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劉廣定先生《紅樓夢抄本抄成年代考》
一九九八年八月，應台灣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的邀請，參加在台北舉行的兩岸三地和海外華人的《紅樓夢》學術討論會，認識台灣著名的《紅樓夢》研究者劉廣定教授。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筆者涉足紅壇之始，即從許桂林兄處讀到劉先生的一系列文章剪報，心儀已久，仰之如古賢。這次台北見面，想不到劉先生是這麼的年輕(相對筆者而言)，而且是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一個業餘紅學研究者能取得如此成就，著實讓人欽佩。劉先生當時惠贈《紅樓夢抄本抄成年代考》三篇著作的抽印本，因客中倥傯，未暇細閱，返港始抽而讀之。
《紅樓夢抄本抄成年代考》是近年發表的產生廣泛影響的論文。劉先生以理工學者的嚴謹精神，從統計《紅樓夢》各種版本的避諱情況，來區別其先後、年代，持之有故，使人耳目一新。該文主要結論是：
「有正本避諱最為完全」，「『薴』字未避道光諱，故是道光以前的抄本。」
「其次是公開發售的程甲本，已知是乾隆五十六年發行的。」
「己卵本庚辰本避『薴』字諱很完全，可定為道光初年以後(約1830年)所抄成。」
「『𠇮』、『𡱒』是十九世紀中葉廣東地區抄書刻書的特殊字體」，「這兩種特殊的寫法也存在於己卯本及庚辰本的某些回中」；「則《紅樓夢》的己卯本與庚辰本也是在1850年後抄成的，上節推論約在1830年之後抄成吻合。」１劉先生雖然謙虛地將其結論稱作「討論」，但由於他的發現有利於「程前脂後」、「程真脂假」說，很快就被炒熱，歐陽健先生撰文推許為《紅樓夢》版本研究「提出了一條新的思路」 ２。筆者退出江湖已久，對紅壇當前爭論的問題頗隔膜。然八十年代在撰寫《論己卯本石頭記》、《論(紅樓夢)的版本系統》時，曾就《紅樓夢》版本問題做過一些探索。印證過去一些認知，對劉先生某些論點不無同異。適值陳慶浩先生過港，我們就此交換意見。陳先生提出「己卯庚辰本的『宇』字，恐怕是簡體字、異體字而不是避諱」，並多次催促筆者將意見寫出來，與劉先生商榷。無可推托，只好命筆。現在先從最容易的俗字「𠇮」、「𡱒」談起。
俗字「𠇮」、「𡱒」不能作為《紅樓夢》抄本斷代依據
劉先生以俗字「𠇮」、「𡱒」作為《紅樓夢》抄本斷代依據，是受到柳存仁先生一項報道的啟發。柳先生在《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說到英國博物院藏《繡像瓦崗寨演義傳》，「這書頗多俗字，如『』作『』，『殿』作『」』。該書黃紙封面「橫刻咸豐十一年(1861)新鐫」３。又說到，廣東「蝴蝶樓藏板、烏有先生訂」的《繡鞋記警貴新書》，「書中有若干俗字」與《瓦崗寨演義傳》「所用的相同，可資參研」４。
記得尼采在《啟示藝術家的靈魂》一書中說過：對比是一道窄門，錯誤往往最容易從此潛入。劉先生雖然小心翼翼，作了「假如柳存仁所言不差」的預設條件，卻仍然從這道窄門踏近了「誤區」。這不能怪柳先生。柳先生說明「禽」、「屢」是「俗字」而非新字 俗字者，民間書寫，約定俗成，正如隔壁趙老娘的破棉被，「蓋有年矣」。何況一個在廣東，一個在北京，既非連號，如果是兩個新字，怎麼能夠差不多同時在兩地抄刻本出現呢?
筆者手上有劉復、李家瑞編寫的《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民國十九年刊。《俗字譜》根據《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京本通俗小說》、《古今雜劇三十種》等宋元明清十二種古籍編成。劉復在序言說：「這十二種，當然未必能將宋元所有的俗字完全包括，但就大體說，要借此看一看八九百年以前俗字的演進和變化的程跡，也就十不離九了」。根據《宋元以來俗字譜》，「」作「」的有《古今雜劇》、《朝野新聲太平樂府》、《薛仁貴跨海征東白袍記》、《岳飛破虜東窗記》、《目蓮記彈詞》５；「殿」作「」的有《京本通俗小說》、《目蓮記》、《金瓶梅奇書前後部》(清嘉慶濟水太素軒刊》６。筆者家罕藏書，根據手邊的幾本舊刻的影印本，可以補充一些例子。明宣德抄本《劉希必金釵記》，「」、「」並用。如第五十七出就有三種寫法：「此身殘命爭分毫」、「宣旨禽賜你」、「命你先斬後奏」７。萬曆甲辰(1602)翰海書林梓《新刻增補戲隊錦曲大全滿天香》，上欄「錦曲」，均作「」，下欄「戲隊」，均作「命」８。清初色情小說《新編春燈謎史》(高羅佩原藏抄本)，「殿」作「𡱒」９。乾隆中葉《幻中游》小說，第十三回有三個「𡱒」字十。
可見「𠇮」、「𡱒」並不是「十九世紀中葉廣東地區抄書刻本的特殊字體」，而是宋元以來流行民間、在小說戲劇等俗文學中普遍應用的俗字。《石頭記》己卯本有三處「殿」作「𡱒」，「命」作「𠇮」，庚辰本有十六處「命」作「𠇮」，三處「殿」作「𡱒」，既不能證明它們「在1850年抄成」．當然也就不能作為《紅樓夢》抄本斷代的依據 但是劉先生的考察和統計還是有意義的。它揭示《紅樓夢》諸本中，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戚蓼生、高鶚、程偉元這些進士、顯宦主持整理或加序的本子，都經過淨化，刪除礙語，嚴格避諱，訛誤較少，可讀性高，而且盡量用正體字抄寫。另一類是無名少姓的民間抄本，脫枝失節，訛誤較多，多多少少都有些「礙語」，避諱也不徹底，多用簡體字、俗字抄寫。這兩者的區別，對我們理解下面所談的問題很重要。
現再來談「寧」字。
「寧」是「薴」的簡體異體，還是旻薴的諱字?
《紅樓夢》裡面有個「薴國府」，而清道光帝原名綿薴。如果「利用書中帝王名諱來鑒定版本的時代是中國版本學上的通則」，「由諱字鑒別版本時代絕無例外」（11） ，那麼根據《紅樓夢》各抄本「薴」字的寫法，就可以迅速而準確地判斷他們的抄成年代——在道光前或道光後。清帝諱始於康熙，前此太祖努兒哈赤、太宗皇太極、世祖福臨，都是譯音，無諱。康熙漢名玄燁，始諱「玄」為「元」或缺末筆，「燁」為「煜」。康熙又選定八個字為後世子孫名諱：「胤弘永綿，奕載溥毓」：雍乾之世，避諱至嚴。為打擊漢族知識分子不服不臣之心，迭興文字獄。是否避諱，即為檢察內容之一。乾隆四十二年，江西舉人王錫侯《字貫》未將康熙、雍正廟諱及乾隆御名其字分析，僅缺末筆，即以「大逆律」問擬，遽興大獄。但這裡也要提一筆，乾隆三十八年秘密建儲，立嘉親王永琰為太子，四十一年下旨，將來儲君繼位，要改「永」為「顆」；連帶孫皇帝也改「綿」為「曼」。諭旨謂：一綿』字為民生衣被常稱，尤難迴避，將來繼體承緒者當以『綿』作『曼』。『曼』是不經用之字，缺筆亦易。」（12）這就是「以一人避天下，不以天下避一人」，顯示乾隆理性的一面。這對那些‥一心以為封建皇帝只會無限制擴張皇權，從而將避諱絕對化的人，可能有些意外。
道光「欽尊皇祖成命」，即位後即改名為「旻薴」。陳垣《史諱舉例》謂「薴」以「甯」代，不夠準確。以「甯」代是咸豐即位後的事。《清宣宗實錄》卷二載旻薴上諭：按照純皇帝成命，將「綿」改「旻」，「至於臣下敬避，上一字著缺『、』一點；下一字將『心』改寫一畫一撇」（13） 。也就是以「宇」代「事」字。然而弔詭的是，道光選擇的這個「宇」字，恰恰也是民間流行的簡體字。據明朱祖瑋《駢雅》，「宇」字最早見於漢嚴助《道德指歸論》。然此書久佚，今存本或宋羽流所偽托。大概「字」字一直是民間流行的「竄」的簡體字。結合《宋元以來俗字譜》，筆者作了一些考察統計：
1、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薴」作「寧」字(宋元以來俗字譜)(14)。
2、元刻京本通俗小說「薴」作「寧」(同上)。
3、明宣德抄本《劉希必金釵記》查到四個「薴」字，三個作「寧」。
4、明嘉靖二年重刻《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寶卷》(15)四個「薴」字三個作「寧」
5、容與堂刻《忠義水滸傳》(16) 「薴」、「寧」並出。
6、明刻《新刻金瓶梅詞話》(17)「薴」、「寧」並出。
7、尚友堂本《拍案驚奇》「薴」作「寧」、「甯」(李田意《尚友堂本與今本用字對照表》)。（18）
8、吳敬梓《儒林外史》(19)查到十八個「薴」字均作「寧」。
9、煙霞散人《幻中游》查到五個「事」字均作「字」。
10、李百川《綠野仙蹤》(20)查到六個「薴」字均作「寧」。
道光是否不知道「寧」是民間流行的「薴」的簡化異體字呢?可能性很小。比較可能是體會他的皇祖改「綿」為「旻」「以一人避天下」的用意，將避諱問題低調處理，不要太過擾民。以下兩點可作旁證。當時有臣下以「寧」、「甯」音義相通，奏請兼諱「甯」字．為道光所斥：「既知臨文不諱，何用瑣瑣?」又有奏前朝避諱有改用音近者(如以「元」代「玄」，以「允」代「胤」，以「宏」、「歷」代「弘」、「曆」)，道光批：「不可為法」（21）。更根本原因是當時清朝國力已中衰，吏治腐敗，國庫空虛，民窮思變，乾隆末年華中數省白蓮教起義，嘉慶十八年「教匪」甚至攻入紫禁城。為了緩和矛盾，不得不調整一些做法。畢竟皇權的擴張程度，是以它的鞏固程度為前提的。
既然「寧」是數百年來民間流行的簡化異體字，我們就不能一廂情願將之視之為「薴」的諱字」。煙霞散人《幻中游》文末刻有「大清乾隆三十二年菊月新編」一行；李百jil《綠野仙蹤》自序謂成於乾隆壬午(27年)，又有其友人陶家鶴乾隆廿九年、侯定超乾隆三十六年兩序，確然成於乾隆中葉，與《紅樓夢》己卯本、庚辰本時代相當。既然《幻中游》、《綠野仙蹤》使用的「宰」字是異體字，為什麼己卯本庚辰本的「攣」字就不是?要使人相信它是避道光諱，還須另外舉證。
《紅樓夢抄本抄成年代考》以是否諱「薴」字為中心，以「𠇮」、「𡱒」的特殊字為旁證，以便樹立一個鑒定《紅樓夢》抄本抄成年代— — 道光前或道光後的準則，可惜劉先生未注意到「薴」、「𠇮」、「𡱒」是宋元以來民間簡體俗字，這個準則便喪失其客觀性和可靠性。諸如「己卯本與庚辰本徹底避『事』字諱，當是道光初年以後所抄成」、舒序本「正文避『事』字諱，故至少其大部分是道光初年抄成」（22） 的判斷，也就架空；「尊程攘脂」派企圖顛覆新紅學，也就失去一個使勁的支點。
對劉先生文章的評論，本來到此就可以結束。不過對時下熱得燙手的避諱問題，筆者也想順便談點看法。
曹雪芹的《紅樓夢》有無避清諱，已經爭論了大半個世紀。這永遠也不會有結論，因為現在各種《紅樓夢》的本子，都幾經傳抄，已非雪芹原本。平實的看，現存本子都避康雍乾廟諱，只有徹底(如有正本和程本)、不夠徹底(偶犯諱如己卯本)和很不徹底(質量差的民間抄本如甲戌本)之別。戚序本和程高本所以徹底避諱，是因為他們的官僚身份。食官祿，講官話，避不避諱，成為他們對王朝及其最高統治者是否忠誠的標誌，不能不小心從事。民間抄本所以不徹底，因為「寫字的」多處於下層，他們既不是作者，本子也沒有留下名字，他們對文中那些缺筆字並不太經意。歐陽健先生否定《紅樓夢》的民間抄手有不嚴格避諱的可能性，他認為避諱是絕對的，做官的要避，平民百姓也要避；官府文書要避，民間小說戲劇也要避，從康熙避到宣統，「絕無例外」(23) 。歐陽先生言本甚辯，廣徵博引，又擅作跳躍性思維，筆者魯鈍，不敢全面評介其「震撼紅學的新說」，只能選擇一些自己尚能理解的例子，就歐陽先生對絕對避諱的演繹，略抒己見。
絕對避諱的演繹，彰顯相對避諱的合理
個案一，己卯本不諱「玄」字問題。己卯本殘存四十一回，避諱相當徹底，「弘」改為「宏」、「洪」，「禎」改「直」，六個「玄」字五個缺末筆。己卯本最大特點是兼避第一、二代怡親王允祥和弘曉諱。弘曉死於乾隆四十三年，己卯本所據底本應該是個乾隆本。這個本子在道鹹間曾經武裕庵抄補兩回，並對文內簡體俗字部分用殊筆改正 文中一「玄」字未諱。如從民間抄本往往並不嚴格避諱的事實看，並不成問題。如從歐陽先生所強調的「避諱的通則」看，即使六個「玄」字有五個避諱，一個不避諱也是嚴重事件：「脂本之不避『玄』字的諱，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它只能產生於不必避『玄』字之諱的時代，或者在康熙之前，或在清亡之後」(24)。具體說：「己卯本庚辰本據以抄錄的時候，已經到了民國十幾年、二十幾年，就忘了避諱這一層了」(25)。歐陽先生認為，己卯本也像甲戌本一樣，是書賈為迎合胡適考證的需要而「製造」的(26)。
人們注意到，歐陽先生談己卯本，只談己卯本非怡府原本，避談己卯本是不是怡府本的傳抄本或過錄本。這正是問題之所在。如果歐陽先生承認有個怡府本為己卯本的底本，則「脂假程真」說就如同肥皂泡般破滅；如果否定怡府本的存在、己卯本斷為「偽本」，他就得花些力氣，證明己卯本避康雍乾廟諱和怡府家諱、鹹同間武裕庵的抄補殊改、中有缺失等等，統統都是蓄意造假的，而且用拆件形式拋出。歐陽先生企圖用一未諱的「玄」字，作為己卯本「晚出的證據」（27），未免太灑脫了，只怕讀者不容易相信這樣的故事：抄錄者遇到其他缺筆「玄」字時都沒有想到現在是民國不再需避諱，獨獨抄到十二回「太虛玄境」這個「玄」字，才想起來。
個案二，程本不諱「禎」字問題。程本避諱很徹底，第十五回「賴藩郡余禎」，「禎」是諱字，代胤𥛺之「𥛺」。但乾隆初雍正廟諱比較混亂，又兼諱及「禎」，所以劉廣定先生謂程本此「禎」字犯諱。對尊程派來說程本是真本，連它也犯諱，這還了得?己卯本一「玄」字未諱即定為「偽本」，程本不也「偽」了?不過歐陽先生另有解釋，說程本此處不避雍正諱，「可能有兩個答案。一種可能是，對前朝皇帝的御諱，確實可不必十分嚴格迴避；一種可能是，程甲本的底本即《紅樓夢》的原稿本寫成於不需要避雍正諱的時代，這個時代可能是康熙間。為維護避諱的通則，我更傾向於後一種可能。」（28）
筆者曾百思不得其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死於乾隆壬午甲申間，活了四十多歲。宗室永忠乾隆三十三年有《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三絕句(姓曹)》：「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可證。難道為一個「禎」字，根據抽像的所謂「避諱的通則」，可以把成書提前三十年，把雪芹的著作權剝奪掉嗎?今年夏初，筆者有點私事到杭州，與一位紅壇小友閒聊時談及此事，這位朋友說：「老先生，你別犯傻了。你以為現在爭的是程脂優劣問題嗎?脂本已被定性為『偽本』，《棗窗閒筆》、《綠煙鎖窗集》、《春柳堂詩稿》等悉指為『不可信』，新紅學的根基已被摧毀，連胡適也幾乎被定為刑事罪犯。下一步是落實對袁枚的『認真』，重新建構《紅樓夢》的寫作年代、地點和故事背景。曹雪芹是曹寅的兒子，大觀園就是隋園，林黛玉、薛寶釵等金陵十二釵是秦淮河十二個妓女。等著看熱鬧罷!」真是聽了目瞪口呆，舌撓不能下。
不過筆者認為，程、脂之爭，主要是個學術問題。「尊程派」雖然過多的用「陰謀論」來解釋新紅學的興起，但「尊程派」的出現卻並非陰謀，而是對《紅樓夢》研究中長期佞脂的反動。孰真孰偽，誰優誰劣，最終要接受事實的檢驗。如這個「禎」字，即使歐陽先生有意藉此將《紅樓夢》創作期挪到康熙晚年，無奈「禎」的確是諱字，只是劉廣定先生搞錯了。康熙間大詩人王士祺，乾隆四十二年有旨追賜為「王士禎」，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三《史部·傳記類存目五》之《古歡錄》條(此諭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篡修四庫全書檔案》頁三。二)。則諱「𥛺」為「禎」是御定的。甲辰、程甲、甲戌、蒙府諸本其底本應成於乾隆四十二年之後。
個案三，《紅樓夢》不避「璉」字諱的問題。乾隆第二子永璉，為孝賢皇后所生，乾隆三年殤，年九歲。永璉這個名是雍正取的，本《論語·公冶長》：「日何器也，日瑚璉也。」瑚璉是宗廟之器貴者，雍正給永璉起這樣的名字也就「隱示承宗器之意」。乾隆即位後即「遵照皇考成式，親書(立永璉為太子)密旨，召諸大臣面諭，收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之後」。永璉殤，乾隆令「一切典禮，著照皇太子儀注行」（29）。歐陽先生說：「又有御旨避璉字諱」(30)。既然乾隆有旨諱「璉」字，曹雪芹卻將一個重要人物命名為「賈璉」，簡直是對著幹。雪芹沒必要自找麻煩，所以歐陽先生斷定「《紅樓夢》於乾隆三年以前就已寫成」(31) 。
把《紅樓夢》成書時間推前至乾隆三年，好像問題解決了，但並沒有解決。歐陽先生搞小說史的當然知道，與《紅樓夢》差不多同時的《綠野仙蹤》也有一個不大不小的人物——周璉，亦未避「璉」字諱。作者李百川自序明言成書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是不是也把《綠野仙蹤》的成書時間一起往前挪到乾隆三年呢?此其一。其二，《紅樓夢》雖寫成於乾隆三年以前，抄本悉數在這之後。既未聞不避諱有追溯的權利，何以《紅樓夢》各個本子包括「真本程本」都不避「璉」字呢?這裡可以用歐陽先生擅用的排中律：或者是小說戲曲等俗文學可以不避諱，或者是乾隆沒有下旨避「璉」字，二者必居其一。陳垣《史諱舉例》卷八謂「論語『瑚璉也』試場不以命題」（32），這容易理解。雍正之喪剛滿三年，追思「皇考」，爰及愛子，乾隆命禮部以後出四書題不再出「何器也瑚璉也」一句，以顯孝思，合情合理。但要為九歲的殤子避諱，就有違常理了。且此例一開，如何得了?筆者並非懷疑歐陽先生假傳聖旨偽造證據，只想知道這道諭旨具體怎麼說的。
個案四，甲戌本的偽造問題。甲戌本是新紅學起家的老本，也是「尊程攘脂」派擒賊擒王的對象。甲戌本第一、二回有三個「玄」字不諱。說是不避康熙諱，似嫌例證不足；但有三個「玄」字，也不能歸於偶然因素。歐陽先生說：「康熙是清代的聖祖，他的諱，乾隆時要避，嘉慶、道光時要避，咸豐、同治、光緒、宣統時也要避，終清之世，統統要避——何時可以不再避了呢?唯有清亡之後的民國」(33)。據此推論，甲戌本應成書於民國。但甲戌本後面有劉銓福同治二年癸亥、七年戊辰數跋，又有其友人濮文暹、濮文昶、孫小峰等人的見證，說是民國書商為騙胡適的銀兩而假造，有其難點。所以歐陽先生開始階段乾脆說是劉銓福偽造的。他發表在一九九一年第九期《復旦學報》上的文章，題目就叫做《紅樓夢「兩大版本」論辨疑——兼論脂硯齋出於劉銓福之偽托》。
死人不會為自己辯護，歐陽先生當然可以輕易的將罪名扣在劉銓福的頭上。但任何具有邏輯推理能力的讀者，都會提出以下的疑問：既然避諱是「絕對的」，故意犯諱是殺頭抄家重罪，何況又是犯聖祖諱?劉銓福當過刑部主事，當然知道利害，何以他造這個甲戌本，偏偏落下三個「玄」字呢?豈不是活的不耐煩?這就牽涉到所謂犯罪動機問題。魏子雲先生說「一邊寫，一邊送出門去換取酒飯一飽，忘記了自己的腦袋」(34) 。這是老先生說笑。世界上殺頭的生意有人做，因為風險越大，預期的回報也越大。劉銓福預期的是什麼?同治二年下距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四十一年，下距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五十八年。劉銓福怎麼知道半個世紀後會出一位胡適博士，利用他假造的甲戌本，建立二十世紀的「顯學」——新紅學呢?如果是逐利，劉銓福父子家本豐厚，是著名藏書家和金石書畫收藏家。俗語說，「不熟不做」，要發財，不去假造商彝周鼎、漢瓦秦磚、唐繪宋槧，卻去假造小說，這是哪門子生意經?《紅樓夢》當時雖在士大夫中漸流行，也只是一部新奇的小說。從題跋看，劉銓福對甲戌本雖重視，卻也並不十分「寶之」，否則他不會借給孫小峰帶去湖南，任意塗抹。這一切都罷了，就算劉銓福喪心病狂，不知死活，當時見過這個本子的，還有濮氏兄弟和孫小峰，他們都是進士，久歷場屋，對於臨文敬避這一套熟之又熟，何以他們對三個「玄」字也熟視無睹?甲戌本雖非他們所造，卻在上面題跋說什麼「子重其寶之」，也擔著老大干係，追究起來，有可能被革去功名。其實要避免犯諱很容易，在「玄」字旁批上「應諱」二字，或甚至只用殊筆將「玄」字末點剔去，即可。但四個人都沒有這樣做。為什麼?這倒是要歐陽健先生出來說明了。
歐陽先生大概也感覺甲戌本是陷阱，極力想從脂硯「就是⋯⋯劉銓福自己」(35) 的套中解脫出來。他修正說：現在「甲戌本之脂硯齋，已非道光間的脂硯堂，也非同治間劉銓福的托名，而是民國以後為迎合胡適考證需要炮製偽本的書賈」(36) 。將作偽者從劉銓福轉為民國書商，在犯罪動機上增加了金錢誘因，似乎比較周全，但也有漏洞。人們會問：書賈「為迎合胡適考證需要」，他要炮製的偽本，是個「乾隆本」罷?怎麼這個鈍賊連最起碼的避聖祖諱都不會?歐陽先生要他當脂硯齋、要他造甲戌本，還要騙胡適的銀兩，無乃所托非人乎?
歐陽健先生以避諱絕對化為武器，要將避諱不徹底的脂本打成「偽本」。不過，無論將這些本子的產生下移至民國時期，或將《紅樓夢》的創作提前到康熙年代，都窒礙難通，對脂本的犯諱和避諱也無法提供合理解釋，反而彰顯「相對避諱」說的可信性。
徹底避諱純屬歐陽健先生的妙想
如果沒有理解錯誤，歐陽先生認為有清一代避國諱是涵蓋朝野臣民、貫徹皇朝始終的。但筆者始終懷疑，即使皇帝老兒有此意願，在文盲和半文盲佔人口95％以上的國度，怎麼能夠做得到。老實說，鄉鎮居民知道當今坐龍廷的是乾隆爺，而乾隆爺是老王雍正爺的兒子，已經算政治合格了。八十年代陝北老區的農民，還問「今兒個毛主席是誰啊」哩。要他們懂得「上一字從弓從，下一字從麻從日」不是太難為人了?歐陽先生說：「在極端重視避諱的時代，任何人要想識字寫字，避諱字是必修的一課。因為它既規範了某一諱字必須遵循的特定規矩，又可以防止日後招來的無妄之災」(37)。對官宦之家書香之第，欲其子弟讀書仕進者，的確如此，但絕不是「任何人」。對廣大農村基層教育，實際上是半文盲教文盲，有多少蒙師真正懂得「諱字必須遵循的特定規矩」?而且，農家子弟通常入村學(如果有的話)，目的只是讀兩三年書，懂得記姓名，認識一些日常生活用字，大概不會預為日後舉賢良方正立朝防「無妄之災」。城鄉大戶會請秀才為業師課其子弟，望取功名以光門楣，只是極少數。所以，須嚴格避諱的主要是官僚及其候補者各級生員，即所謂「知識階層」。文字須符合「避諱的通則」也是這個階層。
現在問題的焦點，是「知識階層」與不識字大眾之間，還有一個中間階層。這個階層非常龐雜，包括社會各行專業人士，也包括吃開口飯和筆桿飯的下層文人。這個階層要不要嚴格避諱?歐陽先生回答是肯定的。筆者認為這是個灰色地帶，統治者只能實行模糊策略 他們宣佈臣民一體避諱，但不會認真去追究這個階層是否一體遵行。．官僚、生員避不避諱，有公開的渠道可資監察，如闈卷、奏章、文移、著作等，比較方便。中間階層就困難得多。王婆子的豆腐帳，申二姐的門詞，鄉村道±的疏頭焰口，城市蒸鍋鋪小夥計抄的小說唱本，怎麼去查?要查就得增加地方緝察番子；就得鼓勵檢舉告密。一旦絕對避諱行之民間，則告密、陷害、勒索之風必興，民無所措手足，天下騷然。所以統治者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乾隆正因為他耽心「永」字輩、「綿」字輩繼體承緒者不知利害，把避諱絕對化，所以不惜違聖祖成命，先把他們「上一字」改了。乾隆前此曾說過，他對朝廷大員與「草野椎陋」的犯諱，不會同等看待（38）。這並非他仁慈，而是精明。話說回來，既然統治者留有餘地，像脂本一類避諱不很徹底的小說抄本，應該有生存和流傳的空間。何況乾嘉以後，內憂外患相乘，清室救亡圖存之不暇，統治者哪裡還有心思去「捉字虱」，管民間避不避諱!歐陽先生說「終清之世統統要避」，天津、大連的遺老們還避到民國呢。
程、脂之爭時至今天，已非口舌所能解決。歐陽先生就說：「通俗小說可以不避諱，是涉及到版本鑒定的普遍規律的大問題，是需要拿出版本的實物作為證據才能成立的。」他希望對方「出示哪怕一兩件證據」（39）。為了結束空洞無聊的爭執，現在的確是需要雙方拿出實物證據的時候了。筆者因為校訂《金瓶梅詞話》，接觸一些寶卷資料，多為明清北方民間流行的說唱形式寶卷的底本。現在將其避諱情況開列於下：
一、《巍巍不動太山根深結果寶卷》，即「羅祖五部經」之一，明刊清遞修本。末有「大清康熙戊午歲(十七年)菊月吉日重刊」題記，不諱「玄」字。（40）
二、《銷釋孟姜忠孝貞節賢良寶卷》(上下)，明刊清遞修本。不諱「玄」字。末有「康熙伍拾三年起意請經，高攀龍、王妙龍。寫手常學章。信士善人常門王氏請長城卷一部，施銀七錢五分」的牌記（41）。 誰出謀劃策，誰出錢，誰抄寫，都開列清楚，要治犯諱罪，可一網打盡。最值得注意的是「寫手常學章」一句。清代民間的確有「寫字的」，幫人抄經卷或流行小說唱詞，七錢五分銀子可能就是這部「長城卷」的抄工。
三、《承天傚法后土地祗寶卷》，清初刊折子本。後列「燕山化眾刊經善士」四人名字。諱「玄」字，缺末筆。但不徹底，一再出現不缺筆「玄」字。（42）
四、《太陽開天立極億化諸佛歸一寶卷》(上下)。清初刊折子本。文內有「康熙主，有道君，出身寶卷下天宮」，「丙申(康熙五十五年)代筆四恩卷，現出燕南一寶珠(應為損錢善士芳名)」；「幸際康熙真明主，丁未(雍正五年)孟春上元期」字樣，不諱「玄」字。（43）
五、《修行寶卷》抄本，末有「光緒歲次壬辰(十八年)桂月中浣張文龍抄錄藏」字樣。不諱「玄」字。（44）
這些不知道是否合乎歐陽先生的要求，能夠說明點什麼。當然，筆者也希望歐陽先生，舉出「哪怕一兩件證據」，證明有清一代雖小說、戲劇、彈詞、寶卷等俗文學抄本統統要避諱，不避即遭到檢控和懲處。我們等待歐陽先生拿出這樣的案例。
既反對否定程本，也反對否定脂本
程、脂對撼，已歷大半個世紀。過去是彈彈打打，現在是你死我活。其糾葛，實始於《紅樓夢》創作過程所形成的兩個版本系統。筆者在一九八三年發表的《論紅樓夢的版本系統》和一九八六年發表的《紅樓夢成書過程考》（45） ，曾作過探索和論述。從胡適以來，紅學界都主張一個版本系統。這是片面的，缺乏可靠證據。尊脂派認為程本是脂本派生的，這派後來有些人走火入魔，從尊脂發展到佞脂，否定《紅樓夢》系統的程本，辱罵高鶚，荒唐之極。筆者前年在北京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題為《說龍門紅學》的文章，和他們開了一個小玩笑。尊程攘脂派則倒過來認為脂本是根據程本改編的，不過他們更激烈，指脂本統統是假造的 筆者既不贊成否定程本，也不贊成否定脂本。佞脂派只要殘闕的脂本《石頭記》，而不要完整的程本《紅樓夢》，不會被讀者接受；佞程派只要程本《紅樓夢》而不要脂本《石頭記》，從而抹殺曹雪芹的後三十回《紅樓夢》，也不會被讀者接受。兩個《紅樓夢》版本系統，是紅學無休無止爭論的根源；隱顯的兩部《紅樓夢》，卻正是紅學的最吸引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