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紅樓夢》
陳寅恪雖無研究《紅樓夢》的專文，但他在其他論著中多次提及《紅樓夢》，特別在其晚年的紅妝研究中，涉及《紅樓夢》的次數明顯增多。陳寅恪關於《紅樓夢》的論述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於《紅樓夢》的作者、成書淵源及其藝術成就的整體評價。二是以《紅樓夢》為參照系，與他紅妝研究中的女性進行比較，有時也順便對《紅樓夢》中的某些具體情節或細節描寫給予簡要的評述。以下分別論述。
一
現在可以看到的陳寅恪最早的關於《紅樓夢》的文字，是他於1919年寫給吳宓的一首詩。據吳宓日記，1919年3月2日，吳宓應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邀請，作了一次關於《紅樓夢》的學術演講，同年3月26日， 陳寅恪即贈給吳宓一首《〈紅樓夢〉新談題詞》詩：
等是閻浮夢裡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１。由此詩可以看出，陳寅恪對於吳宓大談《紅樓夢》及其有關觀點雖未有異議，但於字裡行間卻流露出一種感傷與悲涼，所謂「夢中談夢」更表現出對人生的虛無感和無可奈何的絕望感，這也許和他留學國外、久居異鄉及年輕人常有的情感波動有一定關係。自此詩起，他與吳宓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生死之交，而關於《紅樓夢》，他們仍然有話可說。
1944年底，陳寅恪已雙目失明。就在身心遭受如此重大打擊的情況下，陳寅恪居然忘不了向去探望他的吳宓大談他對《紅樓夢》成書的看法。茲將吳宓所記下的此次談話要點錄在下面：
又詳告宓《故宮博物院畫報》各期載有曹寅奏折。及曹氏既衰，朝旨命李榕繼曹寅之任，以為曹氏彌補任內之虧空。李曾任揚州鹽政。外此尚有諸多文件，均足為考證《石頭記》之資，而可證書中大事均有所本。而後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之說，不攻自破矣。又曹氏有女，為某親王妃。此殆即元春為帝妃之本事。而李氏一家似改作為王熙鳳之母家。若此之線索，不一而足，大有可研究之餘地也２。儘管吳宓所記的只是一個概要，儘管陳寅恪可能還看到過更多的資料而未來得及說出，但僅從上述一段中，已可看出陳寅恪根據自己所掌握的史料而作出的一系列判斷的學術價值了。
首先，陳寅恪認為，根據他所見材料，足可證明《紅樓夢》絕非任意虛構之作，其中大事均有所本。這一判斷又有兩層意義，第一，它在當時諸多的紅學流派中，顯然認為《紅樓夢》的最大特點是寫實，是現實主義的巨著，這與魯迅、胡適等人的觀點基本一致。第二是這種寫實特點應與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詩歌中的寫實特點有關，陳寅恪既主張以詩證史，倘將範圍擴大，則也可以文證史，以小說證史。事實上陳寅恪在其史學研究中，已有過這樣的證史方式。
其次，陳寅恪認為後四十回也應為曹雪芹所寫，這與紅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有異。其實，一直有人認為後四十回中有曹雪芹的遺稿或認為高鶚是根據曹雪芹遺稿加工修改而成的。從上引一段話中，雖然還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但陳寅恪可能還掌握了一些更具體的材料或證據，所以他說「大有可研究之餘地」。
關於《紅樓夢》的最早最有權威的評論者「脂硯齋」一名的來歷，陳寅恪認為可能與南朝徐陵《玉台新詠序》中的「然脂瞑寫」之典有關３。但有意思的是，陳寅恪在提出自己這個猜測後，並未對此進行考證，而把問題留給了當時的紅學界：「不知當世紅專名家以為然否？」此言當寫於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聯繫當時學術界特別是紅學界的狀況，「紅專名家」似有所指，至少表示出陳寅恪對當時一些「紅學專家」的不滿吧。
在對《紅樓夢》的藝術成就評價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他對《紅樓夢》結構的評價不高，甚至認為與其他中國古典小說一樣，結構不夠精密，實為多個短篇雜糅而成：
綜觀吾國之文學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詩，出於名家之手者，則甚精密，且有系統。然若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詩而成之巨製，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過取多數無系統或各自獨立之單篇詩文，匯為一書耳。其中固有例外之作，如劉彥和之文心雕龍……。至於吾國小說，則其結構遠不如西洋小說之精密。在歐洲小說未經翻譯為中文以前，凡吾國著名之小說，如水滸傳、石頭記與儒林外史等書，其結構皆甚可議４。陳寅恪此言可謂大膽，竟認為中國古代著名長篇小說的結構均有問題。自然，他認為例外也是有的：
寅恪讀此類書甚少，但知有兒女英雄傳一種，殊為例外。其書乃反紅樓夢之作，世人以其內容不甚豐富，往往輕視之。然其結構精密，頗有系統，轉勝於曹書，在歐西小說未輸入吾國以前，為罕見之著述也５。陳寅恪如此強調《紅樓夢》等古典小說在結構上的缺陷，並有意以《兒女英雄傳》為鮮明的對比，得出了與學術界常見觀點幾乎截然相反的結論。他的結論能否成立？他為何有此見解？我以為以往人們對此重視不夠，只是簡單地歸因於50年代初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對陳寅恪所產生的影響，認為陳寅恪的看法有情感因素，不夠客觀。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根據現有材料，陳寅恪的這種看法一直持續到他寫作《柳如是別傳》的過程中，其中必有他理智上的判斷，決非一時感情上的衝動。所以對此仍須認真探討。
我認為，要全面正確地理解陳寅恪的觀點，除了把握時代背景和陳寅恪當時的心態外，更應注意從中西文化和文學比較的角度，從他對文學作品之結構的理解方面入手，才可能有更具說服力的解釋。首先，陳寅恪對兩部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一褒一貶，其參照系是西方小說，其衡量標準也是西方小說的結構方式。為此他曾以林紓為例進行說明。林紓曾對自己所翻譯的哈葛德之小說大加讚賞，比之為司馬遷之《史記》，似乎比擬不當。然陳寅恪認為林紓實際上深知為文結構的重要和中國古代長篇小說對結構的輕視，所以他一見哈葛德小說的結構精密，就驚歎不已。林紓如此，那麼比林紓讀過更多外國小說的陳寅恪當然也就更清楚中西小說在結構上的差異。有意思的是魯迅也對《紅樓夢》進行過比較研究，不過他是把它與傳統的中國小說相比，所以說它打破了傳統的寫法，而且魯迅也更看重《紅樓夢》的寫實特點，對其結構並未給予很高的評價。其次，陳寅恪同時還提到《水滸傳》、《儒林外史》等小說，它們的結構的確如陳寅恪所言，是由多個短篇彙集而成，對此魯迅也有批評，如說《儒林外史》：「惟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雖雲長篇，頗同短制。」６那麼，《紅樓夢》是否也是這樣？在這一點上，陳寅恪與目前學術界公認的觀點有了分歧。如何解釋？我認為應當注意陳寅恪在談到結構時多次用過的一個詞：「系統」。他認為有系統才是結構出色的小說。那麼何謂「有系統」？陳寅恪雖無正面解釋，但從他一系列論述中可知，他的「系統」是指「敘述有重點中心」、「不支蔓」、「無夾雜駢枝等病」７。據此可推知他反對長篇小說中的多主題寫作方式和多情節同時並進發展的表達方式，以此衡量，顯然《紅樓夢》主題、情節都過於複雜，而《兒女英雄傳》則要清晰得多。但西方小說中也不乏結構複雜之巨著，這豈不與他先前的論斷（西方小說在結構精密上遠勝於中國小說）相矛盾？我認為，陳寅恪雖然也用西方小說作為參照系，卻並未簡單地照搬西方小說結構特點來套中國小說，他仍能從中西文化的差異出發，注意到中國小說的民族性和中國讀者的審美習慣。也許在這方面他對《紅樓夢》之結構有些過於苛刻，但也說明他認為《紅樓夢》在把握結構方面既未能考慮到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又未能真正達到西方傑出小說結構的精密。寫到這裡，我們不僅要問，是否我們以前對《紅樓夢》結構的評價太高了？是否存在著忽視《紅樓夢》在結構上不足的傾向呢？
事實上，在中國小說中，線式情節結構一直占主要地位，單線式（有些似乎是有一明線和一暗線，但實際上仍以明線為主）情節結構更為常見，雖然有所謂「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寫法，但那另一枝往往只是作為插曲或次要情節出現於小說中，並不影響主要線索的發展。以此來看《兒女英雄傳》，則其結構顯然清晰明快。全書有明暗兩條線索，明線寫安學海父子獲取功名之經歷，暗線寫十三妹為父報仇，最後兩線合一，以十三妹嫁給安驥為全書線索合一的標誌。全書的主旨既然是出於反《紅樓夢》之考慮，則注重表現傳統的倫理思想道德，對此陳寅恪也已指出。但他更看重的是其結構的精密和完整，是其在敘述上以安氏父子活動為中心的特點，在他看來，這樣方為有系統之作，也更符合中國讀者的欣賞習慣。至於《兒女英雄傳》中的才子佳人大團圓式的結局，固然俗不可耐，卻並非一無是處，畢竟也能曲折地表現出人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與渴望：「相傳世俗生活中，才子佳人狀元宰相之鄙惡結構，固極可厭可笑，但亦頗能反映當日社會這一部分真像也。」８陳寅恪這種觀點與看問題所取視角自是與眾不同，這也說明為什麼他能從被眾人視為俗套的彈詞《再生緣》中，挖掘出陳端生那顆追求精神自由的心靈。
相形之下，《紅樓夢》雖也描寫了寶黛這一對封建制度的叛逆者，但一方面其結構頗遭陳寅恪非議，另一方面寶黛的追求精神獨立與思想自由顯然並不總是那樣始終如一，且全書只寫兒女私情，不寫英雄氣概，無一個英雄豪傑式人物，陰柔之氣過重，這恐怕都會使陳寅恪不滿。比如他就對《紅樓夢》中林黛玉代寶玉寫試帖詩及寫一些應景之作的描寫給予嘲諷：「又悼紅軒主人極力摹寫瀟湘妃子，高逸邁俗，鄙視科舉，而一時失檢，使之賦此腐句，頌聖終篇。若取與燕北閒人《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回《開菊宴雙美激新郎，聆蘭言一心攻舊世》中渴慕金花瓊林宴及誥封夫人，而行酒令之十三妹比觀，不禁為林妹妹放聲一哭也。」９在陳寅恪看來，十三妹之身份、學識及性格等，當然可以有如此描寫，而寫林黛玉如此則違背了她的思想性格特點，應為敗筆。類似之不滿還有一些，如他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在論及楊貴妃之死時，又談到《紅樓夢》中尤二姐吞金自盡，認為根據今日病理家理論，吞金絕不能致死。又如在《論再生緣》中，多次指責《紅樓夢》中有描寫失實之處：
鄙意石頭記中，不合事理者頗多，如晴雯所補之孔雀毛裘，乃謂出自俄羅斯國之類。值得注意的是，陳寅恪在指出《紅樓夢》的失實描寫後，往往拿《兒女英雄傳》作為好的例證與之比較，其褒貶色彩極為強烈，顯然他是有意為之的。問題在於，無論陳寅恪怎樣一褒一貶，《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在思想、藝術上的巨大差距是顯而易見的，陳寅恪也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但他為何仍要如此？
我以為，除上面我們所作的分析外，綜合看，應從以下幾點來理解。首先，陳寅恪更多注意的是《紅樓夢》在藝術上的某些不足，對於其思想性並未給予明確的批評。其次，《紅樓夢》也的確在不少地方特別是細節描寫上有敗筆，有些雖可能是修改過程中或後人續寫時的疏忽，但對全書的藝術成就是有影響的。《紅樓夢》在結構上的確氣勢宏大，如大江東去，浩浩蕩蕩，然也必有泥沙俱下、顧此失彼的現象。第三，《兒女英雄傳》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倘若拘泥於以思想進步與否來衡量，特別是如果僅僅拘泥於是否表現了當時社會發展的主要趨勢方面，則可能不夠深刻甚至落入俗套，但其中對於男女主人公的描寫又是相當成功的，特別是十三妹敢於除暴安良並大膽追求個人幸福的性格，正符合陳寅恪心目中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的標準。此外，安學海父子的經歷，與陳寅恪的祖輩有相近之處，如安學海做過河工知縣，陳寶箴也曾奉命治河；安學海遭人陷害，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也在戊戌變法中遭受致命打擊等等，這些都可能更使陳寅恪產生共鳴，也更容易產生偏愛。特別是在五十年代初，他的一些同事、學生紛紛放棄學術獨立的立場，心甘情願地接受改造，有些人甚至背棄師門，這都會令他心寒，而《兒女英雄傳》中的安學海雖遭陷害，卻賴其學生大力相助，終於轉禍為福，又怎能不讓陳寅恪感慨萬千。所以他在當時的情況下，又寫信給老友吳宓，傾訴內心感受：
《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回：「敦古誼集腋報師門」，……吾輩之困苦，精神肉體兩方面有加無已，自不待言矣十。有著這樣的感受，再加上述種種因素，就不難理解陳寅恪為何會對《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有如此不同之評價了。
二
晚年的陳寅恪，將其治學重點轉向「紅妝」研究，學術界對此已給予高度重視，但對於《紅樓夢》在此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似尚未有綜合論述。以下我們結合具體例證，嘗試作一分析。
目前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陳寅恪進行紅妝研究的目的是要頌讚她們勇於追求幸福的精神和獨立自由的人格，以寄寓自己類似的情懷。不過我認為應再明確一點，即陳寅恪是在有意進行比較，將佳人與才子相比，將女性與文人相比，在此比較中他批判了歷史上某些文人的軟弱膽小乃至卑鄙無恥、賣身投靠，這不單單是一個為受冤屈、受誤解的女性翻案的問題，更是闡釋中國知識分子人格和怎樣爭取獨立意志和地位的問題。也許只有如此，方可更深地理解他的紅妝研究以及吳宓所記一段話的深意：
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此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閒、風流之行事……⑾而且，似乎人們對道德氣節注意過多，對所謂政治夷夏是否也應給予更多的重視？這其中不僅有民族問題，更有文化及政權評價問題。對此我們並不準備展開論述，只是提醒讀者，以下我們對《紅樓夢》在其紅妝研究中地位、作用的分析，都是在這一背景之中進行的。
在《柳如是別傳》中，陳寅恪極力頌讚柳如是的美好人格和獨立自由精神，對其給予深深的同情，甚至認為柳如是乃古代小說中理想人物的具體代表，為此他以古代文學作品中幾個傑出而美麗的女性來正面烘托柳如是：
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實甫「多愁多病身」及「傾國傾城貌」，形容張、崔兩方之辭，成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吳越一隅之地，實有將此理想而具體化之河東君。真如湯玉茗所寫柳春卿夢中之美人，杜麗娘夢中之書生。後來果成為南安道院之小姐，廣州學宮之秀才⑿。陳寅恪認為，《紅樓夢》中的林黛玉乃曹雪芹糅合不同人物性格而塑造出的典型，是雖有人物原型卻是虛構出的人物形象，而柳如是則是活生生的歷史上存在的真實人物，自然比林黛玉更加可親可愛。而且他認為柳如是正如林黛玉，不僅美麗多情，而且聰慧多才，所以又等於是美人與書生的綜合，這樣在現實生活中曾經有過而非僅在小說中出現過的人物，豈不是更令人讚歎不已。這種不惜以最美好的言辭以及用《紅樓夢》中美麗的女性形象來襯托、頌讚柳如是的寫法，在《柳如是別傳》中還有一些：
吾國舊時婦女化妝美容之術，似分外用內服兩種。屬於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類，不必多舉，屬於內服者，如河東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寶釵服冷香丸（見石頭記第柒及第柒捌兩回），即是其例。……然則河東君之香乃熱香，薛寶釵之香乃冷香，冷香猶令寶玉移情，熱香更使臥子消魂矣⒀。在論及柳如是與陳子龍、錢謙益的愛情婚姻的悲歡離合時，陳寅恪顯然認為柳與陳的結合當是最完美的結局，但他們最後卻不得不分手的悲劇結局，自令陳寅恪無限惋惜。因此他在論及柳如是與陳子龍時，往往會自然地聯想到《紅樓夢》中黛玉與寶玉的悲劇，並把有關的愛情描寫場面用到自己的著作中，真正做到了對古人有「瞭解之同情」和筆下有情，冷冰冰的歷史在他寫來成為生機盎然、情景交融的優美文字了：
但臥子是時則轉抱林黛玉過梨香院牆下，聽唱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及「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感恨矣（見石頭記第貳三回）。……此時河東君即寓居橫雲山，豈謂河東君乃舒章之嬌艷賓從耶？臥子自注云：「舒章招予游橫雲，予病不往。」不知是托病，抑或真病？若托病者，則其故雖不能確知，但必有河東君複雜之關係在內。若真病者，則崇禎八年首夏，臥子因河東君離去南園及南樓而發病，事後雖痊癒，然亦以有所感觸，時復臥疾。……實世所謂「心病」而非「身病」也⒁。對於《紅樓夢》中黛玉聽曲這一場面及《西廂記》、《牡丹亭》中的美妙唱詞，陳寅恪看來是極其喜愛的，故而在其著作中數次提及，早在《論再生緣》中，他就曾以此例比擬陳端生，其用意也正與上例同，是為了稱頌並襯托映照端生的內心感受之深切：
端生雖是曹雪芹同時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寫成再生緣第壹陸卷時，必未得見石頭記，自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端生杏墜春消，光陰水逝之意固原出於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卻適與紅樓夢中林黛玉之感傷不期冥會。……不過悼紅僅間接想像之文，而端生則直接親歷之語，斯為殊異之點，故再生緣傷春之詞尤可玩味也⒂。
此段及上面的例證均說明，陳寅恪極為看重作者寫親身經歷之情景和感受，認為比那些出於想像和虛構而寫的東西更有價值，這也許出於他那歷史學家的判斷標準，但顯然也寄寓了他個人的情感體驗。在這兩個例證中，無論是《紅樓夢》，還是《西廂記》和《牡丹亭》，這些出於虛構的文學作品均被陳寅恪用來為他筆下的歷史人物增光添彩。把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的代表作和代表人物，用在歷史著作之中，為彰示歷史人物的美好情操服務，這也可以說是一種以詩證史，但它所要證明的並非某個歷史事件的真實性，而是歷史人物那獨立自由的心靈和高尚美麗的情操！
據筆者粗略統計，僅在《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中，提及和評述《紅樓夢》的文字就有20餘處。儘管陳寅恪對《紅樓夢》的結構等不無微辭，但這樣高的徵引頻率說明他還是極為重視這部古典名著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紅樓夢》、《牡丹亭》、《西廂記》等作品，由於塑造了一些美麗可愛、有膽有識的女性形象，在這個意義上也可稱之為「頌紅妝」的作品，所以它們終能激起陳寅恪的共鳴。然而陳寅恪並不滿足於這些出自虛構的女性形象，終於從歷史中尋覓得陳端生、柳如是等真實的紅妝英雄，並為她們大唱讚歌。也許只有在這樣的情景中，才可理解《紅樓夢》與其紅妝研究的關係。
此外，陳寅恪在其紅妝研究中，常常順便提及《紅樓夢》中的某一人物或情節，它們不像前面所舉之例，似乎與其正論所及的內容關係不大。但實際上，作為歷史學家，出於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展的關注和對社會變遷、滄海桑田的感慨，陳寅恪即使在考證一些看來是十分瑣細的事物時，也善於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其提及《紅樓夢》的一些文字，看似可有可無，但細細品味，則不難體會陳寅恪的內心情感和良苦用心。在《柳如是別傳》中，通過對人參作為藥品和作為貴重物品甚至貨幣代用品的考證，陳寅恪寫下這樣一段文字：
人參在明季非僅限於藥物之性質，亦可視為貨幣之代用品矣。漁仲於明季由北京至南方，挾此後起外來之奇貨以當多金，豈為行俠救貧耶？抑或求利自濟耶？寅恪非中醫，且無王夫人「賣油的娘子水梳頭」之感歎（見紅樓夢第柒柒回），故於人參之功效，不敢妄置一辭。但就此區區藥物，其名實之移轉，價格之升降言，亦可以通知古今世變矣⒃。王夫人之感慨是因家中無上好人參給王熙鳳配藥而起，且往日賈府白送給外人不知多少，如今竟然自己用時也沒有了，雖然從賈母處又找了一大包，卻因年代太久，藥性已失，等於一團爛木頭。曹雪芹在寫王夫人帶人搜檢大觀園、趕走晴雯、司棋、芳官等人之前寫了這麼一段關於找人參的情節，是大有深意的，因為自此之後，大觀園已非樂園，賈府也已日趨破敗。人參之事雖小，但也正如陳寅恪所說，「可以通知古今世變」。特別是在上一回中結尾寫黛玉與湘雲聯詩，其詩句已露悲音，果然馬上就是大觀園中起風波，如此，夾在這兩個看似無關而實則有內在聯繫事件中間的找人參一事，就有了特殊的意義。陳寅恪當然對此有深切的感受，雖僅提及一句，卻將人參在明清數百年間特殊的反映社會變遷之作用巧妙地道出，真正是見一葉而知秋。
綜觀陳寅恪關於《紅樓夢》的多種看法，可知他無論對其藝術上的缺陷有多少不滿，但仍是十分重視這部古典名著的。事實上，他已把這些評論視為紅妝研究的一部分，而他的「頌紅妝」系列，又是對《紅樓夢》等以刻畫女性人物見長之優秀傳統的繼承與發展。也正因為他對《紅樓夢》等在謳歌追求個性自由、精神獨立方面有所不滿，才自己動筆為陳端生、柳如是等樹碑立傳。在他看來，無自由精神，就無優秀作品；有自由精神，則形式並不能束縛創作，陳端生能利用彈詞創作《再生緣》就是例證。那麼反過來可以追問：陳寅恪責備《紅樓夢》結構不佳，是否也在暗示著曹雪芹沒有完全具備陳端生的自由精神和獨立意志？而將曹雪芹與陳端生如此對比，是否也喻示著其文人與女性比較而一貶一讚的意味？對《紅樓夢》之作者是如此，那麼對那個時代的研究紅學的「紅專名家」又意味著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