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紅樓夢》
我最初接觸《紅樓夢》是1943年我讀無錫工專高中一年級時，那時有位范老師說《紅樓夢》儘是講做詩的，你喜歡做詩，去讀《紅樓夢》吧。但我讀後卻不感興趣，因為不是講做詩的。
1946年，我考入無錫國專，那時著名的老師很多，如王蘧常、朱東潤、馮振心、吳白匈、周貽白等，1948年我轉到上海無錫國專分校，由王蘧常先生授諸子學，講《莊子》，由童書業先生講秦漢史，由顧佛影先生講詩學，由王佩玲先生講地理學，由劉詩蓀先生《紅樓夢》。這是我在課堂上正式聽講《紅樓夢》的唯一的一學期。但那時聽課很自由，想不聽就不聽，而我正著迷於詞學，整天在顧廷龍先生的合眾圖書館裡撰寫《蔣鹿譚年譜》和《水雲樓詩詞輯校》，所以劉先生的課，聽了開頭幾堂就沒有再聽，但研究《紅樓夢》是一門學問這一認識，這時算是確立了。
我真正讀《紅樓夢》是1954年到北京以後，我剛來北京就碰上批判胡適、俞平伯先生的運動。自己略無所知，只是認真地跟著學習，結合各人的文章，反覆讀《紅樓夢》；也對別人的文章作比較研究，實際上這是我認真讀《紅樓夢》的開始，但卻沒有作研究。
1966年「文革」開始，我首先受衝擊，也遭到了「抄家」，這在當時是司空見慣，雖然很氣憤，畢竟不是我一人的遭遇。令我氣憤而又吃驚的是把我的《紅樓夢》抄走，而且當黃色書展覽。這對我的刺激很大。因為明明在文學史課上都講了《紅樓夢》，怎麼一下就把它作為黃色小說示眾了呢?我生怕這一陣風刮向全國，會把這部巨著毀了，所以不管我當時正在受批鬥，每天夜深人靜以後，我就用毛筆據影印庚辰本《石頭記》，依原著行款朱墨兩色抄寫，因為每天只能深夜抄寫，所以整整抄了一年。這一年的抄寫，是我真正深入《紅樓夢》的過程，聯繫當時社會的混亂狀況，特別是許多朋友和熟人挨整後憤而自殺，我每每抄書到動情之處，不禁掩卷痛哭；到抄完這部書，我自覺從思想上與曹雪芹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相通了許多。我最後抄完了重讀此詩時，忽覺這四句話實在就是一部《紅樓夢》的最好的概括，此詩既是開頭，更是全書的總結!從此以後，我大概算進入讀《紅樓夢》的真境界了。
1973年到1974年，社會上掀起了一股評《紅》熱潮，我由北京市委調去參加評《紅樓夢》的寫作組，當時一起調去的有六、七個人。確定了全書的章節後，就由大家分頭撰寫，我寫的是全書的「序言」、「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二百年來圍繞著《紅樓夢》的鬥爭」這三章，後來這三章收入我的《夢邊集》。現在回頭看二十多年前寫的這些東西，自覺可以覆瓿。一是當時還是「文革」後期，評《紅》都是以毛澤東主席對《紅樓夢》的一些批示作為依據的，市委組織這個寫作班子，其目的也就是要以毛主席的指示為根據來評論《紅樓夢》，所以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研究《紅樓夢》，只能停留在表面理解上；二是我自己對《紅樓夢》的理解還有待於深入。不久前有人竟把我們當時寫的這本書當作政治罪狀來指責，不禁使我為之啞然失笑，他不知道這種故技早已過時了!
當時，我寫完了這三章後就提前離開寫作組，到社科院歷史所的範文瀾《中國通史》編寫組去工作了。
我去社科院歷史所參加范老《中國通史》的編寫工作，要感謝黎澍同志和李新同志，他們為了調我去歷史所，不知花了多少力氣，有一段時間，黎澍同志一早起來就坐在電話機旁邊向有關部門催調，而李新同志則不時給我電話，告訴我期在必去。雖然我去工作了一段時間，但終未調成，然而這兩位前輩的殷殷愛護之情，我是終身難忘的。
1974年，袁水拍同志擔任國務院文化組的副組長，有一次，他特地跑到鐵獅子胡同一號我的住處找我，說要考慮做一些真正有意義的文化事業，並提到古籍整理的問題，我就建議校訂《紅樓夢》。他經過認真思考，覺得可以，就要我先起草一個報告，等李希凡同志從西安回來一起討論，我很快就起草好了給他送去，後來這個報告由國務院批准了。由水拍同志擔任校訂組組長，由李希凡同志和我擔任副組長，同時就向各地借調了一批研究《紅樓夢》的專家，於1975年正式開始這項工作。這項工作正式進行了一年左右，到1976年初，不少借調來的同志都回原單位，最後只剩我和呂啟祥、林冠夫繼續做校注工作。1976年也是社會和政局最動盪的一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去世，到4月5日發生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群眾運動；7月6日朱德總司令去世；7月28日，發生震驚中外的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10月6日凌晨，江青四人幫被捕，四人幫徹底垮台。在這樣劇烈動盪的情況下，我們的校注工作也只好時斷時續。不久，賀敬之同志出任文化部長，他再次肯定並指示校注《紅樓夢》的工作不能停，因此這項工作得以繼續進行下去，直到1982年此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我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
從1975年到1982年整整七年，我一直在從事《紅樓夢》的校注工作，校注工作中遇到很多具體問題，例如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問題，《紅樓夢》的版本問題等等，結合當時的工作我依次研究了這些問題，並寫成書得到了出版。我最早研究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的問題。
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究竟從何下手，頗費斟酌。恰好我的朋友外語學院的魯寶元同志來看我，提到了有一部《五慶堂曹氏宗譜》，上面有曹雪芹上祖的世系。我說這部書曹家早已獻出去並且已經在「文革」中丟失了，我在1963年故宮文華殿舉行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文物展覽時，曾經隔著玻璃櫃看過，現在要研究它，已經沒有原始資料了。魯寶元同志說，他知道在曹儀策先生手裡還有一本底本，也是老本子，他可以幫我去向曹儀策先生商量，借出來進行研究。過不了幾天，他就來陪我去看曹儀策先生，曹先生一口答應將此譜借給我，他說過幾天給我送去。果然沒有幾天他就將《五慶堂曹氏宗譜》送來了，在我手裡留了一個月，我為他寫了跋文，並錄了副本，拍了照片，以備研究，將原本歸還了他。
我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的研究，是從查實譜上人物人手的，結果卻查出來一系列重要的文獻資料，大大充實了我的研究。現將這些文獻資料和我的研究結果概述如下：
一、《清太宗實錄》卷十八：天聰八年甲戌《明崇禎七年1643年》條：
墨爾根戴清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
這是清代官方文獻資料中有關曹雪芹上世的最早的一條史料。這條史料的價值：一是它說明了曹振彥此時已歸到多爾袞屬下，這是他後來發跡的一大契機。根據《大金喇麻法師寶記碑》天聰四年四月的時候，曹振彥在額戰附佟養性部下當「教官」，佟養性的部隊是「烏真超哈」《漢語為重兵》，是督造紅衣大炮的。佟養性所率的都是「漢軍」，佟養性是「漢軍」總理，故曹振彥當時也該是「漢軍」；但到天聰八年，他已到多爾袞屬下。入了正白旗。這一變化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佟養性於天聰六年死的緣故。但應該注意到天聰四年九月的《玉皇廟碑》上，曹振彥已是「致政」。經研究，「致政」就是「致仕」。也就是「退休」。曹振彥此時尚是少壯之年，不可能退休。那末這時或許他已不屬佟養性的部下也未可知，這個問題還得等有更新的文獻資料出來，才能解決。二是說明曹振彥此時已升為「旗鼓牛錄章京」即「旗鼓佐領」了。按「旗鼓」是指作戰部隊，以與「管領下人」一一從事生產的農奴、工奴相區別。「佐領」是掌握三百人的軍職，是有實權的。正白旗屬上三旗，歸內務府。所以入關後其子曹璽、孫曹寅都屬內務府，其原因即在此。三是說明曹振彥「因有功」，又升了半級。當時明金雙方戰爭頻繁，曹振彥的「功」自當是戰功，在此之前天聰五年有大凌河之戰，曹振彥也可能是參加這次戰爭而立功的，是否如此，亦當待有確切的資料才能論定。總之，這條天聰八年的材料，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非常重要的資料。
二、兩篇《曹璽傳》
1．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寧府志》卷十七《曹璽傳》：
曹璽，字完壁，宋樞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寶宦瀋陽，遂家焉。父振彥，從入關，仕至浙江鹽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學，讀書洞徹古今，負經濟才，兼藝能，射必貫札。補侍衛之秩，隨王師征山右建績。世祖章皇帝拔入內廷二等侍衛，管鑾儀事，升內2-_部。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寧織造。江寧局務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視蘇杭特為繁劇。往例收絲則憑行儈，顏料則取鋪戶，至工匠缺則僉送，在城機戶，有幫貼之累。眾奸叢巧，莫可端倪，公大h厘剔。買絲則必於所出地平價以市；應用物料，官自和買，市無追胥，列肆案《安》堵；創立儲養幼匠法，訓練程作，遇缺即遴以外。不僉民戶，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經，賞賚以時，故工樂且奮。天府之供，不戒而辦。歲比欞，公捐俸以賑，倡導協濟，全活無算，郡人立生祠碑頌焉。丁巳、戊午兩督運，陛見，天子面訪江南吏治，樂其詳剴。賜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賜御書匾額手卷。。甲子六月，又督運，瀕行，以積勞感疾，卒於署寢。遺誡惟訓諸子圖報國恩，毫不及私。江寧人士，思公不忘，公請各台崇祀名宦。是年冬，天子東巡，抵江寧，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長子寅仍協理江寧織造事務，以纘公緒。寅，敦敏淵博，工詩古文詞。仲子宣，官蔭生，殖學具異才。人謂盛德昌後，自公益驗雲。
2．康熙六十年刊《上元縣志》卷十六《曹璽傳》：
曹璽，字完壁。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瀋陽有聲。世選生振彥，初，扈從入關，累遷浙江鹽法參議使，遂生璽。璽少好學，沉深有大志，及壯補侍衛，隨王師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寧織造。織局繁劇，璽至，積弊一清，干略為上所重。丁巳、戊午兩年陛見，陳江南吏治，備極詳剴。賜蟒服，加正一品，御書「敬慎」匾額。 甲子卒於署，祀名宦。子寅，字於《子》清，號荔軒。 四歲能辨四聲，長，偕弟子猷講性命之學，尤工於詩，伯仲相濟美。璽在殯，詔晉內少司寇，仍督織江寧。特敕加通政使，持節兼巡視兩淮鹽政。期年，疏貸內府金百萬，有不能償者，請豁免。商立祠以祀。奉命纂輯《全唐詩》《佩文韻府》，著《練（楝）亭詩文集》行世。孫頤，字孚若。嗣任三載，因赴都染疾，上日遣太醫調治，尋卒。上歎息不置，因命仲孫穎復繼織造使。順字昂友，好古嗜學，紹聞衣德，識者以為曹氏世有其人云。
以上兩篇《曹璽傳》是曹雪芹家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文獻。這兩篇傳實際上是上下篇，兩篇傳一共寫了七個人，曹世選、曹振彥、曹璽、曹寅、曹宣、曹頤、曹頫\。重點是曹璽和曹寅。但對其他幾個人，這兩篇傳記也都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以往，反映曹家上世歷史資料最多的莫過於《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74「附載滿洲旗分內之尼堪姓氏」下的「曹錫遠」條，該條說：
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分無考。其子曹振彥，原任浙江鹽法道。孫曹璽，原任工部尚書。曹爾正，原任佐領。曾孫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護軍參領。兼佐領。曹荃，原任司庫。元孫曹頤，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員外郎。曹頎，原任二等侍衛兼佐領。曹天祐，現任州同。
這段文字共112個字，寫了u個人。除開頭曹錫遠占三句話外，其餘都是每人一句。對研究曹雪芹家世來說，雖然只一句，也是重要的。但比起兩篇《曹璽傳》來說，畢竟《曹璽傳》詳細得多了。更難得的是這兩篇傳，一篇是康熙二十三年的《1683》。另一篇是康熙六十年的《1721》。而《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則是乾隆九年《1744》的書，前者比它早了六十一年，後者比它早二十三年。總起來說，這兩篇傳，都是曹家未敗落時的記錄，所以它的直接性和真實性都是無可置疑的。
這兩篇《曹璽傳》給我們新增的認識：一是曹世選單名「寶」，曾「令瀋陽有聲」，並且家瀋陽；二是曹家的遠祖是宋武惠王曹彬；三是曹家「著籍襄平」，「襄平」是遼陽的古稱，也即是說曹家的籍貫是遼陽；四是曹振彥是「扈從入關」的，但未提曹世選；五是曹璽曾參加平姜瓖之亂，並選拔為內廷二等侍衛，在江寧織造任上做了不少有益於民眾的事，郡人立生祠碑以頌；六是曹寅於康熙二十三年曹璽死後即奉命「協理江寧織造事務」，他「偕弟子猷講性命之學」，即程朱理學；七是曹荃確實原名「曹宣」；八是曹頤字「乎若」；九是曹頫\字「昂友」。以上這些，都是我們以前所不知道的，所以這兩篇傳記的發現，是曹雪芹家世研究的一大進展。
三、遼陽三碑
遼陽三碑，也是近二十年來發現的有關曹家上世史實的重要實物，碑上的文字對研究曹家入關的情況十分重要。
事情是這樣的，1976年初，我在《文物》雜誌上和《文藝研究》上，先後發表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一文，文中提到了《曹璽傳》裡明確記載曹家「著籍襄平」《即遼陽》的問題。之後就收到了遼陽同志來信，告訴我遼陽現存的《大金喇麻法師寶記碑》的事，我立即到遼陽去驗看了此碑。在看完此碑後，我提出請他們仔細查一下，是否還有第二塊有關曹家的碑，之後不久，又收到了遼陽同志的來信，說找到了另一塊有曹振彥署名的碑。我立即又趕去驗看，果然是一塊有曹振彥署名的碑，碑名《重建玉皇廟碑》。在驗看這一塊碑的同時，遼陽的同志又提出了小學門口還有一塊碑，不知與曹家有沒有關係?於是我立即請他們帶去驗看。碑很高大，我站在課桌上才能看清碑陰的人名，果然有曹得先、曹得選、曹世爵三個人的名字，這都是《五慶堂譜》三房的人名。這塊碑的名字叫《東京新建彌陀寺碑》。
對於以上三塊碑，我都作了研究。
《大金喇麻法師寶記碑》從時間來說，它比《清太宗實錄》天聰八年要早出四年，但前者是官方文獻最早的一條，後者是地方實物中最早的一件，各具特殊的意義。《喇麻碑》的重要之處是它揭示了曹家上世在屬多爾袞的正白旗之前，先是屬佟養性的「舊漢兵」或「舊漢軍」，屬「烏真超哈」部隊《紅衣大炮部隊》，此時曹家歸附後金已首尾十年。其次是上述兩篇《曹璽傳》說：「及王父寶宦瀋陽，遂家焉。」「著籍襄平」。「襄平」就是遼陽，現在這塊《喇麻碑》又在遼陽發現，則對兩篇《曹璽傳》所說的曹家的祖籍是遼陽，是一個重要的實證，特別是碑陰與曹振彥並列的這些人，我已查清楚十名，其中如寧完我、石廷柱、金玉和、祝世昌、吳守進、張大猷、金礪等七名都是遼陽人，則可見當時佟養性部下遼陽人不少。《玉皇廟碑》是天聰四年九月，比《喇麻碑》只晚五個月，而此碑已無曹振彥軍職，只署「致政」，當是其隸屬及職務正在變動之際，尚未確定。至天聰八年，則已歸多爾袞之正白旗，為「旗鼓牛錄章京」《旗鼓佐領》。則此碑為我們提供了曹振彥由佟養性屬下轉變為多爾袞屬下的一個變動初步的情況。這同樣是曹雪芹上世的重要實證資料。《彌陀寺碑》則是《五慶堂》曹氏三房上祖的署名碑，碑陰曹得先、曹得選、曹世爵三人，都是五慶堂譜上的人名。《五慶堂譜》原稱「遼東曹氏宗譜」，現在在遼陽發現五慶堂上祖的署名碑，則對《五慶堂曹氏宗譜》亦是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實物證據。五慶堂三房是孔有德的部下，此碑的功德主正是「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與史實全合，則更加增加了《五慶堂譜》的可信性。
所以以上遼陽三碑，是研究曹雪芹上世的重要的歷史文物、歷史見證，是彌足珍貴的。
四、天聰七年孔有德降金書。
1975年左右，我在寫《曹雪芹家世新考》的過程中，無意中於舊書裡發現了孔有德、耿仲明的降金書，此件的滿文照片發表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的《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十週年紀念文獻特刊》上，下面是此件的漢譯原文：
總提兵大元帥孔有德
總督糧餉總兵官耿仲明
為直陳衷曲，以圖大業事：照得朱朝至今，主幼臣奸，邊事日壞，非一日矣! 兵士鼓噪，觸處皆然，非但本帥如此也。前奉部調西援，錢糧缺乏，兼沿途閉門罷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氣吞聲，行至吳橋。又因惡官把持，以致眾兵奮激起義，遂破新城，破登州，隨收服各州縣。去年已有三次書札，全未見復，始知俱被黃龍在旅順所截奪。繼因援兵四集，圍困半載，彼但深溝高壘，不與我交戰。彼兵日多，我兵糧少，只得棄登州而駕舟師，原欲首取旅順為根本，與汗連合一處，誰知颶風大作，飄至廣鹿島《大連海中》。本帥即乘機收服廣鹿、長山、石城諸島，若論大海，何往不利?要之終非結局。久仰明汗網羅海內英豪，有堯、舜、湯、武之胸襟，無片甲只矢者，尚欲投汗以展胸中之偉抱；何況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餘，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備，更與明汗同心協力，水陸並進，勢如破竹，天下又誰與汗為敵乎?此出於一片真熱心腸，確實如此。汗若聽從，大事立就，朱朝之天下，轉瞬即汗之天下。是時明汗授我何職，封我何地，乃本帥之願也。特差副將劉承祖、曹紹中為先容，汗速乘此機會，成其大事，即天賜汗之福，亦本帥之幸也!若汗不信，可差人前看虛實如何。本帥不往別地，獨向汗者，以汗之高明，他日為成人事，故效古人棄暗投明也。希詳察之! 為此合用手本，前投明汗駕前，煩為查照來文事理，速賜裁奪施行。須至手本者。天聰七年《按：崇禎六年》四月十一日
孔有德是如何投降的，與我們的研究關係不大，但這個《投降書》裡提到「特差副將劉承祖、曹紹中為先容」這句話，這個「曹紹中」就是《五慶堂譜》上的人物，他在《五慶堂譜》上是第十世，與同譜上四房的曹振彥是同世次。《清太宗實錄》卷十四，「天聰七年癸酉：孔有德、耿仲明等，自鎮江遣副將曹紹宗、劉承祖等，奏報起程日期。（文長，下略）這裡的曹紹宗，也就是《投降書》上的曹紹中，滿文譯字、音同字異之故。此事《清史稿．孔有德傳》有詳細記載，其中亦有「復遣所置副將曹紹中、劉承祖等奉疏言，將自鎮江登陸……」等語。文長不錄。《五慶堂譜》十世列：致中、化中、紹中、純中、權中等數十人。其中曹紹中是這樣一段譜文。「養性子，字柱石。指揮僉事，驃騎將軍。子貴，誥封光祿大夫。配王氏，續配何氏，俱封一品夫人。生三子：長德先、次仁先、三義先。女一，適沈。」這段文字很簡單，不能說明譜上的曹紹中是否就是送《投降書》的曹紹中。但幸好《清太宗實錄》卷五十一：「崇德五年庚辰」有：「三等梅勒章京曹紹宗老病，令其子仁先襲替」這兩句話，而上引譜文正好寫明，曹紹中的第二個兒子叫仁先。而長子曹德先是跟著孔有德一直打到桂林去的，孔有德封為定南王，留駐桂林，曹德先也留在桂林。順治九年壬辰七月初七日，李定國攻破桂林，火焚定南王府，曹德先全家一起燒死，譜上說賜葬河北省淶水縣張坊鎮沈家庵村，我曾去作過調查，墓基完整，還有一塊完好的界碑，其他一如譜上所記。所以送《投降書》的曹紹中，確就是《五慶堂》譜上的曹紹中。《五慶堂譜》也確是可信的。在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重訂本裡，有詳細的論證，此處不贅。
五、康熙抄本《瀋陽甘氏家譜》
我在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過程中，借到了康熙時的原抄本《瀋陽甘氏家譜》，我們一直知道康熙十二年因吳三桂叛亂而自經於鎮遠府的雲貴總督甘文焜與曹雪芹的上祖有親戚關係，這從曹寅的《過甘園詩》就表明了這種關係，詩中自注稱甘文焜為「總制公」，稱甘文焜的第三子甘國基為「鴻舒表兄」，這重「表親」關係究竟從何「表」起的呢?康熙抄本《瀋陽甘氏家譜》：「六世，體垣，行一，字仰之。生於萬曆戊申年七月初三辰時，仕至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令。於順治九年正月初三Et海寇作亂，守節殉難，士民愛戴，立祠春秋祭祀。元配曹氏，瀋陽衛指揮全忠曹公之女，生一子，如柏。「嘉慶、道光《瀋陽甘氏家譜》均同。再檢《五慶堂曹氏家譜》十世曹權．中說：「養勇子，字時軒，指揮使。配徐氏，封夫人，生子振先。女一。適甘公體恆室，甘國圻母。」這裡的曹權中，也即是甘譜裡的曹全忠，音同字異，而這裡的甘體恆，也就是甘譜裡的「甘體垣」，「恆」與「垣」形近而誤。曹、甘兩譜互相對應，除了音同字異和形近而誤外，其他都很符合。找出這曹、甘兩家的姻親關係對研究曹雪芹上祖的家世至關重要：一是曹、甘兩家都在沈遼地區，曹家祖籍遼陽，還曾一度住瀋陽，而五慶堂曹原本就在遼陽、而甘氏是在瀋陽，故甘、曹兩家地域相鄰。二是原先有些人硬說《五慶堂譜》上第四房即曹錫遠、曹振彥這一系是硬裝上去的，並非譜上原有。這種說法，毫無根據，現在找出這重姻戚關係來，特別是找出四房的後裔稱三房上世的祖姑之子為「表兄」，這恰好說明了《五慶堂譜》上的四房與三房，原是同氣連枝，一條根上生出來的。如果沒有這一層血緣關係，曹寅怎麼可能稱甘國基為「鴻舒表兄」?所以要想把《五慶堂譜》上的四房和三房拆開也是拆不開的，因為他本來就是連理枝。從根子上就血脈相連了，怎麼可以拆得開呢?曹寅的這首《過甘園》詩，就像一把金鎖，把甘家和曹家；曹家的四房和三房，都緊緊地鎖在一起，要拆也拆不開了。
六、曹頫\的抄家和曹家的敗落
曹頫\的抄家和曹家的敗落，是曹雪芹家世研究和《紅樓夢》研究中的重要問題，80年代又發現了有關曹頫\和曹寅的幾個重要檔案。這就是《曹頫\騷擾驛站獲罪結案題本》《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刑部為知照曹顆獲罪抄沒緣由業經轉行事致內務府移會》《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為知照查催曹寅得受趙世顯銀兩情形事致內務府咨文》《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四日》。這幾個重要檔案的發現，使我們對曹頫\的抄家和敗落的問題又有了進一步的具體的認識。現在我先把曹頫\被罪抄家事件的全部過程，依據文獻資料，作一排列，以見事情的來龍去脈：
1．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諭織造差員勒索驛站，著交部嚴審」。這是曹頫\騷擾驛站案的始發。在這份「上諭」裡，（1）表彰了塞楞額敢於「據實參奏，深知聯心」，「著議敘具奏」。（2）「織造人員既在山東如此需索，其他經過地方，自必照此應付，該督撫何以不據實奏聞?著該部一一察議具奏。」（3）「織造差員現在京師，著內務府、吏部，將塞楞額所參各項，嚴審定擬具奏。」在這份檔案材料裡，絲毫沒有提及織造虧空等事實。也即是當時曹頫\的罪名，與織造任上的經濟虧空無關。
2．在驛站案爆發以後十一天，即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諭著李秉忠隋赫德接管孫文成、曹額織造事務」。在這份「上諭」裡，孫文成是以「年已老邁」被撤換的，曹頫\是因「審案未結」被撤換的，仍然未及織造虧空問題。
3．在曹煩被撤去江寧織造以後九天，即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諭著江南總督范時繹查封曹煩家產」。在這份「上諭」裡曹頫\被查封的罪名就與驛站案毫無關係，具體的罪名就是「行為不端，織造款項虧空甚多」。「將家申財物暗移他處，企圖隱蔽」等等，並且立即「將曹頫\家中財物，固封看守，並將重要家人立即嚴拿，家人之財產，亦著固封看守」，「伊聞知織造官員易人時，說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轉移家財。倘有差遣之人到彼處，著范時繹嚴拿，審問該人前去的緣故，不得怠忽!」這道「上諭」的口氣特別嚴厲，罪名完全是「織造虧空」，「轉移財產」，與驛站案又絲毫無涉。當時曹頫\雖已被接管，但行文上還只是說「織造官易人」。連新任織造官是誰亦尚未公佈，更未到任。查實際上內閣已於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交出「隋赫德著給內務府郎中銜，辦理江寧織造事務」的敕書，雍正下旨查封曹煩，是在敕任隋赫德江寧織造後六天，時隋赫德尚未到任，故先命范時繹查封。可見當時事態之嚴重和緊急。
4．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二十九日「內務府咨內閣請照例發給隋赫德織造敕書」說：「奉旨補放隋赫德為江寧織造郎中，已於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接任，惟應發給敕書一張，尚未發給，懇請王、大人咨行該管衙門，請照例發給。」「查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據吏部咨稱，由內閣交出，奉旨：隋赫德著給內務府郎中銜，辦理江寧織造事務。」這道「咨文」說明曹頫\於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Et被撤去織造職務後，直到雍正六年二月初二即隔了兩個月又十七天才由隋赫德去接任江寧織造的，但雍正下旨「隋赫德著給內務府郎中銜，辦理江寧織造事務」則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Et，也即是在李秉忠接管江寧織造後三天，在驛站案事發後十四天。這就是說，在驛站案事發以後雍正已內定撤去曹頫\江寧織造之職了。後來簡派遲緩只是公文手續上的事。
5．「江寧織造隋赫德奏細查曹頫\房地產及家人情形」，此折未署年月，只標「雍正朝」，但按當時的事勢，當是在隋赫德於雍正六年二月初二E1接任江寧織造後數天內的事，看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查封曹頫\家產」的「上諭」如此嚴厲火急，隋赫德自不敢稍事遲誤，其時當是在雍正六年二月初二Ft以後數天內。但要分清，范時繹只是「查封」《即一併查清，造冊固封》，隋赫德才是正式執行抄家，故抄家的情況由隋赫德上報。值得注意的是所查結果，曹頫\資財極其有限，與李煦的抄家清單不可比擬。特別是隋赫德的奏報裡除說明「與總督所查冊內彷彿」外，還加了一句「並無別項」。這「並無別項」一句，是否指除清查他的財產外，還要查他經濟以外的政治問題但又無所發現呢?這就值得深思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奏報的語氣，已是案情了結的口氣。以末段說：「再，曹順所有田產房屋人口等項，奴才荷蒙皇上浩蕩天恩特加賞繼，寵榮已極。曹煩家屬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應將在京房屋人VI酌量撥給。」從這段文字看，抄家後的房產賞給了隋赫德，家屬人口均回京，並「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似乎並未留下別的問題，可以認為織造虧空查抄案已算了結，至於曹頫\本人的問題，恐怕還牽涉到驛站案等候處理。
所以曹頫\織造虧空案自案發《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隋赫德執行查抄曹頫\並上此奏報（約雍正六年二月二日以後數日），前後共約兩個月又二十天左右。
6．關於「刑部移會」的問題。「刑部移會」所反映的問題，是在驛站案、織造案以外的另一個問題，這是「曹寅名下得過趙世顯銀八千兩」的遺留問題，與上述兩案都無關。曹寅得趙世顯銀八千兩的問題，也因曹頫\已被抄沒，「江省實無可追之人」而不了了之。但「刑部移會」卻說明了一個問題，「移會」說：「查曹頫\因騷擾驛站獲罪，現今枷號」。則可見曹頫\織造虧空案確以抄家而了結。曹頫\本人，則因驛站案尚被枷號監押。究竟監押到何時，以後就無下文。總結曹頫\敗落，當時同時發作兩案，先是騷擾驛站案，幾天以後又爆發更大的織造虧空案，終至抄家敗落。而織造虧空案晚發先結，以抄沒而告終。驛站案則在曹頫\抄沒後尚未告終，曹頫\尚因此而被枷號。正在此時，又發生「刑部移會」所追之曹寅得趙世顯銀八千兩之遺留案，此案因曹頫\已經敗落而不了了之。
以上關於曹頫\敗落的全部案件進程，已經排列並分析清楚。現在我們可以來探討曹家敗落的原因了。眾所周知，曹家在曹寅的時代，早已留下巨額虧空。連康熙都深為此憂慮，要他們盡快補清。「曹寅的巨額虧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我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康熙南巡曹寅接駕四次所造成的虧空，二是鹽商歷年所欠的巨額國帑，如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李煦奏李斯佺病危折，康熙朱批云：「風聞庫帑虧空者甚多，卻不知爾等作何法補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同年九月初二日曹寅奏進晴雨錄折，康熙又批云：「知道了，兩淮情弊多端，虧空甚多，必要設法補完，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千萬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康熙五十年二月初三日，曹寅進晴雨錄折，康熙朱批云：「朕安，兩淮虧空近日可曾補完否?新任運使如何?」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九日曹寅奏設法補完鹽課虧空折，康熙又批云：「虧空太多，甚有關係，十分留心，還未知後來如何，不要看輕了。」以上這些朱批，都說明當時兩淮的虧空，康熙完全清楚。這些巨額虧空，當然不是屬於曹寅個人的債務。三是曹寅居官時的開銷，包括官場、文場的應酬接濟刻書等等。以上這三方面的虧空，前兩項，實非他個人行為造成的，第三項雖說應屆個人，但其中一部分也是具有社會性質的，不是個人奢侈性的揮霍或腐敗。這積重難返的巨額虧空，一直留給了曹頤，又留給了曹頫\，最後終成曹家敗落的重要因素之一。曹家敗落的第二個原因是家庭矛盾，即曹寅與嫡母孫氏及弟弟曹宣之間的矛盾，和下一代曹順和曹頫\兄弟之間的矛盾。而這一點，康熙也是清楚的，因此在曹寅死後，選擇承嗣的時候，康熙還特意指出不能讓「不和者」去承嗣，據有的同志考證，所謂曹頫\轉移家產等等，就是由於「不和者」的告訐，還甚至可能是誣陷。曹家敗落的第三個原因，即政治原因，也即是康熙的去世，曹家失去了靠山。特別是雍正的上台，是在激烈的兄弟鬥爭中取得的。為了奪取皇位，康熙的兒子之間早已形成了各個政治集團並展開了殊死的鬥爭，影響所及，大臣之間也各有依附。所以雍正上台後自必清除政敵，首先是清除了他的兄弟，其次是清除了一批康熙時的大臣。曹家原是康熙的親信和重臣，同時也未發現過曹寅有投附胤禛的活動，所以當康熙去世之後，原先對曹寅十分有利的政治因素，一變而為十分不利的政治因素了。
有的研究者強調經濟因素，有的研究者則強調政治因素，我個人則認為政治是貫穿始終的一種根本性因素，在康熙時期曹家得不敗，是康熙在政治上庇護著，到雍正時期曹家必敗，是雍正在政治上不可能庇護他，非但不能庇護他，更是雍正從根本上不利於他了。但雍正畢竟得有堂堂正正的借口，不能赤裸裸地政治處置，於是巨額的織造虧空，就是最好的突破形式了，何況又有了驛站案的因由。特別要注意致使曹頫\抄沒的是織造虧空和所謂的「轉移家財」，並不是因為驛站案。而所謂的「轉移家財」這個罪名，必然要有人告訐，雍正本人不可能自己憑空捏造，即使是捏造，也必須假手於人，而這個「人」，有的研究者認為很大可能就是曹家的「不和者」，我認為這樣的分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是無根據的瞎猜。但這種不和的因素，只有到了曹家進入了倒霉的時期，才能起作用，不是任何時候都能起作用的。所以它在曹家的敗落中，是一根引爆的導火線。因此曹家的敗落，是這三者互起作用的結果，而政治是根本性的因素，設使康熙還在，這第二、第三兩種因素就會暫時不起作用。
「刑部移會」說明的另一個問題，是曹雪芹在晚年，曾否南歸當尹繼善的幕僚的問題。周汝昌堅持認為曹雪芹是曾南歸為尹繼善的幕僚的，他的唯一的根據是鄭州博物館所藏的那張「曹雪芹畫像」和畫像上的那段題記。現在事實證明畫像是假的，題記是後造的，連作偽者都已經供認不諱了，所以南歸說的依據就根本不存在了。現在「刑部移會」又提出來曹寅曾得趙世顯銀八千兩，尹繼善是奉追者，要著落曹寅之子曹頫\承繳。這樣尹繼善與曹頫\、曹雪芹之間，又存在了一層新的關係，一方是奉追欠款，一方是應繳舊欠；一方是江蘇巡撫，一方是被罪枷號的罪人。在這種情勢下，難道雪芹還有可能於日後去做尹繼善的幕僚嗎?只要讀讀《紅樓夢》裡雪芹對賈政的幕僚，詹光《沾光》、單聘人《擅騙人》等的描寫，就可知道，雪芹對當時的幕僚即清客相公，是何等的厭惡鄙視啊!所以這份「刑部移會」又從正面駁斥了南遊論者的錯誤觀點，還雪芹以清白之身。
總起來說，曹頫\的被抄沒敗落，驛站案是爆發點，在驛站案爆發後，曹家的「不和者」又趁機落井下石，密報曹頫\「將家中財物暗移他處，企圖隱蔽」，「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轉移財產」。結果雍正大怒，立即派范時繹查封曹頫\家產。然而以上兩項罪名，都無下文，說明並無其事，而且抄家的結果，除了住房、田地、人口外，「余則桌椅、床杌、舊衣零星等件及當票百餘張外，並無別項」。這個結果完全出於雍正意料之外，事實上曹頫\已經窮了。所以織造虧空一案以抄沒了結，驛站案以枷號追賠。直至乾隆元年才得蒙恩寬免。
瞭解曹家的家世和抄家敗落的過程，非常有利於我們理解曹雪芹創作《紅樓夢》，非常有利於我們解讀《紅樓夢》。但《紅樓夢》一不是曹雪芹的家世，二不是毫無根據的憑空虛構。《紅樓夢》是曹雪芹以自己的家庭和親戚的家庭《如李煦》等為素材而進行的一種偉大的藝術創作。所以研究V紅樓夢}，既要瞭解曹雪芹的家世，又不能拘泥於曹雪芹的家世。
七、曹雪芹墓石
1992年7月，北京通縣張家灣鎮農民李景柱獻出了他在1968年「文革」期間平墳地時挖出來的一塊「曹雪芹墓石」。我應邀去作了實地調查，據李景柱介紹說：「這塊墓碑是1968年發現的，當時『文革』還在高潮期間，鄉里為了平掉張灣鎮周圍的荒墳，改為莊稼地，才決定把張灣村西北的竇家墳、馬家墳、曹家墳平掉。這三座大墳是相連的，面積很大，曹家墳高出地面有一米多。我和另外好幾位一起平曹家墳，在平地時發現了這塊墓碑。墓碑埋在地下一米多深處，碑上刻『曹公諱霑墓『五個大字，左下端刻『壬午』兩字，『午』字已殘。在墓碑下面約離地面一米五左右的深處，挖出來一具屍骨，沒有棺材，是裸葬的，屍骨架很完整，據當時一位稍懂一點的人說，是一具男屍。當時急於要平墳地，特別正是在『文革』中，破四舊剛過，也沒有敢多想，但我讀過《紅樓夢》，知道曹霑就是曹雪芹，並告訴丁在場的人。當時有一位一起平地的人聽說曹霑就是曹雪芹，以為墓裡一定有東西，就去墓坑裡播弄屍骨，結果一無所有。到晚上我就與我的堂弟李景泉一起把這塊墓碑拉回家裡，埋在園子裡了。最近鎮裡規劃要發展旅遊，建立張家灣人民公園，想把周圍的古碑集中起來建碑林，因而想起了這塊碑，又把它拿了出來。」
李景柱介紹後，我就去目驗了這塊墓石，墓石約一米左右高，40多厘米寬，15厘米左右厚，墓碑質地是青石，做工很粗糙，像是一塊普通的台階石，只有粗加工，沒有像一般墓碑那樣打磨，碑面上加工時用鑿子鑿出來的一道道斜線都還原樣未動，證明是根本未打磨過。碑面上鑿刻「曹公諱霑墓」五個字，也不像一般碑文的寫刻，就像是用鑿子直接鑿的，因為字體是筆劃一樣粗細、方方正正的字體，有點類似八分書，但毫無筆意，所以說可能是未經書寫、直接鑿刻的。總之給人以十分草草的印象。因為刻得很淺，字跡與石色一樣，幾乎已看不清楚，但只要仔細看看，還是可以毫不含糊的辨認出來的。在碑的左下端有「壬午」兩字，「午」字已剝落左半邊，但還能看出確是「午」字。
從我的直接感覺來說，這塊墓石確是真的出土物，決不是偽造的。之後不久，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專家史樹青、傅大卣兩位也來驗看了，他們看後當場就發表意見，認為這塊墓石是真的，決不是偽造的。不少紅學家看後，也認方是真的，不是偽造的。當然也有人認為是假的，不可信的。對於墓石發生不同意見的爭論，這是正常的不足為怪的，問題是要作深入的調查，要找證據。第一是要看張家灣與曹家過去有什麼關係，第二是要看看文獻上關於曹家祖墳是如何記載的，第三是要看看雪芹的友人有無這方面的記述。經過調查，上述三方面都找了一部分資料，現在分述如下：關於第一個問題，我查到下列資料：
1．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江寧織造曹頫\覆奏家務家產折》：
（上略）奴才到任以來，亦曾細為查檢，所有遺存產業，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畝，張家灣當鋪一所，本銀七千兩，１
這裡提到「通州典地六百畝，張家灣當鋪一所」，這直接說明曹家在通縣和張家灣有地有產。2．曹寅《東皋草堂記》：
東皋在武清、寶抵之間，舊曰崔口，勢窪下，去海不百里。……予家受田亦在寶坻之西，與東皋雞犬之聲相聞。２
曹寅在這裡所說的寶坻，現在仍叫寶坻，這裡靠近天津，離北京較遠。
以上兩處，都未提到祖墳問題。
關於第二個問題，即文獻上有無提到曹家祖墳的問題。查得的資料如下：
1．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江寧織造曹寅奏謝復點巡鹽並奉女北上及請假葬親折》：
（上略）今年正月太監梁九功傳旨，著臣妻於八月上船奉女北上，命臣由陸路九月間接敕印，再行啟奏。欽此欽遵。……惟是臣母冬期營葬，須臣料理，伏乞聖恩准假，容臣辦完水陸二運及各院司差務，捧接敕印，由陸路暫歸，少盡下賤烏哺之私。３
按：這裡提到的「母」即是孫氏，不是曹寅自己的生母顧氏。康熙四十五年孫氏去世，曹寅要請假北上歸葬。則可見他家的祖墳在北京郊區。
2．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八日《蘇州織造李煦奏安排曹頤後事折》：
（上略）奴才謹擬曹順於本月內擇日將曹頤靈柩出城，暫厝祖塋之側。事畢即奏請赴江寧任所。蓋順母年近六旬，獨自在南奉守夫靈，今又聞子天亡，恐其過於哀傷。且舟車往返，費用難支。莫若令曹頫\前去，朝夕勸慰，俟秋冬之際，再同伊母將曹寅靈柩扶歸安葬，使其父子九泉之下得以瞑目。４
在這個奏折裡，明確提到：「擇日將曹頤靈柩出城，暫厝祖塋之側」，還提到「將曹寅靈柩扶歸安葬」等等。按曹顒死於北京，則可見曹家祖墳確在北京城外，而且曹顒、曹寅都是安葬在祖塋內，則可見孫氏也在祖塋內，問題是不清楚究在何處，但玩其語氣，似乎離城不遠，故只說：「將曹顒靈柩出城，暫厝祖塋之側」，如是很遠，就不能光說：「出城」，就當直指其地丫。
第三個問題是看看雪芹友人有無這方面的記載。雪芹好友宗室敦敏《東皋集》敘說：
自山海歸，謝客閉門，唯時時來往東皋間。蓋東皋前臨潞河，潞河南去數里許，先塋在也。
按這裡的「東皋」不是曹寅《東皋草堂記》裡的東皋，而是指北京東直門或朝陽門外一直到通縣這一帶，潞河就是從通縣張家灣直通北京的，這條河現今仍在，叫通惠河。上引文中說到的「先塋在也」，就是指敦敏上祖英親王阿濟格的墳墓，也在潞河邊上，至今還在，我曾去調查過。
又敦誠《四松堂集》《過寅圃墓感作二首》之一云：
昔共蓬床伴釣筒，江湖舊侶憶龜蒙。水南莊下無人問，兩岸荻花吹晚風。（原註：昔與寅圃泛舟水南莊，有詩紀事）
寅圃墓就在水南莊，水南莊就在潞河邊上，我昔年曾去拍過照片。又《四松堂集》《同人往奠貽謀墓上，便泛舟於東皋》云：
才向西州回瘦馬，便從東郭下澄淵。青山松柏幾詩塚。，秋水乾坤一酒船。殘柳敗蘆涼雨後，漁莊蟹捨夕陽邊。東皋釣侶今安在，剩我孤蓑破晚煙。（原註：三年來詩友數人相繼而歿）
這首詩，說明貽謀的墓也在潞河邊上，「三年來詩友數人相繼而歿」其中也可能就包含著雪芹在內。再讀敦誠的《寄大兄》文：
孤坐一室，易生感懷，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復齋、雪芹、寅圃、貽謀、汝猷、蓋庵、紫樹，不數年間，皆蕩為寒煙冷霧，曩日歡笑，那可復得。……
現在至少我們可以確知寅圃、貽謀即葬於潞河之畔。尤其是敦誠的《哭復齋文》裡說：
未知先生與寅圃、雪芹諸子相逢於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話及僕輩念悼亡友之情否?
為什麼說：「與寅圃、雪芹諸子相逢於地下」?是否因為他們同葬於此呢?現在這塊曹霑墓石在潞河邊上出現，就讓你不能不認真思索這個問題了。
以上，我們從三個方面都找到了一些線索，特別是第三個問題，似乎已經呼之欲出了。那末，我們再來看《懋齋詩鈔》裡的這首詩罷：
河干集飲題壁兼吊雪芹
花明兩岸柳霏微。到眼風光春欲歸。逝水不留詩客杳，登樓空憶酒徒非。河千萬木飄殘雪，村落千家帶遠暉。憑弔無端頻悵望，寒林簫寺暮鴉飛。
「河干」，當然是指潞河之畔，為什麼在這裡要「吊雪芹」，為什麼會「憑弔無端頻悵望」?聯繫「河干」張家灣雪芹的墓地和墓石，似乎這首詩更進一步地透露，雪芹的墓地確在潞河邊上的張家灣曹家祖墳。大家還記得開頭時，李景柱介紹說他平的墳就是「曹家墳」，這就在潞河附近。實際上這塊石頭應稱墓石而不是墓碑，因為它是埋在地下作標誌的而不是立在墳上的。墓石如此草草，正說明雪芹已潦倒得無以自存了。
尤其應該注意的是墓石左下端的「壬午」兩字，這是至關重要的兩個字。甲戌本第一回「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眉批云：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余（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
關於雪芹的卒年，已經爭論了幾十年了，過去我是主張「癸未」說的，但現在看了這塊墓石上的「壬午」紀年，再聯繫甲戌本脂批，我想不能把寫得一清二楚的事，硬解釋為記錯的或寫錯的了。
以上，是我研究曹雪芹家世的主要方面。
我對《石頭記》抄本的研究
研究《紅樓夢》，我認為首先要做兩項前期工作，一是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二是對《石頭記》早期抄本的研究。前者是因為《紅樓夢》這部書的特殊性，它的素材是取自曹家和曹家的親戚，如不研究曹雪芹家世，就不能明此書的「底裡」。後者是因為作者對《石頭記》的原稿作了多次修改，特別是後來又有別人的補作改寫，尤其是木活字本行世時，改動更為明顯，因此不研究《石頭記》的早期抄。本，就不能明《石頭記》的真相。但以上兩個方面，都只是《紅樓夢》研究的準備工作，《紅樓夢》是一部小說，研究《紅樓夢》當然還必須遵循研究小說的規律，對《紅樓夢》作思想、藝術、形象、美學、語言等各方面的研究。
《石頭記》的早期抄本，我對甲戌、己卯、庚辰三個最主要的本子都作過認真的研究，對列藏、甲辰、程甲各本也做過相應的研究，並各寫過論文。我的實際體會是，研究《石頭記》的抄本，最好是把現有十二種本子，即：甲戌、己卯、庚辰、蒙府、戚序、戚寧、楊本、列藏、甲辰、舒序、鄭藏、程甲等本子作系統的排列的研究。這樣一可以發現各本之間的相互關係，例如己卯、庚辰兩本是一個血統，庚辰是據己卯本或己卯本的過錄本抄的；蒙府、戚序、戚寧三個本子，實際上是一個體系，尤其是戚寧本與戚序本基本一樣，戚寧與戚序只差幾個字；甲戌本是一個獨立的本子，至今還沒有發現哪個本子是據它抄的；楊本的前七回是據己卯本過錄的；列藏本是分用幾個不同的本子抄的等等。經過排列，大體上可以把這些本子的血緣關係和相鄰關係找出來。二是可以查出各本文字之間的因異，有時還可發現這種因異的淵源，這對仔細辨析這些文字的優劣是有用處的。現在所有的早期抄本都已影印出版了，要做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就比較容易著手了，因為這些本子都不難得到了。
我自己在作《石頭記》的早期抄本的研究時，就經常用這種排列比較的辦法。我主編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就是這種排列研究法的全面嘗試。
一、我對己卯本的研究
1974年12月，歷史博物館發現了一冊館藏的《紅樓夢》殘抄本，請吳恩裕先生鑒定，吳先生和他的夫人駱靜蘭一起把這冊殘抄本拿來給我看。吳先生懷疑這個殘抄本是己卯本的一部分，請我一起到北圖去查看原書的筆跡並進行研究。於是我們就開始了對己卯本的合作研究，並在1975年3月24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我們共同署名的文章：《己卯本「石頭記」散失部分的發現及其意義》。我們的主要研究成果是：
1．歷史博物館所藏的《石頭記》殘抄本，計：五十五回的後半回，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三回整回，五十九回的前半回，是北京圖書館藏己卯本《石頭記》的早期散失部分。
2．由於己卯本上有「祥」、「曉」等字的避諱作「欄」、「薩」，又查得乾隆時怡親王弘曉和雍正時老怡親王允祥的藏書書目《怡府書目》上也同樣避「祥」「曉」兩字的諱，因此可以確證己卯本《石頭記》是怡親王府的抄本。
3。按老怡親王允祥，與曹傢俬交甚好，雍正二年曹頫\請安折上雍正的長篇朱批，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並說：「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等等。鑒於以上這種特殊的情況，則怡府抄錄《石頭記》的底本，極有可能直接來自曹頫\或雪芹。因為在己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前，《石頭記》還只有一個「甲戌本」，外間流傳很少，怡府要抄，其底本多半是從曹家借得。若如此，則己卯本就顯得特殊的珍貴了。
二、我對庚辰本的研究
在完成了對己卯本的研究後，我接著就研究庚辰本，這是因為當時正在進行的《紅樓夢》校注工作擬採用庚辰本作底本，這就須要對庚辰本有正確的認識；另外，有的同志曾撰文論證庚辰本是四個本子拼的，「庚辰秋月定本」「己卯冬月定本」的題記是「商人隨意加的」等等，對這些問題也必須弄清楚，因此我即開始了對庚辰本的研究工作。我研究庚辰本，主要是拿它與己卯本作排比，由此而人手。我的研究結果，寫成了《論庚辰本》一書。
我對庚辰本的認識是：
1．這個本子是據己卯過錄本過錄的。
這個過錄的庚辰本在過錄的時候，是據一個完整的《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過錄的己卯本過錄的，它決不是什麼用四個不同的本子拼湊起來的「百衲本」或「集錦本」，它的過錄者也決不是什麼「書賈所雇的鈔者」。那末，己卯本的底本《這裡不是指怡府過錄的己卯本而是指己卯原本》又是什麼呢?我認為，它就是那個「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的「丙子本」。很可惜，現在的過錄己卯本已經散失了近一半了，而這些帶有重要的歷史記錄的幾回，都在散失之列。但根據庚辰、己卯兩本的一系列的共同特徵來看，己卯本的散失部分內，必然會有與庚辰本相同的這些題記，如：「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歎歎!」等等。因為庚辰本是忠實地過錄過錄的己卯本的，連行款都基本上一樣，因此現在庚辰本上上述這類重要題記，在過錄的己卯本上不可能沒有。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出來，己卯本以前的底本，應該是這個「丙子本」。這就是說，丙子、己卯、庚辰這三個不同的本子，最初是一個底本，丙子本經己卯冬月的重定和加批，就成為己卯本，並經人傳抄了出來《也有人認為己卯、庚辰是一次評閱，跨了兩個年頭，這一設想也是值得重視的》。這三本的原始底本，就是一直在脂硯齋和曹雪芹手裡不斷加批和重定的本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在這個庚辰本上，會保留丙子、己卯、庚辰這三個對於《紅樓夢》來說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的紀年。這三個紀年彙集在這個本子上，決不同於從別本的轉錄，而是原來就是在這三個本子的共同祖本上的重要歷史印記。
2．這個本子保留了脂硯齋等人的不少批語
由於上述原因，這個本子上保留了不少脂硯齋和畸笏叟等人長時期批閱本書時的署名的隨記和具有特殊意義的批語。具有「脂硯」「脂研」「指研」或「脂硯齋」署名的批語，最早見於己卯本的正文下的雙行小字批語，庚辰本過錄吋，照原樣過錄了下來。另外，庚辰本上又增加了署「脂硯齋」或「脂硯」、「畸笏」、「畸笏叟」的硃筆行間批及硃筆眉批。具有署名的「脂批」，可以說主要集中在庚辰本上。甲戌本上有些批語也極重要，並且也可肯定是「脂批」，但卻無署名，有的在文中用到了「脂」字，如說：「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日淚筆。」這顯然是脂硯齋的批語，但無署名。所以己卯、庚辰兩本上帶有大量的脂硯、畸笏等人的署名的批語，是此兩本的一大特點和優點，集中在庚辰本上的這些署名脂批，是研究《紅樓夢》的一批珍貴資料，由於它的存在，也大大增加了此本的重要性。
這些批語中，最早的一條隨記，就是七十五回前乾隆二十一年的那一條。除前面已經引過的那段文字外，還有「缺中秋詩，俟雪芹」等批語和可能是試擬的回目。其次，是沒有紀年的二十二回末的朱批：「此後破失，俟再補」。它告訴了我們這回的末尾曹雪芹寫好後又被「破失」丁，並在下頁上墨筆隨記說：「暫記寶釵制謎雲」，然後就寫下了那首七律。顯然這是因末尾破失之後追憶起來的文字，怕以後忘記，故「暫記」在下面。再就是十七、十八回的硃筆眉批：「樹《前》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系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諱，壬午季春、畸笏。」硃筆行間批：「園中諸景最要緊是水，亦必寫明方妙，余最鄙近之修造園亭者，徒以頑石土堆為佳，不引泉一道，甚至丹青唯知亂作山石樹木，不知畫泉之法，亦是誤事。脂硯齋。」二十回硃筆眉批：「茜雪至獄神廟方呈正文，標昌《按：應是「目曰」兩字》『花襲人有始有終，。余只見有一次謄清時與獄神廟慰寶玉等五、六稿被借閱者迷失，歎歎!丁亥夏。畸笏叟。」二十六回的墨筆眉批：「獄神廟回有茜雪、紅玉一大回文字，惜迷失無稿，歎歎，丁亥夏，畸笏叟。」「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歎歎!丁亥夏，畸笏叟。」二十七回的硃筆批語：「此系未見抄沒、獄神廟諸事，故有是批《指在這段批語前面的一段批語》。丁亥夏，畸笏叟。」以及二十二回末的墨筆批語：「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歎歎!丁亥夏，畸笏叟」等等，等等。乾隆二十一年曹雪芹還活著，批者還等他來補中秋詩，但是到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曹雪芹早已逝去，批者面對著這一大堆斷簡殘篇，不能不發出深深的感歎。我們現在來讀這些批語，仍能使我們親切地感受到曹雪芹創作這部巨製的甘苦，感受到當初曹雪芹創作和脂硯齋、畸笏叟等人評批此書時的某種歷史生活氣息，並且清楚地瞭解到此書有幾處短殘的情況以及八十回後創作的大概情形。批語還透露了曹雪芹家庭敗落的某些消息和本書創作的某些背景以及書中某些人物、情節的生活依據。特別是五十二回末「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句下的雙行批語：「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寫》法避諱也。」明確提出了作者避「寅」字的諱，這對於證實此書確是曹雪芹所作，是十分重要的資料。以上這些，對於我們研究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都是十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些批語，有力地說明了它的原底本，是直接從曹雪芹和脂硯齋的手稿本上抄下來的，它絕不同於後來那些轉輾過錄甚至加以大量刪改增補的本子。
3．庚辰本遺留的許多殘缺的情況
對於一部完整的小說來說，庚辰本遺留的許多殘缺情況，未免是一種缺陷。但是對於我們研究這個偉大作家的創作思想、方法以及這部小說修改的過程等等，卻又有它的好處。我曾經說過，曹雪芹如果把這部書寫完並且最後修改定稿，毫無疑問，這部書將成為在藝術上具有無比的完美性的一件無縫的天衣，現在曹雪芹給我們留下來的，卻是一件未縫完的天衣。「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看繡完成的鴛鴦，美則美矣，可惜已經滅卻針線痕跡。看曹雪芹的這部未完成的巨著，特別是看到他反覆修改的地方和至今殘缺之處，簡直使你彷彿感到作者的墨瀋未乾，淚痕猶在。因此，此書殘缺不全的情況，對於瞭解曹雪芹的創作過程和修改情況來說，又反過來為我們提供了線索。特別是對那些後出的已經弄得「完美無缺」的抄本和刻本來說，此書的殘缺，恰好成了一種對照，至少可以讓我們十分具體地知道，哪些地方曹雪芹生前並未補完，是後來的人續補的。這一點，對於研究《紅樓夢》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
4．這個抄本是僅次於作者手稿的一個抄本
在這個抄本上，保留著許多有關作者和此書的抄寫、重定、批閱和歷史記錄。在這一系列的歷史記錄中，「脂硯齋凡四閱評過」和「庚辰秋月定本」這二條題記，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對於研究此書的成書；工程和脂硯齋的批閱情況，是極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沒有前一條，我們就無從知道己卯本和庚辰本是屬於脂硯齋幾閱評過的本子；沒有後一條，我們也無從具體地知道曹雪芹和脂硯齋繼己卯年後在庚辰年又「重定」過此書；因之，我們也就很難確定庚辰本上比己卯本多出的某些正文和改動的某些正文，究竟屬於何種性質，它的可靠程度如何?總之，這兩條題記《還有己卯本上的「己卯冬月定本」這一條》，是對於《石頭記》抄本至關重要的歷史文獻，毫無根據地宣佈它是書商為了「昂其值」而「隨意加上」去的，是一種很不慎重的態度，這在客觀上必然會起貶低這個抄本的價值的作用，也會給讀者帶來認識上的?昆亂，對於這種沒有根據的說法，我們必需認真弄清。５
5．這個本子是曹雪芹生前最後的一個本子
這部過錄的庚辰本，它的最初的底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改定本，這時離開曹雪芹的去世只有二年了《曹雪芹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按公元是1763年2月12曰》。截至現在為止，我們沒有發現比這更晚的曹雪芹生前的改定本，因此，可以說這個「庚辰秋月定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後一個改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
以上是我對這個庚辰本的最簡要的結論。三、我對甲戌本的研究
甲戌本，是《石頭記》早期三抄本之中紀年最早的一種，但這個「甲戌」，是脂硯齋抄閱再評的干支紀年，可以用來指「抄閱再評」的原本，現傳的甲戌本，是它的過錄本，而且已加進了甲戌以後的批語。我對此本的研究：
1．我曾見過現傳此本的原件，紙張黃脆，是乾隆竹紙，與己卯、庚辰本基本上一樣，但似還要更舊些。就此本的抄手字體來說，卻與己卯、庚辰本不大一樣，己卯本是由多人合抄的，其中有的抄手字跡頗秀逸，而有的抄手字跡就較差，庚辰本的字體也是如此，其中有的抄手字跡很差。但甲戌本的抄手似乎是一人抄下來的，字體一色工整，非常整齊，這在早期抄本中是實為少見的現象。甲戌本雖然字跡工整，但錯別字卻不算少，例如第一回「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一段眉批就錯了兩處，「奈不遇癩頭和尚何」一句「奈」字錯寫成「余」字，「癩」字錯寫成「獺」字。下句「是書何幸」，「幸」字又錯寫成「本」字等等，此書版口有「脂硯齋」三字，亦為各抄本中特有現象。按理這應是脂硯齋的專用本，但為什麼又由一個字跡雖好而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來抄，把脂批錯得不堪卒讀，這一問題我至今還沒有得到解答。
另外，現存甲戌本的十六回文字，凡「玄」字都未避諱，如第四頁b面的「神仙玄幻」，第十頁b面兩處「玄機」二字都未避諱，這在乾隆抄本中亦為罕見的現象。由於這些原因，我對此本的抄成時間，不敢看得太早。紙張確是乾隆竹紙，但紙張不是唯一的鑒定標準，因為紙張可以傳下去。
乙 甲戌本這樣工整的小楷，可以聯想到戚蓼生序本，也是一色工整的楷書。戚蓼生卒於乾隆五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