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談《紅樓夢》
前年歲末，筆者草寫了一篇譾陋的文章，標題是《萬點花飛夢逐飛一一錢鍾書論紅樓夢》(以下簡稱「論紅」)。文中對錢鍾書先生談紅說夢的獨特見解作了一番述評，目的是想說明《紅樓夢》對我國學人的深刻影響，兼有向紅學界的師友提供些可資參考的材料之意．後來，拙文發表在《紅樓夢學刊》去年第一期上面，確也引起了一些讀者的興趣。我於是癡想，假如錢先生瞥見此文，不知如何訕笑，或者竟覺得不值一哂。一段時間以來，「錢學」界似乎有一種特殊的風習，有些作者喜歡把文章寄到錢宅要求請教。這樣做的本意是好的，卻往往徒增錢先生的煩擾，引來的只是冰涼的一瓢冷水和溫婉的一番遜謝。我艷羨他們的勇氣，自己卻沒有斗膽，但心裡確有不少疑問，只好妄想有朝一日獲緣識荊，能夠當面討教一二。我估計，懷有這種癡念的人必定還有不少罷。孰料，去年歲末(1998年l2月19 13)，錢先生終於未能「留命桑田又一回」，竟然駕鶴歸去了。這對文化事業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相形之下，我們緣於私願而萌生的遺憾，就顯得太微不足道了。傷感之餘，我大略重溫了一遍錢先生的著作，發現當初寫作的「論紅」裡，頗有粗疏之處，遺漏了一些有趣的材料，有些意見則說而未暢。緣施故技，試為補評，權當作祭獻給這位天才智者的一辦心香，寄托我們綿長的哀思。
錢先生著作中妙喻迭出，渾然天成，是所謂「錢鍾書文體」的主要特點之一。他經常信手拈來《紅樓夢》裡的人和事，取譬為喻，可見他對這部小說的熟悉與喜愛。「論紅」中舉了不少例子，現在再補充幾個。錢先生被譽為幽默大師，或被戲稱為「老幽默」[1]，讀《說笑》可以瞭解他對幽默的卓見。如說：「幽默至多是一種脾氣，決不能標為主張，更不能當作職業。我們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體；換句話說。好像賈寶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當為一貫的主義或一生的衣食飯碗，那便是液體凝為固體，生物製成標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賣笑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馬克．吐溫。」[2]，這些話大概是有感於林語堂等人著意提倡幽默小品而發的。賈寶玉有句名言：「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１錢先生的比喻表示，生硬造作的幽默彷彿「濁臭逼人」的男人一樣可厭；幽默必須保持天然去雕飾的活潑清新的風致，要使人像見了黛玉、香菱、晴雯等女兒一樣，如沐春風，如對花月，如飲甘泉，頓覺「清爽」宜人一一這不正是錢先生的幽默給人的感覺嗎?《宋詩選注》討論王安石的詩藝，說他喜歡用典，「典故詞藻的來頭愈大」，例如出於《六經》、《四史》，或者出處愈僻，例如來自佛典、道書，就愈見工夫。有時他還用些通俗的話作為點綴，恰像大觀園裡來一個泥牆土井，有『田舍家風』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錦上添花』這個『俚語』用進去的一首詩可能是他的《即事》。[3]。賈寶玉對稻香村的評價是「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解釋理由說：「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第十七至十八回)由此可知，錢先生用這個比喻是對王安石詩藝的一種批評，妥帖而含蓄。這兩個比喻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不僅使本體的特徵更加鮮明，而且喻體新雅，意味雋永。喻像是陌生的，而嵌紅樓夢》是大家所熟悉的小說，如此設喻，效果顯然是奇妙的。
錢先生善於旁徵博引中外古今典籍，凡立一義，必設豐富的事例相互參證。這是錢鍾書文體的突出特徵之一，給人以鮮明的印象。他特別喜歡援引《紅樓夢》為證，「論紅」中舉了許多例子，現在也補充幾個。首先看《七綴集》中的兩例。《林紓的翻譯》討論古文和白話的關係，認為「在某種條件下，『古文』也不一定和白話對立」。他舉了明代至近代人的言行為證，其中說：「林紓同時人李葆恂《義州李氏叢刊》裡的《舊學庵筆記》似乎極少被徵引過。一條記載『陽湖派』最好的古文家惲敬的曾孫告訴他：『其曾祖子居先生有手寫《〈紅樓夢〉論文》一書，用黃、朱、墨、綠筆，仿震川評點《史記》之法。」[4]，其注文中說：「惲敬給與《紅樓夢》以四色評點的同樣待遇，可以想見這位古文家多麼重視它的『文』了。」[4]，這件事比較冷僻，即便在紅學界也不是盡人皆知的。惲敬(1757—1817)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舉人，曾任江西吳城同知，著有《大雲山房文集》。他生活的時代距離曹雪芹比較近，是最早的《紅樓夢》評點家之一，可惜他的評本已經佚失不傳丫．李葆恂《舊學庵筆記》稱讚此本「精工至極」，還說：「大令擬刻以行世，乞方伯作序，未及為而方伯卒，此書竟無下落。或雲已為其女公子抽看不全，真可惜已!否則定能風行海內，即有志古文詞者，或亦有啟發處。子居為文，自雲司馬子長以下無北面者，而於曹君小說傾倒如此，非真知文章甘苦者，何能如是哉。「[5]這件事確實能夠有力地說明，白話語體發展到《紅樓夢》，已經能夠與歷史悠久的古文媲美了。到了晚清，這一點幾乎已成共識，林紓對《紅樓夢》就是讚不絕口的。另如錢仲聯《入境廬詩鈔箋注．黃公度先生年譜》光緒二十八年引黃遵憲《與梁任公論小說書》曰「將《水滸》、《石頭記》、《醒世姻緣》以及太西小說，至於通行俗諺，所有譬喻語、形容語、解頤語，分別鈔出，以供驅使」云云，表示出黃遵憲對白話小說的重視。錢鍾書先生徵引這則材料後說：「這幾個例足夠表明：晚清有名的文入學士急不及待，沒等候白話文學提倡者打鼓吹號，宣告那部書的『發現』，而早覺察它在中國小說裡的地位了。」[4]確實，如果不是《紅樓夢》等白話小說取得了卓越的藝術成就，不是晚清有識之士先對白話表示認可與欣賞，則胡適、魯迅等新文化運動健將就不可能貿然提倡以白話替代文言。錢先生的結論建立在豐富實在的材料的基礎上，是很有說服力的。
其次看《談藝錄》中的兩例。談到「文體遞變」，錢先生指出明清治八股舉業者往往鄙薄詩賦，徵引了數十條材料。其中《紅樓夢》中的材料是第八十一回賈代儒訓寶玉日：「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以後再學不遲呢。」[6]比起所引《儒林外史》第三回周進訓魏好古的言辭，賈代儒的話算是委婉客氣的。錢先生和吳敬梓、曹雪芹一樣，對這種冬烘的腐見是深惡痛絕的。討論比喻的時候，錢先生說：「吾國古宋俗語以『春寒、秋熱、老健』三者喻『終是不長久之物』，早見歐陽永叔《文忠全集》卷一百八十《與沈待制》，太平老人《袖中錦》增『君寵』而成四事；詩歌、小說皆沿襲之(如李天生《受祺堂詩集》卷一《朝雨謠》、姚春木椿《通藝閣詩三錄》卷四《春雪席間》、嵯封神演義》三十五回黃飛虎語、《紅樓夢》五十七回紫鵑語、《兒女英雄傳》二十一回褚大娘語)。明人《三報恩傳奇》第六折有詩，踵事增華：『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天曉月，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又土風本色之『九如』也。[6]，紫鵑的話是為勸林黛玉早定終身大事而說的：「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的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耽誤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在《紅樓夢》校注本中，對那句俗語一般都注得比較簡略。即便是以注引材料宏富著稱的北師大校注本，也僅有太平老人《袖中錦》一例。《紅樓夢大辭典》同。在這一點上，錢先生為注紅專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再次看《宋詩選注》中的兩例。在討論陸游的詩風時，錢先生指出陸詩「一方面是悲憤激昂」，「一方面是閒適細膩，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貼當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狀」。然後他說：「除了在明代中葉他很受冷淡以外，陸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動後世好幾百年的讀者，……像《紅樓夢》第四十八回裡香菱的摘句，像舊社會裡無數客堂、書房和花園中掛的陸游詩聯都是例證。「[3]香菱的原話是：「我只愛陸放翁的詩『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有趣。」林黛玉則告戒她說：「斷不可學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紅樓夢》裡提及陸詩的地方還有一處，即二十八回點明襲人一名來自陸游《村居書喜》「花氣襲人知驟暖，鵲聲穿樹喜新晴」。這確實很能說明陸游閒適詩為清人所喜愛的情形。在評論范成大的詩藝時，錢先生指出：「他晚年所作的《四時田園雜興》不但是他的最傳誦、最有影響的詩篇，也算得中國古代田園詩的集大成。」經過范成大的努力，「田園詩又獲得了生命，擴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潛相提並稱，甚至比他後來居上：例如宋代遺老的『月泉吟社』的詩裡和信裡動不動把『栗裡』、『彭澤』來對『石湖』；而賈政的清客就只知道：『非范石湖《田家》之詠不足以盡其妙』。」[3]錢先生註明這句贊語出自《紅樓夢》第十七回。賈政的清客語帶誇張，錢先生則順水推舟。倘若不是對《紅樓夢》瞭解到爛熟的程度，是不可能有此妙文的。談及范詩《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中的一聯「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錢先生說： 「這兩句曾為《紅樓夢》第六十三回稱引的詩就是搬運王梵志的兩首詩而作成的，而且『鐵門限』那首詩經陳師道和曹組分別在詩詞裡採用過，『土饅頭』那首詩經黃庭堅稱讚過。」[3]在聯紅樓夢》裡提及這一聯詩的人是邢岫煙，但改「限」為「檻」，說妙玉推崇此詩，故拜帖上自稱「檻外人」，勸賈寶玉回帖時謙稱「檻內人」。書中「鐵檻寺」和「饅頭庵」就本自那一聯詩，我們從中可以窺知曹雪芹的思想傾向。《紅樓夢》諸校注本對此註釋均過於簡略，是應當參考《宋詩選注》的這一段的。筆者曾據《管錐編》的徵引情況斷言，錢先生最熟悉和喜愛的我國古代小說依次是《西遊記》、《紅樓夢》和《水滸傳》。」[7]但若通觀他全部著述的徵引情況，我們便不難發覺，在所有古代小說乃至中外古今所有典籍當中，錢先生最鍾愛的書似乎要首推《紅樓夢》了。一個紅學家很可能並不特別喜歡《紅樓夢》，開創新紅學派的胡適就是個典型；相反，一個並不專治紅學的學者很可能十分酷愛《紅樓夢》，錢先生似乎可以當這方面的代表。由此看來，在他身上，作家氣質確乎是要比學者氣質濃重一些的。十分遺憾的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作為作家的絕世才華沒有能夠充分發揮出來，結果是與曹雪芹同樣不幸的。
錢先生的旁徵博引，往往在說明某個藝術原理的同時，也順便闡述個人的一些獨到心得。儘管只是隻言片語，但談鋒犀利，頗能益入神智。這種時候，往往會涉及紅學史上的某些具體問題或治學方法。比如袁枚(1716—1797)的《隨園詩話》是紅學家經常爭論的話題之一，其道光四年刻本卷二云：曹寅「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他錯把曹雪芹當作曹寅的兒子，誤將金陵十二釵呼為「女校書」(妓女)，都說明他對《紅樓夢》及其作者所知甚少。他吹噓大觀園就是他的隨園，將藝術虛構與現實園林混為一談，更是一個有名的笑話。但是，由於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紅樓夢》被創作、傳抄、續寫及初刻的時候，所以他留下的材料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談藝錄》討論「隨園非薄滄浪」，對袁枚頗有微詞，如說：「天目山樵(張嘯山文虎)《儒林外史評》卷下第三十三回：『這姚園是個極大的園』評：『此即後來隨園也。園亦不甚大，而稱極大，蓋借景於園外，簡齋固已自言之。然《詩話》中又冒稱即《紅樓夢》之大觀園，貝0又嚴貢生、匡超人、牛浦郎輩筆意也。』語殊冷雋；其園得入《紅樓夢》，乃子才之梢空，其人宜入《儒林外史》，則子才之行實矣。」[6]據考，袁枚的隨園實即曹家織造府遺址，所以袁枚的誇耀之辭可算是空穴末風。然而，錢先生和大多數學者一樣，並不買袁枚的賬。錢先生歷來是把藝術和歷史分得很清的，這裡，也顯示出了他的一貫態度。又如，王國維(1877—1927)的《紅樓夢評論》是紅學史上的名篇，首次將西方哲學及美學理論引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帶起了一股清新的時代風氣。錢先生在《談藝錄》和《管錐編》中都曾談及此文，一方面對王國維的學術努力給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對文中的附會牽強之處進行了批評。筆者曾在《詩何以怨一一紅樓夢與圍城的憂患意識》[8]一文中對錢先生的意見作過些粗淺的分析，這裡不再重複，只想補充一則當時遺漏的材料。《談藝錄》細論「王靜安詩」時，明察秋毫地指出王詩善於化用西方哲學觀念，並說「所撰《紅樓夢評論》第五章申說叔本華人生解脫之旨，引自作『生平頗憶挈廬敖』一律為例；可見其確本義理，發為聲詩，非余臆說也。「[6]，這是十分有道理的，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紅學界和美學界以往研究《紅樓夢評論》的學者，除葉嘉瑩等少數人而外，大多僅滿足於就事論事，既不注意聯繫王國維的其他學術著述，更沒有結合他的詩歌創作，因而只好淺嘗輒止，難以展開更深入、更具體的闡發。錢先生的研究為我們指引了一條正確的學術路徑。在這裡，錢先生還將嚴復和王國維放在一起加以比較，說：「幾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學亦求卑之無甚高論者，如斯賓塞、穆勒、赫胥黎輩；所譯之書，理不勝詞，斯乃識趣所囿也。老輩惟王靜安，少作時時流露西方義諦，庶幾水中之鹽味，而非眼裡之金屑。」[6]，撇開嚴、王高下不論，我們感覺錢先生之所以更欣賞王國維，乃是由於王氏的文人氣質大大濃於嚴復，於是頗覺情趣相投，不禁讚譽有加。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錢先生作家心態的自然流露罷。不管怎麼說，可以肯定，錢先生對王國維的肯定是多於批評的，《紅樓夢評論》或許在其中起到了一些作用。我們在《詩何以怨一一紅樓夢與圍城的憂患意識》裡說，嚷紅樓夢》對《圍城》有相當重要的影響，而且這兩部小說都是可與王國維所欣賞的叔本華「妙諦」媲美的「佳著」。類似的觀點曾經被人譏為「也不過是幫吃飽了飯撐著沒事幹的腐朽之輩，穿鑿發揮而已」。，。這個問題涉及對《圍城》的評價，不便展開；而且由於譏諷者的意見過於情緒化，難於理喻，所以這裡不枝蔓。不過，我們還要申明，《紅樓夢》對錢鍾書的影響是客觀事實，是否認不了的。透過此處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影響有些是經由王國維及其《紅樓夢評論》傳遞過來而實現的。
還有一則材料，似乎頗能反映錢先生的治學理念。《釋文盲》說：「訓詁音韻是頂有用、頂有趣的學問，就只怕學者們的頭腦還是清朝樸學時期的遺物，以為此外更無學問，或者以為研究文學不過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訂。樸學者的霸道是可怕的。聖佩韋(Sainte--Beuve)在《月曜論文新編》第六冊裡說，學會了語言，不能欣賞文學，而專做文字學的工夫，好比向小姐求愛不遂，只能找丫頭代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頭，你．抬舉她，她就想蓋過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頭不想學花襲人呢?」[2]，話說得俏皮而尖芬將考據學家比作奴性十足的丫頭花襲人，一定會令許多人不快．儘管我們並不完全贊忙．這個學術偏見，但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比喻是相當巧妙的。某些學者一旦醉心於考據，便不能自拔，遂心無旁鶩，力求完美，確有些像，心眼兒誠篤、任事瑣碎、言語嘮叨、感情務實的花襲人。同樣的觀點，錢先生在作於四十年後的《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一文中又結合紅學研究進行了闡發，我們在「論紅」中已有所討論。不過，那時我們有意避開了錢先生批評陳寅恪的問題。現在，有關陳、錢兩位國學大師優劣得失的話題已經展開，這裡我們也就勢簡單討論一下。論及1954年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大辯論的正面作用，錢先生說：「經過那次大辯論後，考據在文學研究裡佔有了它應得的位置。自覺的、有思想性的考據逐漸增加，而自我放任的無關弘旨的考據逐漸減少．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7』的問題一一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 『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話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10]當然，誰都知道他所指責的「大學者」就是陳寅恪先生，關於那個問題的解答見於《元白詩箋證稿》。陳先生治學獨創「詩史互證」法，換言之，他是把詩歌視為史料的。這與錢先生大異其趣。錢先生認為：「『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他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彷彿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裡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11]因此，他對陳先生的考據嘖有煩言也就不難理解了。倘若把這個話題拿到紅學界去討論，或許錢先生的支持率會很高。因為，索隱派正是將《紅樓夢》當作史料來考證的，這種做法久已為新紅學派所詬病。不過，新紅學派也同樣有醉心於考據者，或專擅義理而兼長考據者，所以，陳先生未見得沒有知音。比如，在l979年訪美時，錢先生又提起了這個話題，對紅學頗有建樹的華裔學者余英吋記錄道：「後來在美國他又批評陳寅恪太『Trivial』(瑣碎、見小)，即指《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於入宮』那一節。我才恍然他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說，陳氏那一番考辨是為了證實朱子『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閹門失禮之事不以異』的大議論，不能算『Trivial』。但那時他正在我家作客，這句話，我無論如何當眾說不出口。」[12]由此可見，錢先生對陳先生及考據確乎是有偏見的。有時候，這個偏見就成了錢先生在紅學家之間作左右袒的根據，如同情俞平伯而訕笑吳世昌[13]。當然，即便是偏見也無傷大雅，「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錢先生有自己的治學樂趣，他有權堅持個人的學術理念。同理，陳先生的學術個性也應當受到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他們是兩種卓越的學術典範的創立者，人格均極高潔，我們大可不必像對待林黛玉和薛寶釵那樣，揚錢抑陳，或揚陳抑錢。楊絳先生說，若大學期間錢先生「有緣選修陳寅恪先生的課，他的哲人、導師兼做朋友的老師準會增添一人」[14]，這確是知人之論。我們深信，楊先生這番語，至少是道出了晚年錢鍾書的心聲的。可知他在晚年已歸於通脫敦厚的境界，謹遵君子和而不同的儒理，從而與陳先生完全靈犀相通了。我們讀他寫於1993年的《吳宓日記序言》，便不難體悟到這一點。像錢先生這樣品德高尚的學者，即使在口沒遮攔的時候，也是像「癡氣旺盛」的賈寶玉一樣，宅心仁厚，初衷純良的。
說到錢先生的美德，那自然是有口皆碑的。別的不說，僅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皆能潔身自好、從未攻擊同道以取媚當道而言，就十分值得欽敬了．那些運動接二連三，不勝其煩，我們僅擇取與《紅樓夢》有關的那次來談罷。大家讀《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一文，或許會誤會錢先生對]954年那場批判俞乎伯《紅樓夢研究》的運動持讚許態度．筆者也曾經有些疑惑，但當讀到《槐聚詩存》的時候，便疑雲盡散了。書中1954年及次年共存詩三題十五首，初讀之，但覺閒適風雅，其事無非餞別友人、遷居、睡眠、賞花、品茗、懷人、春愁、重陽登高等。然而，細細品味，便會愈咀愈酸楚，愈嚼愈苦澀，感覺到作者異樣的感傷與幽憤。如《大傑來京夜過有詩即餞其南還》：「欲話初心同負負，已看新鬢各斑斑。」２他跟文學史家劉大傑談論的「初心」具體指什麼，不得而知，恐怕不會超出文學的範疇。錢先生曾有心撰寫《中國文學史》，但在經歷了「洗澡」、批判《武訓傳》、批判《清官秘史》等運動之後，那項計劃顯然已不合時宜，恐怕只好像對待未完小說《百合心》一樣，「從此省心省事」了；而劉大傑印行於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於新時代命運如何，也在未定之天３或許，這就是「欲話初心同負負」之所指罷。對兩位來自舊時代而「已看新鬢各斑斑」的學者來說，這肯定不是一件開心事。批俞運動前後(1954--1955)，劉大傑在《解放日報》及《文藝月報》上共發表了四篇紅學文章，是極少數態度比較平和的學者之一；而錢先生則始終一言不發。這種對運動「不約而同」的消極態度，也許跟這次晤談有關。作於同年春的《容安室休沐雜詠》十二首，顯露出來的同樣是這種感傷的情緒。如其七：「如聞車馬亦驚猜，政用此時持事來。爭得低頭向暗壁，萬千呼喚不能回。」詩後自註：「假日仍有以文字見役者。」其九：「鶯啼花放觳紋柔，少日情懷不自由。一笑中年渾省力，漸將春睡當春愁。」可見作者意志相當消沉，尤其懶於打理文字生涯。是年秋，批俞運動拉開序幕，據我們不完全統計，1954年秋至第二年底，全國報刊所刊發的紅學文章約計四百五十餘篇，其中絕大多數是批俞的。當時的正式提法是「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四年後，《宋詩選注》出版，錢先生也被扣上了這頂帽子。1955年秋，在喧囂的批俞聲中，他寫下了《重九日雨》二首。其一云：「催寒徹夜聽淋浪，憶說江南未隕霜。我自登臨無意緒，不防風雨了重陽。」所謂「風雨」，顯然是語意雙關的。其二云：「佳辰未展興先闌，泉下尊前感萬端．筋力新來樓懶上，漫言高處不勝寒。」如果說，運動前的錢鍾書還只是憂鬱感傷的話，那麼，運動中的他就已經是相當激憤了。即使感慨萬端，他也保持著溫柔敦厚的風致，所以詩意仍是平和的。在那種情況下，只有品格純淨的學人才能發出這種物傷其類的哀鳴，才能由此洞明世情，寧願沉淪下僚，也決不攀附那團「亂蓬蓬的葛籐帳」。在以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裡，錢先生始終堅守著潔身自好的處世原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到同情和幫助弱者的義務。這種美德，在「紅塵滾滾」的批俞運動中已經顯露端倪了。
錢先生《偶見二十六年前為絳所書詩冊，電謝波流，似塵如夢，復書十章》之七云：「荒唐滿紙古為新，流俗從教幻認真。惱煞聲名緣我損，無端說夢向癡人。」詩後自註：「余小說《圍城》出版，頗多癡人說夢者。~[153此詩全用《紅樓夢》典，也算是他談紅說夢的一個例子罷。只是不知道，他閱盡世間人獸鬼，一生在人生邊上寫作，始終津津樂道曹雪芹的「滿紙荒唐言」，是否也曾自感「無端說夢向癡人」呢7遺憾的是，我輩癡人再也無緣面詢這位偉大的智者了。言念及此，不禁憮然而悲者久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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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楊絳。吳宓先生與錢鍾書[N]。人民日報、文匯報1998-05-14。
[15]錢鍾書。槐聚詩存[Z]，北京，三聯書店，1995，P104。
１《紅樓夢》第二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凡引．《紅樓夢》，均用此書，僅隨文說明回次，不另注。
２《槐聚詩存》第104頁，三聯書店1995年版。錢先生1954--1955年詩作見該書第l04—108頁，以下引文不另注。
３為適應新時代不同時期的政治要求，劉大傑於1957、1962、1972年三次對《中國文學發展史》進行修訂，但愈改愈壞，則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