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與紅學
茅盾先生藻思倚馬，采筆生花，是中國文壇上不可多得的現代文學巨匠。他學貫中西，才通古今，在中國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方面，也都有深湛的造詣，特別對於「紅學」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半個多世紀以來，始終不懈地積極贊助和身體力行。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初登文壇不久的沈雁冰，就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文章，針對當時曹慕管對《紅樓夢》等古典小說的污蔑和辱罵，進行有力的駁斥。這篇題為《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的奇辱！》的文章（見該報1924年4月7日），劈頭就說：「曹慕管給楊賢江的信裡，有『性慾小《紅樓夢》、盜賊小說《小滸》、科舉小說《儒林外史》，等語；這些話原來是五十年前三家村學究的老生常譚，不圖竟出於民國十三年的澄衷中學校長之口！」他認為：「一件文藝作品是超乎善惡道德問題的，凡讀一本小說，是欣賞這本小說的藝術，並不是把它當作倫理教科書讀；所以即使《紅樓夢》等書是性慾的、盜賊的、科舉的，但若只把它們當作文藝讀，不當作倫理教科書讀，就絲毫沒有不合理的地方。」下進一步指出：「況且《紅樓夢》只不過多描寫些男女戀愛，何嘗是提倡性慾？《水滸》是描寫『官逼民反』，何嘗是提倡盜賊？《儒林外史》是極力反對科舉的，何嘗是提倡科舉？三書俱在，在天下凡生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然面曹慕管獨以為三書是性慾的、盜賊的、科舉的，正足以證明曹慕管非但沒有文學上的常識，連看小說的能力也沒有：真是笑話！」
三十年代中期，茅盾為了給青年學生學習古典文學提供方但，對《紅樓夢》進行刪削改訂，出版過一種同名「潔本小說」。他還寫了一篇《導言》（1934年5月），說明自己進行這一刪訂工作的緣起、原則和目的。
他寫道：「陳獨秀先生曾說：『我嘗以為如有名手將《石頭記》，瑣屑的故事改量刪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他，可以算中國近代語的文學作品中代表著作。』（見亞東版《紅樓夢》陳序）在下何敢稱『名手』，但對於陳先生這個提議，卻感到興味，不免大著膽子，唐突那《紅樓夢》一遭兒。」他擬定了三個原則，作為刪削的標準，「總計前後刪削，約佔全書五分之二。既然刪削過了，章回分界就不能依照原樣，所以再一次大膽，重訂章回，並改題了『回目』。」《導言》結尾說：「研究《紅樓夢》的人很可以去讀原書。但是中學生諸君倘使想從《紅樓夢》學一點文學的技巧，則此部節本雖然未能盡善，或許還有點用。」「這節本的原本就是亞東翻印的『程乙本』」，從《賈府的歷史》到《寶玉出家》，共計五十回，近五十二萬字。茅盾敘訂的這部潔本《紅樓夢》，原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初版於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已出到第四版；香港偉青書店１９７１年還過再版本，可見深受讀者的歡迎。
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圍繞著《紅樓夢》研究問題，發生過一場辯論。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召開了八次擴大會議，在最後一次擴大聯席會議上，作為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茅盾，作了《良好的開端》的總結發言。
六十年代初期，為了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推動中國紅學事業的發展，身為新中國第一任文化部長的茅公，在繁忙的政務中，積極組織領導了這一隆重的紀念活動。他還親自查閱了大量中外古今的文獻資料，經過縝密深入的思索考訂，親筆撰寫了《關於曹雪芹》這篇不朽力作（載《文藝報》１９６３年第１２期）。文中對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和創作，對《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成就及其在中外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對紅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精闢的分析和全面的評價。文章最後說：「對《紅樓夢》作認真的科學研究，我們還剛剛走了第一步。」「我們相信，這位偉大作家的逝世二百週年紀念，將成為我們進一步研究《紅樓夢》及其有關問題的起點，而且預期將有更多的改獲。」
進入七十年代以後，年逾古稀的茅公，雖然飽經風霜，對於國家前途、文他事業以至紅學研究，仍舊信心十足，滿腔熱情地寄予希望，拋以心力。一九七三年元月，茅公接讀了著名紅學家吳恩裕的新作《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以後，非常興奮，寫信給吳先生，表示支持。信中說：「新材料之發現，或出偶然，但台端考訂之精審，卻使斷簡復活，放異光彩，而曹雪芹之叛逆性格、思想轉變過程，遂一一信而有徵。足下舊作《曹雪芹的故事》，應予補充，再版問世，則有裨於青年，殊非鮮也。年來體力衰弱，視力尤差，懶翻細字之書，然精采如尊著，固不厭再讀也。」又說：「敦敏之《記盛》全文，不知尚有眉目能搜求否？甚望能得全文，且更有新的發現。」吳恩裕先生見信，又將《懋齋記盛的故事》後半部送去。茅公讀後，在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覆信中說：「懋齋記盛故事後半部已讀訖，興趣然，茲奉還。附呈一箋，書讀後所感。詩不工，書法尤其拙劣，以君子有嗜痂之癖，故不能藏拙，幸哂正為感。」詩云：「浩氣真才耀晚年，曹侯身世展新篇。自稱廢藝非謙遜，鄙薄時文空纖妍，莫怪愛憎今異昔，只緣頓悟後勝前，懋齋記盛雖殘缺，已證人生觀變遷。」
《社會科學戰線》雜誌創刊伊始，就得到茅公的熱情贊助。一九七八年秋天，筆者為該雜誌社編輯《一九七九年紅樓夢圖詠月曆》，特請著名畫家劉旦宅繪製了《紅樓夢》故事圖十二幅，並擬請茅盾、姚雪垠、吳世昌、周汝昌、張伯駒等六位著名詩人每人題詩兩首。九月末的一天，我拿了則從榮寶齋托好的畫頁，先到茅公府上，請他寓目。茅公一幅一幅仔細鑒賞，頻頻點頭稱讚。我拿出預先寫好的十二個畫題亦即詩題時，茅公興致勃勃地提起筆來，一面胸有成竹地圈了四個題目，一面微笑著說：「好，我先來圈。《讀曲》是一首；《葬花》是一首《贈梅》，是講妙玉的，我來題好了。」九月二十八日，茅公就作好了另外三首，連同《補裘》一首，一併用他那工整秀逸的行楷寫出。這些詩發表後，人們爭相傳誦，最受讀者歡迎的要數《贈梅》：「無端春色來天地，檻外何人輕叩門。坐蒲團終徹悟，紅梅折罷暗銷魂。」
同年十月，茅公還作了《題趙丹白楊合作紅樓夢菊花詩畫冊》長詩一章，尾聲寓意深長：「曾耐九秋凍，傲骨欺風。霜辛烈比姜桂，泰然浴春光。俯仰天壤際，長留晚節香。」
一九七九年五月間，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主持創辦了中國第一個紅學專門刊物《紅樓夢學刊》。特聘茅公為顧問，並請題刊頭。五月二十日上午，編委會成立大會在四川飯店舉行，茅公先去參加了另一個重要會議，快到中午時分，才趕來赴會。就座後，茅公申明他遲到的原因，向大家表示歉意，並祝賀編委會的成立，希望《紅樓夢學刊》越辦越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吳恩裕先生不幸逝世。我懷著沉痛的心情去給茅公送訃告，講述了吳先生臨終前還在伏案疾書的情景。茅公特地問起吳先生的享年，我說剛滿七十歲內陸悵惋不已地說：「才七十歲，比我還小十三歲，他死得太早了！吳恩裕是有才學的，他的《曹雪芹的故事》沒有寫完，真正可惜了！」我請茅公寫詩有困難，如能稍寬時日，倒想寫一篇悼文，我說這樣更好。到了一九八○年元月二十五日，茅公果然寫好一篇《追念吳恩裕同志》的文章，送給《學刊》，發表在一九八○年第三輯上。
去年八月下旬，在哈爾濱召開了「一九八○年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暨中國紅樓夢學會成立大會」。赴會前夕，我去給茅公送請柬，向他報告會議籌備情況。當談到在這次盛會上將正式成立「中國紅樓夢學會」時，茅公語重心長地說：「是啊，中國紅樓夢學會早就應該成立，現在來搞，不是早了，而是遲了。我年紀大了，身體弗好，哈爾濱是去不了嘍。請代我向大會表示祝賀。希望這次會議開得成功。」我講了籌備組醞釀的全國紅學會領導機構人選項的初步設想，提議請茅公擔任名譽會長，他慨然允諾。從哈爾濱回到北京，我便去看望茅公。
一見面他就說，會開得很好，我已經從報上看到了。我還是簡要地報告了大會的盛況，以及大家公推茅公為全國紅學會名譽會長的情景，並請他為「中國紅樓夢學會」題字留念。
我最後一次見到茅公，是在去看十一月一日。那天是去紅茅公送由他題籤的《文壇繁星譜》的樣書。茅公興高采烈地翻閱著這本紀錄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圖片史冊，幾百個他所熟識的文藝界的舊雨新知的生動形象，一下子湧現在他的眼底復心頭，感受到分外親切。當翻到幾位著名《紅樓夢》研究專家在會上歡聚一堂的圖景時，茅公聚精會神地端祥著，從右往左排列的是：吳恩裕、吳世昌、俞平伯、周汝昌、馮其庸、李希凡、藍翎。茅公一面依次念叨著他們的姓名，一面打聽這些紅學家們的近況，十分關切中國紅學界的團結和進步。
從上述我所知見的點滴事實，就可以看出，茅盾先生為發展繁榮中國的紅學事業，竭盡心力。茅公的溘逝，使中國文壇又殞落了一顆燦爛的巨星，也使紅學界頓失了一位真正知音的良師益友。
寫於1981年4月19日
中國新聞社發稿於1981年5月1日
【附記】 茅盾先生的一生同《紅樓夢》結下了不解之緣，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對海內外紅學事業的發展至為美注，鼎力贊助。茅公仙逝後，中國新聞社專稿部約我撰文，陳述他在紅學方面的業跡，回憶我與茅公交往中有關紅學的若幹事實。因系中新社專稿，旨在向海外讀者作客觀介紹，如實鋪敘，未加評論。關於茅盾在紅學上的高深造詣和重大貢獻，很有必要撰寫專文，加以系統的介紹和全面的評價。這篇小文自難勝此重任，這次收入本集，亦不宜再事增飾，一仍其舊，以志紀念，敬希海內讀者諒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