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紅樓夢》電視劇的思考二
二、「戒諷刺」：人物問題
在具體討論人物形象之前，首先有必要談談與悲劇主題相關的、曹雪芹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對家庭以及對人性的態度。
陳千里先生從《金鎖記》與《紅樓夢》的關係入手，對張愛玲和「曹雪芹（以及高鶚）」的家庭觀念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二者表現出了巨大的差異，總體來說，《紅樓夢》雖然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貴族之家不肖子孫的墮落，近乎冷峻地展示了「忽喇喇似大廈傾」的過程，但曹雪芹對家庭本身是持肯定態度的，因此，明顯表現出對家庭親情的依戀，對家庭沒落的惋惜，即使對那些壓制生機的家庭綱常秩序，敘述者也僅僅作了十分有限的否定。張愛玲則不然，由於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同時也由於特殊的充滿陰霾的家庭生活經歷以及特殊的女性視角與立場，張愛玲筆下的「家庭」往往有如地獄，連最能表現家庭溫暖的母愛也被徹底解構。21應該說，這一研究成果有比較可靠的文本依據，並且很有啟發意義。
可以說，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社會一直存在對包括家庭觀念在內的傳統文化表示懷疑、批判甚至完全否定的聲音和現象。在紅學領域，這一現象的突出表現就是將寶黛視為與封建家長徹底決裂的叛逆者，從而將作者曹雪芹與他筆下的寶黛一起拔高為反封建統治（包括家長制）的英雄。這一具有特定時代烙印的「誤讀」現在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反思與糾正。在思想文化領域，在反思中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產、重新審視和建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早已成為共識，可是，留心新時期以來的影視作品，一些編導集中表現出來的家庭觀念卻讓人觸目驚心，電影《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分別描寫了三個黑暗的、畸形的家庭與三個理想的、浪漫的婚外戀情；電影《一聲歎息》中，在經歷了種種撕心裂肺的情感波瀾之後，主人公的家庭雖然沒有因為「第三者」的插足而解體，但是，結尾時主人公接到的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電話似乎暗示這個家庭隨時都有可能被「顛覆」，以至於使一些記者在新聞發佈會上看完該片之後對婚姻產生了絕望；電影《女足9號》中，女主人公從丈夫那裡得不到事業上的支持，感情上的呵護，性愛上的滿足，是「家外」的教練給了她幫助和體貼；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中，王起明和郭燕這對中國夫妻到了美國之後，他們的婚姻家庭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和輿論的保護，在美籍愛爾蘭人麥卡錫·大衛的挑戰之下迅速解體；電視劇《一年又一年》中，陳、林兩家陳煥與林平平、林一達與朱群英、何大海與陳青這三對從戀愛走向婚姻的男女，在經歷了近20年的風風雨雨之後，前兩對各自解體，而從劇情所提供的情景來判斷，解體的原因來自他們社會地位和家庭背景的差別；電影《紅色戀人》中，父親被置於革命與殺死女兒的兩難困境之中，家庭的黑暗殘酷與白色恐怖幾乎同樣令人不寒而慄，等等，不一而足。22對於有著家國一體的傳統觀念因而格外重視倫理親情的中國人來說，婚姻家庭應該是溫暖如春的人生港灣，可是在這些影視作品中，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無論是和平年代的運動員還是特殊時代的革命家，「家庭」成了壓抑人性、扭曲感情的牢獄；成了風雨中飄搖的孤舟；成了權衡地位、背景乃至金錢、權力的市場；甚至成了親情與革命水火不容的戰場，「家庭」淪落至此，夫復何言！儘管正如賈磊磊先生所說，儘管是「虛構」，但是，影像藝術對現實世界的「模擬化」描述，具有其他藝術形式不具備的「指認功能」，因此，影視敘事邏輯時常會被誤認為是現實中的生活邏輯。目前，影視藝術已經成為雅俗共賞的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敘事方式會不知不覺地影響甚至改變觀眾的生活態度乃至人生目標。因此，影視編導除了考慮生活的真實以及敘事的邏輯之外，還責無旁貸地應該承擔起寓教於樂的道德責任，也就是說，儘管這些影視劇中形形色色的裂變的婚姻和家庭也許都可以尋找到生活的依據，儘管劇情的設計也許都合情合理天衣無縫，但是，影視編導仍然不能無視影視藝術對社會的能動作用。說「中國的影視人在經歷了自我的感情重組後也想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合理的道德依據，來排遣心中的愧疚和悔悟」，難免有小人度君子之嫌，「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思維慣性、製造衝突激化矛盾的藝術考慮、商業炒作的需要，等等，都是原因。反觀韓劇中普遍存在的對第三者的譴責，對儒家式家庭倫理親情的禮敬，對仁義信愛等東方古典價值闡發，對民族風情和個性的張揚，也許就不難理解在國產影視劇一再遭遇「寒流」的同時「韓流」卻能夠廣受青睞。中國影視人只是武斷地貶低韓劇的藝術水平或者申請政策保護是遠為不夠而且毫無意義的。有論者認為，中國人的情感教育基本上處於空白狀態，人們往往對於在人生的各個階段怎樣表達和獲得美麗健康的情感感到困惑。生活流韓劇在中國大陸暗合了觀眾的某些觀賞心理，其中之一便是成了社會性的情感教育「教材」，幫助觀眾完成個人的情感表達與體驗。23的確如此。與那些把家庭離散、夫妻反目、子女叛逆當成現代生活的情感成規的國產影視劇相比，對於千千萬萬哪怕歷經千辛萬苦也要「回家看看」、渴望婚姻幸福家庭美滿的觀眾來說，銀屏上多一些張揚真善美的韓劇也許不是壞事。曾經看到電視劇《浪漫的事》中，一對歷盡生活艱辛的平凡夫妻（二女兒夫婦）在生活有了起色，妻子腹中也有了他們計劃已久、盼望已久的孩子的時候，僅只因為丈夫由於工作不順而對處於順境中的妻子說了一句猜疑的話，妻子竟然賭氣打掉孩子、毅然離婚，真不知道編導置夫妻情義以及無辜的小生命於何地？
回到《紅樓夢》的話題，我們希望新版電視劇在處理寶黛與家長們的關係時，多一些親情與妥協的考慮，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賈寶玉儘管像老鼠見貓一樣怕見父親，可是父親在他心中卻始終有著重要的地位，甚至高於黛玉。王熙鳳在公公謀娶鴛鴦這件事上，先是真心勸阻婆婆，見婆婆愚昧固執，馬上見風使舵，轉為奉承順從，然後再設法躲開是非。王熙鳳的妥協，基於她對人事機微的把握，對自我身份的確認。賈珍、賈璉、賈蓉這般紈褲子弟，在很多場合可以胡作非為，在長輩面前卻畢恭畢敬、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等等，這些「尊卑有序」的家庭秩序，或許有違背本性的虛偽的成分，但是，道德的本質就在於「化性起偽」，制約個體生命的感性慾求，以達成社會和諧。如果拋開「階級批判」、「貴族叛逆者」等成見，「石頭」即寶玉「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的愧悔，敘述者「寄言紈褲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的教誡，當不可純以「反語」視之。小說中的寶玉為辜負了「父兄」「師友」的恩德而深深懺悔，現實中的曹雪芹對家族昔日的風月繁華又何嘗不是深深懷念？有人說，《紅樓夢》宜冬天讀，因為它寫的是家庭，寫得溫暖。也有人說，《紅樓夢》雖然寫了人生的種種悲劇，但是，它並沒有讓人厭棄人生，而是讓人覺得人生是可貴而且值得珍惜的。因此，無論如何，《紅樓夢》中的「家庭」雖然不可避免地隱藏了許多的黑暗與罪惡，但是，總體上應該是符合儒家倫理秩序、充滿人倫溫情的，那些黑暗與罪惡，只不過是「好蘋果上的爛疤痕」而已。24對賈府的衰敗，從老祖宗賈母到子孫中唯一「略可望成」的賈寶玉，從老少爺們到太太、少奶奶，從主子到奴才，從濁流到清流，幾乎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又不能將責任落實到具體的任何一個人。
那麼，造成《紅樓夢》中眾多悲劇的原因是什麼呢？對這個問題，牟宗三先生和王蒙先生的觀點值得參考。
牟宗三先生早在1935年就指出，「悲劇之演成」的問題「是人生見地問題」，也是支持《紅樓夢》這部名著的「思想主幹問題」。在談到《紅樓夢》悲劇的具體原因時，牟宗三先生認為，一般的悲劇是善惡對抗的悲劇，而善惡對抗的悲劇是直線的、顯然的。《紅樓夢》則不然，它與古希臘悲劇一樣，是曲線的。這種悲劇的原因，「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見地之不同。在為人上說，都是好人，都是可愛，都有可原諒可同情之處；惟所愛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與思想又各互不瞭解，各人站在個人的立場上說話，不能反躬，不能設身處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劇就在這未通未遂上各人飲泣以終。這是最悲慘的結局」；「各人都是閉著眼一直前進，為自己打算，癡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必有一犧牲，這是天造地設的慘劇。」這種人性的衝突是第一幕的悲劇。在人性衝突的基礎之上，再加上人世無常之感，就產生了第二幕的悲劇，而「第二幕之慘又勝於第一幕」，足以使「天地暗淡，草木動容」，乃「天下之至悲也。」 25也就是說，在牟宗三先生看來，《紅樓夢》裡邊沒有大凶大惡的人，造成許多悲劇的原因不是善與惡鬥爭，而是因為每個人性格不同、思想不同、人生見解不同，而彼此之間又缺少溝通、互不瞭解，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場說話，不能反省自己，也不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這樣，每個人都不能理解別人也不能被別人理解，每個人的理想願望也都無法達成。人與人之間性格、思想、人生見解的衝突，再加上人世的無常，就構成了許多人生的悲劇。王蒙先生論及《紅樓夢》的興衰主題時說，作者「雖然寫了賈府的許多罪惡，但本書似乎並不傾向於將罪惡視作由興而衰的根本原因」，並指出，除了巧姐獲救為熙鳳施恩之報、尤二姐之死為淫奔不才之報等兩三個情節之外，「《紅樓夢》絕少善惡報應觀念的表現，這一點也是《紅樓夢》高明與『現代』之處」；「《紅樓夢》更傾向於把『興衰』看成一種命運，一種東方式的圓圈——週而復始的過程」，這樣一來，「賈府存在的一些疾患，一些問題，一些罪惡，卻不是作為衰敗的原因，而是作為必然的、無可挽回的衰敗過程中無法不出現的一些徵兆，一些現象，一些變化來表現的。……作者無意解釋興衰，而是著意地、細膩而又直面地紀錄興衰、表現興衰，再現興衰的歷史過程」。總之，《紅樓夢》「興衰」之辨，是超善惡甚至超時代的，因此也就更加深刻、更加客觀，留給了讀者更多的思考和總結空間，「甚至於比專寫興衰的『春秋戰國』，各種演義更細緻耐嚼」，它表現的，「是人的存在與行為的荒謬性」，是人的主體性與秩序、與包括理性及科學在內的一切占統治地位的東西之間的衝突。26
綜合牟宗三、王蒙的觀點，《紅樓夢》在表現人生悲劇這一主題時，對悲劇原因的探索立足於人性的衝突以及無常感、命運感，超越了是/非、善/惡、褒/貶等二元對立的模式。這其實涉及到了小說作者對人性的看法，他對芸芸眾生所持的是同情、體貼、悲憫的態度，對人性中的弱點乃至罪惡不是高人一等的輕視、尖酸刻薄的謾罵、痛心疾首的批判，只是「按跡尋蹤」「實錄其事」，寫出人生的複雜與無奈。所以說，《紅樓夢》雖然可見「縷縷血痕」，卻無所謂「毀」無所謂「謗」，其風格表現為「溫厚」「纏綿」、「怨而不怒」。27
紅學史上對《紅樓夢》中眾多人物的評價有許多的爭論，典型如擁林擁薛之爭，一般認為，這種現象的發生，與讀者的眼光和立場有關，與敘述者在一定程度上採取了客觀敘事模式有關，這些都沒錯。我們這裡要強調的是，還與作者對家庭、對人性的態度有關。李漁在《閒情偶記》「結構」篇中第一節即「以諷刺戒人」，大意是說文士不能以筆殺人、以文報仇洩怨。這裡，我們不妨借用這一概念，強調《紅樓夢》作者對他筆下人物的態度，「戒諷刺」，不是不要諷刺，而是要避免過於鋒芒畢露的批判乃至謾罵，尤其是對賈政、王夫人、薛姨媽、薛寶釵、襲人等等這些長期以來有爭議的人物，應該持客觀公正之心。
正如俞平伯先生早已指出的那樣，《紅樓夢》對於十二釵是「愛而知其惡」，沒有一個是「全才」，「如秦氏底淫亂，鳳姐底權詐，探春的涼薄，迎春底柔懦，妙玉底矯情，皆不諱言之」；即使是作者的「意中人」釵黛，也寫出了寶釵的「城府深嚴」，黛玉的「口尖量小」。28其實，對那些一般意義上的否定性人物，曹雪芹也是「惡而知其善」，更不用說對其他人物含蓄蘊藉輕易不加褒貶的公心。如果說，「十二釵」身上的負面性格已多有論及，在既有的影視作品中也多有表現的話，那麼，對那些否定性人物身上的正面性格卻還關注得很不夠，新版電視劇在這方面應該還有較大發揮的空間，比如，薛蟠是公認的「濁世裡最骯髒的一塊泥巴」，他鄙俗、下流、野蠻、霸道，可是，卻並非天生的壞人和惡人，他對母親和妹妹，有一種天性中帶來的孝順和關愛之情，對親戚朋友也有講情分和義氣的時候，有時候還表現出濃厚的孩子氣，這位無法無天的「呆霸王」其實也有天真純樸、孝悌良善的一面。29再比如，賈璉典型的「皮膚濫淫」的浪蕩公子，「成日家偷雞摸狗，髒的臭的」，都拉了「屋裡去」，的確不堪，可是，除了「貪色無厭」之外，他還是「言談去得」的、相對來說有責任心也有辦事能力的當家少爺，在這個關係複雜的大家庭中，他同時扮演孫子、兒子、侄子、丈夫和兄長、父親、偷情者等多重角色，在賈母面前的「撒嬌撒癡」、在賈赦夫婦面前的委曲求全、在賈政夫婦面前的恭敬服從，對鳳姐的愛恨情怨、對黛玉的呵護照顧（陪她料理父親後事）、對女兒巧姐的關懷愛護、對尤二姐的真情，甚至對無辜的石呆子的惻隱之心、對貪贓枉法的賈雨村的反感，等等，所有這些綜合起來，才是有血有肉的貴族公子賈璉，而不只是一個市井的好色之徒。再比如，趙姨娘是個招包括她親生兒女在內的所有人厭嫌的「鄙賤人」，可是，在這個可恨之人的身上也有幾分可憐之處。她不知分寸不知進退拼了命也要往上掙的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原始的母性，當看到她難得通情達理一回，為了她猥瑣不堪是非不分的兒子賈環而善待、挽留彩霞時；當看到這個為賈府生兒育女、千方百計苦掙了一輩子的姨娘淒涼悲慘地死去的時候，難免不讓人感慨唏噓。
除了對肯定性人物「愛而知其惡」和對否定性人物「惡而知其善」兩條原則之外，對一些無明顯「愛」「惡」的人物，也應該注意到性格的複雜性以及獨特性，比如說，劉姥姥的智慧、李紈的清雅、尤氏的寬厚、邢夫人身上偶爾表現出來世家夫人氣質、王夫人平日裡的良善以及因盲目的母愛而導致的種種狠毒，都值得好好琢磨挖掘。
總之，《紅樓夢》中的人物形象，幾乎都是立體的、多面的。新近出版的《話說〈紅樓夢〉中人》一書在堅持以文本為依據的前提下，對小說中諸多主要人物形象，都有較深入的挖掘和分析，對編導和演員塑造人物、對觀眾欣賞和分析人物，應該都有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
順便提及，既然曹雪芹通過秦可卿之口，一方面說，「月滿則虧，水滿則溢」，「樂極生悲」；另一方面又說，「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也就是像王蒙先生所指出的，曹雪芹的態度，「更傾向於把『興衰』看成一種命運，一種東方式的圓圈——週而復始的過程」，那麼，興而衰是一種必然的命運，衰而復興同樣也具一定的必然性，這樣看來，在賈府衰敗到了「白茫茫一片」的極點之後，續作者以「蘭桂齊芳」來預示另一輪興衰的開始，也未嘗完全違背曹雪芹的「本意」，何況前面對賈蘭的「興起」多有伏筆。在既往的研究中，由於過分強調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命運，對傳統家庭小說中的「亮色」的尾巴往往受到詬病，《紅樓夢》中的「蘭桂齊芳」是如此，清代另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家庭小說《歧路燈》也是如此。《歧路燈》寫譚家由盛而衰、衰而復興的故事，主人公譚紹聞在敗光了所有祖業之後，在自身努力和外力幫助之下，浪子回頭，父子先後中魁，家業復初，有論者認為這樣的結尾為垂死的封建社會唱了頌歌，嚴重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且不說《歧路燈》作者的這種描寫本身具有現實的依據，回到歷史的現實中去，中國古代士子以科舉出仕為人生理想，像《紅樓夢》中的賈府和《歧路燈》中的譚家這樣的門第，就算敗落了或者曾經敗落過，子孫中出一兩個科舉人物完全在情理之中。就《紅樓夢》而言，具有寓言性質的賈雨村不就是一個生於「末世」的「詩書仕宦之族」嗎？從象徵意義來說，他的潦倒與發跡，奮發與墮落，未嘗不可以理解為「蘭桂」未來人生之路的隱喻。因此，無論是從作品本身的深層意義出發，還是從觀眾的接受心理出發，我們認為，120本中「蘭桂齊芳」的結尾未嘗不是一種可以考慮的、比較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