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之對於《紅樓夢》的研究
一
當在電話中聽到團結出版社編輯約請整理出版李長之先生的《紅樓夢批判》的時候，真是喜出望外。我們沒有想到在李長之先生逝世二十七年，在他寫就《紅樓夢批判》的七十二年之後，仍然有人惦記他，注意到《紅樓夢批判》這篇作品。由此，我們又一次掂出「是金子總會發光的」這句名言的份量。
《紅樓夢批判》從塵封中出土，不僅由於它在紅學研究史上是較早的應用西方文藝理論評價《紅樓夢》的著作，人們願意探尋它在紅學史上的坐標，更重要的，是灼灼其華的猶存魅力對於紅學研究仍有著相當的啟示。
如果說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運用西方的哲學思想評論《紅樓夢》，從哲學的角度探索《紅樓夢》的思想內容的話，那麼，李長之先生的《紅樓夢批判》則是在中國文化史上進一步運用西方的美學觀念和文藝理論，系統探討《紅樓夢》文學藝術成就的專著。這麼說，不是單純的從時序上來看，因為在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之後，繼踵而起的《紅樓夢》研究著作還有《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辨》、《紅樓夢考證》等。但是這些論著，有的還帶有「史前史那種氣息」，如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有的重在作者和《紅樓夢》版本的考證，如胡適先生的《紅樓夢考證》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當然，這當中也有吳宓《紅樓夢新談》、佩之《紅樓夢新評》等論文觸及了《紅樓夢》的文學藝術成就，但均沒有很好展開。系統而較周密深入探討《紅樓夢》文學藝術成就的專著，《紅樓夢批判》之前還沒有。只是由於《紅樓夢批判》沒有寫完，也沒有結集出版，特別是作者長之先生建國後的坎坷經歷，使得《紅樓夢批判》在紅學研究史上真是差點被遺忘了。
長之先生寫《紅樓夢批判》時正在清華大學讀哲學系，較系統地受到德國古典美學和文藝理論的洗禮，他服膺溫克爾曼、歌德、瑪爾霍茲的哲學思想和文藝理論，他對於《紅樓夢》的研究，就是在這些文藝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他對於當時的《紅樓夢》研究的論著也進行了系統的爬梳，為此還寫下了《王國維文藝批評著作批判》、《王國維靜安文集》等評論。對於《紅樓夢》的研究，他的目標非常明確，那就是「１９２８年（民國十七年），胡適作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把他六年前的《紅樓夢考證》更加確定了。他把紅學打得一掃而空，他把作者的生活，背景，給人做出了一個確然的輪廓」。「從咬文嚼字的考據，到事實上的考據，然而現在卻應該做內容上的欣賞了。王國維的評論，固然很可珍貴，究竟因為是作於未確定為作者自傳以前，而且不能算什麼詳盡。可是，即開了端緒，我們就更該認真做一下了。」
長之先生是受過系統的哲學和文藝理論訓練的，因此，《紅樓夢批判》儘管還談不上體大思精，儘管殘缺不全，但是非常有體系，更有著嚴密的邏輯。他先是研究了曹雪芹的性格、愛好，詳盡地探討了曹雪芹的文藝理論思想，然後才進而探討《紅樓夢》的藝術特色和思想內容。
和當時一般的《紅樓夢》研究者研究曹雪芹的方法不同，長之先生並沒有沿著胡適先生的家世交友考證方面的思路追尋下去，而是在胡適先生所考證出的資料基礎上，單刀直入地探尋曹雪芹的人格與風格。研究作品，以研究作家的人格和精神氣質為先導，是長之先生文學批評的一貫路數和特點，也是他深受德國美學理論影響的結果。對於曹雪芹，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有純摯豐富的情感」，是「純真豪放的人物」，「他的偉大就在他的感情」。他說：曹雪芹「卻正是詩國裡的英雄，因為他有天才，又有純摯豐富的情感。這好像李後主，雖然『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可是他詩國裡的所有，什麼『千里江山寒色暮，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卻永久奪不去的。曹雪芹同樣的失去了一切，卻同樣的有比一切人都富貴，都偉大的成就，這就是由他美妙的感情所浸灌滋潤的著作」。在這之後，他便詳盡地分析了曹雪芹的文學態度：曹雪芹「對於中國過去文學的態度，他是喜歡純文藝」。「對於當時流行的八股文的態度，他是痛罵」。「對於創作小說的態度，他是反對陳套，要求忠實。詳細說來，他標出了六點：第一，他既然要求忠實，便提出兩個意思來，一是什麼是最忠實的，在他便認為自傳最忠實。二是忠實應當怎樣，在他便認為要合情理。……第二，他認為藝術作品，只可以本身為目的，不能另有目的，而把藝術當做手段。……第三，他認為應該用活語言，他主張用白話。……第四，他認為藝術作品，該是提高人的精神的，所以他反對『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第五，他認為書中的主要人物，應該是理想的。……第六，他反對老套的場面。……」。「對於詩的態度，以創作論，他重內容，輕形式，以鑒賞論，他提出藝術的真。」最後他總結說：「我們從他的文學見解，我們才越發瞭解他的創作：因為見他是重視純文藝的，我們才見出他創作的不苟且；因為見他是要求藝術的忠實的，我們才可以明白它描寫得如何親切，也就是如何有著自然主義作風的技巧；因為見他是主張用活的語言的，我們才知道他是如何充分用了我們國語的表現能力，而這部書也就如何有著國民文學的資格；因為見他是主張書中的人物必須有理想的色彩，我們也就曉得他書中的人物不是行屍走肉，乃是有著靈魂的，而那理想的所在，也就值得我們加以探索；因為見他是反對不必要的場面的，我們才除掉對於書中的誤解，那統系全書的警幻仙子，也必須從書的內容上找出其所以設下了的意義，而不是無謂的找一種形式自縛；我們見他對於詩的認識那樣正確，我們才承認《紅樓夢》這部大著作乃是中國唯一的出自於有文學素養的作家之手的小說。」這是七十二年之前，長之先生對於曹雪芹精神人格，尤其是其文學觀念的分析。如果說長之先生對於曹雪芹人格精神的分析在當時胡適先生的考證風氣十分熱烈的情況下別闢蹊徑的話，那麼回觀現在曹雪芹的人格精神和文學觀念研究上的進展，長之先生七十餘年前的觀點也仍然有著啟示意義。
在接下來的《論紅樓夢的文學技巧》中，長之先生也有一些很好的見解。他說：「《紅樓夢》作者在一開頭，便說『閨閣中歷歷有人』，便說『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便說『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這已經說出那種清晰的深刻的具體的印象了。我們在這裡，完全可以馬上注意到，作者雖然情緒很豐富，卻不是模糊一片的，這關係著作者的個性，就彷彿有些尖刻的銳利的輪廓畫在他心靈的幕上。正因為如此，它能寫出小說，它能把自己感染的情緒，具體的給讀者一種清清楚楚的刺激。」「為了真切，便需要採取現實生活中的活材料，而在這些材料之中，最能夠表現那生動的神情的，是活的語言。曹雪芹在這方面，非常成功。這大概因為他在有這種天才之外，又加上他的生活環境：他是旗人，在說話場面上，當然是講究習慣了的；而且，他之運用活的語言，乃是意識著的，乃是有著要達到真切的目的的，這自然和一般偶然用白話寫小說的人不同了。」
長之先生不同意胡適籠統地稱《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的話，認為自然主義包括三個方面的特色：「（１）是提出社會問題的（２）是科學的（３）是暴露現社會的醜惡的」。「作了自然主義的骨子的，是科學精神」。他說：「在《紅樓夢》裡，有的地方就已經作到。最明顯的例子是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這一回敘述寶玉何以作夢，是很有科學的根據：
『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往哪裡去呢？不然，往我屋裡去吧。』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嬤嬤說道：『哪裡有個叔叔往侄兒媳婦房裡睡覺的理？』秦氏笑道：『唉約，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麼？……』
這是夢的第一個誘因。大概在小孩『性的知識』剛發達的時候，在摸索，在揣想，他使用著天賦的對於性的行為的悟解力和感受性，大人的話，自以為隱約，其實都恰恰激動那一觸即發的嫩敏的心弦。許多性的知識，兒童多半在成人的說笑中悟解來的。特別的得自於僕人。這很是教育的問題，《紅樓夢》作者提出來了。只可惜，在從前的人，並不以為是個問題。因而我們就忽略了中國作家就不是不提問題的了。只就這點說，也夠自然主義派的氣息了。
『說著，大家來至秦氏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寶玉便覺得眼暘髀軟，連說好香』
感官的刺激，這是第二個誘因
『入房，向壁上看時，由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對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
加上文字的刺激，成為第三個誘因。
秦氏笑道：『我這屋裡，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的』。
這第四個誘因，使寶玉在夢中見仙見神。
『秦氏便吩咐小丫環們，好生在簷下看著貓兒打架』
再刺激一下，寶玉如何能在這時逃開性行為的意念呢？至於在夢裡，便夢見可卿，這些都是如何近於科學地記錄啊。在作者那種觀察的深刻透到，便自然而然的，與西洋大自然主義派的文藝暗合。曹雪芹並不是受過科學的洗禮的，可是確實有科學的精神。這如同辛棄疾《送月》的詞：『可憐今夜月，向何處，去悠悠？識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這與科學家所說月亮繞地球的道理，不期而合。不期而合，自然是很湊巧的，然而也就因為是湊巧的，所以有時不能徹底。我們可以想像，假若中國科學精神早發達，曹雪芹的天才還不知如何發展呢？假若曹雪芹生在法國，一定比左拉、莫泊桑還出色呢」。
長之先生認為小說的心理分析非常重要，「偉大的作品，其所以能夠動人的，必須是令人感到真切。這就必須使讀者的靈魂，與書中人物的靈魂，有著赤裸裸的感印：在衝破了一切障礙之後，彼此立於同一世界而彷彿知友們暢所欲言的談心。心理分析的重要在此」。他說《紅樓夢》深刻的心理分析包括三個方面：「用分析的方法，好像論文似的，自然是記錄心理的一種方法。借書中人物的自道，能夠直接的透出那人物的心理也是一種方法。頭一種方法，可以很周到、相近，後一種方法，便可以有力，深刻。還有另一種方法，是寫複雜的心理的表現，那邊可以很具體，更其有真實感」。
對於《紅樓夢》中的人物描寫，長之先生認為「書中的人物，固然個個都有個性，但又特別明顯的幾人。假設他書中的人物，有的是真的，有的是造的，那麼，至少這幾人，便千真萬確是真的。假設他書中的人物，全是實際上有過的，那麼，這幾人，便必定是他最熟悉，和他接觸最多的。撇開一切不談，但以描寫個性的技巧上說，這幾人也是最為成功的。這幾人是誰呢？一是寶玉，二是黛玉，三是鳳姐，四是襲人，五是寶釵」。他說「寶玉的情感，像是一直流去的溪水，黛玉的性格，卻像是曲曲折折的水道：水道非接受了這溪水，顯不出那石子的珠圓玉潤，溪水也非從了這水道，作不出那潺潺清脆的流聲」。「熙鳳那種八面俱到的才能，也真真與作者的技巧相稱。熙鳳在事業上是頂成功的人物，她有周到的眼力和心勁。在事業上成功的人物，所必不可缺的兩件法寶是：細心、狠心，王熙鳳都夠。」……
他不同意俞平伯先生貶低後四十回的說法：「通常總以為後四十回不及前八十回，這完全是為一種心理所束縛，以為原來的好，真的好，續的便不好。這很像是受了中國古代書生對於經學的見解的影響，大家有今古文之爭，你說你是真的，我說我是真的。對於《紅樓夢》也是如此，在未確定後四十回是高鶚的續書的時候，大家都很公平的去欣賞，而且說非常精彩，一經證明是續書，大家都改變態度，我以為這是不對的。我以為高鶚在文學上的修養，或者比曹雪芹還大，而且他瞭解曹雪芹的心情，也真虧得他把曹雪芹所想要表現的統統給完成起來。高鶚實在可說大批評家兼大創作家的人，所以如果我們不時稱讚曹雪芹，我們也不應該忘記贊稱高鶚」。「我們覺得高鶚更能寫人精神的方面。倘若容我做個比擬，則曹雪芹像托爾斯泰，高鶚像朵斯退益夫斯基。」
無疑的，較之當前一日千里的紅學研究，長之先生在《紅樓夢批判》中的某些見解可能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的觀點了。但假如我們把它放在七十多年以前來估量，這些見解就相當的難能可貴，是在王國維之後，認真地用西方文藝理論指導研究《紅樓夢》藝術成就的占風氣之先的論著，其觀點有相當的體系性和創新性。在紅學研究史上，它難道不應該佔有一定的位置嗎？
無疑的，較之當前一日千里的紅學研究，長之先生在《紅樓夢批判》中的某些見解可能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的觀點了。但假如我們把它放在七十多年以前來估量，這些見解就相當的難能可貴，是在王國維之後，認真地用西方文藝理論指導研究《紅樓夢》藝術成就的占風氣之先的論著，其觀點有相當的體系性和創新性。在紅學研究史上，它難道不應該佔有一定的位置嗎？然而，可惜的是，《紅樓夢批判》並沒有寫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作者準備寫的「全文的一小半」。按照作者的寫作計劃，「在論文學的技巧下，還有兩個小題目，闡說紅樓夢的悲劇意義；和論文學的技巧相並列的還有三個大題目，一論《紅樓夢》之內容，也就是論作者思想和情緒，一論《紅樓夢》的社會史的分析，一是總結論。」原文發表在《清華週刊》的第３９卷第一期、第七期上，作者標明「未完」。原因是「在北平文化機關的『裝箱』空氣中，我的文章材料也寄到遠處了，因而暫結」。
在這之後，長之先生對於《紅樓夢》的研究基本上中止了，雖然他在１９４２年評李辰冬《紅樓夢研究》時闡述過對《紅樓夢》主旨的看法，說：「《紅樓夢》的主旨只在『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２。在１９５３年第３期的《文藝報》發表《現實主義和中國現實主義的形成》一文時，對於《紅樓夢》的思想藝術也有過精彩的敘述，他說「《紅樓夢》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的巨著。就浪漫主義精神說，它是《牡丹亭》的繼承；就現實主義精神說，它是《金瓶梅》的發展。爭愛情的自由，爭個性自由，簡直是封建社會下靈魂的呼喊。《牡丹亭》給《紅樓夢》開了路；以家庭為中心，暴露了封建社會崩潰的醜惡，《金瓶梅》卻給《紅樓夢》打下了藍圖。在《牡丹亭》中所缺少的現實的認真地描寫，在《金瓶梅》中所缺少的理想成分和積極力量，《紅樓夢》都給彌補起來了。《紅樓夢》的偉大在此，而它的偉大關係到它的繼承處也在此」。尤其是，１９４４年長之先生在中央大學文學系一次學術座談會上發表《水滸傳與紅樓夢》的講演，可謂短小精幹，犀利鮮明，別開生面。將《水滸傳》與《紅樓夢》進行比較研究，在長之先生之前，不是沒有人做過，但往往是片言隻語，是隨感式的。長之先生的講演，將這兩部偉大的作品作了比較系統地分析比較，大處落墨，言簡意賅，妙語連珠，他一氣從十個方面進行了比較，他講「這兩部書背景不同，就他們生活的態度說，是平民與貴族的不同」。「《水滸傳》的遊俠式的傳奇，是墨子精神的繼續。《紅樓夢》卻是儒道思想的合流，道家的個人主義，儒家的家庭中心，都為他所接受了」。「就美的觀點說，《水滸傳》是壯美，是雕刻，是凸出的線條，健壯堅實，全屬於單純的美。而《紅樓夢》是優美，是繪畫，彩色繁複，與前者大不相同。」「換個說法，《水滸傳》是首史詩，而《紅樓夢》是抒情詩。《水滸傳》也抒情，不過是抒大眾的感情，不像《紅樓夢》是抒個人的感情。」雖然這個演講很短，沒有充分的展開，有些說法也不無可以商榷的地方，尤其是在講「《紅樓夢》則不然，它是女性的，寶玉、秦鍾、賈蓉們本來是男子，也女人化了。」「代表女性感情的是『哭』，賈母見了黛玉，哭！寶玉見了黛玉，哭！而且哭，又是女性的哭。」受到了學生的追問和質詢，但是這個演講開啟了中國古代小說以比較的方法研究的路徑，以比較的角度解讀《紅樓夢》的新思路３。這篇講演的另一個特點是，充滿了生動的討論的氣息，湧動著現場的活躍氛圍，師生對話，幽默、機智、風趣、生動，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青年學子對於《紅樓夢》關注的熱點和思考，也是紅學上絕好僅見的史料。但是，沒有想到長之先生對於《紅樓夢》研究的「暫結」竟成為永遠，後來時過境遷，沒有繼續下去，在紅學史上留下了遺憾。
二
長之先生是文學批評家，他一方面對於《紅樓夢》進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對於《紅樓夢》的研究進行研究，這兩者幾乎是同時起步的。他說：「我為作《紅樓夢批判》，留神到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４。他的《紅樓夢批判》寫於１９３３年的３月，對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批評寫於同年的８月５。這篇批評是《紅樓夢》研究史上第一次對於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進行全面而系統的研究，其中的許多見解被後來的學者所接受並吸取。長之先生認為「批評家對於文學藝術事業的發展，必須不斷地密切地觀察才行。這是認真的工作，蜻蜓點水是不中用的，偶然的感想也是不解決問題的，所以批評家就應當搞一輩子，不能中斷，不能鬆懈」６。他對於《紅樓夢》研究的關注貫徹了他的一生，只是後來由於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才中斷了。
與一般研究《紅樓夢》者對於《紅樓夢》研究成果的關注和研究不同，長之先生是從文藝理論和批評史的角度去觀察這些研究成果的，他跳出了孤立的靜止的在《紅樓夢》小圈子中研究的是是非非，而是從文化史、文藝理論批評史的角度對於諸多《紅樓夢》研究的專著論文進行思考。比如，對於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他就認為「中國的新文藝批評，認真地說，他的歷史要比中華民國的歷史長一些。我們所謂新文藝批評，是指脫離了中國傳統的，印象式的，片段的批評，而入於近乎西洋的（質言之，就是受了西洋的文學觀念之影響的），體系的，稱其為論文的批評言。在這種批評之中，我們不能不首先想到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７。《紅樓夢評論》的「第一個長處，首先是有組織有系統，這是從來中國文藝批評所沒有的」。「第二個長處是有根據。在中國過去的文藝批評，確實沒有以思想作為內容的」８。對於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他說：「仍有代表『史前史』那種氣息的批評的，是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此書出版於１９１７，但成稿當在此前）。在某一方面看，這似乎是開倒車的，承繼以往的『紅學』；但在另一方面看，這卻是用科學的態度研究文學作品的第一個先導。蔡先生在遊學德國以後，看到他們學者研究《浮士德》的考據工作，於是也鄭重其事的來鑽研了中國的名著。我們如果就著一個意義看，這部書之不合時宜，便不是因為它出的晚，卻是因為他出的早了。將來如果中國的文藝科學史真正寫定的時候，恐怕蔡先生這書另有它的真正估價的。———不過這是就深一層的、內在的意義看是如此」。他認為胡適的《紅樓夢》研究是中國文學批評「由開創而入於草草的建設」的產物，「胡適慢慢有介紹西洋文藝思潮的文字，有整理中國文學名著的文字。我們認為後者的價值尤大，他的《紅樓夢考證》……，一直到後來對於蒲松齡的生卒年的考證，都恐怕是他將來被結算成績時最有價值的部分」。「胡適的考證工作，發生興趣的是學者，而不是一般的青年」９。這些批評把《紅樓夢》的研究與現當代的文藝批評史相聯繫，而不是就《紅樓夢》談《紅樓夢》，的確獨具慧眼，發人深省。
長之先生是一個從學習哲學入手，以文學批評為職業的紅學家，不僅他自己的研究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色彩，邏輯嚴明，能夠從大處入手，觀其大，思其大，對於別人研究《紅樓夢》的論著，他也作如是觀照。他讚賞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的「有組織有系統」，認為「秩序這樣整然，系統這樣清清楚楚，顯然是受了西洋的著述體例的影響和哲學思索之訓練的結果」。他欣賞李辰冬對於《紅樓夢》審美上的考察，尤其讚賞他對於《紅樓夢》結構上的分析，卻不滿意李辰冬在《紅樓夢》研究中對於哲學的忽視，他批評說：「作者在《文學與青年》裡說：『以前談美學者，大都是從哲學出發。哲學為專門學者的東西，無怪愈論愈使人莫名其妙。現在應當將藝術還給大眾，從大眾意識的立場來講藝術，可見作者有一種反哲學的態度。大概也就是因此，使他的觀點不能更深入些」。針對作者的忽視，長之先生忍不住乾脆把自己理解的《紅樓夢》的內在精神闡述了一遍：「《紅樓夢》的著者是有兩個世界的，一是形上的，這就是賈寶玉還沒走入紅塵時的世界，一是現世的，這就是榮華富貴，一場空幻的世界。這兩個世界的關係如何，是《紅樓夢》的哲學。人生是必須由行上界而至現世界，又復歸形上界的。用《紅樓夢》的話說，是必須到紅塵走一遭，然後各自銷案，這是他對於人生的啟示。用現代的話講，這種人生態度是審美的，也是辯證的。《紅樓夢》的主旨只在『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這是《紅樓夢》的著者所認為的人生必須經過的幾個階段。《紅樓夢》裡不但有人生體驗，而且有人生智慧」。「然而《紅樓夢》的著者的動機，終於在抒情。『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是在記憶中一種清晰而又渺茫的痛苦。試和《浮士德》的獻辭一比：『我目前所有的，已自遙遙隱遁。那久已消失的，又來為我現形』。那意思非常明顯。總之，那『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個字和這十四個字，是一把解《紅樓夢》的鑰匙。不觸及於此，就好像沒有觸及核心。」這闡述大概既是對李辰冬先生的商榷，也算是他在《紅樓夢批判》中因故「暫結」未能倡言而借題的一吐為快吧！
長之先生在批評上是主張「感情的批評主義」的。他的論文立場鮮明，充滿感情色彩，寫《紅樓夢批判》時，「哽咽得難過，我的淚卻痛快地淌下來了」，他也要求別人的評論文字富於情感。他讚美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的第四個長處便是「在他理智的評衡之中，還流露他的情緒。我以為非如此不能真切，而且並不和銳利的批評向背。王國維把《紅樓夢》看作是好作品，便比常人所以為的那樣好法還更好起來，批評家應該如此。他絕不能像普通人那樣麻木，好壞是馬馬虎虎的。批評家卻是敏感的，認真的，自然而然他帶出他的透到的判斷力和不禁的極度的好噁心所交織的情緒。王國維就如此，所以最可敬也可愛」。他評論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也說：「作者在序上說，他的母親就是最喜愛，也最熟悉《紅樓夢》的。父親也是《紅樓夢》迷，弟妹也很熱心。總之，他有一個研究《紅樓夢》的氛圍的家。凡是研究一部作品，假若不是在生命中有種共鳴和經久地浸潤在其中時，是不會深切的。就這點上說，作者有寫出很好的研究的資格」。從這些方面看，長之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和他對於別人的《紅樓夢》研究的研究在觀念上是一致的，是貫徹到底的。在紅學研究史上，像長之先生這樣把對於《紅樓夢》的研究和對於《紅樓夢》研究的研究結合得如此緊密如此完善的學者非常罕見。
三
李長之先生生於１９１０年，卒於１９７８年，在現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是一個才華橫溢而又命運多舛的學者，他寫作《紅樓夢批判》的時候，正是精力瀰漫，筆尖兒橫掃千軍萬馬之時。有一次，他和朱自清先生聊天，朱自清先生問他一天可以寫多少字，他回答：「快的時候，曾寫到一萬五千字的長文，還另外寫了兩篇雜感」。《紅樓夢批判》正是在這一時十期所寫。《引子》寫於２月１２日，《紅樓夢作者對於文學的態度之考察》寫於２月２２日，《論紅樓夢的文學技巧》寫於４月２４日。目前所見《紅樓夢批判》共近六萬字，這中間他還寫有《藍》、《夜宴》、《樂師在那裡演奏》、《一個個的人》等詩歌，寫有散文《春天裡的雪和驢》、《笑的詛咒》、《編校後記》等散文，寫有《思想與社會———讀稽文甫〈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想到思想之社會基礎的意義》、《我所瞭解的陶淵明》等論文。這一年，僅我們現在能夠找尋到的他公開發表的文章就有六十餘篇。當他在執筆寫《紅樓夢批判》時，感歎「人類間的天才，需要培養，又需要愛護。天才的出現，一點也不能偶然，必須是文化灌溉出來的花」。我們想，是在這點上，他找到了與曹雪芹共鳴的契合，因此他在寫作過程中「要衝開一切，我們要和我們的天才握手。不知為什麼，我要在這裡哭起來，我哽咽得難過，我的淚卻痛快地淌下來了」。
才華橫溢的人的興趣往往十分廣泛且容易改變和轉移，長之先生也是這樣。他的《紅樓夢批判》因故沒有寫完，就此擱筆之後，
將興趣轉移到文藝理論的探索和現當代文學的批評上去。稍後，長之先生寫了著名的《魯迅批判》。其實，《魯迅批判》也沒有寫完。長之先生在《後記》中說：「我要停筆。因為我惦記著許多別的文字和書，好在重要的已經寫出了」（11）。不過，《魯迅批判》相對完整，主要的部分都寫出來了。《魯迅批判》曾給長之先生在文學批評上帶來了聲譽。但在建國之後，《魯迅批判》給長之先生又帶來了極大的災難，成為把他打成牛鬼蛇神，踩在腳下的主要依據。當然———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了。現在《魯迅批判》又在魯迅研究領域聲譽鵲起，成為引文率最高的研究魯迅的專著。與《魯迅批判》不同的是，《紅樓夢批判》由於大半部分沒有寫完，又沒有結集出版，建國以來，知道的人寥寥，幾乎無人提起。對於一個學者而言，對於自己的作品，過度的寂寞和熱鬧，大概都不是他所想看到的。他希望看到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公平的坐標，是他的作品能夠對於今後相關領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２００５年適逢李長之先生誕辰９５週年，謹以此文以及先生的《紅樓夢批判》等文章的結集出版以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