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新紅學
胡適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在《對潘夏先生論〈紅樓夢〉的一封信（與臧啟芳書）》中不無感慨地說：「我自愧費了多年考證工夫，原來還是白費了心血，原來還沒有打倒這種牽強附會的猜謎的『紅樓』」表達了一位嚴肅的學者的失望和激憤。但也似乎不必如此急切，因為，一部學術發展史早已證明，一個新學理的建立、新學派的形成，總有一個逐步完善、壯大的過程；而舊學理的被否定、舊學派的潰滅，也都有一個逐步衰歇、絕跡的經歷；而新舊學理、學派之間的論爭、較量，同樣有一個不斷責難辯駁的歷程，這結果就是學術事業的前進。所以對於某些學術現象的反覆，也就勿以為怪。其實這種現象在近年來的紅學文章中仍屢屢出現，表示了紅學界尚有部分學者對於索隱派紅學的信服和眷戀，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卻也出入意料地出現了一些誣稱胡適偽造甲戌本《石頭記》，並由此否定胡適在考證《紅樓夢》方面成果的文章，這裡涉及對以胡適為標誌的新紅學的歷史評價問題，同時也關係到紅學的去向問題，因而就不能不對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再作一些歷史的回顧。雖然難免炒冷飯，但似乎還有必要。如今恰逢中央大學文學院舉行甲戌年紅學會議，我就借此機會講點意見，以聽取紅學同好的批評。
一、胡適關於舊紅學的概括是不全面的，但對索隱派的抨擊卻是致命的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新紅學派的奠基之作，它在一開始即對舊紅學作出了批評，說是「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他進而把「附會的紅學」又分為幾派：「第一派說《紅樓夢》『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的諸名王奇女。』」「這一派的代表是王夢阮先生的《紅樓夢索隱》」。「第二派說《紅樓夢》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說。這可用蔡孑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作代表。」「第三派的《紅樓夢》的附會家，雖然略有小小的不同，大致都主張《紅樓夢》記的是納蘭成德的事。」
胡適的這個概括，如果是針對索隱派而言，雖然略感粗疏，可還是抓住了代表人物的代表著述，並給予了致命的抨擊。不過，如果把範圍擴大到「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那就不夠全面了。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假如從與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同時並生的脂硯齋及其評語算起，按照郭豫適在《紅樓夢小史稿》中的歸納，在索隱派之前，則有脂評、雜評、評點等形式和派別，遠不是胡適所說的僅是索隱派一系或一家。退一步說，單單從「考證」的角度來檢驗舊紅學，當然顯得稀少零亂，與胡適所做的大量考證工作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如果不是膠柱鼓瑟，把考證工作的表述方式不要拘泥於某一固定形式，則從舊紅學中一些關於《紅樓夢》的著作和傳播情況的記載中，實在也可以勾輯到一些考證成果的。
像脂硯齋的評語，就對小說的作者及其家世的情況，提供了不少可靠的線索。甲戌本《石頭記》第一回就有四條眉批就很值得注意。其中關於作者的：「若雲雪芹披閱增刪，然後（則）開捲至此這一篇楔子又系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猾之甚！後文如此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煙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蔽了去，方是巨眼。」這自然就證成了曹雪芹的著作權：「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余（奈）不遇獺（癩）頭和尚何？悵悵！」這不但進一步申明《石頭記》為雪芹所作，且表明《石頭記》是一部未完成稿，還注出雪芹是死於「壬午除夕」，是在悲傷中去世的。「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事則實事，然亦敘得有間架，有曲折……余亦於逐回中搜剔刳剖，明白註釋，以待高明，再批示誤謬。」這又明白交代曹雪芹在寫作《紅樓夢》之前先有一部其弟棠村作序的《風月寶鑒》，而後才經過十年的辛苦，創作了《紅樓夢》的。而《紅樓夢》素材的來源是曾有的事實，作者運用了各種文學手法將這事實描繪出來的。這當然只能算作知情者的批注，同考證工作還有差別，但卻為考證工作提供了佐證。
此後的批、評、注、雜記中，尚有不少資料，不妨當成考證看待。如乾隆年間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就有關於《紅樓夢》作者和書稿傳播情況的記載，說「曹雪芹之父楝亭也」，又說「楝亭名寅，字子清，號荔軒，滿洲人，官江寧織造，四任巡鹽」。還說「乾隆庚戌五十五年（1790）秋，楊畹耕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易其名曰《紅樓夢》。此書自抄本起至刻續成部，前後三十餘年，恆紙貴京都，雅俗共賞……雪芹二字，想系其字與號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漢軍人，亦不知其隸何旗。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善談吐，風雅遊戲，觸景生春。聞其奇談娓娓然，令人終日不倦，是以其書絕妙盡致。聞袁簡齋家隨園前屬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約在康熙年間，書中所稱大觀園，蓋假托此園耳。」（《後紅樓夢書後》）又說：「此書由來非世間完物也。而偉元臆見，謂世間當必有全本者在，無處不留心搜求，遂有聞故生心思謀利者偽續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人。偉元遂獲贗鼎於鼓擔，竟是百二十回全裝者。不能鑒別燕石之假，謬稱連城之珍，高鶚又從而刻之，致令《紅樓夢》如《莊子·內外篇》，真偽永難辨矣。不然，即是明明偽續本，程高匯而刻之，作序聲明原尾（委），故意捏造以欺人者。斯兩端無處可考，但細審後四十回，斷非與前一色筆墨者，其為補著無疑。」（《程偉元續紅樓夢書後》）即使索隱派的代表作如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中，我們如果撇開那些牽強的附會，代之以作品的本事考察，也未嘗不能吸取一些有益的資料，如他說「大抵此書改作，在乾嘉之盛時，所記篇章，多順康之逸事。」這就很值得我們注意。
在這裡，我無意全盤接受上述各家所提供的結論，我只是借此說明，在新紅學誕生之前，也曾有過關於《紅樓夢》的作者、版本、本事等等的記載與考辨，儘管它們並不全都可靠和科學，有的問題直到現在仍有爭論，從而不能把所有的舊紅學統而言之一筆抹煞。即使是概括舊紅學中的索隱派，也讓人感到不夠全面。更何況，正是由於舊紅學所積累的有關資料，經過胡適的進一步發掘、豐富、爬梳，歸納問題，辨別真偽，引出結論，於是《紅樓夢考證》乃至新紅學才得以萌發、生長，從而從根本上代替了舊紅學，開創了紅學的新紀元。
所謂開創了紅學的新紀元，是指經過胡適的抨擊，使得一向為人們接受並作為談助的什麼《紅樓夢》本事的清世祖與董鄂妃說，康熙朝政治小說說、納蘭成德說等等的主觀臆斷、隨意比附的顢頇荒謬、違反事理的可笑性，使得索隱派在紅學史上徹底敗落，代之而起的就是胡適用考證方法取得突飛猛進成果為內容的新紅學。這種新紅學雖然也有它的局限和偏頗，但較之舊紅學無疑已是一種學術上的飛躍。
二、新紅學的構成和開拓
新紅學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因而它就不斷地接受歷史的檢驗，所以關於它的功過問題雖然已經談論了半個世紀，但時至今日也還不斷地被提出來，而且今後大概還會繼續談下去，這也許是一種歷史的需要。
考察任何事物包括學術現象，都應該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看它是前進還是後退 ，
是取得了新的成果還是膠結於舊觀念的桎梏，是開拓了新的領域還是陷入了陳舊的泥沼 。 這些無疑都適用於考察新紅學。那末，胡適的新紅學主要功績又在哪裡呢?
我以為首先是他將考證的工夫和方法在《紅樓夢》研究上的成功運用。按照胡適自己的說法：「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上著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我在這篇文章（指《紅樓夢考證》）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響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他又歸納其治學方法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單就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或小說考證來看，他的方法實在是我國傳統的考證學的實踐或運用，正如他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對胡頌平所說：「我是用乾嘉以來一班學者治經的考證訓詁的方法來考證最普遍的小說」。考證或考據，是我國古代傳統的治學方法，大多運用於研究歷史和語言。這是一種依據事實的考核和例證的歸納，找出可信的材料，然後得出學術結論的研究方法。而今胡適將其引用到小說研究領域，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和推動。試想，在戲曲小說不被重視的舊時代，有誰會冒著降低身份的風險，去花力氣做小說考證的工作呢？！這是只有在戲曲小說的文化地位被提高以後，特別是由積極倡導白話文學的胡適來首創，這不能不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考證是同義理、文章相並列的三種治學方法之一（清姚鼐在《復秦小峴書》中說：「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它適用於對古籍的文字音義或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根據文獻資料，辯證核實。它的功用在此，它的局限也在此。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有關問題時，當他緊緊扣住作者及其生平家世和版本問題的時候，他便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當他超出這個範圍，企圖用文獻資料去說明作品內容時，他便顯得捉襟見肘，左支右絀，頗難自圓其說。
第二，由此我們應該講到他的紅學考證的成果了。關於此點，胡適自己也是一再提起的。
他在《紅樓夢考證》中就說：「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A） 胡適通過考證，證實了《紅樓夢》的作者確為曹雪芹，並且發掘了不少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材料。當時，胡適對著者問題曾「得出六條結論：
（1） 《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2）
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家傳與環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般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為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3） 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
（4） 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5） 《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 《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我們今天來看這六條，可以說前五條基本上還是站得住的，儘管還不斷受到挑戰，但卻被不少紅學家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五條中，胡適一連用了三個「大概」，一用於關於曹雪芹的生年，二用於曹家被抄沒的原因，三用於《紅樓夢》的寫作時間。在這三個問題上（當然不僅僅是這三個問題，其他如曹雪芹是否為曹頫\兒子，曹雪芹的卒年等等也都在後來的紅學研究中一再被提出、爭論），在胡適發表《紅樓夢》的當時，尚不具備準確論定這些問題的條件，因而胡適只提出了一個「大概」意見。這不但不應對胡適提出超越客觀條件的苛求，而且倒應該讚賞胡適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的。當他對上述三點感到尚無可靠材料獲得確證時，他的意見僅僅當作一個估計、推想提出來。這種估計、推想對於學術研究仍然具有相當的啟發、引導作用，仍然應該受到歡迎。
至於第六條，雖然在指出《紅樓夢》創作素材的來源或作品本事上有其道理，而徑把「甄賈兩寶玉」當作「曹雪芹自己的代身」，從而提出「自敘」傳說，這就有失偏頗了。
（B）
至於《紅樓夢》的版本，胡適在僅僅看到程甲本、程乙本和戚蓼生序本的情況下，得出：「《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後始有百二十回的《紅樓夢》。」「證明《紅樓夢》的後四十回確然不是曹雪芹做。」這以後抄本的不斷被發現，首先是他發現了甲戌本《石頭記》之後，才使他關於版本的研究有了逐步的發展。
一九二七年胡適得到了甲戌本《石頭記》，他在驚喜之餘寫了長文《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他「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他據該本「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十五個字，得出：「《石頭記》在乾隆十九年已有『抄閱再評』的本子了。可見雪芹作此書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他又將甲戌本與戚蓼生序作了比較，「推想得兩個結論：（1）《紅樓夢》的最初底本是有評論的。（2）最初的評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作的，其餘或是他的親信朋友如脂硯齋之流的。」又說：「脂本與戚本同出於一個有評注的原本，而戚本傳抄在後。但因為戚本傳抄在後，《紅樓夢》的底本已經過不少的修改了，故戚本有些地方與脂本不同。」由於得到了甲戌本《石頭記》，他還從脂評中推想到被「迷失」的八十回後原稿的一些情節：「
（1） 史湘雲似嫁與衛若蘭，原稿有衛若蘭射圃拾得金麒麟的故事。
（2） 原稿有襲人與琪官的結局，他們後來供奉寶玉、寶釵，『得同終始』。
（3） 原稿有小紅、茜雪在獄神廟的『一大回文字』。
（4） 惜春的結局『在後半部』。
（5） 殘稿中有『誤竊玉』一回文字。
（6） 原稿有『懸崖撒手』一回的回目。」（《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
到一九六一年，他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的時候，又對八十回抄本的《石頭記》曹雪芹的原稿面貌和流傳情況作出了深入分析，詳細列出了六條意見。
胡適關於《紅樓夢》版本問題的研究，從一九二一年的簡略結論，到一九六一年的六條歸納，是他對該問題研究的深入發展。這種歸納不無懸空無根和主觀穿鑿之處，誠如吳世昌先生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如第一條講「甲戌本止寫定了十六回」；第五條講前八十回稿本在兩個圈子中流傳而形成的兩種結果等等。但他對庚辰本的充分肯定，對一百二十回本的續作出現過程，等再認識，看來都是有根據、有道理的，因而能給人以相當的啟發。
（C）
研究《紅樓夢》的著作和版本問題所取得的成果，實際上形成了新紅學的兩大學術支柱。其功不可沒是顯而易見的。至於胡適提出的自敘傳說，雖然他自己一再論證，影響也巨大，可是其合理的因素和失誤的成分可以說同時並存。在這方面，胡適所花費的精力和筆墨是大量的，他先是將考證曹雪芹的生平和家世的有關資料，同《紅樓夢》的部分情節和全書框架相互印證，得出「自敘傳」的結論；後來又將脂硯齋評語所提供的信息，完全同曹雪芹的身世掛起鉤來，進一步發揮了他的「自敘傳」理論。
胡適用考證所取得的資料來檢驗《紅樓夢》的創作，如果是用來證明曹雪芹的創作並不是憑空虛構，而是根據他的生活閱歷進行加工提煉而寫成的，這是合理的，符合文學創作是社會生活的藝術反映原理的。但是，如果把《紅樓夢》徑直當作曹氏家族的衰敗實錄，把賈寶玉當作曹雪芹的化身，這就鑽進了牛角尖，違反了文學創作的常理了。而胡適的自敘傳說恰恰走上了後一條道路，他先是：「因為《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敘，故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成貧窮的情形。我們看曹寅一家的歷史，決不像一個貪官污吏；他家所以後來衰敗，他的兒子所以虧空破產，大概都是由於他一家都愛揮霍，愛擺闊架子；講究吃喝，講究場面；收藏精本的書，刊行精本的書；結交文人名士，交結貴族大官，招待皇帝，至於四次五次；他們又不會理財，收縮不回來：以至於虧空，以致於破產抄家。《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紅樓夢考證》）對此，他後來講得更加直接了當：「《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寫他親自看見的家庭。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樓夢》就是寫曹家的歷史。」
在小說創作中，的確是有一種稱之為自傳體的小說，最著名的如高爾基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三部曲。我國晚明小說中也出現過一些紀實小說如敘王陽明生平的《皇明大儒王陽明出身靖亂錄》、敘戚繼光平倭的《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敘閹宦魏忠賢生平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等等，這可以稱之為他敘傳。這些小說的特點是以史事為內容、以文學描寫為手段，比較嚴格地尊重史實。但《紅樓夢》的創作卻絕然不同，甲戌本《石頭記》凡例明說：「作者自雲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撰此《石頭記》一書也。」又說：「何為不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以悅人之耳目哉。」第一回又說是當初女媧煉石補天剩餘了一塊無材補天、幻形入世的石頭，被攜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對於這些說法，我們大可當作小說家言、文人筆墨，不要被作者「瞞蔽了去」，不能過分認真的。因而也就既不能當作女媧神話的衍生部分看待，也不能作為一段實事的記錄研究，只能作為一部是以作者的親歷、親見、親聞的社會生活作素材，經過文學的加工提煉而昇華成的一部現實主義名著。
因此，《紅樓夢》雖然熔進了曹家世系、曹家的接駕、曹寅「樹倒猢猻散」的讖語、鳳姐點戲、金魁星事、寅字寫法等等故實，並對寫法的某些情節出來證明「嫡真實事，非妄擁（擬）也」、「真有是事，經過見過」，這也只能說明曹雪芹確實採取了他和他的親朋輩的某些生活素材，而無力證明《紅樓夢》即是曹家的家史、賈寶玉即是曹雪芹。這是胡適不瞭解文學創作和將考證工夫用過了頭而產生的偏見。但他為此所發掘的資料、他將這些資料同《紅樓夢》內容所作的某些比照，對於我們研究《紅樓夢》的創作仍然是有價值的。
第三、胡適重視考證，重視材料的發掘，他為此作了艱苦的工作作取得了卓著的成績。比如關於曹雪芹生平、家世的材料，他就會同顧頡剛、俞平伯等查考了《船山詩草》、《南巡盛典》、《寄蝸殘贅》、《楝亭詩抄》、《楝亭集》、《楝亭五種》、《郎潛紀聞》、《詩人征略》、《居常飲饌錄》、《八旗通志》、《江南通志》、《曝書亭集》、《有懷堂集》、《八旗氏族通譜》、《上元江寧兩縣志》、《浙江通志》、《東皋草堂記》、《國子監題碑錄》、《雪橋詩話》、《四松堂詩文集》、《鷦鷯軒筆麈》、《懋齋詩鈔》、《八旗人詩鈔》、《八旗文經》、《隨園詩話》、《珠批諭旨》、《小浮梅聞話》、《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楊州畫舫錄》、《丙辰記》、《掌故叢編》等等。應該說這是一個很長的書目，從這個書目中所取得的有關材料，正好反映了胡適在紅學研究領域辛勤的耕耘足跡。
關於《紅樓夢》版本的搜集研究，在他來說也是不遣餘力的。他所認真研究過的版本就包括了戚蓼生序本、程甲本、程乙本、甲戌本、庚辰本，特別是甲戌本的發現，使他大為驚喜，並寫出了長篇文章，他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又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中說：「我們現在回頭檢看這四十年來我們用新眼光、新方法搜集史料來做《紅樓夢》的新研究總成績，我不能不承認這個脂硯齋甲戌本《石頭記》是最近四十年的『新紅學』的一件劃時代的新發現。」又說：「這部『脂硯齋甲戌鈔閱再評』的《石頭記》的發現，可以說是給《紅樓夢》研究劃了一個新階段，因為從此我們有了『石頭記真本』（這五個字是原藏書人劉銓福的話）做樣子，有了認識《紅樓夢》『原本』的標準，從此我們方才走上了搜集《紅樓夢》的『原本』『底本』的新時代了。」
胡適的這些話是並不過分的。不僅如此，由於新紅學的注重考證，將研究工作的基礎建立在切實可靠的材料之上，從而使紅學真正成了名副其實的科學意義上的學問。而且，它還為紅學的深入發展、建立許多分支學科開了先河。像關於作者的研究，後來者就有不少新的建樹，對曹雪芹的生平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找到了曹家抄家的檔案，發現了曹氏《五慶堂譜》並產生了像馮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那樣的專著，因而可以毫不含糊地說：一門相對獨立的學問----曹學已經誕生了。
由甲戌本《石頭記》的被發現，引導了紅學界不斷搜求各種版本，並對之進行了廣泛的研究、整理，這些相繼被發現的版本，單抄本即已達十二種，由此足可窺見曹雪芹原稿的基本面貌了。因而很自然地形成（或說提出了）《紅樓夢》版本的兩個系統：一是八十回的抄本系統，一是百二十回的印本系統。圍繞著版本上的這兩個系統的研究工作，已經在胡適研究的基礎上有長足的進展，已經在版本的考定、版本的特點、版本的價值、版本的流變等諸問題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以至使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說：紅學的版本學早已經誕生了。
其他，經過新紅學的催化作用，諸如脂評學、探佚學、紅學史學等等，也都在不斷地發展，逐步形成了一些專門的學問。
以上，我從考證工作、具體成果和對紅學的推進等三個方面，對胡適的新紅學功過作了一個大概的分析，以作為我的另一篇文章《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在紅學史上的地位》的補充和申說。
三、新紅學的功過是個老題目，但總有人逼著我們炒冷飯
胡適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與胡頌平的談話》中說到：「當年蔡先生的《紅樓夢索引》，我曾說了許多批評的話。那時蔡先生當校長，但他並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他對《紅樓夢》的成見很深，像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說是影射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的故事，我早已答覆他提出的問題。到了十五年（1926），蔡先生還慫恿他出這本書，還給他作序。可見一個人的成見之不易打破。」類似的話，他早在一九五一年《與戚啟芳書》中也講到過。
其實，被胡適所批評的「猜謎」式的索隱派紅學在那以後的七十多年來，似乎從未絕跡，時至今日，不是仍然有人聲稱自己是索隱派，並繼續做著索幽探隱的工作嗎？！當年蔡元培容忍了胡適的批評，但並不改變自己的觀點，被胡適贊為有「雅量」；胡適面對著索隱派的存在，只是無可奈何地說：「若不能說服『索隱式的紅學』，我們只能感到慚愧」，有些遺憾，但同時也表現了一種學術雅量。其實，學術上不同觀點、不同派別的並存、駁難、辯爭是常見的、正常的現象，本來無須務必定於一尊，因而也就不必要求對方折服，否則便是帝王思想。但是，真理也總是愈辯愈明，通過充分說理的論爭，與其說要爭取學術上的對手，毋寧說是在爭奪學術上的群眾，使自己的觀點能夠為群眾所接受，能夠凝聚著越來越多的學人，更加深入發展這種學術觀點，北大學派力量，這便達到了目的。
但是，這種學術上的爭論應該是有條件的，即應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能憑空虛構，說黑道白，不能胡攪蠻纏、拉扯不休，不能隨意指控、謾罵傷人。可是，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在紅學領域中卻又的確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文章。這種文章如果單就其提出某種新見解來說，本來無可非議，而且應當受到歡迎，人們即使不贊同，更可以通過辯論將問題引向深入。可是細讀其行文，就感到往往是抓住一點，引向極端，直至鑽進某個牛角尖中，而且時常前後矛盾，隨意引申，這就涉及一個不良文風問題，像說乾隆甲戌本《石頭記》是偽造的贗品，並進而懷疑到《四松堂集》等的真實性，甚至連其他各種抄本也打上了問號。乍聽，這話有點石破天驚，對於我們這些一直對甲戌本等文獻深信不疑的人來說，吃一大驚。可是細讀這些文章，就又感到「大膽的假設」有餘，「小心的求證」不足，看來急切中是證不成胡適等人作偽的。因為，《紅樓夢》的抄本已經先後發現了十二種，再加上敦誠的《四松堂集》等等，早已構成了關於《紅樓夢》的資料網絡，由於這個網絡的相互關聯，彼此依存，多處補充，從而使這些資料獲得了無限的生命力。而且，從各種資料的發現看，又都有一個各自獨立的過程；從各種資料的外部形態和內容特點看，又都彼此不同，各有個性。因而，要說這麼多資料都是某些人的偽造，這倒是天方夜談了。既然是天方夜談，那也就不妨姑妄聽之，與認真的學術研究是絕不相干的，那對胡適等所開創的新紅學也就毫無損傷了。
感謝中央大學文學院舉辦的這次甲戌年紅學會議，給紅學界朋友提供了相互交流切磋的機會，使我也能在這裡喋喋不休，佔用大家的寶貴時間。
1994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