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和俞平伯因紅樓結緣
1928年陳寅恪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同住京城，寅老任教於清華國學研究院，俞平伯原執教燕大，這一年的十月也來到清華，在大學部中文系擔任講席。當時寅恪先生正在研究韋莊的《秦婦吟》，嘗請平伯先生以小楷抄錄《秦婦吟》長卷，並註明流傳本文字的異同。俞平伯應命寫畢，撰有跋語一篇：
余與寅恪傾蓋相逢，忘言夙契。同四海以漂流，念一身之憔悴，所謂去日苦多，來日大難，學道無成，憂生益甚，斯信楚囚對泣之言，然不自病其惑也。今歲丁香開後，囑寫此篇。明知字跡塵下，無以塞命，惟念古今來不乏鴻篇巨製，流布詞場，而寅恪兄乃獨有取於此，且有取於稚弱之筆法，則其意故在牝牡驪黃之間也。中和癸卯後千有四十五年歲次戊辰春三月俞平伯寫跋於北京。（參見蔣天樞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頁69）
《秦婦吟》是寅恪先生生平最重視的一篇作品，曾前後三次校箋，每次均有所增補。第一次在1936年，題目是《讀秦婦吟》（後改為《秦婦吟校箋》）；第二次在1950年，題目作《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第三次是最後之定稿本，題目作《韋莊秦婦吟校箋》，收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文集本《寒柳堂集》。
請俞平伯書寫長卷，可使我們追溯寅恪先生對韋莊詩作發生特殊興趣的初始之期，以及他當時的理解。所以當第一次校箋之時，寅恪先生提及：「戊辰之春，俞銘衡君為寅恪寫韋端己秦婦吟卷子，張於屋壁。八年以來，課業餘暇，偶一諷詠，輒若不解，雖於一二字句稍有所校釋，然皆瑣細無關宏旨。」那麼「宏旨」何在？就在於：「端己之詩，流行一世，本寫故國亂離之慘狀，適觸新朝宮閫之隱情。所以諱莫如深，志希免禍，以生平之傑構，古今之至文，而竟垂誡子孫，禁其傳佈者，其故儻在斯歟？儻在斯歟？」（《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頁112）
實際上俞平伯對陳之解詩寓意已微有所知，故前面跋語寫得非常含蓄，只說「其意故在牝牡驪黃之間也」。
同是1928年這一年，陳寅恪也為俞平伯做了一件值得一書的事情，就是他應俞平伯先生之請，為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曲園的《病中囈語》寫了一篇跋語，時間也是在這一年的「春三月」。
經學大師俞樾（曲園為其號）的《囈語》作於晚清庚子、辛丑（1900至1901年）之間，共九章，對後來家國政局的變端頗多預見性，因而為士林所傳誦。寅恪先生認為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因此在跋語中申而論之道：
人事有初中後三際（借用摩尼教語），猶物狀有線面體諸形。其演嬗先後之間，即不為確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關係。故以觀空者以觀時，天下人事之變，遂無一不為當然而非當然。既為當然，則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又說：「當時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禍之將屆，況先生為一代儒林宗碩，湛思而通識之人，值其氣機觸會，探演微隱以示來者，宜所多言中，復何奇之有焉！
真可以說，知俞樾者，寅恪也。
跋文還提到與俞平伯的思想交往：
嘗與平伯言：『吾徒今日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托命於非驢非馬之國，其所遭遇，在此詩第二第六首之間，至第七首所言，則藐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誦之玩之，比諸遙望海上神山，雖不可即，但知來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抒憂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還說：「此詩末首曰：『略將數語示兒曹。』然則今日平伯之錄之詮之者，似亦為當時所預知。此殆所謂人事之當然而非偶然者歟？」（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寒柳堂集》，頁146）
可見陳、俞二人的文字因緣並思想之默契，固有存於文字及話語之外者。
所以，當1954年俞平伯與胡適一起遭受誣枉之災，謹慎如寅恪先生也禁不住要為他的老友一辯。這就是寫於同年的七律《無題》：
世人欲殺一軒渠，弄墨然脂作計疏。
猧子吠聲情可憫，狙公賦芋意何居。
早宗小雅能談夢，未覓名山便著書。
回首卅年題尾在，處身夷惠泣枯魚。
整首詩與俞平伯的身份以及古典、今典，完全對景吻合。《後漢書·薊子訓傳》載：「（子訓）嘗抱鄭家嬰兒，故失手墜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他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吾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
俞平伯1949年以後對新政權是認同的，而且似乎煥發了致力於學術的熱情，寫作與研究格外勤奮。《紅樓夢簡論》、《讀紅樓夢隨筆》等，均成稿於此一時期。「軒渠笑悅，欲往就之」的欲就父母懷抱的小兒情態，頗似俞平伯對新政權所採取的親近態度。（最早引此典為說的，是中山大學的李堅教授（見其《陳寅恪詩集中的悲觀主義色彩淺釋》一文，載《＜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第103頁，浙江人們出版社1995年版），不失為詮解陳詩的一個貢獻。）
陳寅恪《無題》詩的最後兩句有小註：「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詩云『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此即指當年應俞平伯之約，所作的《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一文。俞樾道光三十年應禮部殿試的複試，詩題是讓人易生感傷的「澹煙疏雨落花天」，但他賦得的詩句卻為：「花落春仍在，天時尚艷陽。」得到曾國藩的激賞。俞樾室名「春在堂」三字，也是在曲園先生罷黜後，由曾國藩所書。所著書則稱「春在堂全書」。因此寅恪詩注裡的「春在翁」，自是指俞曲園無疑。
第三句「猧子」後亦有註：「太真外傳有康國猧子之記載，即今外人所謂『北京狗』，吾國人則呼之為『哈巴狗』。元微之夢遊春詩『嬌娃睡猶怒』與春曉絕句之『 兒撼起鐘聲動』皆指此物，夢遊春之『娃』乃『 』字之誤，淺人所妄改者也。」
寅恪先生對批俞以及批胡適之不滿，溢於言表，甚至用了責詈挖苦的詞語。
陳寅恪《無題》詩五、六句「早宗小雅能談夢，未覓名山便著書」，也是指俞平伯年輕的時候就發表詩作及研究《紅樓夢》，當時還很幼稚，並沒當作名山事業，傳之後世。尤可見批俞是以強凌弱，實不應該。
試想，以平伯先生純真善良溫厚之才性，也逃不脫遭受大規模批判的命運，豈不是「世人欲殺一軒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