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懷陳玉剛同志
猝聞玉剛同志辭世的惡耗，幾乎與蘇國榮同志逝世的通知同時傳來。兩位都是我主持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期間的「同僚」(陳任文化藝術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蘇任戲曲研究所所長)，有過相當一段時間的工作關係。只不過．玉剛同志80年代末就已離休，而國榮同志雖也在幾年前退休，卻因與我甘苦相依共同主編《中華藝術通史》，他的患病、惡化、病危，無時不在我的眼前；玉剛同志的不幸消息卻是突然襲來，出於意料之外。
我與玉剛同志相識較早．記得還是在1963年被中宣部借調出來，在林默涵同志領導下寫所謂文藝上的反修文章，與幾位同志聚集在頤和園內的雲松巢，閱讀材料，討論提綱，分工執筆，雖鄰近排雲殿東側，白天卻「避巢」不出，只有夜深人靜時．出來觀賞一下昆明湖的月色，不過，也不排除下午接待一下來訪的友人。
初夏的一天，我的工作單位(人民日報)來電話告訴我，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有兩位同志一定要到頤和園來看看我，意在約稿。現在只記得，玉剛同志就是兩位來訪者之一。我們雖不相識，但都是搞編輯工作的，接談甚歡，我又正想把]962、1963兩年間寫的評論文章編輯成集，而且我當時的「業餘」時間也較充裕，等到最後一篇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的《悲劇與輓歌》(《人民日報》1963年10月7日)一發表，就把這本文集修改、整理完畢，寄交陳玉剛同志，文章20篇，約為20萬字。也很快收到了玉剛同志的審稿意見，大意是多數文章都是針對現實，有的放矢，在文藝戰線起過積極作用，只是評論小說《紅巖》的文章有三篇，似有重覆，可選兩篇，並把三篇稿子一起寄回。我覺得這意見很有道理，乾脆就選了自己認為滿意的一篇，其他兩篇刪掉。接著又收到玉剛同志的來信，叮囑早把文集的書名定下來。
如上所說．當時正是《悲劇與輓歌》發表的時候，而且也收輯在這本文集裡，撫今追昔，回憶起恰同學少年那段不平常的日子，不禁萌生感慨，自作多情，有了兩個「決斷」：一為剛生下半年多的小女兒起學名為「李藍」；二為即將出版的文集定名為《兩間集》。那寓意並不為玉剛同志所知，可能因為我此前出版的文集，有三本題名為《弦外集》、《管見集》、《寸心集》，有個連續性，他很欣賞，回信說書名很好。現在看到玉剛同志的生平訃告中，提到他任責編時印數多、有影響的書目中列有「李希凡的《兩間集》」，才知道他一直沒有忘記這個書名。其實，當時書名寄出後就反悔。因為自覺我那點「觸景生情」，實不配用這兩個字來「紀念」，我不過是有感於個人的友情，而魯迅的「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卻是有感於大時代的風雲驟變，那胸懷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語的。所以立即就寫了信給玉剛同志更換書名，只取其中一篇文章的題名《題材．思想．藝術》，但這書名不知為什麼卻沒有給玉剛同志留下什麼印象，以致他記憶中仍是《兩間集》。
在我寫《題材．思想．藝術》「後記」時，又曾接到他一封信，告訴我書的征訂已超過三萬冊，並向我祝賀。在我這也是有點意外。儘管那時一般文藝評論書籍印數都不太少，而我的評論文集，最高印數的《寸心集》(作家出版社出版)，不過16000冊，即使比較暢銷的《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形象》，也是第三次印刷才到32000冊，《題材·思想·藝術》卻第一次印刷就有了31500冊，不只玉剛同志很高興．我也有點喜出望外了。自然，因為此書出版不久，文化革命就開始了．不僅沒有再得到重印，而且不少文章已成為內部批判對象了。
我和玉剛同志在「文革」後又有了接觸，當然是在《紅樓夢學刊》創刊以後。我當時雖也參加了1979年盛況空前的創刊座談會，並忝為《學刊》編委之一，籌備組也請我審閱過一些來稿，我也挑選過幾篇青年作者的稿件，發表在1980年的《學刊》上，但《學刊》的籌備工作我並未參與。當時全力投入籌備工作的，是胡文彬、劉夢溪、周雷等同志，而負責統籌主編的是馮其庸同志。我是1980年才受命兼職《學刊》主編工作的。玉剛同志則是在《學刊》創刊時已是編委成員了。因為當時我與玉剛同志尚無接觸，也沒有參與籌備工作，所以並未在意《學刊》怎樣「落實」到天津出版的。但我想，出版單位既然是百花文藝出版社，玉剛同志又在那裡工作，自是代表出版社參加編委會工作的。能在當時敢於出版紅學研究的專刊，以開拓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出版新局面，不能不說是既有膽識也有眼光，因為《紅樓夢》只不過是一部文學作品，出一個學術專刊究竟能維持多久?何況當時學術研究刊物還不多，以中國藝術研究院(當時為文藝研究院)這樣多門類藝術研究的高級學府，也不過創刊了兩家刊物，一家是綜合性文藝理論研究雙月刊《文藝研究》，一家就是季刊《紅樓夢學刊》。但誰也沒有想到，《紅樓夢學刊》創刊的第一次印刷，就有85000冊，隨即重印超過100000冊，一時揚名海內外。這可以說是《紅樓夢學刊》的全盛時期，編輯部與出版社合作得很融洽，起橋樑作用的自是玉剛同志。到我開始也作主編時，還與其庸同志、夢溪、文彬同志等，應出版社邀請赴天津「百花」作客，接待我們的，就是玉剛同志與當時的出版社社長林吶同志，他們還宴請我們吃了天津有名的「掛爐烤鴨」。不久，其庸同志赴美講學，我主持過一段編委會的工作，也與玉剛同志接觸得更多一些。
1984年，百花文藝出版社社長易人，陳玉剛同志也從天津調來北京，此時各類學術刊物已遍地開花，「紅學」熱雖然沒怎麼衰退，但「獨佔鰲頭」的時代已經結束。《紅樓夢學刊》印數銳減，讓一家地方出版社出版中央部門的刊物，即使不賠不賺，在商品經濟的時代也是強人所難了，《學刊》終於回到了北京。
玉剛同志調北京後先是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任職，雖不再為《學刊》操心，卻和我時有來往。有一次，他來看我，談起他正在翻譯馬克思青年時代的詩作，問我能不能選幾首在《人民日報》作品版發表一下。當時我正在文藝部分工主管作品版和副刊，以為這是一個好建議，因為馬克思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創始人，也自有其感情豐富的一面，特別是青年時代，所以，他的詩也該是廣大讀者學習和瞭解的。我就同袁鷹同志(文藝部主任)商量，是否可選若干首發表。袁鷹同志是詩人，自是欣然贊同，並說索性選一個版，可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馬克思青年時代詩選》即將出版，《人民日報》這一版詩選的「推薦」，無疑也是對於一位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翻譯家的有力支持。
1986年9月，我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主持工作，陳玉剛已先我來到了院屬文化藝術出版社。恰值社領導新老交替之際，玉剛同志是老出版家，老編輯家，雖年齡偏大，但在當時仍是接班的最適當的人選，所以我們還是向文化部陳述原由，把重擔壓在了他的肩上。玉剛同志不愧為黨培養出來的第一代老出版家、老編輯家，他擔任文化藝術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從他任責編的歷史也可看出，他從未出過一本給出版社帶來麻煩的書。儘管玉剛同志趕上了所謂六十歲「一刀切」而離休的1988年，並出現過小小的誤會，我並未在意。因為那是勤奮一生和獻身革命的老同志，一時都會產生的不適應，而且他也很快地表示了歉意。近十年來他也曾先後作為「識途老馬」，兼任過西苑出版社、大眾文藝出版社的總編，繼續為人民出版事業作出貢獻。在這段時間，我也先後收到他的兩次贈書。一本是西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南海珍貴的藏畫集；一本是他重新修訂再版的《中國文學簡史》。在去年《紅樓夢學刊》20週年創刊座談會上也曾見過一面，不料還不到一年，《學刊》又失去了一位老編委!然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學刊》的「輝煌」，至今仍然深印在編者和讀者的腦際，所以，每每講到那最初的日子，老「學刊」們都會說一句，陳玉剛和百花文藝出版社的初創之功不可泯!
二000年二月二十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