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偉元與《紅樓夢》
在《紅樓夢》的版本史和研究史上，程偉元是一個相要的人物，但很少有人重視和研究他。這種奇怪的現象， 一個歷史性的誤會造成的。長期以來，人們誤解了程偉元為他主持校印的《紅樓夢》所寫的序言，誤認為程偉元不過是一介書商，他印《紅樓夢》無非是為了圖利，於是有關他的一切都不在話下了。甚至有人斷言： 「程偉元是一書商，可能沒有任何有關此人之史料流傳下來。」 [1]
事實斷非如此。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紅樓夢》研究工作的不斷普及和深入，有關程偉元的史料陸續有所發現。近年來，我們對這個問題搞了一些調查研究，相繼發現了不少有關程偉元的歷史資料，初步弄清了程偉元的本來面目。這些材料主要的有： (一）晉昌給程偉元的唱和詩九題四十首； (二） 孫錫的一首七律《贈程小泉(偉元)》；（三）劉大觀題程偉元畫的《柳陰垂釣圖》的一首古風；（四）金朝覲題程偉元畫冊的詩並序；（五）晉昌、李楘、劉大觀、周籛齡、明義等人為晉昌的《且住草堂詩稿》寫的序跋，等等。晉昌的《且住草堂詩稿》，是程偉元選編的一部詩集。晉昌、李楘、周籛齡、明義等人為《詩稿》寫的序跋，是研究程偉元生平事跡的重要材料。程氏跋文，是新發現的一篇程偉元佚著，對於研究他的思想、學識和文筆，更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圖一）。劉大觀的《玉磬山房詩集》不難找到，但一般都是八卷本，到《懷州集》為止；收有題《柳陰垂釣圖》詩的《懷州二集》，卻是很少見的，孫錫的題詩，內容頗難索解，還有待於認真探究。金朝覲的題詩，特別是詩序，為瞭解程偉元的生卒和生平，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情況和線索。此詩收入《三槐書屋詩鈔》，遼寧圖書館藏有該書的清稿本。
現將我們在程偉元與《紅樓夢》這個問題上所看到想到的東西寫出來，拋一塊引玉之磚，希望能引起《紅樓夢》研究者和愛好者的重視，根據這些資料及線索，作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程偉元的生卒、籍貫和家世
多少年來，人們誤解了程高本的序文，滿以為高鶚是續作者兼總編輯，而程偉元不過是一個「普通書商」。這種觀點集中地反映在《紅樓夢新探》一書中。此書作者三番五次地強調這個無中生有的論點，並據以作出種種空中樓閣式的推論。例如：
「從序文中看來，程偉元是出版商。……編輯工作雖說是『分任之』，恐怕是高鶚獨力承擔。」
「程偉元固是普通書商，高鶚卻是以修訂紅樓夢為己任。」 [3]
資產階級文人胡適也曾說過「高鶚續作後四十回，合併前八十回……程偉元出錢用木活字排印」。[4]林語堂則認為： 「後四十回除曹氏舊稿流傳出來由高輯整理補輯以外，任何人不能續。」[5]吹噓和武斷是胡適、林語堂的慣技，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的研究工作，需要的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新發現的材料證明，這些虛張聲勢、藉以唬人的議論， 統統是無稽之談。材料告訴我們，乾隆末年的程偉元，既不是《紅樓夢》的出版商，更不是「文粹堂」的闊老闆，而是一個不得志的閒散文人。他之所以收集、整理、排印《紅樓夢》，並不是出於「出版商的生意眼」。《紅樓夢》印行後，他也沒有因此而大發橫財。嘉慶初年，他就入了盛京將軍的「蓮幕」，出關到瀋陽去做「西賓」，仍舊過著詩酒放誕的筆墨生涯。程偉元的一生，既沒有做過達官，也沒有成為富商，始終處 「冷士」。
這裡就眼下所能看到的材料，對程偉元的生卒、籍貫、家世，作些簡略的介紹和分析。
生卒 程偉元的生卒年，向來是個未知數。現在生年還斗清楚，只能從新發現的交遊關係中，作個約略的推測；卒年則可以比較準確地斷定了。
在程偉元的朋友中，年齡和他最接近的，要算李楘。李楘在《且住草堂詩稿》序中說： 「程君小泉，予之同學友。」李楘成進士是在乾隆三十七年( 1772年)壬辰，假定他當時是三十歲左右，那麼應當生於乾隆七年( 1742年）左右，程偉元既然是李楘的「同學」，年齡應該相彷彿，有可能比李楘小幾歲。依此推測，程偉元大約生於乾隆十年左右，那就比高鶚小七歲左右。
程偉元的及門弟子金朝覲，作過一首《題程小泉先生畫冊》的詩。詩序寫道：
「暨先生下世後，求其遺紙，如片鱗只爪，不可多得。景堂二兄以舊紙囑題，余喜得見先生手澤，因志數言於巔。時嘉慶庚辰清和月之八日」。
詩的前六句，回憶了作者當年從學「程門」的情景；後六句
「吁嗟二十年，風流成往事。片紙寄精神，憂惚聞馨頦。 展卷托長言，用以鳴相思。」 [6]
看來，其時離程偉元「下世」不久，他的學生搜求遺紙，題詩心哀，長歌當哭，猶有餘痛，大概還不出「三年之喪」罷。「庚辰清和月」，是嘉慶二十五年( 1820年）四月，上推一、二年， 程偉元蓋卒於嘉慶二十三或二十四年( 1818或1819年)。
籍貫 關於程偉元的籍貫，根據他早年與李楘同學這個事實，可以作一種推測：他可能是蘇州人。李楘是江蘇長洲人。在清代，江蘇省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個縣；辛亥革命後廢長洲、元和二縣，並為吳縣，即今蘇州。清代陸懋修編輯的《蘇州長元吳三邑科第譜》裡，有關於李楘登科和任官的記載[7]。這就是說，李楘從小是在自己家鄉發蒙進學，參加鄉試的。他是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辛卯科長洲縣的舉人。那麼，程偉元和李楘是「同學」，自然也應當在蘇州地區上學。因此，說程偉元屬蘇州籍，是有可能的。
家世 程偉元的家世，雖無明文記載，但從晉昌的一首詩中，透露出點滴消息。這首詩說「義路循循到禮門，先生德業最稱尊。箕裘不墜前人志，自有詩書裕子孫。」在封建社會裡，統治階級的「禮」是不下「庶人」的，窮人也讀不起什麼 「詩書」。看起來，程氏家族是個崇尚「禮義」，專業「詩書」的封建世家。程偉元「本是詩書客」，雖未「瞻宮折桂」， 尚能「箕裘不墜」，繼承他的「前人」之志，以「詩書」傳 家。可以肯定地說，程偉元出身於封建統治階級，本人就是一個「士大夫」。
程偉元在遼東的社交活動
程偉元的社會關係和交遊活動，過去知道得很少，僅能從程高本的序文中瞭解到，乾隆末年他在北京和高鶚結識，兩人一起整理、排印過《紅樓夢》。新發現的材料表明，程偉元在嘉慶初年到遼東後，交結了一批在東北做官的士大夫，直到他晚年，年，所交往的還是這些人。他們是：盛京將軍晉昌，詩人劉大觀、宗室善怡庵，詞人孫錫，「同學友」李楘，學生金朝覲，等等。下面分別談談這些人的情況，以及他們同程偉元的交遊活動。
（一）晉昌 在程偉元嘉慶年間的交遊中，地位最高、關係最深、影響最大的，要數盛京將軍晉昌。晉昌，字戩齋，號紅梨主人，宗室，正藍旗人。他是清太宗皇太極之後，恭親王常寧五世孫，固山貝子明韶的長子。從嘉慶五年起，晉昌曾「前後三持節」（裕瑞詩句）——三次擔任盛京將軍的職務。在晉昌初任盛京將軍時，他的幕府中有兩個主要的幕僚，一個叫葉耕畬，另一個就是程偉元。晉昌「凡席中聯句，郵筒報答，必與二公偕」，而將軍衙門的「奏牘」工作，則是由程偉元一個「佐」理的。程偉元不但是盛京將軍的僚佐，也是紅梨主人的詩友。晉昌做詩是「隨時適興，意到即書，無草稿，無塗竄」的。程偉元卻是有心人，平時「記而錄之，萃而成帙」，居然默默地為晉昌收錄、編輯了一部「詩鈔」，這就是後來出版的《且住草堂詩稿》[8]。這部詩稿，共收了晉昌的詩七十三題一百五十四首，其中直接與程偉元唱和的，佔九題四十首；間接與程偉元有關的，有一題十二首；總計達十題五十二首，幾乎佔全書的三分之一。可見他們的關係之深。正像晉昌詩中常常詠歎的，每當他們在「把酒」，「賦詩」——「酒興偏教詩興濃」 的時候，往往是「放懷」 「忘骸」—— 「忘形莫辨誰賓主」的 (圖二）。當然，這種關係，說到底，充其量也不過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主子和奴僕的關係。不過，能夠同這位詩人將軍 「為忘形交」 ，「作文字飲」的程偉元，顯然不是一個普通「出版商」，卻可以從這一關係中看得出來。
(二）劉大觀 大觀字松嵐，山東丘縣人，乾隆拔貢。工詩，自成一家，為翁方綱、張船山、楊芳燦等人所讚賞。此人有一段惹人注目的經歷：他給曹雪芹的好朋友敦誠的詩文集寫過跋；同高鶚的大舅子、名詩人張船山訂過交；與程偉元做過「吟友」，而為《紅樓夢傳奇》寫序的吳雲更是他的至交。現在讓我們沿著他的宦海遊蹤，考察一下這些微妙的美系。
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壬子花朝後一日」，程乙本 「殺青」。三個月後，「壬子閏四月中澣」，這位「山左後學劉大觀」，就為敦誠的《四松堂集》稿本寫了一篇跋文。他說：「觀初閱四松堂詩，以為不過偶然遣興而己」，「及讀其文，…… 一切歡喜煩惱之因，升沉聚散之感，悉於三寸管城子宣洩而無遺」。集刊於嘉慶元年( 1796年)，紀昀寫好序文後，「又識」數語，催促「速付諸梓」[9]。可見劉大觀寫跋時，這個稿本還只在敦誠的友好中間傳閱，不是那個「圈子」裡的人，是看不到的，更不用說是題跋了。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年〉十月，劉大觀訪問張船山，兩人「談詩競日」，從此訂交，頻相唱和。在《船山詩草》中，有關劉大觀的詩題，有十二首，到嘉慶十五年為止，縷縷不絕。張船山賦詩訂交那年，劉大觀宦游遼海，初為開原縣令，從嘉慶元年到八年，一直在寧遠州知州任上。嘉慶五年程偉元到遼東後，與劉大觀交遊頗密，唱和甚歡。以至事隔十幾年後，劉大觀在善怡庵家裡看到程偉元畫的《柳陰垂釣圖》，還題詩詠懷，唏噓慨歎不已：
「此圖出自小泉手，我與小泉亦吟友。當時盛京大將軍，視泉與松意獨厚。將軍持節萬里遙，小泉今亦路迢迢。聚散升沉足感慨，白首何堪還一搔! 」
跋敦誠的集子，輒惑「升沉聚散」；題小泉的圖畫，則慨「聚散升沉」，思想情調，多麼一致!
(三)善怡庵 上面提到的那幅《垂釣圖》，原來是程偉元給另一個遼東故友善怡庵畫的小像。劉大觀的詩，題為《題覺羅善觀察怡庵<柳陰垂釣圖>》（圖三) [10]。這個善怡庵(庵) ，就是高鶚的及門弟子增齡、華齡的父親。從現有的文字材料看，只有此人，既是程偉元的朋友，又是高鶚的熟人，而且在嘉慶年間三人還保持著單線聯繫。這位「善觀察」是「長白覺羅」，名善廉，字怡庵。按滿族名、字連稱的習慣，一般叫做善怡庵。他生於乾隆二十九年( 1764年) ，四十七年考取候補中書，六十年授中書。嘉慶四年由中書補授侍讀，九年由侍讀補授盛京錦州知府，十年降為寧遠州知州。這時劉大觀遷觀察，已離任，善廉正好按他的班。正如劉大觀詩注所說「僕與善公先後知寧遠州事」。大概就在這個時期，程偉元與善怡庵生活在一起，關係比較密切。《柳陰垂釣圖》可能作於此時。嘉慶十八年，善廉被發往湖北，以道員用，署理荊南道(湖北宜昌)。在這前兩年，劉大觀「以上書抗論罷官去」， 「為寓公，至懷州(河南省懷慶府)。」善怡庵到湖北後，邀請劉大觀去「共食武昌魚」，劉於嘉慶十九年赴約。在酒席上，善怡庵拿出程偉元給他畫的《柳陰垂釣圖》來， 「千卮請買瓊琚詞」 ，劉大觀便乘著酒興，即席題詩。
善康有八個兒子，按排行是：阿爾金、增齡、彭齡、恆齡、華齡、喜齡、耆齡、凱靈。二子增齡字松崖，五子華齡字少峰，是高鶚的「及門」弟子，六、七、八子也跟著學習，「侍坐有年」。高鶚在中舉以前，確實當過塾師，在「塾齋」混過飯吃。乾隆五十三年考中舉人後，高鶚就不當塾師了，而增齡是乾隆五十五年出生的。華齡則為嘉慶二年生，這時高鶚已經考中選士，更不必靠舌耕來餬口了。善廉補授侍讀是嘉慶四年的事，九年就由侍讀補授錦州知府。高鶚到嘉慶六年才任內閣侍讀，那年增齡十一歲，華齡五歲。因此，善廉與高鶚的相識，增齡、華齡的拜高鶚為師，都應是嘉慶六、七、八、九這幾年中發生的事情。
(四）孫錫 程偉元在遼東結交的朋友中，孫錫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比人字備衷，號雪帷，浙江杭州人，是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癸丑)的進士。嘉慶七年任奉天開原縣知縣；嘉慶二十二年，繼劉大觀、善怡庵之後，升任寧遠州知州。道光二年( 1822年，壬午)季春，「被議落職」，罷官回籍。孫錫在宦游遼東的時候，結識了程偉元，兩人意氣相投，交情深厚。大概在孫錫任寧遠州知州時，程偉元曾去看望他，一同展畫吟詩，傾吐懷抱。孫錫《贈程小泉(偉元)》[11]全詩如下： (圖四)
「青楊小巷拓城陰，折簡來投碧海簪。冷士到門無暑意，虛堂得雨有秋心。綠醅琖淺憐輕病，紅豆香多入瘦吟。寄語直沽東下客，好將佳話續題襟。」
孫錫是詞人，「工倚聲，有《韻竹詞》回捲」，又有《韻竹山房集》四卷。想必裡面還會有些關於程偉元的史料，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發現。
(五)李楘 程偉元和李楘，不僅是一般的朋友，還是年青時的「同學」。李楘字滄雲，江蘇長洲人，乾隆壬辰進士。嘉慶五年二月，授奉天府及。同年三月，晉昌任盛京將軍，延請程偉元入幕。於是，這兩個同窗共學的舊友，就在盛京將軍衙門的「芸窗」中重逢了，從此以後，他們往來密切，唱和不少， 可惜還沒有找到「詩證」。程偉元有無詩集，是否還在，不得而知。李楘是有詩集的，叫《惜分陰齋詩鈔》。此集有嘉慶四年刊本，十六卷，翁方綱、王昶、徐長髮為之序。有個抄本[12]中，各分集都標明寫作時間，起自乾隆十九年，終於嘉慶三年。因此，李、程在遼東的交往，從集中看不出來。如果能找 到李楘後期的詩集，相信會有關於程偉元的材料在內的。
(六)金朝覲 朝覲字午亭，錦州鑲黃旗漢軍人。嘉慶四年(1799年）赴瀋陽，應童子試，後來在瀋陽書院學習。他在《題程小泉先生畫冊》詩序中說：嘉慶六、七年間，「余時肄業書院，以及門時親筆墨」。詩中描繪了當時的情景「昔我立程門，雪吹三尺積。揮麈細論文，臨池學作字。亦或試塗鴉，筆墨聊遊戲。」 (圖五）這裡用了「程門立雪」的俗典，含有雙關的意思。它說明，程偉元不僅是晉昌幕府的「西賓」，還是瀋陽書院的兼職教師，有過一批象金朝覲那樣的及門之士。程偉元沒有中過進士，但他的學生之一的金朝覲，卻是嘉慶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進士，官做到四川崇慶直隸州知州。
（七）其他 程偉元在遼東的交遊中，還有十來個人，例如：晉昌的兒子瑞林、祥林，晉昌的另一個幕僚葉耕畬，晉昌的家庭教師林鳳岡，金朝覷詩序中的「二兄景堂」，以及裕瑞、明義、煥明等等，就不一一細說了。
這裡倒要岔開一筆，介紹一點關於范秋塘的新資料。十五年前，郭沫若同志提出了重新評價《再生緣》的問題，並對此書作者陳端生及其丈夫范秋塘，作了精密的考證。現在發現，原來範秋塘認識晉昌，與程偉元也有過接觸。乾隆四十五年，范###(即范秋塘）因科場案充軍伊犁，嘉慶元年通大赦釋歸，剛回到杭州家裡，陳端生就病逝了。不久，范秋塘到了北京。晉昌在《即席與范秋塘敘舊》詩中說： 「三年前識秋塘面，一別匆匆幾度秋。」詩注指出： 「己未初晤，分詠畫蘭。」己未是嘉慶四年( 1799年）。次年，晉昌出任瀋陽。嘉慶七年，范秋塘「千里迢迢作客來」，寓居在盛京將軍衙門裡。晉昌熱情款待他，又是「杯酒相親」，只是「綈袍解贈」，又是代兒輩和詩，又是為故人作畫。可想而知，在這頻繁的應酬中，程偉元是少不了要周旋於其間的。晉昌在詩中極口稱讚范秋塘的人品才華： 「傲骨自凌風，直節獨超特。」 「誰解高人真面目，湖雲月露負仙才。」同時，也為他的半生坎坷而發浩歎：「江風君已經漂泊，旅邸誰還問暖寒? 」這一新資料的發現，再一次證明了：范秋塘就是范##，陳雲貞就是陳端生；而在「南《緣》北《夢》（即《再生緣》和《紅樓夢》）之間，又多了一層瓜葛。
程偉元的思想和才藝
乾隆末年，程偉元在北京的交遊情況不大清楚，只知道他的「友人」之一就是高鶚；還有一些向他「借抄」、 「爭睹」 《紅樓夢》的「友人」，雖云「甚夥」，不知是誰。這個時期， 程偉元不但自己熱衷於《紅樓夢》的搜集、整理和排印，還把 「閒且憊矣」的高舉人拉了來幫忙。從這一點看，似乎他對功名倒並不怎麼迷戀。但是，在他的主持和參與下，程高本對《紅樓夢》前八十回的篡改，特別是對後四十回的修補，鮮明地表現出倒退復舊、尊孔崇儒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這，不能不在本質上反映了程偉元的思想面貌。如果說，程偉元和高鶚這時在思想上有什麼差別的話，只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罷了。此後不久，高鶚中了進士，做了達宮，「爬上高枝兒去了」；程偉元卻橐筆關外，成了個「東山隱士」。
所謂「東山隱士」，本指既沒有功名官職，又不熱衷於此道的山林隱逸之士。不過，程偉元到底戴沒戴過烏紗帽，想不想聞桂子香，還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要說他沒有做過官吧，在他畫的扇面上，偏生蓋著「臣元」的連珠印，分明透露出一股封建官僚的酸腐氣。若說他沒中過舉，是個窮秀才吧，別人卻在預祝他進士及第。嘉慶七年冬天，晉昌還都時寫給程偉元的三十首和詩，其中第十二首的後兩句是：「況君本是詩書客，雲外應聞桂子芬。」這裡用的「桂子飄香」的典，和「蟾宮折桂」的含意差不多，都是比喻科舉及第的吉利話。
第三十首的前兩句說得更明白：「脫去東山隱士衫，泥金他日定開緘。」這不僅是在攛掇程偉元棄山林，投廊廟，簡直是給他打了必中進士的保票。在唐代，「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13]。晉昌這兩句詩，無異是在對程偉元說：脫掉那件「東山隱士」的長衫吧，有那麼一天，你一定會接到用泥金書寫的考中進士的「喜報」的。人們不禁要問：如果程偉元從來沒有中過舉，怎麼能以秀才的身份去考進士呢?晉昌又怎麼能一再預祝他金榜題名呢?這樣看來，程偉元很可能是個舉人，乾隆末年他寓居京師，大概也像高鶚似的，是在等待參加會試；後來雖然科場失意，名落孫山，卻丟不了那塊「敲門磚」，還在躍躍欲試。否則，晉昌豈不是在對牛彈琴嗎?
後四十回續書中大寫什麼「家道復初」、 「蘭桂齊芳」， 向來以為是出於高鶚之手，殊不知這和程偉元的思想志趣也是頗符合的呢。晉昌上述詩中的第二十二首有句云：「官捨中為『安素堂』，……曾題『蘭桂清芳'額。」 「安素堂」，是晉昌「官捨」中的主要廳堂。《戎㫋遣興草》的扉頁上，就印著 「安素堂藏板」五字，可見其地位之重耍。而程偉元為「安素堂」題的匾額，竟是「蘭桂清芳」四個大字。乍入眼，真有 「似曾相識」的感覺，使人很自然地聯想起續書中「蘭桂齊芳」 的話頭來。這是偶然的巧合嗎?不。認真分析一下，不難看出，這裡頭是有著必然的聯繫的。雖不能據此斷定，「蘭桂齊芳」這類文字均出於程偉元之手；但起碼可以證明，續書的思想傾向和程偉元的思想境界，是十分一致的。行文至此，寫下一筆「程偉元是想聞桂子香的」，「續書中有程偉元的思想文筆」，大概還不算是向壁虛造吧?
然而，程偉元終久沒有爬上去，至死還是個「冷士」。這是不是因為他的才藝不如高進士呢？否。若論八股文、試帖詩，高鶚不失為一個行家，程偉元也許要甘拜下風；但要比文藝素養，程偉元卻要高過高進士一頭去。程偉元寫得一手好文章，詩、書、畫也都來得，在文藝才能方面，確實要比高鶚強得多。
「文章妙手稱君最，我早聞名信不虛。」這是晉昌稱讚程偉元作文技巧高妙的詩句。可見早在乾隆末年，程偉元的文才在北京就已經「聞名」了。以致晉昌這樣的宗室貴族，在出鎮盛京時，還特地延請他入幕，佐其奏牘。程偉元的文章，現在知道的，只有兩篇半。一是程甲本的序；二是程乙本的引言，是程、高聯名寫的；三是他為晉昌的《且住草堂詩稿》寫的跋。此跋是一篇新發現的程偉元的佚文，可供研究(見圖一，不另錄)。
「新詩清潤勝琅玕\」，這是晉昌對程偉元詩作的評語。李楘在《且住草堂詩稿跋》中說：程小泉「工於詩」，晉昌 「凡席中聯句，郵筒報答」，必與之偕。程偉元的詩篇早已散佚了，我們只能從本人的詩論和別人的品評中，來窺測他的詩歌的風格和特色。從這些評論和程偉元《且住草堂詩稿》跋文中反映的詩歌主張來看，他比較重視詩歌的內容和「性情」的 「真」切，反對「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形式主義傾向。惟其如此，他寫的詩才會有「清新」這樣的特色。晉昌品評程偉元的詩作時，屢屢用「詩律清」、「新詩清潤」、 「瑤章三復見清新」和「贈言卅韻寫來真」等詞句來讚許，決不是偶然的。可以想像，程偉元的詩歌，可能是造語自然，言之有物，清潤新鮮的；總不會像高進士的詩詞那樣矯揉造作，無病呻吟，庸俗下流。
「書法應知傚二王」，晉昌這句評語，未免有過譽之嫌，但多少也反映出程偉元在書法方面的工力。這話是承上句「曾題蘭桂清芳額」來的。與此同時，程偉元在他所繪前扇面上， 還寫下了小字題記。這樣看來，程偉元不僅會寫蠅頭小字，還能作擘窠大書。這就證實了李楘所說的：「程(偉元)亦擅長字畫。」金朝覲詩中有「昔我立程門，……臨池學作字」之句，更說明程偉元還教授過書法。程偉元留下的墨跡，迄今所知的惟有周汝昌同志收藏的那張扇面。從這一真跡看，程偉元的字雖不算出色，但同高鶚的字比起來，「館閣」氣要少得多。
「古墨一螺生艷彩」，這是晉昌答謝程偉元贈畫冊時，對他的繪畫的贊語。程偉元擅長繪畫，李楘已明確講了。辛酉夏五月的畫扇，就是很好的物證。程偉元畫的作品，在他的友人的詩文中還提到過一些，如： (1 )《羅漢冊》。嘉慶七年晉昌過生日，程偉元畫了一本《羅漢冊》，作為祝壽的禮物。晉昌在答謝的和詩中稱讚說：「滿幅雲煙滿幅春，圖來壽佛倍精神。」此詩之後為《題阿那尊像冊十二絕》，正是題《羅漢冊》的，每個羅漢一首七絕，可知程偉元畫了一打羅漢。(2)《柳陰垂釣圖》。這是程偉元為善怡庵畫的一幅小像。此圖表明，程偉元不僅能畫山水、仙佛，也能畫人物肖像。（3）《程小泉先生畫冊》。金景堂舊藏，金朝覲題詩，已佚，內容不祥。
總之，程偉元是一個地道的封建士大夫，他前半生的經歷和思想很像高鶚，而其文學藝術方面的才能則勝過高銷。程偉元在乾隆末年發起、主持並參與校印《紅樓夢》，從思想意識到文藝才能，完全具有可能。將他當作琉璃廠的普通書商，而把一切歸之於高鉤的想法和做法，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應當糾正過來。
程高本《紅樓夢》的再認識
乾隆末年，程偉元和高鶚合夥篡改了曹雪芹的《紅樓夢》前八十回原作，又對搜集到的後四十回續作進行了修補，校印成一百二十回的活字本。由於他們的篡改和修補，削弱了《紅樓夢》原著的反對封建統治、批孔反儒的戰鬥鋒芒，加強了續作的復辟倒退、尊孔崇儒的反動傾向。這不僅是《紅樓夢》版本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我國清代中期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場嚴重鬥爭。
對程偉元其人其事進行科學的考證，目的在於研究程高校印本《紅樓夢》的來龍去脈、思想內容和社會影響，進而弄清上述這場鬥爭的背景、經過和實質，從中總結出規律性的東西來。離開這個目的，孤立地去考證程偉元，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程偉元和高鶚為程甲本寫的序(簡稱「程序」和「高序」)，以及他們為程乙本寫的引言（簡稱「引言」），是《紅樓夢》版本史上三篇重要的歷史資料。其中對《紅樓夢》流傳、校印情況的敘述，大體上是真實可信的；但他們對校印中進行的篡改修補及其動機，則作了掩飾和辯護。從這三篇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如下幾個問題。
（一）自曹雪芹去世後，《紅樓夢》原著前八十回在社會上廣泛地傳抄流行著。「《紅樓夢》膾炙人口，幾廿餘年，然無全壁，無定本」；「是書前八十回，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不脛而走」。
(二) 《紅樓夢》「殘缺有年」，原著後三十回「迷失無稿」。程序指出，《紅樓夢》「今所傳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只八十卷」。這就是說，早期脂本批語中記載的曹雪芹原著後三十回的草稿，掃數「迷失」，蕩然無存。
(三)在程高校印《紅樓夢》以前，已經有人補寫了後四十回的續書。程序所謂「原目一百廿卷」，以為曹雪芹原稿就是如比，是一個誤會。這正說明有人續作了後四十回，配上原著前八十回，合抄成一百二十回「全書」。 這種「一百廿卷」本的目錄和正文，當時已在傳抄流行。
(四)程偉元廣泛搜集原著前八十回抄本，並陸續購得後四十回續作的殘抄本。他看見過不少「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秘稿」 ，並「廣集」 「各家」 「抄本」進行「校閱」。他還以 「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 「竭力搜羅」 「後四十回」的殘抄本，「集腋成裘」，拼湊「全書」。
（五)乾隆五十六年，程偉元發起並主持校印《紅樓夢》，約請高鶚參與其事，排印出版程甲本。是年春，程偉元 「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續書，加上「歷年所得」的「廿餘卷」，湊得差不多了，「將付剞劂」。他去找友人高鶚幫忙， 出示「所購全書」，並說：「子閒且憊矣，盍分任之? 」高鶚 「欣然拜諾」， 「遂襄其役」。 「分任之」是分擔校訂任務， 「襄其役」是幫助做這件事情。可見程偉元是校印《紅樓夢》的發起人和主持者，也是主編，高鶚是他的夥伴和助手。從這年春天起，到「冬至後五日」，程高合夥校印出第一個活字本，各寫了一篇序，是為程甲本。
(六）乾隆五十七年春，程偉元和高鶚「重訂」《紅樓夢》，大事篡改、修補，校印出版程乙本。他們在「引言」中自稱： 「因急欲公諸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閱有紕繆。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這裡應當指出，在語言文字方面，程乙本確實校正了不少細小的訛誤，也做了一些統一化、通俗化的工作，這是無可厚非的。嚴重的問題在於思想內容方面，程乙本通過對前八十回的肆意篡改，削弱了原著的批判鋒芒；又通過對後四十回的大量修補，加強了續作的反動傾向。而「引言」卻輕描淡寫地說什麼「准情酌理，補選訂訛」，「增損數字」， 「便於披閱」； 「前後關照」， 「略為修輯」， 「至其原文，未敢肊改」。這完全是一派掩耳盜鈴的自欺欺人之談。
（七）程偉元、高鶚篡改、修補《紅樓夢》，是有政治目的的，是為維護封建主義的政治統治和思想統治服務的。曹雪芹原著前八十回在社會上一出現，立即引起了封建統治者的注意和「關切」，於是便有封建文人來進行刪削、篡改，企圖削弱它的批判鋒芒。而更加鋒芒畢露的後三十回，根本就不能『傳世』，於是又有人乘虛而入，採取狗尾續紹的方式，來歪曲原作的思想內容，進行反攻倒算。程偉元拿給高鶚看的「全書」，前八十回應是經過別人初步刪改的抄本；而後四十回則是別人為了開倒車而續作的，可以說這是未來的程高本的一個雛形。無怪乎高鶚看了，覺得它「尚不謬於名教」 ，「欣然」 夥同程偉元進一步篡改原著，修補續作，使其更加符合於「名教」，更能博得「名公巨卿」的「賞鑒」。
（八) 《紅樓夢》後四十回續書，既不是曹雪芹的原稿，也不是程偉元、高鶚憑空創作的，而是先由某無名之輩續寫草稿，後經程、高截補修輯而成的。高序自述，他在乾隆五十六年春天接受程偉元的邀請，兩人合夥校印《紅樓夢》，到這年「冬至後五日」就竣工了。試想：在不到一年的短時間裡，無論程也好，高也罷，那怕是程、高合作呢，怎麼可能寫得出四十回的續書來？其實程序和引言明明白白的交代了：「書中後四十回系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兩人「細加厘剔，截長補短」而成。僅僅憑張問陶「傳奇《紅樓夢》八十四以後俱蘭墅所補」一語，就把程、高這些話都斥為撒謊、賣關子、打馬虎眼，是缺乏說服力的。續書的「始作俑者」已湮不可考，而程、高是修補定稿的人卻確鑿無疑，因此，《紅樓夢》後四十回的續作者判定為「程偉元、高鶚等人」，才比較合乎情理。
上文僅就程甲本、程乙本的序和引言，談了一些看法。至於「程丙本」問題，我們經過調查研究，已獲得了新的認識，證明胡適和趙岡的考證是完全錯誤的。因甲乙丙三個程高排印本的同異、先後、優劣，情況很複雜，在本文中不易說清，擬另寫專文論述。
1791年，程偉元、高鶚校印的「程甲本」，成為後來一百 三十年間各種翻印本的祖本，為數有限的「程乙本」只在很小的範圍內流傳，社會影響不大。直到1927年，胡適捧出「程乙本」來，大吹特吹，這個篡改修補得相當厲害的本子，才取 「程甲本」而代之，廣泛流行了四五十年。1961年，胡適再次吹捧程乙本，由於資產階級實用主義的考證的謬誤，實際上他是在推銷一個越改越糟的程丙本。
通過對甲、乙、丙三個程高本校印、流傳的歷史的考察，我們看到從程偉元、高鶚等封建士大夫，到胡適、林語堂等的資產階級文人，對於《紅樓夢》這樣一部反封建的政治歷史小說，對於它的初步民主主義的思想傾向，是不能容忍的。他們從地主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總是要千方百計削弱它的批判鋒芒，縮小它的社會影響，以達到維護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的目的。因此，重視和加強對程偉元、高鶚及程高本《紅樓夢》的調查研究，是整個《紅樓夢》研究評論工作深入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