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捨怎樣讀《紅樓夢》
●「數十年來，對《紅樓夢》與曹雪芹多有褒無貶，推崇備至，中外同聲，且估價越來越高……既已無一不佳了，就或誤把缺點看作優點，明明是漏洞，卻說中有微言……」從這樣的背景出發，我們來看老捨對《紅樓夢》某些描寫的否定性意見，尤覺難能可貴，令人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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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捨同中國古典小說是頗有些淵源的。在《悼念羅常培先生》一文中，老捨寫道:他上初小時，就常常和同班好友羅常培一起，去小茶館聽評書《小五義》或《施公案》。後來進入師範學校讀書，老捨在學習桐城派散文和陸放翁、吳梅村詩歌的同時，應當也「讀過唐人小說和《儒林外史》什麼的」。關於這點，我們讀《〈老捨選集〉自序》和《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不難發現相關的消息。1924至1929年，老捨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中文。這期間，他曾向學生做過關於唐人愛情小說的專題演講，演講稿後來發表在燕京大學的校刊上。他還幫助合租一層樓的英國人艾支頓，翻譯了《金瓶梅》。對於此事，老捨本人雖然很少提及，但艾支頓英譯本《金瓶梅》出版時，卻在扉頁特意標明了「獻給我的好友舒慶春」的字樣。至於老捨筆下的小說作品和談論小說的文章，更是每每透顯出作家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濃厚興趣和廣泛涉獵。譬如，長篇小說《鼓書藝人》講述抗戰時期重慶藝人的動盪生活，其中寶慶唱書的場面，便很自然地反映出作家是何等喜歡並且熟悉《三國演義》。《談幽默》旨在介紹西方語境中的「幽默」概念，但作家卻信手拈來了《西遊記》與《鏡花緣》，以便於比較和分析，可見此二書的精要早已進入作家的腹笥。而一篇《言語與風格》，更是通過分析武松「血濺鴛鴦樓」的短句效果，從而傳遞出作家對《水滸傳》藝術成就的細緻體味和獨特把握。庶幾可以這樣說，在老捨那裡，中國古典小說既是一種寫作資源，更是一種文化血脈。
當然，在林林總總的中國古典小說中，老捨最為推重、最為讚許的，還是曹雪芹的《紅樓夢》。他認為，《紅樓夢》所取得的思想和藝術成就，是巨大的、非凡的，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是罕見的。他的《青年作家應有的修養》一文寫道:「世界上有不少和《紅樓夢》一般長，或更長的作品，可是有幾部的價值和《紅樓夢》的相等呢？很少！」他把《紅樓夢》當作一個很高的標準，一個藝術上很難企及的目標。他告誡文學青年切不可志大才疏，以為輕而易舉就能夠達到《紅樓夢》的水準。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老捨圍繞一部《紅樓夢》頗下了一番精心閱讀和研習揣摩的功夫，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若干獨具只眼，別有穎悟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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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捨雖然早就有教授的頭銜，但就其資質、性情、意趣和思維而言，卻無疑更屬於作家。這樣的主體條件決定了在他的眼中，一部《紅樓夢》無論負載著多麼深奧的歷史內容和何等豐富的社會含量，其最終或者說首先仍然是一部偉大的小說。因此，老捨讀《紅樓夢》便一向恪守著「文本」的原則，遵循著審美的要義，關注著創作的規律。具體來說就是，他主張從《紅樓夢》本身，即思想和藝術的角度來解讀和欣賞《紅樓夢》，而不贊成於《紅樓夢》之外用考證的辦法來解說或詮釋《紅樓夢》。譬如，在寫於1930年的《論創作》一文中，老捨就明言:「讀一本偉大的創作，便勝於讀一百本關於文學的書。讀過幾段《紅樓夢》，便勝於讀十幾篇紅樓考證的文字。文學是生命的詮釋，不是考古家的玩藝兒。」平心而論，作家在讀《紅樓夢》原文和讀有關《紅樓夢》的考證文章之間，作如此機械的對比，並不加分析的、絕對的肯定前者而否定後者，是難免有簡單化和情緒化之嫌的。因為必要的、有價值的作者和本事考證，無疑有助於對作品本身的理解與評價。但考慮到這種觀點出現在以考證為基本內容和方法的「新紅學」風行與走俏的時代背景下，其中包含的矯枉過正便不難理解，而高蹈流俗，獨抒己見的精神則令人欽敬。更何況在文學經典的接受和傳播過程中，閱讀原文畢竟永遠是第一位的。從這一意義講，作家有些偏激的觀點裡仍然承載了合理的內核。
事隔十四年後的1954年，老捨在《人民文學》雜誌12月號發表了《紅樓並不是夢》的專論。在這篇文章裡，作家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進一步聲明:「我反對『無中生有』的考證方法」；「我反對《紅樓夢》是作者自敘傳的看法」。他認為:過去的煩瑣考證「把研究《紅樓夢》本身的重要，轉移到摸索曹雪芹的個人身邊瑣事上邊去。一來二去，曹雪芹個人的每一生活細節都變成了無價之寶，只落得《紅樓夢》是謎，曹雪芹個人的小事是謎底」。但是，他同時又承認「研究作家的歷史是有好處的……我們明白了作家的歷史，也自然會更瞭解他的作品」。他認為:「一個尊重古典作品的考據家的責任:是以唯物辯證方法，就作品本身去研究、分析和考證，從而把作品的真正價值與社會意義介紹出來，使人民更瞭解、更珍愛民族遺產，增高欣賞能力。誰都絕對不能順著自己的趣味，去『證明』作品是另一個東西，作品中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考證者所考證出來的才是真的。」毋庸諱言，這篇文章是聯繫著當年那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政治運動的，其用語也體現了作家接受革命文藝理論之後的鮮明特徵。不過，倘若就其對「紅學」考證的基本觀點及相應的表述看，似乎並沒有沾染上簡單粗暴、無限上綱的流弊，相反倒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揚棄和修正了作家以往在這個問題上的某些絕對和偏頗。應當承認，在半個多世紀前實用主義大熾的語境裡，老捨能這樣看待《紅樓夢》文本解讀與作者考證的關係，堪稱洵為可貴。從立足文本、立足審美、立足創作的基點出發，在具體的《紅樓夢》解讀和評價上，老捨著重強調了三點:第一，《紅樓夢》是一筆內涵豐富，取之不竭的文學乃至文化遺產。老捨指出:「《紅樓夢》很長。這部書寫了許多年，故長而精。這好比開了一座大礦，慢慢地提煉出許多許多金子來。」(《怎樣丟掉學生腔》)因此，無論是文學工作者還是普通讀者，都應當常讀和細讀《紅樓夢》，從中汲取文學與文化的養分。第二，《紅樓夢》給文學的歷史長廊增添了一系列不朽的人物。在老捨看來:「世事萬千，都轉眼即逝，一時新穎，不久即歸陳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憑空給世界增加了幾個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創作。」(《人物的描寫》)他寫道:「看看《紅樓夢》吧！它有那麼多的人物，而且是多麼活生活現、有血有肉的人物啊！它不能不是偉大的作品。」「對這麼多的人物，作者的愛憎是分明的。他關切人生，認識人生，因而就不能無是無非。他給所愛的和所憎的男女老少都安排下適當的事情，使他們行動起來。藉著他們的行動，他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現實。」「我寫過一些小說，我的確知道一點，創造人物是多麼困難的事。」(《紅樓並不是夢》)第三，《紅樓夢》的語言出神入化，達到了很高的審美層次。老捨認為:「從語言上，我們可以看出來作家的不同的性格，一看就知道是誰寫的。莎士比亞是莎士比亞，但丁是但丁。文學作品不能用機器製造，每篇都一樣，尺寸相同。翻開《紅樓夢》看看，那絕對是《紅樓夢》，絕對不能和《儒林外史》調換調換。」(《關於文學的語言問題》)若單就理論和學術價值而言，老捨以上所談，似乎算不上言人未言，別開生面，但是，由於它的字裡行間自然而然地滲入了一個作家特有的、源於創作實踐的心得與感悟，所以其娓娓道來，還是別有一種親和力與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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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部《紅樓夢》，老捨自有一顆敬畏之心，甚至不乏一種崇仰之情。只是敬畏也好，崇仰也罷，最終都不曾導致作家在《紅樓夢》面前，喪失清醒的審美眼光和客觀的藝術尺度。相反，即使美玉仍有微瑕，哪怕經典亦存不足，曾是老捨讀「紅」時特有的辯證心態，這直接導致了他在某些場合對《紅樓夢》缺憾的直言不諱。如在《我怎樣寫〈二馬〉》的創作談裡，老捨結合自己所做的小說語言口語化和陌生化的努力，很隨意也很敏銳地寫道:「《紅樓夢》的言語是多麼漂亮，可是一提到風景便立刻改腔換調而有詩為證了。」這顯然是說《紅樓夢》的風景描寫落了俗套，質之以作品的實際情況，可知老捨此言不虛。關於這點，一向見地不俗的香港作家董橋不僅表示認同，而且做了補充。他認為《紅樓夢》的寫景之所以喜歡「有詩為證」，「這正好說明曹雪芹老實:他的教育背景是這樣的，他只會這樣寫，所以他這樣寫。」(《從〈老張的哲學〉看老捨的文字》)
從理論上講，一切文學作品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即使是偉大的傳世之作，亦難免存在弱項和軟肋。正因為如此，基於善意的文學批評一向沒有禁區，從真實的感受出發，指出文學名著的美中不足亦屬天經地義。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定律似乎未能在《紅樓夢》身上得到貫徹和體現。這部問世於清代乾隆年間的小說作品，雖然曾遭到封建統治者的屢屢禁毀，但是在民間讀書界和開明、進步的知識分子中間，卻一向保持著極高的聲譽，甚至出現了「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的社會風氣。尤其是上個世紀50年代以後，由於毛澤東主席的格外看重和大力推薦，也由於當時異於尋常的社會氣氛，《紅樓夢》的地位和價值更是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使學術界對它只能說好，不能說壞；只能做闡釋，不能有批評。用俞平伯先生在復出之後寫於《舊時月色》一文裡的話說:「數十年來，對《紅樓夢》與曹雪芹多有褒無貶，推崇備至，中外同聲，且估價越來越高……既已無一不佳了，就或誤把缺點看作優點，明明是漏洞，卻說中有微言……」從這樣的背景出發，我們來看老捨對《紅樓夢》某些描寫的否定性意見，即可意識到:儘管它出現在評「紅」環境比較自由的1930年代，儘管它沒有從整體上指出《紅樓夢》的敗筆所在，但其中包含的健康的文學批評意識和高超的藝術審美眼光，依然難能可貴，令人激賞。
或有人問，在眾多的中國古典小說中，老捨何以對《紅樓夢》情有獨鍾？竊以為，這除了文學欣賞和借鑒在一般意義上的「取法乎上」之外，至少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曹雪芹和《紅樓夢》所體現的滿族文化傳統對應著老捨自己作為滿族作家的文化血緣；二是《紅樓夢》所擁有的京都氣象和曹雪芹所具有的京華背景，與老捨在北京的生活經歷以及其小說創作的京味追求不謀而合。搞清了此中壺奧，我們自可進一步瞭解，對於作家來說，特定的文化場域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