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和 《紅樓夢》
陳獨秀在1920年到1921年間,為上海亞東圖書館標點排印本中國通俗小說,寫了四篇新敘,其中《紅樓夢新敘》篇幅最長,影響最大,引起的非議也最大。「文革」後出版的郭豫適《紅樓研究小史稿》和韓進廉《紅學史稿》都有專章批評此文。
一
陳獨秀文章的全稱是《〈紅樓夢〉(我以為用〈石頭記〉好些)新敘》1。關於《紅樓夢》書名「以為用《石頭記》好些」的意見,表明他在胡適《紅樓夢考證》之前就有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觀念,而且既談曹雪芹之作品,他傾向著眼前八十,既談前八十回就當用抄本名稱:石頭記。亞東版《紅樓夢》雖是一百二十回本,但陳獨秀對之可能尚未來得及看,他文中所論的還是他心目中的前八十回,因而其於行文時皆稱《石頭記》,未稱《紅樓夢》。而我則為行文方便仍統稱《紅樓夢》。
陳獨秀對《紅樓夢》的評價是有分寸的。他說:
看《石頭記》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寫人情兩種本領都有。但是他那種善述故事的本領,不但不能得讀書人人之歡迎,並且還有人覺得瑣屑可厭;因為我們到底是把他當作小說讀的人多,把他當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從這種文學觀出發,陳獨秀甚至別出心裁地指出:
我嘗以為如有名手將《石頭記》瑣屑的故事盡量刪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國近代語的文學作品中代表著作。
《紅樓夢》節奏的舒緩,描寫的細膩,個別情節的旁逸,對一般讀者來說,或許沒有什麼不合適;但對一個狂飆時代的急先鋒陳獨秀來說,可能形成的反差就太大了,因而生出請名手刪削《紅樓夢》瑣屑故事的狂放念頭。至於哪些是瑣屑故事,怎麼刪削,刪削到什麼程度,這些具體的操作程序,正在忙於建黨的陳獨秀可能都未來得及細想。操作程序雖未拿出,卻並不能證明陳氏大氣磅礡的指點就沒有一定的合理性。對於《紅樓夢》那些缺陷存在的原因,陳氏作了進一步的分析,說:
《石頭記》雖然有許多瑣屑可厭的地方,這不是因為作者沒有本領,乃是因為歷史與小說未曾分工底緣故;這種瑣屑可厭,不但《石頭記》如此,他脫胎的《水滸》、《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樣的毛病。
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已習慣了那種「文史不分」的文化形態。在小說批評史上,甚至從來就是「史家意識」占主導地位,因而小說被習慣稱之「野史」、「稗史」、「史之餘」。陳獨秀卻明智地指出:「以小說而兼歷史底作用,一方面減少小說底趣味,一方面又減少歷史底正確性,這種不分工的結果,至於兩敗俱傷」,因而「我們一方面希望有許多留心社會狀況的純粹歷史家出來,專任歷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許多留心社會心理的純粹小說家出來,專任小說底工作,分工進行,才是學術界的好現象」。難能可貴的是,陳氏正是從文史分工處發現了中國小說與西方小說之差異所在。他說:
中土小說出於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說起於神話,亦意在善述故事;這時候小說、歷史本沒有什麼區別。但西洋近代小說受了實證科學的方法之影響,變為專重善寫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遂完全劃歸歷史範圍,這也是學術界底分工作用。我們中國近代的小說,比起古代來自然是善寫人情的方面日漸發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時發展;因此中國小說底內容和西洋小說大不相同,這就是小說家和歷史家沒有分工底緣故。
正是出於這種開放的宏觀的考察,陳氏對中國小說的讀者與作者都提出了新的期待,他說:「今後我們應當覺悟,我們領略《石頭記》應該領略他的善寫人情,不應該領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後我們更應該覺悟,我們做小說的人,只應該做善寫人情的小說,不應該作善述故事的小說」。這自然是期望文學朝著人的文學方向發展,是值得稱道的進步的文學觀。令人遺憾的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郭、韓二位卻責之為「多少有點用欣賞西洋文藝小說的口味來評論本國小說的意味」。瞭解中國新文化運動歷史的人,都會知道借鑒西方文藝思潮來推動中國的文學革命,是中國文學革命先驅的顯著的思維特點,怎麼能不顧歷史地加以指責呢?
有趣的是,當陳獨秀對「紅學歷史」稍事回顧時,郭、韓二位的責備就來得更加令人驚訝。陳氏說:
什麼誨淫不誨淫,固然不是文學的批評法;拿什麼理想,什麼主義,什麼哲學思想來批評《石頭記》,也失去了批評文學作品底旨趣;至於考證《石頭記》是指代何人事跡,這也是把《石頭記》當作善述故事的歷史,不是把它當作善寫人情的小說。
對之,郭說陳是「全盤反對人們分析研究作品的思想內容——理想、主義、哲學思想」;韓則更上一層樓,指責陳氏「公然與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空談些主義』的反動政治口號相呼應」。
然而,有實事求是精神的學者都不難瞭解,陳氏所云是分別針對「紅樓誨淫」說、「紅樓『合於大同之旨』」的政治小說論以及「索隱派」之紅學觀而言的。郭、韓既為紅學史家,對此之瞭解自不在話下。他們更應瞭解,陳氏所云旨在強調以文學的眼光去閱讀《紅樓夢》,而並非一般地反對用「主義」去分析它的「內容」。此時的陳獨秀是高揚「主義」的旗手,怎麼可能反對以「主義」去分析研究《紅樓夢》呢?陳獨秀與胡適雖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戰友,文學見解與理論素質都有較大的差異,豈能混為一談?
綜上所述,可見陳氏在《紅樓夢新敘》的主旨在還歷史給歷史,還小說給小說,強調以文學眼光去創作、閱讀文學作品。這在世紀之初,無疑是難能可貴的。
二
在《紅樓夢新敘》之外,陳氏還有兩次集中談論《紅樓夢》。一次是在1917年與《新青年》同仁討論中國小說時所發表的意見,一次是30年代在南京監獄中與人談及。
在《新青年》時代,陳氏先在胡適之名文《文學改良芻論》附識中說:
余恆謂中國近代文學史,施(耐庵)曹(雪芹)價值遠在歸(有光)姚(鼐)之上,聞者鹹大驚疑,今得胡君之論,竊喜所見不孤。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余亦篤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親見其成,則大幸也。2
接著在錢玄同《致陳獨秀》論中國小說信附識中說:
國人惡習鄙夷戲曲小說為不足齒數,是以賢者不為。其道日卑,此種風氣倘不轉移,文學界決無進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視小說者也,然亦稱《紅樓夢》善寫人情。夫善寫人情,豈非文字之大本領乎?莊周、司馬遷之書,以文評之,當無加於善寫人情也。八家七子以來為文者皆尚主觀的無病而呻,能知客觀的刻畫人情者蓋少,況夫善寫者乎。3
繼而在《三答錢玄同》信中,陳氏有精闢的論述:
中國小說,有兩大毛病:第一是描寫淫態,過於顯露;第二是過貪冗長(《金瓶梅》、《紅樓夢》細細說那飲食、衣服、裝飾、擺設,實在討厭!)這也是「名山著述的思想」的餘毒。吾人賞識近代文學,只因為他文章和材料,都和現在社會接近些,不過短中取長罷了。若是把元、明以來的詞曲小說,當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學,那就大錯了。不但吾人現在的語言思想, 和元、明、清的人不同,而且一代有一代的文學,抄襲老文學,算得什麼文學呢!4
在這些論述中,陳獨秀充分肯定善寫人情的《紅樓夢》的價值遠在一切正統文學之上,尤其是在桐城派之上;同時指出其缺陷,以及與新文學的聯繫與區別。進而提出「一代有一代的文學」,「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著名觀點,並批評了鄙屑小說的傳統觀念,為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提供了理論與實踐的依據。
晚年在南京監獄裡,陳氏與人漫談文藝時,仍高度評價了《紅樓夢》。他說:
中國古典文學方面有名人,曹雪芹、施耐庵、吳承恩、吳敬梓、孔尚任、王實甫等,也是世界難尋的偉大作家。尤其是曹雪芹,他在《紅樓夢》中所描寫的末期封建社會,可以說淋漓盡致,入骨傳神,使人們不必讀史,就一眼看到清初中國社會一幅全圖。人物之多,入畫入神,結構之緊,合理合情,真是曠世珍品,千古奇文。可惜難以翻譯,外人不能欣賞,日本漢學家稱,《紅樓夢》為天下第一奇書,誠不誣也。曹雪芹十年寒窗,才寫了這部著作的前八十回,態度是何等嚴肅(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也寫了七年)。詩文詞句的推敲,也瀝盡心血,故能達到美的結晶,決非今之作家粗製濫造所能比擬。
陳氏由《紅樓夢》進而論及文學創作的普遍規律,他說:
不應草率從事,想寫就寫,寫出來的東西輕飄飄的,沒有味道,一讀即完,不像《紅樓夢》那樣百讀不厭。至於說反映社會生活,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殊難。如有的人寫工農,除了苦呀悲呀沒吃沒穿啦,一下子就走向革命,接著就是擁護和打倒,最後或坐監或殺頭,至死不屈。實際生活決不會這樣簡單,前進有過程, 後退也有過程,作家的任務要通過體驗生活,再加上藝術構思,巧妙地描畫出活的工農來,而不要借工農之口,說出知識分子的話來,叫人看了四不像。中國諺語說畫虎難畫骨,畫人難畫情,畫虎不成反類犬,畫人不成反類精。聽說趙子昂畫百馬圖,未著筆前在書房裡打滾,擬馬的各種姿態,再出而觀馬,然後下筆。百馬圖中的馬各有不同姿態,正如曹雪芹寫眾多丫環、小姐,各有各的性格一樣,這種精神和技巧都是應該傚法的。5
明眼人不難看出,陳獨秀所言決非無的放矢的空談,而是頗有針對性的至理名言。
三
陳獨秀或許還算不上個紅學家,他的紅學言論也相當有限,但他的紅學觀留給我們的歷史啟迪卻是寶貴的。
其一、陳獨秀以參予當代文化批評與建設,作為「紅學」之前提。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及其《新青年》同仁始終將《紅樓夢》及明清小說研究,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來進行,與此前此後之純學術研究有明顯區別。如果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同仁討論古典小說活動是文學革命的光輝起點;那麼,策劃標點出版《紅樓夢》等白話小說,則是文學革命的組成部分。在陳獨秀等人的策動下,有遠見的出版家汪原放天才地將外語中的標點符號移植到中國古典小說中來,使從無分段、標點的古代白話小說第一次有了分段,有了標點,並由陳獨秀一手扶持的新文化傳播地——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問世。亞東版的《紅樓夢》等古典名著多有陳獨秀、胡適、錢玄同所寫的新序冠之卷首。鼓吹文學革命的新序,因白話小說而有了形象的載體;為大眾喜聞樂見的白話小說,也因新序而煥發了新的藝術生命,而被譽為「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的文學」。書以序傳,序以書傳,一時洛陽紙貴,有力地推動了白話文運動的進程。6一時間「神聖施(耐庵)、曹(雪芹),而土芥歸(有光)、方(苞)」,白話文迅速成了中國文化之正宗,不能不歸功於陳獨秀等人之偉大創舉。爾後胡適稱之為使天地易位,宇宙變色的「哥白尼革命」,並說:「這些小說的流行便是白話的傳播;多賣得一部小說,便添得一個白話教員」,「中國國語的寫定與傳播兩方面的大功臣,我們不能不公推這幾部偉大的白話小說了」。7數十年後北大著名教授吳組緗回憶當年在中學讀書買到亞東版《紅樓夢》時無比驚喜的情景,仍深情地說,當時就認定:這就是「新文學」,並從此走上了白話文學之創作道路。8可見亞東版《紅樓夢》影響之大。這也是此前此後的小說整理出版與《紅樓夢》研究無可比擬的作用。
「紅學」當然應有它的學術性、科學性,但如陳獨秀等先驅將《紅樓夢》研究引入當代文化批評與建設,以推動當代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則或為「紅學」生命力所在。陳獨秀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直至其晚年,都致力於此,應該說難能可貴的。
第二、陳獨秀能以宏觀的比較眼光看待《紅樓夢》。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首先是個文化領袖,其次才是政治領袖。是他在中國近代史上首先呼喚「德」、「賽」兩先生,也是他首先從法蘭西文明中引進現實主義的文藝思潮(他1915年11月寫的《現代歐洲文藝史譚》是中國近代文論上第一篇介紹西方文論的專論)。因而他能高屋建瓴地將《紅樓夢》置之於東西方文學的大坐標上去比較去評判。同時,陳獨秀從小熱愛中國小說,「五四」時期尚執筆寫過章回小說《黑天國》,對中國小說有全局在胸,因而又能將《紅樓夢》與其他小說相比較(他在為亞東版《水滸》、《西遊》、《儒林外史》所寫新序中,對這些小說都有較準確的評價,如說《水滸》的「理想不過爾爾」,《西遊》中有「三教合一的昏亂思想」,這兩本書的可取處在「文學的技術」與語言,《儒林外史》之可貴處在「客觀的,寫實的」)。這樣,陳獨秀就能較準確地給《紅樓夢》定位。如陳獨秀在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指出,《紅樓夢》居「古今說部第一」。同時也最早提出,「《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遠不及也」。這些觀點,今天看來不無偏頗處,卻仍有可取之處。
今天的「紅學」引入外來理論與比較研究,都有新進展。只是可惜有少數文章用新理論,似乎消化不良,不如陳獨秀們融合貫通,運轉自如,無生硬之跡象。
第三、陳獨秀能一分為二評價《紅樓夢》。《紅樓夢》固為古今說部第一,但曹雪芹畢竟是人不是神,其於創作過程是十年辛苦不尋常,字字看來皆是血,這血鑄的大書是他十年增刪五次而成。增固為添新,刪則當為去疵。「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脂君所哀者當有二:一以其非全璧(未竟全書),一以其非完璧(非完美無缺)。因而《紅樓夢》即使是前八十回也非天書,而是人間喜劇。同理,「紅學」首先是人學(研究書裡書外的人的學問)而非神學。然而,不知從何時起,也不知緣何而起,「紅學」中似乎有一種片面的觀念,即不實事求是地拔高《紅樓夢》的思想與藝術,使某些紅學文字演成了「美言競賽」,致使被識者譏為「洪水氾濫」。當然這只是「紅學」之支流,然不克服會影響紅學之健康發展。
相形之下,陳獨秀那打算對《紅樓夢》進行切割手術的「狂放」之言,雖難以落實,卻似仍能留給後人一點啟示,即使對「古今說部第一」的《紅樓夢》也不妨在言足其佳處之餘,分析其陋處。陳獨秀更告誡人們認清《紅樓夢》與新文學之差異。說,若將之當作「吾人理想的新文學」,那就大錯特錯了。
蔣和森在《〈紅樓夢〉藝術論》中說:「說到《紅樓夢》藝術上的缺點,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在總的創作方法上屬於舊現實主義的範疇。這部小說雖然提供了非常豐富、非常寶貴的創作經驗,不過它終究表現的是舊時代的生活——那種比較靜止、停滯的生活」。無怪乎恩格斯說:「古代人的性格描繪在今天是不再夠用了」9。因而,小說藝術的表現手法,需要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更新。而任何藝術的更新,都離不開對前人藝術的佳處與陋處的借鑒。一般來說,傳統的「佳處」或許只能餵養出二、三流的作家,而歷史的「陋處」或許能激勵出第一流的作家10。因而,我們在研究《紅樓夢》「佳處」的同時,務必要加強對其「陋處」的研究。當「歌德派」的陣勢在不斷增強時,這種研究就尤其重要了。
行文至此,我則不僅期待學界對陳獨秀之紅學言論有全面公正的評價,更期待有更科學更完備紅學史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