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家世》：曹學之「文采風流」
周汝昌先生的新著《紅樓家世》最近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２００３年１月出版）。責任編輯程俊仁先生希望我寫一篇書評，談談自己的感想。雅意難卻，聊申鄙見，亦不過管中窺豹耳。
周先生曾經說紅學有基礎性的四大分支，即曹學、《石頭記》版本研究、脂批研究和探佚學，其真意本旨當然是說只有首先在這四個分支研究方面「升堂」，才能作到嚴格區分「兩種《紅樓夢》」，然後才有可能進一步向小說文本的思想、哲學、藝術、美學等層面「入室」，乃是一種學術研究的時段性歷程性紅學觀，而非如某些誤解所謂要以「紅外學」排斥「紅內學」。
有一些過去常掛在人們嘴邊而現在不怎麼提的話其實還是有它的真理性，比如這樣一些說法：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要全面的、運動的、整體的看問題，不要孤立的、靜止的、絕對的看問題，要辯證法，不要形而上學。其實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一切有生命力而能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論都離不開這些原則。為什麼要說這些呢？因為紅學研究中的許多爭論之所以產生，相當程度上就是這種思想方法上的糾纏所致。是將「紅外學」與「紅內學」截然兩分而割裂開來？還是將「外」與「內」作「綜合互參」（周先生常用語）的辯證觀照，具體考察？出發點不一樣，那思致理路就會大相逕庭。
按一般的看法，對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察研究是屬於「外學」範圍，是遠離了小說「文本」的歧路，這種研究至多只具有瞭解作家「背景」的意義，何必如此大規模投入？因此對２０世紀紅學研究中曹學考證的興盛，曾引起了一種普遍性的批評意見，諷刺紅學家們「數曹雪芹的頭髮」成了一種自以為聰明的時髦幽默。周汝昌和他的《〈紅樓夢〉新證》則成了「考證派」紅學「走向極端」的一種代表。《紅樓家世》可以說是《〈紅樓夢〉新證》一脈傳承的「嫡子」，是周汝昌對批評意見的正面回答，當然也是他對曹學研究領域中各個具體問題之學術立場具有個性特徵的展示。
此書的書名就十分耐人尋味：《紅樓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觀》。「紅樓」當然是小說《紅樓夢》的簡稱，但這一簡稱也就有了一點樓堂宅院--家族世居的暗示意味，與「家世」相聯就有了意在言外的「含蓄」。而副標題「氏族文化史觀」更是畫龍點睛之語，此即所謂「簪纓奕世，詩禮承家」。這一書名實際上已經表明了兩個基本的學術立場。其一，曹雪芹的家世研究與《紅樓夢》的文本研究是密切相聯繫的，不可分割的，曹學與紅學有分有合，分的一面是表相，合的一面才是實質，因此才能將曹雪芹家世稱為「紅樓家世」。所以作者在《自序》中開宗明義：「所謂紅樓家世，即是雪芹家世。這是本書的大旨要義。這是因為，《紅樓》一書，含有很濃郁的自傳性成分。」其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目的與視野都在於曹雪芹與《紅樓夢》的文化「根源」--落足於中華文化的弘揚，也就是作者在《自序》中所強調的：「『家世』一詞的概念範圍，實際上包含氏族文化這個中華文化上的一大特點。……我心目中的『家世』，又不只是一般人所拘解的『祖籍』『家世』的狹義理解。實際上我所以致力於家世研究，正是為了追尋雪芹身上的文化積累、造詣，以及他的宇宙、人生、社會觀的思想真源及客觀因素。我並沒有把這個課題狹隘、庸俗化，以致使之成為一種令人齒冷的『地點之爭』。」簡言之，這個書名實際上勾勒出了從「自傳說」到「文化論」之周氏紅學研究歷程的軌跡。
周汝昌的紅學研究有一個總概念，大體系，即紅學、《紅樓夢》研究是「中華文化之學」， 是「新國學」。無論紅學中的哪一個具體分支，都以這種方式或那種方式拱衛著這個核心--而這正體現了前面所說整體、動態、聯繫的辯證思想觀念。而曹學研究，即曹雪芹家世研究，在這個體現中華紅樓文化的大體系中，則具體地表現為「氏族文化史觀」。有了這個基本認識，再來讀《紅樓家世》，對許多問題的理解就可以舉一隅而三隅反了。「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觀」將曹雪芹與《紅樓夢》從一個作家與一部小說提升到了中華文化的「尋根」層面，也就是紅學作為「新國學」的層面，這在當今世界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是格外具有意義的。
本書開首的《曹雪芹氏族家世簡表》及其後三篇《從「三曹」到雪芹--中國「氏族文采」之初議》、《曹雪芹的根：「詩禮簪纓」 》和《釋「詩禮簪纓之族」--紅樓繹史之一》已經把《紅樓家世》的立場、構架表明，可謂此書的「總綱」，續後諸篇則是各種具體問題之微觀的考索和論證，曹雪芹的卒年和生年，「豐潤說」、「遼陽說」和「鐵嶺說」的辨析駁議闡釋，「曹雪芹小像」的真偽和「奇特命運」……。具體論題都是上個世紀在紅學界爭論得熱火朝天且至今餘波未息的「熱點」，其是非正誤雖不可一語道斷，周汝昌的「一家之言」也有它參預「爭鳴」和交由讀者評判鑒定的權利，則是不言而喻的。與眾不同的是，周汝昌的各種具體學術論點，都統攝在了「氏族文化」的宏觀體系之中，有一種高屋建瓴的文化視野。循著周汝昌「紅樓家世」的理路，我們確實能夠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曹雪芹其人與氏族文化，曹雪芹家世與《紅樓夢》文本，曹學與紅學……彼此之間千絲萬縷而脈絡交通的聯繫，《紅樓夢》因此而更加偉大，中華文化因此而更加輝煌，曹雪芹與《紅樓夢》因此更具有了中華文化代表的資格。考證，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求得歷史的真相，也是為了彰顯被歷史塵沙掩埋的中華文化的輝煌。應該說，這正是周汝昌的考證與其他一些人的考證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說，周汝昌的考證時時不忘考證的目的是為了顯示曹雪芹其人和《紅樓夢》其書的「文采風流」。與一般人的誤解相反，周汝昌恰恰是最反對「為考證而考證」，最注意「考證」與「文本」之血肉維繫的。他既從小說文本中尋繹家史的密碼信息（Cultural Code），又以家史原型的蛛絲馬跡來闡釋小說文本的形象命意。如果要說得更具有理論意味的話，那麼可以說周汝昌的紅學考證與研究具有現象學與辯證法互相融會結合的方法論特點，曹學與紅學，家世與文本，文學與文化，在周汝昌的視野中，是「互文」（inter-textual）的。
歸根結底，這仍然來源於曹雪芹其人與《紅樓夢》其書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並非誰主觀臆造的。這種事實就是曹雪芹的家世與《紅樓夢》的創作有一種奇特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關係，周汝昌對這種特殊關係感受深切，要把這層特殊關係揭示出來，梳理清楚，這就使他的考證方法也有了獨特性，這種獨特性的主要表現就是考證與「悟性」相結合，不僅如陳寅恪「以詩證史」，而且「以小說證史」。囿於傳統考證規矩的人因為沒有周汝昌的這種感受性目光，就會覺得他的考證似乎有些天馬行空。我並不想在某一具體問題的考證結論上「表態」，但以為提醒考據界要注意曹學與紅學的特殊性以及周汝昌考證的悟性眼光是必要的。應該明白，無論紅學與曹學的考證，都應該是「科學」與「人文」、「邏輯」與「悟性」、家世與文本彼此印證互相結合的，這種方法論的特色要求其實是由考證對象的獨特性所決定的。
比如，周汝昌從曹雪芹在小說中對賈寶玉生日的描寫，再結合對康熙雍正乾隆時期「芒種」節氣出現的頻率，考證出賈寶玉的生日，進一步推出曹雪芹的生日，就是將家世與小說「綜合互參」，將曹學與紅學融為一體的一個佳例。芒種節四月二十六日的推考可以說既是科學的考證，也是詩性的感悟。會心的讀者從這種考證中不會有考證的枯燥艱澀之感，而能受用到一種考證的美學意味，並為考據家的智慧所歎美驚服。又比如，周汝昌將小說中「潢海鐵網山」的描寫與遼寧鐵嶺的家世考證相聯繫，也是詩性感悟與科學考證、小說文本與家世歷史相結合的例子。缺少詩性靈光的考據者當然又會說這樣的考證缺乏「科學態度」了。但請不要忘記，周汝昌曾經憑悟性考證出曹寅有一個弟弟曹宣，當年也曾備受抨擊，後來卻被新發現的康熙時期的《曹璽傳》所證實。
我不敢說周汝昌的每一個具體的考證結論都準確無誤，也不屑於在諸如「祖籍」、「小像」或「生卒年」等「地雷陣」中「劃線」「站隊」，許多具體問題還可以也應該繼續討論和爭鳴，但我認為《紅樓家世》至少在兩點上具有深刻的啟示意味，一是考證不應該是單純的為考證而考證，而應該有一種文化的視野和目標，有一種人文精神；二是正視歷史文化現象的複雜性並從而開創「以小說證史」與突出「綜合互參」考證方法的新實踐。這兩點都一方面凸顯著中華文化的獨特個性，另一方面證實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之思想方法論確是「活的靈魂」。曹學與紅學，曹雪芹家世與《紅樓夢》文本，本來就是「風月寶鏡」的正面和反面。對此當然不應該予以機械曲解，周汝昌說得很清楚：「我從來也沒有不承認或『排除』作者運用『本事』素材時並不包含『藝術加工』--而那些論者的觀點實質也正是主張有素材有藝術的『文學作品』。如果我『強調』其自傳性的獨特之與眾不同，那只是針對有人用Fction西方模式來看待、解說而發的，是惟恐現代（年輕）讀者已不再瞭解中華小說源流本義的『外史』、『野史』、『稗史』了，並無其他用意。」（自序）
考證使曹雪芹與《紅樓夢》的光環更加燦爛還是愈益黯淡？紅學考證能不能脫離文學感悟而達到純粹的「科學」？這裡面其實存在著深廣的理論探索餘地，特別是在當今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給人類帶來的負面影響日益明顯之時，更具有現實的警醒意義。不過這種科學與人文之二律背反的課題要說起來未免太話長，不是本文的任務了。正是：
一
癡方解味野芹香，考據尤須悟性長。
史哲文通真善美，金鱗透網肆汪洋。
二
治紅一脈似參禪，汩汩靈根夜湧泉。
詩眼鑿來悟活法，中華文化此尋源。
三
文采風流第一書，通靈難覓夜明珠。
紅壇多少青雲客，幾片冰心在玉壺？
２００３年１月３０日
【原載】 《社會科學戰線》 2004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