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周汝昌先生研紅五十週年而作
剛剛過去的一年對於周汝昌先生來說很不尋常；八十華誕與從事紅學研究整整五十週年。不久前紅學界諸師友在北京北普陀影視城為先生籌辦了一次大型的紀念活動。我們紀念這個日子，是因為周先生為紅學事業奮鬥了大半生，五十年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像他那樣「為芹辛苦」，其學術命運與整個中國當代歷史，中國知識分子的中華人文學術的現實命運緊緊交織在廣起的歷盡滄桑的老人，在紅學界是首屈一指的。每每想起這位從津門鹹水沽走出來的一代紅學鉅子，怎不感慨系之!
周先生在紅學研究上實績顯著，紅學史家早有定論，無須在此縷述。在新世紀來臨之際，當我們掃視他走過的學術道路時，會發現其投身紅學之初，便將精力放在了這門學科的基礎建構方面。1953年，《紅樓夢新證》問世，奠定了他在現代紅學史上的地位。以後，由先生倡導的「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均可從那部著作中尋出端緒。近年來，有人將上述內容目為「紅外線」而頗有微詞，並呼籲「回歸文本」，其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紅樓夢》的「文本」具有特殊性，周先生反對用一般小說學的方法去研究這部特殊作品，本來無可厚非。但學界有人認為周先生是在研究方法上誤導，這恐怕又錯怪了先生的本意了。有識之士早已指出：《紅樓夢新證》的價值，早已超越了一般的材料考證範圍。周先生不但不排斥文學研究，更重要的是，周先生將《紅樓夢》從一般的文學研究昇華到中華文化的大座標上去研究，這從以後先生的紅學著述中我們是能尋出這種發展軌跡的。對於周先生的具體學術觀點，我們自然也可以商榷；特別是由於他在這個領域的地位，其一言一行可能會加速或延緩紅學某個分支畸輕畸重發展，並影響到青年研究者，這是有可能的，不過有的也未見得是先生初發；但問題不在於這些本身，而是我們應該如何客觀對待這位將一生的大部分精力獻給了紅學事業的老人。
我有幸同先生結識，是在八十年代末考取紅學研究生不久。記不清是什麼時間、什麼原因初次拜見先生了，只記得那是一個黃昏，我們談了很久，開始時我還有些拘謹，後來先生問得很仔細，聽說我是天津考來的，他很高興，並以新著《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相贈。那次拜晤後，我們在京城開始了通信聯繫，公休時也常去看望他。先生對我研究的課題很關心，每當發現相關資料，或寄贈，或讓其在院裡工作的女兒轉我。聽先生家人說，他每天早起晚睡，整天寫呀寫的，大年初一亦復如此。我認識先生時，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者了，那時他的眼睛看書都很吃力，需要用高倍放大鏡擷取每一個字，然後再做研考。畢業後我回到故里天津師大執教，由於教學繁忙，很長時間中斷了同先生的聯繫。不久前首屆全國中青年紅學研討會在津舉行，會前我去府上徵詢先生意見，闊別經年，先生還是那樣清瘦、那樣筆耕不倦，居然連出了幾本紅學專著《紅樓藝術》《曹雪芹新傳》《紅樓夢真故事》……這令找深受感動；同老一輩學者的孜孜以求相比，我深覺汗顏！而且我也能推知先生的那幾本近著及其報刊文字，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寫出的。那幾年，國內紅學界正在進行「遼陽曹」與「豐潤曹」的爭論，還有「脂本」與「程本」孰先孰後、孰優孰劣的論戰，有關於「太極紅樓夢」的爭議，還有那篇《還紅學以學》北大學報長文的爭論，幾乎都涉及到先生，而他居然能寵辱不驚，依然故我地為紅學大廈添磚加瓦，我真驚訝他的承受力。
在周先生五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其涉及紅學研究領域之寬、層面之多、問題之繁，幾近乎當代紅學研究的縮影。掩卷深思，無論是《紅樓夢新證》的考證功力，還是《紅樓藝術》對文本解讀闡釋的穿透力之深以及《紅樓夢與中華文化》濃厚的人文主義意識，都使人深深地體味到他站在了世紀之交的學術前沿，特別是那篇北大學報上著名文章《還紅學以學》，更是對波瀾橫生的百年紅學發展歷程，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的喧鬧與獵奇的紅學界，進行了審慎的理性回顧，既包括了先生自己走過的腳跡，也涵蓋了前輩與同仁踏過的路子。這種穿透「紅學熱」之後冷靜的反思，不僅是潛心學術的理性的思考，而且還帶著一位著名學者的社會責任感。因此，其視野投向，還飽含著對未來紅學走向的期盼。毫無疑問，那篇文章在當代紅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王靜安先生概括的治學境界，正是周先生半個世紀紅學研究的真實寫照。故鄉晚輩衷心祝願先生健康長壽，為紅學之樹再結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