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論紅學書
周老：
「東皋」 別後， 忽忽又是數月。給您看過的《中華血淚鑄「紅樓」 》(之二)一稿， 已在《學報》刊出， 寄上。這兩篇文字連同《甄家之「小榮枯」 與賈府之「大榮枯」 》一文，基本上構築起一個新的學術框架。小大(真假)、東西(男女、滿漢、榮寧， 明清)、三種人(滿漢及中間之「反叛」 )、十七年(包括「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四季)等論，理出的是一個新的系統而非關於個別問題的「零碎解說」。雲煙瀰漫中的「紅樓」， 我想至此已經能看出一個大致的輪廓。這之後， 我的思路不得不重新轉向多年來一直考慮的關於《紅樓夢》書的性質和紅學的學科屬性這兩個問題上。
《紅樓夢》究竟是一部什麼書?雪芹在開卷第一回即聲明說， 與「歷來野史」之「胡牽亂扯」 絕不相同，此書是自己「半世親睹親聞」的一段「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之「真傳」。脂硯先生亦曾特別提醒讀者，此書乃「千古未聞之奇書」 ， 「字字看來皆是血」 ，若「但以小說鼓詞目之，則大罪過」 。然身處那樣的時代，雪芹又不得不說他的書仍屬可「適趣解悶 」、 「把此一玩」的閒書，脂硯為給雪芹的書打掩護，亦不對地說一些似乎不著邊際的「囫圇語」。因此在清代，一般讀者多把這部書目為閒書一一小說，一直到現代新紅學的奠基者胡適之先生，對書之性質並未作過深論(儘管在胡先生的學術視野中， 《紅樓夢》已與「經史」處於同樣重要的位置上)。一九五四年的批判運動之後，曹雪芹的書被判定為「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產生的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這樣的定性，初看好像很準確，細思起來，問題卻很大。這個結論實際是生搬西方現成的文藝理論概念的結果。而以西方的小說套《紅樓夢》，我覺得這中間至少隨著兩層障礙。西方小說，按照他們的文藝理論，是指通過虛構故事情節和環境的描寫，塑造出典型人物形象從而本質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文藝作品。在中國， 「小說」是與出自廟堂的「大言」相對而存在的，一般亦不負有載大道之義務。而在「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中成熟起來的中國小說，其中「講史」 類又是大宗，故小說又被稱為「野史」，屬史文化的一支。《紅樓夢》作為中華小說史上一個異峰突起的特殊存在，與西方小說相比，她不是「虛構」的故事，而是「大有考證」 (脂硯語)的一段民族興亡歷史，在這裡探求「本事」、 「隱事」是極正常的。與一般中國小說相比，她又不是寄 「小道」的遊戲閒文，而是用一腔血淚寫成的生命之作，其中深蘊著中華文化之「大道」．在這一點上她與一般中國小說正相反。至於加在「長篇小說」之前「現實主義」 ， 同許許多多外來的「主義」一樣，與中國文化實際，與《紅樓夢》，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中華血淚鑄「紅樓」 》文中我曾說，仍以「野史」(中國小說)面目出現的這部千古未有之奇書， 至少可分三層去理解。第一層是雪芹的「自敘傳」 ，記錄曹家的「家仇」 。由「家仇」引起的「國恨」屬第二層，其意在「反清悼明」， 記載江山鼎革之際的歷史。 「棠棣之悲、鶺鴒之威」乃這兩層之聯結點(從而蔡胡兩先生亦不需再衝突)。但雪芹用一腔血淚、十載辛苦寫成的書，其用意並非僅止於一朝一代之興亡，他最終「抱恨」的，是以大明王朝為傳薪之體的數千年中華文化聖火的「幻滅」，這種文化「幻滅」之悲、文化「苦難意識」，乃是書之意蘊的最深層一第三層。這一層最為關鍵， 至為重要， 書之最大價值即在此。友人郭君曾問： 「《紅樓夢》是否有你說的那個『第三層』?雪芹是否能從那樣一個層次上去體悟大明朝的滅亡， 他是否有那般沉重的苦難意識」?我答曰：「這是肯定的。家仇、國恨、文化『幻滅』 之悲集於一身的曹公雪芹，的確已達到那樣一個境界」 。在雪芹的筆下， 「榮華之國」 是詩禮簪纓之世族， 大觀園是「秀水明山」 環抱、翰墨書香氤氳中的文化世界， 漢家天子「政」 「存周」，從而所佩之「玉璽」乃色彩絢爛之「五色石」一「鬱鬱乎文哉」 。這一切的毀滅，難道只一個朱家王朝之毀滅所能「了得」?從這毀滅中，我們感受到的， 是五千年中華文化之苦難(當然， 以今日眼光回顧，有清近三百年之學術， 實有超邁千古之業績，滿洲入關的最終結果是「夷狄」中國化而非中國「夷狄」 化。此當另作專論。)而承載著如此沉重之苦難的《紅樓夢》， 從本質上看， 她絕不會是傳統的作為「遊戲閒文」 的中國小說，近世所謂「倫理小說」、「社會小說」 、「政治小說」等概念亦遠不能規定這部書。您曾說 《紅樓夢》是「文化小說」 ， 我極贊成。需要強調的是， 冠以「文化」不只是從一部書中包括了百家九流、制度典章、詩書翰墨、工藝園林、歲時風俗等等幾乎中國文化的所有方面這一廣度而言，最大的理由是這部書終極關切的乃中華文化道統簪亡絕續這一巨大課題。正是從此特定意義上，言其為「文化小說」 才更確切。記得六七年前我曾與您說過： 「曹雪芹是懷著傳統中國哲人賢士寫經著史一般神聖莊嚴的心情去寫《紅樓夢》的。」 後來談到《石頭記會真》的事，我曾比喻說： 「您幾十年來堅持的這一事業，實乃中華文化之千秋大業，與夫子當年編纂『 春秋 』、刪定『五經』一樣的重要，神聖。」有一次說完這樣的話後，您笑對師母道： 「小喬這樣講， 自有他的道理。」然在當時，這只是由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心理定勢而生出的一種直覺的體悟，我還拿不出具體，確切的證據。近年來，隨著「反清悼明」 新系統的發現和書之三層內涵的明確， 我逐漸感到， 「寫經著史」之論斷是可信的。今年初夏，由寫那篇「懷念」甲戌本的文章又引發了關於《紅樓夢》性質的聯想， 此後亦連類翻閱了一些相關文獻。而在讀夫子．《春秋經》時， 書末「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一句使我豁然醒悟， 聯想到「因麒麟伏自首雙星」 ，我開始推測：雪芹的書或許即是一部「擬《春秋》」(唐宋以來曾出現過好幾部。「妄人」所擬「之」「《春秋》」)。如此「大膽」的關於書之根本性質之推論一一非前人斷斷於其筆法技巧小節之議論，是否失之武斷，有無過深之嫌?友人唐君亦曾擔心，此論如站不住，會受到「批判」。然我將《紅樓夢》與《春秋》兩書產生的背景、兩書之大義、 「筆法」及其他多方面作了綜合比較之後， 認定這一立論有系統、確鑿無疑的證據作支撐， 堅信這一判斷準確無誤。
首先， 《春秋》與《紅樓夢》均是在中原板蕩、世道衰微之「末世」產生的，這一點極為清楚。其次，兩書之「大義」完全相同． 《春秋》作為「史外傳心之要典」，言雖簡約，其中卻寓有「大義」。此「大義」 即「尊王攘夷」 ，「救中國而攘夷狄」(《公羊傳》魯僖公四年)。《紅樓夢》明為小說，言當淺近， 然脂硯先生一再提醒讀者，是書 「寓意深遠」、 「大有深意」、「別有深意」 ⋯⋯。在第二回「文雖淺近，其意則深」八字下，脂硯越：此乃「一部書總批」 。「淺近」之小說家言背後之「深意」何如? 「反清悼明」 說的成立已然昭示， 《春秋》乃《紅樓夢》思想的「經典」之源， 《紅樓夢》亦正因「尊王攘夷」之「大義」而具有了「深意」， 兩書性質相同之關鍵在此。古代中國，周邊「四夷」的一次次侵擾與中原地區的一場場內亂，成為文化道統絕續之兩大憂患一一所謂「內憂外患」是也。因此「尊王攘夷」便成為中華歷史之巨大課題。而《春秋》作為這一思想的「原典」，千百年來一直閃爍著精神之光。逢亂世，其影響感召力彌強。南宋初年，在抗金背景下，程門再傳弟子胡安國「奉聖旨纂修」《春秋傳》三十卷，弘揚「尊王攘夷」之「大義」。是書經南宋至元，極為盛行!元延裙中復科舉法，始以安國之傳懸為功令， 而有明一代因之。」致使《春秋胡傳》達到了幾取「三傳」而代之的地步。滿清入關後， 出於消滅漢族士子學人民族思想之需要，對華夏文化典籍進行 規模的「整理」。在對群經百傳的「整理」中， 「激於時事，語多感憤」的《春秋胡傳》乃是最先動手之對象。康熙三十八年， 《欽定春秋傳說匯纂》成 此書對於《胡傳》之「意義」 ， 《四庫提要》云： 「欽惟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洞鑒精微。雖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指授儒臣，詳為考證，兒其中有乖經義者， 一一駁正，多所刊除。 乾隆二十三年，最高當局又拿出了《御纂春秋直解》。此書之目的更為明確。《提要》指出：是書「揭胡安國傳之傅會臆斷， 以明誥天下，與《欽定春秋傳說匯纂》宗旨同符。」《提要》還借俞汝言之說，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其「針對性」顯而易見。 極為「巧合」 的是， 《紅樓夢》與《春秋胡傳》在清代的命運竟完全相同。如您在《紅樓夢「全壁」的背後》文中所考定的那樣，曹雪芹的書亦曾蒙受過「欽定」、「御纂」，其最根原因，不正在於書之「大義 」(儘管乾隆帝沒能抓住最直接、確鑿的證據)? 《紅樓夢》為「擬《春秋》」的第三點理由是筆法類例相一致。在《紅夢夢》第四十二回；雪芹借釵黛等人的笑談巧妙地指出，他所寫的，並非「市俗取笑」 文字，而是用「春秋筆法」 (恐「過露」 ，後似改為「春秋的法子」)寫成的「一句是一句」 (句句含褒貶)、需「註解」 (寓「深意」 、需「傳疏」 )的能「言盡」世上話的文字。甲戌本卷酋，．如解《春秋》者尋類例之法，亦立「凡例」五條。此外，脂批中亦有「春秋筆法」，「春秋字法」、「筆筆不空」、「無閒文閒字」、． 「一語貶盡」等「提示」 字樣。傳《春秋》者「辨別名字以為褒貶」， 賈存周、李守中等何嘗不是褒?而卜世仁、卜周修、．單聘仁、王仁、傅試、焙茗等名字。其貶義更為明顯。傳《春秋》者「鉤棘日月以為例」，曹雪芹亦每每在時問上做文章。 「奈何天(良辰美景之天，道孤天)、傷懷日、寂寥時」為「紅樓夢曲」開腔的特定時刻， 「太平不易之元(周平王之世)，蓉桂竟芳之月(戎鬼爭華之月， 無可奈何之日(失君位之日 ) 」則年月日俱有隱義。此外象正月十五、二月十二、四月二十六、五月初五及中秋、冬至、除夕等日子；均有要事隱意相寄托。至於「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四季，其寓意更為明確。《春秋》「四季」 俱全，無事亦不可付闕， 「四季」在《紅樓夢》中則成為一種特殊「年表」(《中華血淚鑄「紅樓刀》文中已有專論)。筆法類例一致昀極可注意之點在兩書起止處。《春秋》「始乎隱」——起於「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紅樓夢》故事則始於甄士隱正月十五失英蓮。這中相契之點也許多， 由於《紅樓夢》原書已成殘卷一「神龍無尾」 ，《春秋》止於「魯哀公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 (今文經)一句在「無尾」 的殘卷中能否尋到那怕再少的相契之跡呢?最令我震驚的是， 從《紅樓夢》現存前八十四正文和脂批中不但能推測出「微言處— — 八十回後有與『麟」相關的情節， 且與《春秋》經意更為合榫。第三十一回標題有「因麒麟伏自首雙星」一句， 後脂批曰： 「後數十網糟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於此回中，所謂草蛇灰線在千堅之外。」 此批說明原書結尾處確有關「麟」 的文字。 「西狩獲麟」於「大澤」中， 「射圃」 恰亦是大澤。 「西狩獲麟，孔子曰 ：『吾道窮』 。」 (《公羊傳》)而「逆窮」 又將如何? 據《論語》， 「子曰：吾道窮，乘桴浮於海。」這就引出了兩書之問更為緊密的聯繫。據您的考證， 《紅樓夢》卷尾恰好有「乘桴」 「— — 乘槎」文字。我認為這「乘槎」 正與「獲麟」 相聯。寶湘在國破家亡、麟風成雙之後， 「乘桴(乘槎)浮於海」 從而終全書— — 終「天道」， 這正是雪芹為合《春秋》而作小的特意安排， 所謂「《春秋》成而風麟至」 是也。
除背景、．大義、筆法類例三方面外，悄書相同的另一個關鍵是書名。夫子之書，名《春秋》， 「春秋」， 二字在芹書中偏多聯用。如「春花秋月」、「春榮秋枯」、「春恨秋悲」、 「春江花月夜」 與「秋窗風雨夕」 等，均相聯而存在。脂批中亦有「所歎者三春也，卻以三秋作關鍵」這樣耐人尋味的文字。質言之，「春秋」、二字在《紅樓夢》中， 已是具有「書眼」意義的字樣。《紅樓夢》除「總名」外， 尚有多角度、所取之異名一一「分名」 ， 其中之一曰《風月寶鑒》。「風月」， 「春風秋月」是也，「寶鑒」即史鑒之義， 與「《春秋》國之鑒」義同。合而觀之， 「風月寶鑒」 四字正是「春秋」二字的同義詞。與「吳玉峰題曰《紅樓夢》 (吳玉峰即「無玉」之峰，與青埂峰即「清更替」之峰相對；朱明「無玉」 ，故僅剩「紅樓」——「夢」)有異脅問韻之致， 《風月寶鑒》之「書名」 正好是「東魯孔梅溪」所「題」，此與「東魯孔 夫子題」 《春秋》( 「東魯」 亦可作「夫子」之代稱，如顧亭林「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一語即如是用)， 國 、姓氏、書名三方面均一致，天下哪有這樣的巧合?我認為這乃是《紅樓夢》為「擬《春秋》」之確證。至此再看脂硯齋在第四十三回的一條批語， 《紅樓夢》書之性質問題便可渙然冰釋。批曰： 「所以一部書全是老婆舌頭，全是諷刺時事，反面《春秋》也。所謂癡子弟正照風月鑒，若單看了家常老婆舌頭， 豈非癡子弟乎? 」 怎能料想脂硯先生的話說得如此清楚明白— — 同「風月寶鑒」有正反(真假 )兩面一樣，雪芹之書「正面」 (「美人」 面)是兒女風月故事，其本質意蘊卻在「反面」 (「骷髏」 面)， 自反面觀，她正是一部「保存民族興亡的史實，傳達民族蘊積的沉哀」 「《春秋》」 。而在我——「其生也晚」、「有幸」 回顧「文化中國」，崩潰經典毀棄之近百年歷史的現代學子眼中，與《玄經》之類的「擬作」有天壤之別， 作為中華文化「百科全書 」 、表達了最專制年代文化人之終極關懷的《紅樓夢》，她的確是如《春秋》一般的關於中國之命運的「經典」 。稱其為「十三經」 之後的第「十四經」 ， 我覺得當之無愧。
《紅樓夢》是這樣一部書，紅學的學科屬性必然需要重新確定。《紅樓夢》研究的實際歷程，雖從脂硯齋批閱雪芹稿本即已開始， 但「紅學」一詞卻遲至晚清才出現，且尚屬玩笑性質(所謂少一橫三曲之「經學」 )。中國現代學術產生之後， 紅學正式成為一種專門性學問， 相續出現了王國維先生、蔡元培先生、胡適之先生為代表的三大研究範式，各自亦在特定的研究範圍內取得了巨大成績。然由於學術視角的限制，紅學的學科性質問題並未解決。一九五四年的批判運動，標誌著一個全新的紅學派別的興起。雖然這一派客觀上拓展了紅學的研究空間，在一定意義上開掘出了《紅樓夢》的歷史「深度」 ，但本質上屬於意識形態學分支的這一學派，最終卻將 紅樓夢 研究引入了一個死胡同．一九八六年夏您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採訪時提出，紅學今後的方向，將主要是對於《紅樓夢》「文化內容」 的研究。我認為這是紅學學科性質發生新變化的開端。然近年來您所堅持的紅學乃「特殊學問」 (有特定研究內容)的觀點受到「一般小說論」者批評的事實表明，這門學問從政治性死胡同走出後又陷入了西方文藝理論的樊籠。究竟應如何規定紅學的學科性質， 《紅樓夢》研究到底是一門怎樣的學問? 從書之性質引出的結論是。如果《紅樓夢》是一部「擬《春秋》」 —— 特殊的「經書」， 紅學自然應屬「經學」 的一支——特殊的「經學 (已非玩笑性質)。從現代意義上講，作為對中國古代最後一部文化「經典」進行研究的學問，理應屬「經學」—— 中華文化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對於囊括文、史、哲三方面內容的特殊文化載體，單從任何一方面孤立研究都不能揭示其全部蘊意，只有進行文化學意義上的綜合性研究，才能把握住這個特殊 亦只有定性為文化學， 才能抓住這門學問的本質 而這樣的學科定性， 既可包容王國維先生的宗教美學批評紅學、胡適之先生的科學考證紅學， 同時更是蔡元培先生民族主義紅學的昇華。我想唯有這紅學之「經學」— — 「宗教」文化學屬性的明確乃至「中華文化紅學」 的建立， 《紅樓夢》研究才能擺脫目前的困境，紅學才有光明的未來。
深秋雨窗下起意寫此信，大雪漫天之中方成。只是個初步的想法， 盼教正。敬祝冬安， 並問師母好。
福錦甲
戌年十一月初九日
下列幾點亦值得特別注意： (1) 「天王」 本周天子之專稱， 賈寶玉恰是「寶天王」。從而《春秋》「十二諸侯」便可對應「金陵十二釵」 。(2 )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第五十六回「興利除宿弊」 。(3)昭公二十五年有「野井」之唁，第四十三回有「荒郊野外」「井台」之祭。(4)定公二年「南門」起火， 第三十九回「南院」起火。(5)定公八年「盜竊寶玉」、九年「得玉」，八十回後亦有「竊玉」、「拾玉」諸情節。如此可以「假設」；芹書「故事」基本上是根據《春秋》「演義」而來。俟詳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