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魯迅評紅譾論
一
俞平伯和魯迅是紅學史上兩位卓有建樹的大家，他們對《紅樓夢》研究都做出了巨大貢獻，這已是紅學界的共識。儘管對此進行研究的人頗多，但把他們二位一起比較研究，似乎還無入去做。其實，俞平伯、魯迅的紅學觀點不僅各具特色，而且也有很多相近之處。因此，本文願就此做些探討，以期引起人們更深入研究。
俞平伯和魯迅都對舊紅學索隱猜謎的做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促進了新紅學的發展。俞干伯的《紅樓夢辨》是新紅學的力作，書中嚴厲地批評了舊紅學索隱猜謎的做法。他在《作者底態度》一文中指出：「第一類『紅學家』是猜謎派。他們大半預先存了一個主觀上的偏見。然後把本書上底事跡牽強附會上去，他們的結果，是出了許多索隱，鬧得烏煙瘴氣不知所云。」並進一步分析其產生的原因：「這其中有兩個原故：(])他們有點好奇．以為那些平淡老實的活，決不配來解釋《紅樓夢》。(2)他們底偏見實在太深了，所以看不見這本書底本來面目，只是顏色眼鏡中的《紅樓夢》。」他認為：「求深反淺，是這派『紅學家』底通病。」這些話說得旗幟鮮明，一針見血，持論允當，分析透闢，論證剴切，富于思辨性和說服力，給醉心於索隱猜謎的「紅學家」以有力一擊，這對新紅學的建立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各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世人「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他認為所渭《紅樓夢》本事是「刺和坤」、「藏讖緯」和「明易象」之類，「悠謬不足辯」。他主要列舉了「世所廣傳者」三說，即「納蘭成德家事說」、「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和「康熙朝政治狀態說」，又以確鑿的事實，…予以駁斥，從而徹底否定了各種索隱猜謎的做法。這與俞平伯是完全一致的。
俞平伯和魯迅不僅指出了舊紅學索隱猜謎的錯誤，還進而認為《紅樓夢》具有自傳性質，把《紅樓夢》看成作者的「自傳」或「自敘」。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有很多地方都提到《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認為賈寶玉就是曹雪芹。其中《(紅樓夢>底風格》說得極為明確：「我們有一個最主要的觀念，《紅樓夢》是作者底自傳。從這一根本觀念，對於《紅樓夢》底批評卻有很大的影響。既曉得是自傳，當然書中底人物事情是實有而非虛構；既有事實作藍本，所以《紅樓夢》作者底惟…手段是寫生。」他在《作者底態度》中又進而指出，《紅樓夢》「是感歎自己身世的」。「是情場懺悔而作的」，「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他甚至說《紅樓夢》「原名《石頭記》，正是自傳的一個鐵證」。魯迅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又說：「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他又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強調：「由此可知《紅樓夢》一書是大部分為作者自敘，實是最為可信的一說。」
俞平伯的「自傳說」和魯迅的「自敘說」並無本質區別。從紅學發展來看，這種說法有其意義，因為這畢竟是反對索隱派的有力武器，在反對「猜謎的紅學」的進程中，為徹底掃清索隱派所散佈的迷霧，使《紅樓夢》真正顯示出它的價值，起了進步的作用。但是，《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創作，其中所寫可以有作者的經歷，主人公賈寶玉身上有作者的影子，但不能說《紅樓夢》就是作者的「自傳」或「自敘」，因為這樣便把生活本身等同於文學創作，否定了作者的藝術概括和典型化處理，那就意味著《紅樓夢》是一種自然宅義的東西。賈寶玉形象及其周圍環境所概括的社會內容和蘊藏的思想意義，已遠遠超出作者本人的經歷。俞平伯和魯迅後來都程度不同地認識了這一點，於是他們都修正了自己的說法。俞平伯在1925年所寫的《(紅樓夢辨)的修正》對：「自傳說」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我在那本書裡有一點難辯解的糊塗，似乎不曾確定自敘傳與自敘傳的文學的區別；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歷史與歷史的小說的界線。」「本來說《紅樓夢》是自敘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敘傳或小史則不可。」他在1950年12月為《紅樓夢研究》寫的自序中又說：「《紅樓夢》至多是自傳性質的小說，不能把它徑作為作者的傳記行狀看啊。」他在l955年2月發表的《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一文中又說：「當《紅樓夢辨》出版不久，我就懷疑胡適的作者自傳說了，因為在《紅樓夢》裡有許多講不通的所在。但卻不能建立新的看法。《紅樓夢研究》基本上仍襲用這自傳說，並沒有什麼意義的修改。」說明他不再堅持「自傳說」。魯迅在1936年所寫的《〈出關〉的「關」》則表明他徹底拋棄了「自敘傳」，他指出：「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紅嘍夢》裡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謠，《儒林外史》裡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應為「馮萃中」，筆者注)，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瞄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裡：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罷。」顯然魯迅說得更深刻，更精闢，更科學，他劃清了典型形象和真人真事的界限，揭示了文學創作的規律，表明了魯迅思想認識的飛躍和藝術見解的提高。
二
俞平伯和魯迅還運用美學觀點，高度評價了《紅樓夢》的悲劇精神，徹底批判了「大團圓」的俗套，深刻揭示了《紅樓夢》的審美價值。
俞平伯在《(紅樓夢>底風格》中指出：《紅樓夢》「能夠一洗前人底窠臼，不顧讀者底偏見嗜好」，是一部「極嚴重的悲劇」和「絕妙的悲劇」。他又進而分析道：「凡中國自來底小說，都是俳優文學，所以只知道討看客底歡喜。我們底民眾向來以團園為美好，悲劇因此不能發達，無論那種戲劇小說，莫不以大團園為全篇精采之處，否則就將討讀者底厭，束之高閣了。若哎紅樓夢》則不然；他自發牢騷，自感身世，自懺情孽，於是不能自已的發為文章。他底動機根本和那些俳優文士已不同了。並且他底材料全是事實，不能任意顛倒改造的，於是不得已要打破窠臼得罪讀者了。」他又進一步指出：「社會上都喜歡大小團園於是干篇一律的發為文章，這就是窠臼；你偏要描寫一段嚴重的悲劇，弄到不歡而散，就是打破窠臼，也就是開罪讀者。」他認為曹雪芹這種做法「是《紅樓夢》的一種大勝利，大功績」，進而高度稱揚「《紅樓夢》在我們文藝界中很有革命精神」。這些論述都是很有價值的，反映出他高超的藝術見解，新人耳目。魯迅也很看中《紅樓夢》的悲劇美，並且對「大團圓」的抨擊更加猛烈。他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指出：「這是因為中國人底心理，是很喜歡團圓的，所以必定如此，大概人生現實底缺陷，中國人也很知道，但不願意說出來；因為一說出來，就要發生『怎樣補救這缺點』的問題，或者免不了要煩悶，要改良，事情就麻煩了。而中國人不大喜歡麻煩和煩悶，現在倘在小說裡敘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讀者感著不快。所以凡是歷史上不團圓的，在小說裡往往給他團圓；沒有報應的，給他報應，互相騙騙。一一這實在是關於國民性的間題。」魯迅的分析是極為透闢的，他把人們喜歡「大團圓」結局看作是害怕變革的國民性問題，揭示出了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封建統治思想對我國國民的靈魂毒害的嚴重性。他認為其嚴重後果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就是陷入「瞞」和「騙」的死胡同，文藝要有生機就必須勇敢地打破「大團圓」的桎梏。可貴的是《紅樓夢》是一部大悲劇，既是關於社會的，也是關於人生的，《紅樓夢》描寫的封建制度必然末落的大悲劇中也有許多的小悲劇，魯迅在《墳。論睜了眼看》中認為：「《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作為一部人生的悲劇，《紅樓夢》也是極為難得的。魯迅還指出：「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沒有正視的勇氣。」「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來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儘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白作自受。」而《紅樓夢》則敢於寫出人生的悲劇，作者勇於挑戰的無畏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在對《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評價問題上，俞干伯和魯迅的觀點有差異，大體說俞干伯貶多褒少，魯迅貶少褒多，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對後四十回褒貶是以其如何繼承並完成前八十回的悲劇精神為主要標準的。俞平伯是不主張續書的。《紅樓夢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論續書底不可能》，文章指出：「我以為凡書都不能續，不但《紅樓夢》不能續；凡續書的人都失敗，不但高鶚諸人失敗而已。」俞平伯雖然不主張續書，並且認為高鶚所續《紅樓夢》後四十回是失敗的，但他畢竟對此也有肯定之處，並非全盤否定。而他所肯定的主要是後四十回所表現出來的悲劇性。他在《高鶚續書底依據》中指出：「高鶚補書，在大關節上實在是很仔細，不敢胡來。即使有疏忽的地方，我們也應原諒他。況且他能為《紅樓夢》保存悲劇的空氣，這尤使我們感謝。」在《後四十回底批評》中，他充分肯定高鶚對寶黛結局的敘寫，「將寶黛分離，一個走了，一個死了，《紅樓夢》到現在方能保持一些悲劇的空氣，不至於和那些才子佳人的奇書同流合污。這真是蘭墅底大功績，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在《(紅樓夢)底風格》中也說過：「高鶚既不肯做雪芹底罪人，就難免跟著雪芹開罪社會了；所以大家讀高鶚續作底四十回大半是要皺眉的。但是這種皺眉，不足表明高君底才短，正足表明他底不可及處。他敢使黛玉平白地死去，使寶玉娶寶釵，使寧、榮抄家，使寶玉做了和尚；這些都是好人之所惡，雖不是高鶚底意思，是他迎合雪芹的意思做的，但能夠如此，已頗難得。」他雖指責高鶚續書是「假傳聖旨」。但卻又指出：「混四十回於八十回中，就事論事，是一種過失；就效用影響而論，是一種功德，混合而論是功多而罪少。」因為高鶚如果不「假傳聖旨」，那些有「大團圓」癮的人們宋續前八十回，就會破壞了《紅樓夢》的悲劇性，將其寫成「大團圓」的結局，這便糟蹋了《紅樓夢》。有高鶚的補續，這些人「雖有十二分的難受，至多也只好做什麼《紅樓圓夢》、《鬼紅樓夢》……這類怪書，至多也只能把黛玉從墳裡拖出來，或者投胎換骨，再轉輪迴。」他對高鶚所續後四十回的「讚揚和指斥」是「失敗了，光榮地失敗了」，在「失敗」中有「光榮」，就是因為後四十回保存了悲劇氣氛。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紅樓夢》「後四十回雖數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惟結末又稍振。」魯迅所肯定的正是後四十回所保存的前八十回的悲劇氣氛，「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正是前八十回悲劇情節的必然發展和結局，因為這與「食盡鳥飛獨存白地」是完全相符的，而魯迅所不滿的則是後四十回悲劇性的不徹底，「結末又稍振」。比起俞平伯來，魯迅的分析和論述顯得更符合實際，因而也更有說服力。在紅學史上，對高鶚所續，一筆抹煞者有之，如裕瑞；完全肯定者有之，如張新之。而俞乎伯和魯迅則採取了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可取的態度，並且又以是否保持前八十回的悲劇精神為主要標準，這更是極富於藝術鑒賞力的，尤其是魯迅所論更為公允，為後人所普遍接受。
俞平伯和魯迅還分析了後四十回對前八十回悲劇精神保存得不徹底的原因。俞平伯在《後四十回底批評》中引他給顧頡剛的信說：「我們還可以比較高鶚和雪芹底身世，可以曉得他倆見解底根本區別。雪芹是名士，是潦倒不堪的，是痛惡科名祿利的人，所以寫寶玉也如此。蘭墅是熱中名利的人，是舉人，(將來中進士，做御史)所以非讓寶玉也和他一樣的中個舉人，心裡總不很痛快。」「雪芹把寶玉拉出學堂，送進大觀園；蘭墅卻生把寶玉重新送入學堂去。」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指出：「其補《紅樓夢》當在乾隆辛亥時，未成進士，『閒且憊矣』，故於雪芹蕭條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則與所謂『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地露出那下世光景來』(戚本第一回)者又絕異。是以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於『蘭桂齊芳』，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乾淨者矣。」俞平伯和魯迅兩人都認為，由於高鶚與曹雪芹在生活際遇、思想感情上既略有相似又大不相同，所以後四十回未能把前八十回的悲劇精神徹底繼承下來，出現了「蘭桂齊芳」「家業復起」的「結未稍振」的情景．俞平伯和魯迅還對各種以「大團圓」為結局的《紅樓夢》的續書進行嚴肅的批評，從而充分肯定了《紅樓夢》的悲劇意義。俞平伯在《(紅樓夢)底風格》中指出；「至於以後續作的人，大半是要把黛玉從墳裡拖出來，叫她去嫁寶玉。這種辦法，無淪其情理有無，總是另有一種神力才能如此．必要這樣才算有收梢，才算大團園，真使我們臉紅說話不得。即雪芹蘭墅相見在地下，談到這件事怕亦說不出話來呢!」他在《後四十回底批評》中也說：「當他們豪興勃發的時候必定要來續貂尾，也必定要假傳聖旨依附前人。《紅樓夢》給他們這一續，那糟糕就百倍於現在了．他們決定要使寶玉拜相封王，黛玉夫榮妻貴，而且這種格局深投社會底心理，必受歡迎無疑。他們決不辨誰是誰，只一氣呵成的讀了下去。雪芹這個冤枉卻無處去訴，而烏煙瘴氣亦不知如何了局。總之，污蔑而已，侮辱而已!」可見俞平伯對這種「大團圓」結局的續書是深惡痛絕的。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中對此抨擊更是不遺餘力：「然而後來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既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起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大。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在魯迅看來，這些續書較高鶚所續比起來，是惡劣和荒唐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大團圓」的思想在作怪，自欺欺人。高鶚所續之所以遠遠高於一般續書，就在於保存了前八十回的悲劇精神，並使之貫穿全書。
三
關於《紅樓夢》人物形象的塑造，俞平伯和魯迅也有精闢的論述。他們都充分揭示了《紅樓夢》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其中有很多觀點之於當時的紅學界足以振聾發聵，石破天驚，即便是在今天，有些觀點仍可視為經典之論，具有重大意義。
俞平伯在《(紅樓夢)底風格》中說：「我覺得《紅樓夢》所表現的人格，其弱點較為顯露。作者對於十二釵，一半是他底戀人，但卻愛而知其惡的。所以如秦氏底淫亂，鳳姐底權詐，探春底涼薄，迎春底柔懦，妙玉底矯情，皆不諱言之。即釵黛是他底意中人了，但釵則寫其城府深嚴，黛則寫其口尖量小，其實都不能算全才。全才原是理想中有的，作者是面鏡子如何能照得出全才呢?這正是作者極老實處。卻也是極聰明處，……《紅樓夢》在這一點上，舊小說中能相比他的只有《水滸》。《水滸》中有一百零八個好漢，卻沒有一個全才。」這段話說得很深刻，不僅深入揭示出了《紅樓夢》人物性格的特徵，推而廣之，應用於一切文學創作中的人物刻畫，也都是合適的。「愛而知其惡」是曹雪芹塑造人物的一個重要特點，他筆下的黛玉、寶釵、探春、迎春、妙玉等，其性格中都有不足，她們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是逼近生活的人，這就突破了人物塑造簡單化、概念化和絕對化的樊籬。俞平伯評論寶玉時說：。依雪芹底寫法，寶玉底弱點亦很多的。……他天分極高，卻因為環境關係，以致失學而被摧殘。他底兩性底情和欲，都是極熱烈的，所以警幻很大膽的說：『好色即淫，知情更淫』；一掃從來迂腐可厭的鬼話。他是極富於文學上的趣味，哲學上的玄想，所以人家說他是癡子，其實寶玉並非癡慧參半，癡是慧底外相，慧即是癡底骨子。」「寶玉亦慧，亦癡，亦淫，亦情，但千句歸一句，總不是社會上所讚美的正人。」這些話對寶玉性格的分析雖不很全面，但畢竟揭示出了其複雜性。俞平伯還善於運用對比手法來揭示人物的複雜性格，他在《(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中對黛玉和寶釵的性格是這樣概括的：「釵黛雖然並秀，性格卻有顯著不同：如黛玉直而寶釵曲，黛玉剛而寶釵柔，黛玉熱而寶釵冷，黛玉尖銳而寶釵圓渾，黛玉天真而寶釵世故。」這樣分析二人性格上的差異，已是極為深細了，至今仍能給人以啟迪。俞平伯還說過：」「社會上最喜歡有相反的對照。戲台上有一個紅面孔，必跟著個黑面孔來陪他，所謂一臉之紅榮於華袞，一鼻之白嚴於斧鉞』。在小說上必有一個忠臣，一個奸臣；一個風流儒雅的美公子，一個十不全的傻大爺；如此等等，不可勝計。我小時候聽人講小說，必很急地問道：『那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覺得這是小說中最重要，並且最精采的一點。社會上一般人底讀書程度。正還和那時候的我差不許多。雪芹先生於是狠狠的對他們開一下頑笑。」這話也說得非常有道理，說明《紅樓夢》中人物性格因為複雜，很難說出究竟「那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其中的人物都是平凡的，都是來自生活的，因而都是真實可信的。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有一段論《紅樓夢》的名言：「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於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一一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這段話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僅就人物刻畫而言，魯迅的評論也是極為科學的。從前的很多小說寫入物往往存在公式化、概念化和絕對化的缺陷，於是「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人物形象沒有個性，根本不可信。而《紅樓夢》則不然，既不寫「大仁者」，也不寫「大惡者」，寫的都是來自日常生活中的人。他們的身上沒有純粹的「善」，也沒有純粹的「惡。，而是正邪交賦、善惡相兼的，充分體現出作為自然的和社會的人的複雜性和真實性。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像物，實際上，他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因此每個人必定會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他的思想性格必然是複雜的。《紅樓夢》中的絕大多數人物的性格莫不如此，不僅寶玉、黛玉、寶釵、風姐、賈母等性格複雜，即便是賈雨村、賈政、賈珍、薛蟠等看似寫得較為單一，其實他們的性格也是複雜的．賈雨村固然是狡詐卑污的政客，但他的身上也體現著對封建禮教的蔑視。賈政確有道貌岸然、迂腐無能的特徵，但他又何嘗不是一位孝子、嚴父和正直的官員呢?賈珍有衣冠禽獸的一面，但他不惜一切代價為秦可卿辦喪事並且哭得淚人一般，不能說沒有真情在。薛蟠人稱呆霸王，橫行不法，但他也有講義氣的時候。趙姨娘、賈環等人似乎最讓人討厭，無…好處可言，但他們扭曲的性格也是由那個特殊環境造成的，也是可信的．魯迅謂《紅樓夢》中的人物是「真的人物」，就是因為小說寫出了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塑造出了一個個「熟悉的陌生人」。
四
俞平伯和魯迅在《紅樓夢》研究中雖說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他們也難免有失誤，對此我們也不應該視而不見，為賢者諱。找出他們的不足，目的是以資後人借鑒。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對《紅樓夢》的總體評價並不是很高的，並沒充分認識到《紅樓夢》的價值。他在《〈紅樓夢〉底風格》中曾說過：「平心看來，《紅樓夢》一類小說，和一切中國底文學一一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這類文學底特色，至多不過是個人身世性格底反映。《紅樓夢》底態度雖有上說的三層，但總不過是身世之感，牢愁之語。即後來底懺侮了悟，以我從楔子裡推想，亦並不能脫去東方思想底窠臼；不過因為舊歡難拾，身世漂零，悔恨無從，付諸一哭，於是發而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過破悶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閒書相似，不得入於近代文學之林。即以全書體裁而論，亦微嫌其繁複冗長，有矛盾疏漏之處，較之精粹無疵的短篇小說自有區別。」他認為《紅樓夢》不能步人世界文學名著之林，把《紅樓夢》看成是僅供人們「破悶醒目，避世消愁」的「閒書」，這不僅貶底了《紅樓夢》的價值，而且嚴重地歪曲了這部傑作的思想意義。當然，俞千伯還說過：「《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我雖以為應列第二等，但雪芹卻不失為第一等的天才。」「至於在現今我們中國文藝界中，《紅樓夢》依然為第一等的作品，是毫無可疑的．」「《紅樓夢》底風格，我覺得較無論哪一種舊小說都要高些。」在這些話中，他把《紅樓夢》說得高於中國其他小說，是「第…等的作品」，但是在世界文學中，他卻認為它「應列第二等」，這無異於說中國的文學遠遠不及世界文學。尤其可笑的是，他把曹雪芹列為「第一等的天才」，而這「第一等的天才」寫出的卻是「第二等」的作品，豈不怪哉j俞平伯對《紅樓夢》的總體評價不是很高，大概是接受了陳獨秀的影響。陳獨秀在《紅樓夢新序》中說：「我嘗以為如有名手將《石頭記》瑣屑的故事盡量刪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分，可以算是中國近代語的文學作品中的代表著作。」俞平伯的口吻與此何其相似乃爾!不過。後來俞平伯大概認識到這些說法的偏頗，等到《紅樓夢研究》出版時，他便將上引「小心看來」一段話刪去了。
魯迅對《紅樓夢》的總體評價比俞平伯要高得多，但是在魯迅的心目中，《紅樓夢》似乎還不能與世界一些文學名著相比，曹雪芹也比不上世界上一些文學大家。他在《花邊文學。看書瑣記》中說：「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扎克小說裡對話的巧妙，以為並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瀆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其實《紅樓夢》比巴爾扎克的作品產生得早，其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程度並不在巴爾扎克之下，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地方可謂俯拾即是，不勝枚舉，並非只是「有些地方」。魯迅同俞平伯一樣，在中國文學範圍內，充分肯定《紅樓夢》的價值，但在與世界文學的對比中，又認為《紅樓夢》還是有差距的。這樣來評價《紅樓夢》這部偉大文學名著，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從中可以看出他們二人在認識上的局限。
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失誤還有很多，此文不再贅述。魯迅在《紅樓夢》研究中的失誤，向來人們很少提及。魯迅在評論或引述《紅樓夢》時，也有失誤或不當之處，如他在《偽自由書．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說：「看《紅樓夢》，覺得賈府上是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著酒醉，從主子罵起，直到別的一切奴才，說只有兩個石獅子乾淨。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主子深惡，奴才痛嫉，給他塞了一嘴馬糞。」「其實是，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罷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這是一段很有名的話，但其中有一處說得不對，一處不盡貼切。「只有兩個石獅子乾淨」，並不是焦大所罵，而是出自柳湘蓮，見第66回，寶玉向他誇尤三姐貌美，勸他娶之，而他卻說：「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我不做這剩忘八。」寶玉一聽，紅了臉。況且他也沒有罵整個賈府，只是罵東府也即寧國府。而魯迅以屈原比焦大，也是不太合適的。
五
俞平伯和魯迅在《紅樓夢》研究中為什麼會取得突出的成就並有很多相近的觀點呢?其中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除人人盡知的時代文化發展(如西學東漸)的影響和他們個人的努力外，還有以下數端：
第一，他們能真正理解和領悟曹雪芹的文藝主張。上述俞平伯論述《紅樓夢》人物性格複雜性的話，其實和《紅樓夢》第一回作者自述的那段話是一脈相承的，精神完全一致：「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屠毒筆墨，壞子人弟，又不可勝數。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幹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至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巾之小丑然。」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在論述「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小說甚不同，』時，也大段引用了《紅樓夢》第一回的一大段話，表明對曹雪芹的文藝主張的理解和重視，俞平伯、魯迅的很多觀點和曹雪芹的主張是相通的。
第二，他們都借鑒了脂批。特別是關於小說的悲劇性、人物性格的複雜性等問題，他們都接受了脂批的觀點。脂批認為《紅樓夢》「作者是欲天下人共來哭此情字」(甲戌本)，這不僅揭示了「情」在《紅樓夢》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用一「哭」字也揭示出了小說的悲劇性。俞平伯和魯迅都認為「情」在《紅樓夢》中極為重要，乃至俞平伯把《紅樓夢》說成是「情場懺悔」之作，魯迅把《紅樓夢》列為「人情小說」，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特別是很多脂批對當時流行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絕對化、公式化和臉譜化的傾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認為「近之小說」之所以「可笑」，就在於「滿紙羞花閉月等字」，「凡寫好人則鼠耳鷹腮等語」，「滿紙天下無二，古今無雙等字」，「滿紙班昭、蔡琰、文君、道韞」，「有一百個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臉面」(甲戌本)。脂批還指出：「最恨近之野史中，惡則無往而不惡，美則無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庚辰本)這些看法是完全正確的，直接影響到了俞平伯和魯迅；他們在論述《紅樓夢》人物性格的複雜性時，就是持的這種觀點，只不過他們說得更深細罷了。當然俞平伯和魯迅早年有的觀點亦有不及脂批處，如脂批認為：「按此書中寫一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末日曾親睹者。又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於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之所有小說傳奇中，亦未曾見這樣的文字，於顰兒處為更甚。」(庚辰本)說明寶玉這個形象，完全是曹雪芹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進行獨特創造的一個不朽典型，而俞平伯、魯迅早年則認為《紅樓夢》是「自傳」或「自敘」。第三，他們也接受了王國維的影響。王國維在1904年發表的聯紅樓夢評論》，不僅批評了索隱之風，而且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徹頭徹尾之悲劇。，這也給俞平伯和魯迅以很大影響。王國維指出：「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又吾國之文學，以挾樂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離其罰：此亦吾國戲曲小說之特質也。」在此基礎上，他指出《紅樓夢》之所以偉大，之所以具有極高的價值，是因為它「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與一切喜劇相反：是「徹頭徹尾之悲劇」。俞平伯和魯迅熱情讚美《紅樓夢》的悲劇之美，猛力抨擊「大團圓」的俗套，當是與接受王國維的影響密切相關的。王國維還指出，寶黛的愛情悲劇並非由於有品質惡劣、毒如蛇蠍的壞人的迫害，而是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不得不然」，這也同樣給俞乎伯和魯迅以啟發。王國維曾對《紅樓夢》「自道其生平」的說法提出了質疑，而俞平伯和魯迅早年則堅持「自傳說」．則表明二人認識上亦有不及王國維處。王國維對《紅樓夢》評價極高，認為《紅樓夢》是「宇宙之大著作」，是「我國美術史上唯一大著作」，是「悲劇之悲劇」，完全可以和世界名著歌德的《浮士德》相媲美，同是不朽的。而俞平伯和魯迅對《紅樓夢》的評價卻顯得很低。王國維在文中曾引黛玉名言「不是東風壓西風，就是西風壓東風」，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娘兒們也不行》一文亦引：「林黛玉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就是女界的『內戰』也是永遠不息的意思．」亦說明其影響。
第四，他們一度曾受胡適影響。不可否認，胡適是一代著名學者，是紅學大家，其觀點在當時影響極大，有很多人在追隨著他，尤其是其「自傳說」，對俞平伯和魯迅影響極大，不過後來俞平伯對此有所修正，而魯迅則逐漸將它拋棄。胡適還指出。高鶚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這一點悲劇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他還批評其他《紅樓夢》續作，都在「做一部『團圓』的《紅樓夢》。」(《紅樓夢考證》初稿)又說：「悲劇的觀念一一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的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這與俞平伯、魯迅評論《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觀點是非常相似的，其中的承繼關係是很明顯的。
第五，他們都吸收了同時代其他人的思想養料，並加以發展和深化。本世紀二十年代前後，學術界、文藝界有很多人批判「大團圓」，提倡悲劇精神。蔡元培指出，西人重悲劇，我國重「團圓」，「蓋我國人之思想，事事必求其圓滿。」(《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演說詞》)又說《紅樓夢》若「如《紅樓後夢》等，必使寶黛成婚，則此書可以不作。」(《以美育代宗教說》)周作人認為曹雪芹不把黛玉配給寶玉，「卻任她死了，任寶玉去做和尚，這是他的見識」。他認為這部作品能寫出兩千年來男女戀愛、婚姻上的悲劇，打破大團圓，這是《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精神。俞平怕和魯迅在評論《紅樓夢》時不會不吸收同時代人的思想觀點，當然他們進一步發展，向前推進，使之更系統，更深刻。
第六，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俞乎伯和魯迅是同時代人，都曾在北京大學學習或工作過，都吸收了西方的一些進步文學主張，他們相互往來密切(魯迅的日記和文章中曾提到俞平伯及其對《紅樓夢》的研究)，學術觀點上相互影響是必然的。他們相互借鑒，相互吸收，於是在對《紅樓夢》的研究上，觀點相近，這是情理中的事。當然，在紅學領域，俞平伯著述頗豐，用力極專，當時影響極大，他與胡適一道建立了新紅學，但惜其文章駁雜冗長，精蕪俱在；而魯迅從事中國小說史的教學，大量涉獵，廣泛吸收，取長補短，擇優汰劣，去偽存真，文章則短而精，觀點大多公允，持之有故，言之有物，有很多評析《紅樓夢》的言論，已被後人廣泛引用，成為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