為國內外人士所看重。他歷經五年完成的《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凝聚了他數十年來研究《紅樓夢》之所得，也是他的國學素養和文化藝術修養所結的碩果。
詳審精校之善本
各種古籍都是經歷了很長的歲月傳下來的，在傳抄和輾轉傳刻的過程中，無意的差錯，或有意的改竄，都會給古籍造成這樣那樣的錯誤，如訛文、脫漏、衍文、倒文、錯簡，缺頁空行，卷目散亂，甚至面目已非。因此，對於流傳的古籍進行校勘，以求得古書的真實面貌，便是研讀古典作品的基礎工作。我國歷代學者都重視校勘，如漢代的劉向，唐代的陸德明，宋代的鄭樵、朱熹，清代的戴震、錢大昕、王念孫、阮元等等，都是校勘名家。尤其是在清代，校勘方法細密，成績卓著，「校勘遂成一專門學」。（註：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43頁，（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出版。）近百年來，我國學術文化界在社會大變動中仍然持續重視古籍校勘工作，成績亦頗為可觀。
現今我國文學界正在興起專注於文本「內在關係和結構」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批評方法。這種新方法的特點是：「放棄以外部淵源為基礎解釋作品，不管該外部淵源是表述者本身或是他的物質和精神背景。任何歷史性視角被驅逐之後，文本被視做封閉的世界，僅以自身為參照，猶如一台言語機器，批評家分析其內在關係和結構，而不再考慮原因和起源」（註：讓·貝西埃、讓·韋斯格爾伯等主編《詩學史》下冊第720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漢譯本。）。不知道提倡新方法的學者意識到了沒有，他們「回歸文本」、「分析文本」，也必須要有可信的版本。而要有可信的版本，就需要「校勘」。法國學者羅傑·法約爾說：
在研究一種文本之前，應該對所談論的文本信而不疑。這顯然是真理，這是技術上的先決條件，對於這一點，不存在分歧。……我們會讀到什麼樣的具體文本呢？這是首先要提出的問題，須知，有很好的文本版本，也有極壞的文本版本。……如果文本自身是值得懷疑的，那關於文本的評述又有什麼價值呢？
何謂確定一種文本呢？在細緻地比較現有不同版本和證實選擇無誤之後，便可獲得文本的最佳版本。……一種校勘本很少不同時是一種知識豐富的出版物。因為，校勘本不限於指出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和讓人瞭解這一文本的各種情況，它還為文本配上大量的有關內容和資料，對它們的利用大有文章可做。（註：[法]羅傑·法約爾：《批評：方法與歷史》第320—322頁、第323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漢譯本。）
無論用什麼方法研讀和評論古典作品，都要講究版本與校勘的問題。校勘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過，我國歷史上的校勘家所校的書籍，基本上是經史和先秦諸子的書；社會上「人人樂得而觀之」的小說是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的。小說在傳抄和輾轉印刷的過程中，往往有人隨意增刪、改寫，以至造成極為複雜的版本狀況，歷史上卻沒有哪位校勘家用傳統的校勘方法去認真地進行校訂。程偉元、高鶚輯補《紅樓夢》，曾「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用木活字排印發行（程甲本）。又「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廣集核勘，准情酌理，補遺訂訛」，於乾隆五十七年再用木活字排印發行（程乙本）。程偉元、高鶚「詳加校閱」、「廣集核勘」，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校勘」。他們手頭有多種前八十回抄本，有一種後四十回抄本，但他們不明白《紅樓夢》抄本的源流，也沒有研究過《紅樓夢》抄本的源流。他們只是將一種感覺比較完整的八十回抄本（實為比較晚近的甲辰本之類）與後四十回抄本「合成完璧」，再從「便於披閱」和有利於流傳的目的出發，作文字上的增刪及加工潤色。結果，他們的排印本距離曹雪芹原著的風貌更遠了。曹雪芹作品的思想蘊含、詩情畫意和酣暢醇美的文筆受到了很大的損傷。在程、高以後，源出於程甲本的許許多多翻刻本，又不斷隨意作些改動，距離曹雪芹原著的風貌，則愈行愈遠。
「五四」以後，胡適提倡「整理國故」。在古典白話小說方面，胡適主張出版「整理過的本子」——本文用標點符號，分節分段，前面有一篇對該書歷史的導言；同時，還要對這些小說「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胡適曾說：
我們要對這些名著作嚴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歷史探討——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的版本，以便於校訂出最好的本子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更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歷史背景和傳記資料來。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學術榮譽的方式；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註：《胡適口述自傳》第265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在中國學術史上，把白話小說當作「學術研究的主題」，提倡用「傳統的經學、史學」的考證、校勘等方法來研究小說的，應該是始於胡適。但是，胡適的研究主要是小說作者的歷史背景和傳記資料以及版本的源流；他並沒有對《紅樓夢》及其它古典白話小說作過真正意義的「校勘」。在胡適的策劃與幫助下，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出版《紅樓夢》標點本（汪原放點校），底本用的是源出於程甲本的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的雙清仙館刻本。1927年，汪原放用胡適所藏的程乙本作為底本重新標點排印《紅樓夢》，操作方法不是直接用程乙本排印，而是將程乙本的不同之處在亞東初排本上加以校改，同時也用過別的本子參照校改。因此，亞東初排本和重排本，既與曹雪芹原著的風貌相去甚遠，亦失程甲本、程乙本之真。
校勘工作的目的在於求得古書的真實面貌。從事校勘工作，必須明瞭所校書籍版本的淵源流別，並盡量搜集現存版本及有關文獻，採用科學的校勘方法，才能取得成績。校勘是研究、考證工作，需要專業知識，需要歷史知識和語言文字方面的知識，需要文學藝術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廣博的知識，需要文獻學（目錄、版本、校勘等）方面的知識，同時，還需要經驗和識力。校勘豈易哉！
第一次從恢復《紅樓夢》本來面貌的目的出發而作出的校訂，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俞平伯校訂、王惜時（王佩璋）參校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由於選擇底本不當，加上當時掌握的版本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以及其它原因，俞校本的成績不怎麼理想。
1974年，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袁水拍就文化事業和古籍整理問題徵詢馮其庸先生的意見，馮先生建議校訂《紅樓夢》。從此，馮先生便與校訂《紅樓夢》結下了不解之緣，一直從事了幾十年的「校紅」工作。為了「校紅」，他系統研究了《紅樓夢》的早期抄本和早期印本，弄清楚了《紅樓夢》版本的淵源流別。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主持的《紅樓夢》校注工作和這次的「重校評批」，他都是以庚辰本作為校訂前八十回的底本。就目前我們所知的情況，「庚辰秋月定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後一個改定本。曹雪芹寫的《紅樓夢》只有前面八十回流傳下來。現存庚辰本抄本存七十八回（八十回缺第六十四回、六十七回），以它為底本無疑是正確的選擇。由於選擇底本恰當，便為整個校訂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馮先生的「重校評批」《紅樓夢》的工作，集中現存所有的早期抄本（脂本）和程甲本、程乙本，運用考證和邏輯推理，勘同異，定是非，改誤、補闕、刪衍，校出了接近於曹雪芹原著風貌的前八十回。凡重要異文和重要訂補均寫出校記，供讀者深入研討。對於後四十回，則以程甲本為底本，參以程乙本，也作出了認真的校訂。這裡舉出經過審慎推求而作出抉擇的例子，以見馮先生「重校」本之一斑：（一）考甲戌本「凡例」末「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一詩，在脂評本中當在第一回回前評之末，「重校」本在「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之後，系以此詩。（二）甲戌本第一回自「說說笑笑來至峰下」至「將一塊大石登時變成」共四百二十九字，即敘述一僧一道同石頭的對話及施展幻術將石頭變成美玉的一段文字，為甲戌本所獨有。從情節的邏輯上講，這一段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紅樓夢》構思的起點是把全書設計為這塊石頭「幻形入世」「親自經歷的一段故事」。所謂「幻形入世」就是一僧一道將石頭變成美玉，「夾帶」在賈寶玉落草時的口中，以後掛在賈寶玉脖子上，作為觀察者（或稱「視點」），整個《紅樓夢》即是它記錄的親睹親聞。後面第四回、第八回、第十七十八回（己卯、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未分回），石頭還多次作為觀察者和敘述者直接露面。如果沒有一僧一道同石頭的對話及施展幻術將石頭變成美玉那一段文字，前後便不能貫通。甲戌本之外的其它抄本缺這四百二十九字，當是在傳抄中失落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的《紅樓夢》校注本和此次「重校」本補進了這一段必不可少的文字。（三）第三回從賈寶玉眼裡看黛玉眼眉的兩句描寫，在早期抄本中各不相同，「重校」本採用「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應該是最佳選擇。（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的《紅樓夢》校注本第四回有這樣幾句：「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五歲上就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這是據庚辰本和其它脂本確定的。「重校」本據甲戌本改訂為：「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龍，今年方十有五歲，性情奢侈，言語傲慢」。表字「文龍」與名「蟠」意義上有關聯，「十有五歲，性情奢侈，言語傲慢」也比較合乎情理。（五）庚辰本第四十九回和五十回的「蘆雪廣」，其它本或作「蘆雪庵」，或作「蘆雪庭」、「蘆雪亭」、「蘆雪廬」。用「庵」、「庭」、「亭」、「廬」代替「廣」，實因不識「廣」（非簡體）的緣故。「廣」（讀如掩）字《說文》中就有，意思是傍巖架屋。馮先生考得「廣」字字義，結合《紅樓夢》中的描寫：「原來這蘆雪廣蓋在傍山臨水河灘之上，……四面都是蘆葦掩覆」，認定庚辰本「蘆雪廣」的「廣」字不錯。（六）庚辰本第七十六回黛玉與湘雲聯詩中，有「冷月葬死魂」句，「死」字又點改為「詩」。過去多有主張「死」為「花」之誤的，馮先生的「重校」從版本的角度和詩意上推敲，決定用「冷月葬詩魂」。
《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的面世，使流傳了兩百五十年的《紅樓夢》又有了一個詳審精校之善本。這大有利於廣大學人研讀和評論《紅樓夢》，大有利於《紅樓夢》在海內外的進一步流傳與普及。筆者在這裡使用「善本」的概念，是有學術根據的。目前許多學人的習慣，是將宋元舊刻和明代及清初的優良刻本稱為「善本」。即把「善本」局限在「古舊」的範圍內。這其實並不符合「善本」一詞的本義。考「善本」一詞出現於宋代，宋代、明代的學者將經過精心校勘的、可信的版本稱為「善本」；並沒有時代的限定。現今仍有不少文獻學家堅持宋代以來「善本」一詞的本義，以校勘精良作為「善本」的惟一標準。筆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善本」一詞的。
意味雋永的評批
明清時期流行一種靈活便利、生動活潑的文學批評方式——「評點」。這種方式，把批評文字與小說戲曲的文本結合在一起，既可以用總論、回前評、回後評發表較長的議論，又可以針對某一情節、某一人物、某一詞句、某段描寫，作眉批、行間批、正文下雙行小字批，還有一套符號（圈、點、密圈、密點）用以表示批者的感情和態度。《紅樓夢》開始以手抄本形式流傳的時候，就是帶著評批的，即所謂脂評本。現存十一種早期抄本，甲戌、己卯、庚辰、俄藏、戚序（有滬、寧兩種）、王府、甲辰、夢稿九種是帶有脂評的，鄭藏本、己酉本已刪去批語。程偉元、高鶚排印的一百二十回本只存正文，沒有批語（全書有五處殘留脂評文字，已混入正文）。接踵而來的翻刻本、重印本，卻湧現出許多新的評批。嘉慶十六年東觀閣重刊的《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是最早增加評點的翻刻本；而影響最大的是清朝後期王希廉、張新之及姚燮的評點，如《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妙復軒評石頭記》、《增評補圖石頭記》、《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等。清代《紅樓夢》的評點有數十家之多，在紅學史上成為一大流派。
馮其庸先生1986年在《重議評點派》的長文中，讚揚「評點」的方式「靈活便利，生動活潑」，「既不排斥長篇大論，又發展了單刀直入，一針見血的短論」，能「鞭辟入裡」，「畫龍點睛」；而且可以非常靈活地指出作家語言的美妙之處，「導人領略欣賞，引人入門」。馮先生在文章末尾提出，希望現在有紅學大家用新的觀點來評點《紅樓夢》，讓先人們創造的「評點」這種非常有效的文學批評方式得到繼承和發展。馮先生的希望如今就由他自己來實現了。
《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的三種「評批」形式，「眉批」針對文段或重要文字，「正文下雙行小字批」針對重要文句，「回末批」總評全回。各有所側重，而又自由靈活。馮先生充分發揮這種形式的優長，諸如小說的歷史意蘊、人物性格、寫作技巧、素材來源、詞語修辭、文字音義、相關的風俗人情以及作者問題、版本問題，等等，無所不包含在他的「評批」之中。紅迷們閱讀本書，時時處處可得到指點，如紅學專家之在側也。
眉批與雙行小字批，或三言兩語，或一語道破，或引古典詩句作評，俱語約義豐，韻味深長。這裡我們來欣賞馮先生一些精彩的批語。小說第六回提出劉姥姥一家，過去有人評曰：「作者斷不肯順筆遞出，故特作大提掇」。馮評：「讀書如遊山，此處奇峰突起，天外飛來之筆。」小說寫到「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劉姥姥「家中冬事未辦」，全家愁悶。馮評：「『全家都在風聲裡，九月衣裳未剪裁』也。」這是乾隆時期詩人黃景仁《都門秋思》中的句子，與《紅樓夢》的描寫恰恰相合。小說第十二回寫賈瑞由「他祖父代儒教養」。馮評：「書中代儒，自是儒者之代表，在此儒者親自教育下之賈瑞，卻是如此行徑，此亦作者對儒家之辛辣諷刺也。」點明《紅樓夢》作者對正統儒學的態度。小說第十五回寫寶玉離開村姑二丫頭「怎奈車輕馬快，一時轉眼無蹤」。馮評：「『車輕馬快，一時轉眼無蹤』兩句，令人如讀古詩『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之感，蓋人生亦是『車輕馬快，轉眼無蹤』也。」表達了批書人對人生的感慨。第十七、十八回寫元春省親到家之前，大觀園裡張燈結綵，「靜悄無人咳嗽」，馮評：「所謂『萬木無聲待雨來』也。」這可以加深讀者對小說意境的理解。小說第三十回寶玉與黛玉相對流淚，黛玉將枕邊搭的一方綃帕子摔向寶玉，馮評：「千言萬語，無數衷情，皆在此一摔之中，不知作者如何想來。予數十年來，喜看傳統戲曲，每見名演員一理須，一整冠，一彈指，每一小動作，皆能傳情達意。黛玉此一摔，亦傳情達意之最好方式，只此一摔，兩心相通矣！」這是評小說的細節描寫。第四十七回寫鳳姐逗賈母笑樂，馮評：「鳳姐的話，如春花爛熳，滿席皆春，既逗人歡喜，又不見造作，皆風生漣漪，自然成文。」這是評鳳姐的乖巧和油嘴。第五十四回再次評鳳姐：「鳳姐之口，雖古之辯才亦難過之，自鳳姐於第三回出場至今，其滔滔之言，無一不動人，無一不因景生情，無一不新鮮奇譎，信矣，雪芹之才，如黃河之水也。」這是由贊鳳姐的伶牙俐齒進而評曹雪芹寫人物對話的手腕。
每回之後的回末批，短者四、五百字，長者達四千餘字。全書一百二十回總起來就是百餘篇意味雋永的文章。雖說「回末批」是對全回作總評，但並不拘泥於一格。大抵都是就難點、疑點與關鍵問題予以闡釋或發揮。如第十四回回末批：
此回寫寧府喪事，顯出大家氣派，諸事錯綜複雜，千頭萬緒。作者一枝筆，恰如指揮千軍萬馬，事事有序，筆筆周到，一絲不亂，令人如在當場。只見大隊人馬，素衣白裳，車馬輿轎，繽紛齊作，浩浩蕩蕩，一如流水馬龍，好看煞人。此回庚辰回末評云：「此回將大家喪事詳細剔盡，如見其氣概，如聞其聲音，絲毫不錯，作者不負大家後裔。」……
第十七、十八回（「重校」本此兩回未分回）回末批：
大觀園為寶玉及諸釵之居處，以後諸多情節，皆生發於此。此實小說人物活動之大環境，無此環境，則諸事無從展開，故必得細寫，然如何細寫，卻是難事，單寫建築，則成為寫一建築工程矣。乃作者借賈政視察工程，商量題匾諸事，則一路描寫品題，使文章情文相生，而賈政之視工程，亦成為一篇名園遊記矣。
寶玉試才題匾聯，實為下回省親做詩預寫一筆，使下文不突然，且亦見寶玉之清才灑脫，而賈政則迂腐板滯，活生生一刻板官僚，而諸清客則庸俗諂奉，諸相畢露，三者恰成對照。非如此不能見寶玉之才、賈政之腐，清客之俗也。
省親一回是全書大喜文字，與前可卿之喪為大悲文字，成一對照。作者皆以龍象之筆寫之，具見大才，且省親是皇家典儀，作者借此寫出其煌煌家世，亦真事隱於其中也。……
這些關於《紅樓夢》如何寫大場面的分析，誠能發原著之蘊奧，啟後學之才思。第三十三回的回末批，在對「寶玉挨打」詳加分析之外，又專就忠順王府長史到賈府索琪官一事，評說清代官僚和貴族子弟嬖愛男優的風氣：
忠順王府長史到賈府索琪官，說：「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誠，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斷少不得此人。」所謂「斬斷少不得此人」者，並不是什麼「謹慎老誠」之類的事，而是涉及清代康、乾時期的社會風氣，與曹雪芹同時代人趙翼在《簷曝雜記》卷二《梨園色藝》說：「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庚午、辛未間（按乾隆十五年至十六年），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為吾鄉莊本淳舍人所暱。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余皆識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藝稱也。本淳歿後，方為之服期年之喪。而秋帆未第時頗窘，李且時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聲縉紳間。後李來謁余廣州，已半老矣。余嘗作《李郎曲》贈之。近年聞有蜀人魏三兒者，尤擅名，所至無不為之風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後。」又《金台殘淚記》卷三《雜記》說：「《燕蘭小譜》記京班舊多高腔，自魏長生來，始變梆子腔，盡為淫靡。……乾隆末，魏長生車騎若列卿，出入和珅府第。……魏長生與和珅有斷袖之寵。《燕蘭小譜》所詠『阿翁瞥見也魂消』是也。」乾隆時宰相和珅，尚且狎暱戲子，則當時的王公貴戚如「忠順王爺」之狎暱琪官自是常事。最有一點，當時的這些藝人，大都稱某某官，如方俊官、李桂官等等。《紅樓夢》裡的蔣玉菡稱「琪官」，大觀園裡唱戲的女孩子稱芳官、齡官、藕官、豆官、艾官、茄官、菂官、蕊官、葵官、文官、玉官、寶官等等，也都是當時社會風氣的反映。
這種嬖愛男優的醜事自古就有，而在康、乾時期的官僚和貴族中尤為風行，以至出現描寫男優「花肌玉骨」、「柔情麗質」、「依依共繡茵」的詩句。現在的年輕讀者對於這樣的事情，可能覺得難以想像；但要讀懂《紅樓夢》，又需要瞭解這類醜惡的歷史現象。
《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輯錄庚辰、己卯、甲戌等抄本上重要的「脂評」（包括脂硯齋、畸笏叟及綺園、松齋、梅溪等人的評語），並適當加以解釋和引申。一般不易備有多種「脂評」本的讀者持此一部書，便可以直接看到這些最早的具有文獻價值和文學價值的「脂評」，而且通過馮先生的解釋、引申又得到進一步理解和證實。比如「脂評」提示曹雪芹曾從自己的家庭往事中取得創作素材，馮評則以翔實的材料給以拓展與充實。第十六回脂批有「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等語，馮先生在眉批中寫道：
鳳姐「若早生二三十年」一段閒話，是明指康熙南巡也。謂己晚生，未及趕上南巡盛事也。
接駕四次，明寫曹寅。按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曹寅第一次接駕，以後康熙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共四次，均由曹寅接駕。此處明寫接駕四次，脂批又說是「點正題正文。」「真有是事，經過見過。」可見雪芹有意將家史寫入本書也。
「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此是警醒之筆，意外之言，實即指當年曹寅四次接駕，大量虧空，皆「往皇帝身上使」也，孰知竟因此敗家乎！雪芹書此亦微言寄慨也。此等文字，正是《紅樓》微妙處。讀者當細味之，方能有悟。
馮先生的批語對讀者瞭解「脂評」並進而認識《紅樓夢》與作者家世的關係大有裨益。又第五十四回有一則脂批：「細膩之極，一部大觀園之文，皆若食肥蟹，至此一句，則又三月於鎮江江上啖出網之鮮鰣矣。」為何是「三月於鎮江江上啖出網之鮮鰣」？有什麼特別的意義？馮先生為此加一批語：
鰣魚，只產於南京至鎮江一段之長江，其它地區都不產，產期是每年三月至四月末，過此一段時間即絕跡，鰣魚之味美，為長江名魚之首，唯鰣魚出水即死，故要吃到鰣魚，只有離產地極近處方能吃到。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我曾在鎮江、揚州等地吃過出網鰣魚，其味至今不能忘。按此條脂批批者當與曾家有關，一是曹家任江寧織造、兩淮巡鹽御史等職，於南京、揚州、儀征等處均有駐地，故有條件在「鎮江江上啖出網之鮮鰣」。二、曹寅於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及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有進醃鰣魚的奏拆，前次送六十尾，後次送二百尾，因為是醃鰣魚，所以時間是五月初二日和四月二十九日，離出網已有一段時間。以鰣魚進上，可見鰣魚之鮮美，亦可見曹家對鰣魚之珍視，則曹寅以後諸人自亦如此。
因「鰣魚」之批進而探究批者與曹家江南家世的關係，並對鰣魚作出詳細介紹。這可見馮先生考究之細，由此亦可看出馮先生的評批涉及面之廣，內容之豐富。
導入《紅樓夢》世界的「解讀」
《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卷首有長文《解讀〈紅樓夢〉》。馮先生說：「《解讀〈紅樓夢〉》，為本書之導讀，亦本書著者治紅數十年之心悟所聚。」馮先生解讀《紅樓夢》的基本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啟迪下的社會歷史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方法。這種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要聯繫作品的歷史背景和作者的經歷來解讀作品。因此，馮先生的長文首先強調解讀《紅樓夢》「要正確地理解曹雪芹的時代」，「要正確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要參照《紅樓夢》同時代的作品」，因為瞭解了這些，才能認識《紅樓夢》「真實地反映了一切腐朽的正在加速腐朽，一切新生的正在漸滋暗長的歷史狀況」，才「可以看出從康熙到乾隆時社會共同的聯貫性的問題」，也才可以深入研究《紅樓夢》的創作同作者家世的關係。此外，馮先生還強調「要認真研究《紅樓夢》的早期抄本」，這是為解讀《紅樓夢》尋找可信的文本。正如前面所引法國學者羅傑·法約爾說的：「如果文本自身是值得懷疑的，那關於文本的評述又有什麼價值呢？」
聯繫作品的歷史背景和作者的經歷來解讀作品，即是循著這樣的途徑來尋繹文學作品的意蘊與歷史價值以及作品是如何表現其內容的；簡明地說，就是尋繹作品表現什麼和如何表現。正確地運用社會歷史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方法，也是要從歷史實際和文學文本的實際出發，從研讀作品中引出應有的結論；並不是生搬硬套經典作家的言論或以歷史事實代替對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情節情境、語言結構的文學分析。如馮先生所作的解讀，是從研究文本和浩瀚的文獻中得來，而且有大量的、翔實的材料作依據，有細針密縷地對作品的分析，文筆又酣暢流麗，富於意味。他的解讀無疑是成功的。那種認為社會歷史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方法，是「離開文本」，是「從作品之外尋求意義」，「從作品外部研究」，根本不符合事實。這只是專注於文本「內在關係和結構」的新方法的提倡者的看法。專注於文本「內在關係和結構」的方法把文本視如「一台言語機器」，「只注意文本中的時間、語式和語態的關係」等等，排斥對歷史背景和素材來源的考慮。西方有人把這種新方法的提倡者稱為「敘述方面的技術員」（註：[法]羅傑·法約爾：《批評：方法與歷史》第423頁，（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漢譯本。）。
《紅樓夢》寫的家庭與社會，對於今天的讀者已相當陌生。作者是「奇苦極郁」之人，是學識淵深的天才藝術家，又是處在思想不自由、言論不自由的環境裡，他的作品自然具有特別的風采，特別的品格，特別的魅力。因此，今天的人閱讀《紅樓夢》，必定有這樣那樣的困難。馮先生的「解讀」，全面深入地剖析了《紅樓夢》的思想內涵和藝術表現上的特色，讀者翻開《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細讀《解讀〈紅樓夢〉》一文，便可由此進入《紅樓夢》的大千世界。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紅樓夢》寫出了「康乾盛世」時期貴族世家和上層社會的罪惡與腐敗。書中的榮、寧二府是當時貴族世家的藝術典型。這個靠軍功起家的封建官僚世家，完全依賴恩蔭與剝削維持奢侈靡費和享樂的生活；同時，又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禮法鞏固封建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然而，這個「百年望族」已經嚴重腐敗，臨到「五世而斬」了。這樣的腐敗，並不是一家一族的事，「雪芹紀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十八世紀的中國，號稱「盛世」，實際上，吏治敗壞，貪風盛行，上層社會已陷入嚴重的腐敗和危機之中。
腐敗也不是一朝一代的事。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社會，所有的世家大族、權勢集團，以及封建王朝，都是沿著「興盛——腐敗——衰亡」的軌道演變的。週而復始，無一能逃出這歷史的怪圈。這就是孟子說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註：《孟子·離婁下》。）。不僅中國的歷史是這樣，世界上所有的專制社會都逃不脫這樣的鐵律。英國H·G·韋爾斯的名著《世界史綱》第三十三章寫道：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一切文明都沿著君主政體的道路，也就是在君主專制政體的路線上發展。我們看到，每一個帝王和朝代，都經歷了似乎是必然的發展過程，那就是從勵精圖治到走向虛榮、怠惰和衰敗，……（註：[英]H·G·韋爾斯：《世界史綱》下卷第543頁，曼葉平、李敏譯，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紅樓夢》對於專制社會上層「興盛——腐敗——衰亡」的軌跡作了生動的描寫和出色的演繹。小說反覆闡述「盛者必衰」和「榮華富貴不能常保」的非人力所能挽回的「運數」，就是這種鐵律的哲理性概括。
同時，曹雪芹不僅寫了封建社會的腐敗與沒落，他還展現了「他的全新的人生觀、愛情觀和社會觀，展現他朦朧的超前的人生理想」。曹雪芹塑造的賈寶玉、林黛玉兩個全新的人物形象，反對封建正統思想、反對封建「仕途經濟」，嚮往自由人生之路，嚮往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人與人友愛相處。曹雪芹創造的大觀園，是一個氣氛較為和諧、人們的性情得到較為自由的舒張、才情和創造力得以充分發揮的樂園。《紅樓夢》中所表現的思想，屬於中國封建社會緩慢轉型期的新思潮，同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有某種程度的近似，是近代文明的濫觴。當然，《紅樓夢》時代的中國，人文主義的社會基礎還很薄弱，人文主義思潮沒有形成相當的聲勢和氣候，那時的中國不可能出現歐洲那種文藝復興運動。中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經濟）萌芽和人文主義思潮沒有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下，被西方列強裹挾進入近代社會的。這樣，中國的近代文明便存在著嚴重的先天不足。農本經濟社會和儒家文化留下的觀念習俗給新的精神文明建設和國家的現代化造成的困難多多。因此，從封建社會「末世」，到近現代，中國都需要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的啟蒙和普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紅樓夢》這部貫穿人文主義思想的著作，無論是在封建社會「末世」，還是在近現代，它都是讀者的啟蒙教育書。就是對於今天的讀者，它也仍然有啟蒙教育作用。——這就是《紅樓夢》的偉大之處！
從卷首的《解讀〈紅樓夢〉》，到每回的評批，《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一書為讀者提供了從宏觀到微觀的指導。各種文化層次、各種社會經歷的人，從這個指導中都會有或深或淺的領悟。涵泳日久，便會知道《紅樓夢》是一部不能不讀的書，而且是讀不厭的書。《紅樓夢》已經流傳兩百四十餘年。回顧《紅樓夢》的流傳史，由手抄本到印刷本，到近年的校訂本，《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提供的是最接近於曹雪芹原稿的完備精當的文本之一；而將經過詳審精校的、可信的文本同意味雋永的數十萬字的「評批」、「解讀」結合在一起，則更是前所未有。同時，全書製作之精美，亦遠遠超過以前所有的《紅樓夢》印本；尤其是華寶齋的線裝本，為書林中罕有的珍品。筆者用「精純善美」四字形容本書，海內外學人必以予言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