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先生研究紅學的主要成果
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紅學主要觀點
俞平伯先生是我的親娘舅。在我的幼年，向我傳授的是愛國主義而不是唯美主義。俞先生從不堅持己見。在《 讀詞偶得》 上，他反對胡適對李煌「浪淘沙」中「獨自莫憑欄」的解釋。但三十年後，他在《唐宋詞選釋》 中，卻改而從胡，這正是他擇善而從的明證．
俞先生的楷模，還使我明白了不拘執己見者必不憚於自修正的必然性，
據此，俞先生對《 紅樓夢》 的看法、到晚年餘力不衰，轉多新見的必然性，就不出我的意料之外了。俞先生晚年認為《 紅樓夢》 後四十回問題，實質上是曹雪芹要想改寫《紅樓夢》 ，改是改不了的，但可能有草稿，有的散失，有的幸而為高鶚所得。對高鶚續書之功，俞先生予以肯定。我個人的領會是：續書必以創作為主，率由舊章者必無成就。如果戈理作《巡按》 ，雖其題材源於友人的揭示，終究是果戈理的創作。俞先生《 讀詞偶得》 卷末論周邦彥之結論曰：「蓋今人動輒言孰創作，孰蹈襲，大抵皆耳食之論也。」（大意如此）
然而俞先生何以估計雪芹要改？這是他在晚年備加關注《 紅樓》 所涵的哲理；否極泰來的思想，可能是雪芹中年以後的思想。然而如何下筆，決非易事。我個人認為，曹雪芹不是叛逆，而是封建統治者所踐踏的孤臣孽子（見江淹《恨賦》 ）。雪芹洞察封建社會的膏肓，而他所處的歷史條件，工人階級尚未出世，最多只能寄托於否極泰來，從反面說，最多也只能預感到「於無聲處聽驚雷，」一灑銅駝之淚，如索靖之於西晉。作為孤臣孽子，歷史性的出路只有三條：《論語》 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或抱殘而傳種，或忍辱而負重，或有殺以成仁，雪芹亦如斯而已，豈有他哉？是則我們看雪芹應如魯迅先生看阮籍那樣。我曾認為林黛玉（俞先生夙解，改用「代玉」）詠黃葉的詩篇是孤臣孽子剖明心跡的力作，以此求教於舅父而首肯。故我以為俞先生強調《紅樓夢》 的哲理和思想性，是他晚年的特別側重的思路，轉向華夏文明的傳統主流的儒學。俞先生曾告訴說：「如果按色空觀念來講，如果曹雪芹本人充滿了色空觀念，那麼賈寶玉就不是戀愛至上者，而是戀愛的虛無主義者（《紅樓》 或有些這樣的痕跡）。」他又曾教育我說：「中國知識界有兩個代表人物：一是諸葛亮，又一是陶淵明。前者出山，後者雖非不出山而歸於不出。前者是法家的面孔，儒家的骨子（家昌按：李斯相秦亦用儒術：儒與法非相互絕緣者。「四人幫」之濫調、不可聽也），後者道家的面孔，儒家的骨子。曹雪芹雖受佛教影響，骨子還是濡家。按俞先生這一思想，那「剩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就非改不可了。我個人以為曹氏是做夢也想不到《紅樓夢》 會成為「反封建的教材」的。倘若真的想到，那就是他有超前的預感了。
還有俞先生遺留的問題（或曰課題）也很有益。俞先生從來不搞個人迷信和盲目崇拜。他 曾指出李白、杜甫的短處。他說：李詩未免多所重複，杜詩難免病句，「如入武庫，利鈍雜陳」。他指出：既是武庫，焉能清一色的利呢？對《紅樓夢》 的失誤他也主張弄清而不主張盲從。他也有為賢者辯解之言，例如他說《 紅樓》 描寫寶玉等人明明是青年卻寫成孩子，是不得已的；因為這樣的情趣比較易於被讀者接受，否則溺愛《金瓶梅》 的人就會另眼相看了。他曾有意要撰寫一部專門就《 紅樓夢》 提出問題的書，曰「紅樓百題」，可惜未能如願，他晚年的精力不足，和大遭批判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在香港也曾指出：對曹雪芹的仰慕，不要變成迷信；這見解也必然會引起後人重視的。
俞平伯先生對紅學的最後見解
（一）俞先生最後在1980 年5 月26 日香港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作了《 舊時月色》 的講演，歎惜紅學中「評價文學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見… … 似應多從文哲兩方加以探討。」又日：「一邊倒的讚美並無助於正確的理解… … 本書雖是傑作，終未完篇… … 曲為比附，則真賞愈迷，良為無益… … 」家昌按：名著多瑕，中外皆有，英國哥德斯密著《 維克斐牧師》 漏洞百出，自相矛盾，而其書震銹古今，價值絲毫不減。雪芹有漏，毋庸諱言，其書終是十八世紀全球最佳之說部，評語見美國桑代克《世界文化史》 。桑氏此評，明白無誤將英之迭更司，法之雨果，一律置諸雪芹之下矣。俞先生又以為脂評未必盡於後事相應，曾有詩曰：「脂硯芹溪難並論」。
（二）針對以上情況，我的舅父生前曾對淺說過，「漏洞既有，並論又難，我估計雪芹晚年，曾想徹底修改《紅樓夢》 ，且已動筆，見於殘稿，而又失傳。如天假以年，《紅樓》 必面貌全非，高氏鮮得具殘稿未可知也。」家昌按：原舅氏本意，蓋以續書為難事。改寫也未改就。孔子曰：「再思可矣。」「我輩學作詩詞，往往改來改去，最後仍回到原稿，值此之故也。舅氏常謂高鶚功大於過。家昌竊謂幸有高氏續筆，旁觀者清，若令雪芹自為之，恐轉妨令名，未可卜也。竊以為張先生的「雙兩說」足以頓開茅塞，使問題渙然冰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