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紅樓夢
1948年，當胡適飛離北平之時，不得已捨棄了他的全部藏書，僅從中挑選了一部書作為這一百餘箱約一飛二萬冊書的紀念。這—部書就是殘本的《紅樓夢》，亦即《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
這是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不僅出於他對長期收藏的甲戌本的珍愛，也說明胡適同《紅樓夢》結下的不解之緣。
一
胡適作為「新紅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不論人們是否完全贊同他的具體學術結論和研究方法，其在紅學發展中的歷史地位是確立無移的。作為中國現代史上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胡適對文化的建樹常常表現在開風氣之先上，以致於使得後來的人們想要對他的研究結論和方法進行質疑和重估，也需借助他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所造就的現代語文，借助他運用現代方法整理傳統文化而建立的學說。他對「紅學」的建樹也不例外。就「紅學」本身而言，胡適所開創的紅學考證學所取得的成果，不但為諸多新紅學研究家承繼和發展，而為當代多數紅學研究者所承認和取用。
《紅樓夢考證》是胡適最重要的紅學著作，堪稱一篇力作，全文三萬字， 初稿於1921年3月，同年11月完成改定稿。它廓清了索隱派的種種迷霧，從作者家世、時代、版本等方面作了考證研究。這篇論文的「最先得讀」者顧頡剛描述當時的情形說，「《紅樓夢》問題是適之先生引起的」，「適之先生第一個從曹家的事實上斷定這書是作者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觀念變成了平凡；又從版本上考定這書是未完之作而經後人補綴的，使人把向來看作一貫的東西忽地打成了兩橛。」我「從各種志書及清初人的詩文集裡尋覓曹家的故實」，我的同學俞平伯「也感染了這個風氣，精心研讀《紅樓夢》」，彼此不斷討論駁辯，「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和平伯的《紅樓夢辨》。」（《古史辨‧自序》）由此可窺胡適的首倡之功和新紅學第一批成果的誕生。1922年胡適又寫了《跋〈紅樓夢考證〉》，據所得的新材料再次申述自己的觀點。1927年為汪原放重新標點的、以胡適所藏程乙本作底本的亞東本《紅樓夢》作序，認為勝於程甲本，從此程乙本的「子孫」得以廣泛流布。同年，胡適發現並以重價購得《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著萬餘字的長文介紹了這個十六回殘本的情況特別是所帶脂評的價值， 這就是發表於1928年2月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到了1933年得見徐星署所藏庚辰本，細檢全書，作《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六十年代初，胡適將所藏甲戌本影印公諸於世，因作《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和《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兩文，先後於1961年2月和5月發表。此外，還有若干書信和講演也都涉及《紅樓夢》，把考證《紅樓夢》作為自己治學的一個範例時常提起。
翻檢胡適的全部紅學論著可以看出：他致力於《紅樓夢》考證。主要在二十年代，但他對《紅樓夢》的關注、眷念則終其一生，他的紅學觀點局部的雖有修改，但基本上是一以貫之的。
二
新紅學的主要貢獻在於對「作者」和「本子」兩大問題作出了答案。有許多分今天看來是常識的事情，在當年都是要花費很大氣力才得以證實並被人承認的。
先說作者，今天幾乎盡人皆知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同《紅樓夢》的創作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在七、八十年前對《紅樓夢》的索隱大盛的的時候，人們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影射時事，猜度秘聞的巢臼裡去了。如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指出的那樣，其共同特點是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去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比如以為《紅樓夢》是影射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的，而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又比如以為是記康熙朝宰相明珠家事的。前者以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為代表；後者在陳康祺的《郎潛紀聞二筆》、俞樾的《小浮梅閒話》、錢靜方的《紅樓夢考》等書中敘及。除去這兩派之外，影響最大的要數以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為代表的清康熙朝政治狀態說。蔡著開卷即云「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以「紅」隱「朱」明，以「賈」斥偽朝，以「金陵十二釵」擬清初江南名士。人物以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如以林黛玉影朱彝尊，以王熙鳳影余國柱，史湘雲影陳維崧，等等。此說之所以影響甚大，同蔡元培的學術聲望有關，同他所懷抱的民族革命的嚴正出發點有關，也同蔡著的「引書之多，用心之勤」有關。只要看一看《石頭記索隱》從商務1917年初版後不到十年間已出至第十版，其風行流傳可見一斑。因此胡適在《紅樓夢考證》及《跋》中用了較多的篇幅來分析批駁蔡說，指出其主觀隨意性之大：轉彎抹角之多。如謂王熙鳳即余國柱，「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國（用繁體）字俗寫作國，故熙鳳之夫日璉，言二王字相連也。」那麼還有「國」、「柱」兩字的其餘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謎面」裡去!「這樣做的謎，可不是笨謎嗎?」教人怎麼猜呢！胡適對索隱諸家，從實例到方法，揭明其謬誤所在，見出「這種附會完全是主觀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是無益的。」
然而使索隱派最終退出歷史舞台的，還在於胡適考得了《紅樓夢》的作者及其家世，這種考證詳實有據，為《紅樓夢考證》最見功力的部分。
曹雪芹的名字，除見於小說正文第一回外，最早的旁證材料，要數袁枚《隨園詩話》中的記載，謂曹楝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胡適從這裡入手，先考曹寅其人，據《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揚州畫舫錄》、《有懷堂文稿‧楝亭記》，特別是章學誠的《丙辰割記》、還有《江南通志》、以及《四庫提要》中有關《居常飲饌錄》《楝亭詩鈔》的記載，考得了曹寅的字、號、出身、官職、當差接駕以及文化修養等史實。進而推究曹寅和雪芹的關係，從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中得到一條重要的材料，知道雪芹名，不是曹寅的兒子而是孫子，從而糾正了袁枚的錯誤；尤其重要的是提供了線索，得知清宗室敦誠兄弟詩文集中必有關於雪芹的材料，於是順籐摸瓜，查得敦詩四首，對於瞭解雪芹其人是極為可貴的文獻材料。經過了這樣一番考索，對於曹雪芹的家世、境遇和個性就可以勾畫出一個比較明晰的輪廓。胡適又轉而從小說本身引取若干「內證」，同上述史實材料互相印證比咐，總結出關於「著者」的六條結論：一、《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二、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為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三、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四，曹家極盛時，曾力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五、《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六、《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這樣的結論今天看來自然還有缺欠，甚至錯失；但在當年則以它所據史料的切實和邏輯推導的合理，穩操勝券。相形之下，索隱派顯得蒼白無力，只能偃旗息鼓了。雖則蔡元培個人並未被胡適說服，類似的索隱之作以後還時有出現，但作為一個學術派別，則已，經完全被考證的新紅學代替了。
三
關於《紅樓夢》版本的研究，也是由新紅學肇始的。在胡適寫作《紅樓夢考證》時，所能看到的本子十分有限，除了百二十回的程本外，只有一種戚本。人們看慣了百二十回本，從來都認為是一貫的，胡適明確提出了《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之後始有百二十回的《紅樓夢》。這是無可疑的。」並認為後四十回是高鶚補作，對其生平作了考察。胡適的根據是程偉元和高鶚的兩篇序及引言，佐以張船山的詩及注所提供的旁證，他還採用了俞平伯研讀小說本身所得出的內證，舉出許多前後矛盾不相銜接的理由。胡適的結論為《紅樓夢》後四十回確然不是曹雪芹做的。但我們平心而論，高鶚補的四十回，雖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確然公允多了。
甲戌本的出現，是《紅樓夢》版本研究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事，從此開始了重視和研究脂本的時代。胡適在晚年回憶說「我當初看慣了百二十回的《紅樓夢》，不知道原稿就是有批的」，「在四十年前，絕對沒有想到八十回的《紅樓夢》的原抄本都是有總評、有夾評，還有眉評的脂硯齋重評本！」（《全編》375頁） 當1927年胡適從海外歸來，得悉有人願出讓一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時，起先並未重視，以為沒有什麼價值，待見到本子以後，便「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遂出重價買了下來。三十年代又得見庚辰本，同樣給以重視和研究。《石頭記》抄本的陸續發現，看似偶然的機遇，其實也包含著必然性，這同胡適的學術聲望、同他的眼光和識力是直接相關的。不過，甲戌本自發現至影印，其間三十多年一直由胡適個人收藏，未能及早使世人得見真面，不能不是一種憾事。
胡適對脂本的研究。其成果大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確立了脂本在《紅樓夢》版本史上的地位。‧由甲戌本的出現；認識到帶評的正是《石頭記》的早期抄本。乾隆甲戌年作者尚在世，全書未寫完，已是「重評」了，可見甲戌以前的底本便有評注了。比較研究庚辰本後，得出結論：「依甲戌本與庚辰本的款式看來，凡最初的抄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基於這種認識，才懂得搜集研究脂評本即早期抄本的重要。第二，從各本的比勘推考版本演變的歷史。比方推定戚本古於高本；甲戌本與戚本前二十八回出於一個有評的原本，而甲戌本為直接抄本，戚本是間接傳抄本，認為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寫定的稿本止有十六回，庚辰本最可以代表雪芹逝世前的八十回稿本沒有經過別人整理添補的狀態；等等。第三，發現了脂評對研究作者生平家世的文獻價值。許多批語反映出批書人與作書人的親密關係，提供了重要史實。胡適據此充實或修正了他原來的論斷，比如他據「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的批語斷定雪芹死於壬午（1763）除夕，修訂了他原先的甲申(1764)說。同時，認為「可助證《紅樓夢》為記述曹家事實之書」，強化了他的自傳說。第四，依據脂評研究《紅樓夢》的成書過程。比如第一回有批云「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據此，胡適認為《風月寶鑒》乃雪芹作《紅樓夢》的初稿。又據秦可卿之死的批語和各本異文推考原文面貌和各本先後。第五，依據脂評推考佚稿線索。比如注意到了「若蘭射圃」，琪官襲人「供奉玉兄」、寶玉「懸崖撒手」等等提示，可知有不同於高續後四十回的情節和結局。第六，推考脂硯齋其人。起先認為是同雪芹很親近的親屬大概是堂兄弟，後來看到庚辰本二十二回「鳳姐點戲，脂硯執筆」的批語，便「相信脂硯即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第七，考訂了藏書家劉銓福和批書人孫桐生等的生平事跡。從上述諸多方面看，胡適在得到甲戌本之後，主要注意力放在了脂本的發現和研究上。在這過程中，雖則堅持和加強了自傳說，但其對脂本的重視和研究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綜觀作者和本子的兩大問題。可以這樣說，今天紅學研究的許多重要方面或曰重要分支，如曹學（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在胡適那裡已經發韌或已具雛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確立了以考據為主要特徵的新紅學的歷史地位。
四
胡適《紅樓夢》考證的影響，不限於紅學本身，很大程度上帶有方法論的意義。這點在胡適是相當自覺的。他一再申明《紅樓夢考證》諸篇只是考證方法的一個實例。」「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在這些文字裡，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這是胡適1930年為《胡適文選》所寫的序《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所說的話。對於此文中明白道及的胡適研究工作的政治目的，可以存而不論；這裡只想從學術的立場，談談它方法論的意義。應當說，胡適這方面的意圖很大程度是實現了的，只要看一看當時的讀者特別是青年對新紅學成果的反應就可以知道，引一段大家熟悉的有代表性的話：「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沒有什麼成績，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考證》之後，不到一年，就有了這一部系統完備的著作（按：指俞平伯《紅樓夢辨》）；這並不是從前人特別糊塗，我們特別聰穎，只是研究的方法改過來了。……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戎為方法，所以根基不堅，為之百年而不足者，毀之一旦而有餘。現在既有正確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們正應當善保這一點便宜，趕緊把舊方法丟了，用新方法去駕馭實際的材料，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換做了磚石砌成的奇偉建築。」（顧頡剛《紅樓夢辨‧序》）故適後來曾說過，頡剛此段「最可以表示當時一輩學人對於我的《紅樓夢考證》的『研究的方法』的態度」，「最可以表示當時我的『徒弟們』對於『研究方法改過來了』這一件事實，確曾感覺很大的興奮。」（《全編246頁）
新紅學考證派的研究方法給當時的學界帶來如此的振奮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來考察，它反映著「五四」新思潮和新的文學觀念給學術研究注入的新機。首先，把白話小說和考證方法連在一起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鮮事。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也同．正統的經史詩文一樣被當作了學術研究的對象。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代學術榮譽的方式；認定他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236頁） 白話文也由理論倡導、創作實踐而更擴展到對古典白話小說的興趣和注意。胡適作為五四文學革命和白活文運動的倡導者，由於主客觀種種原因轉入小說考證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同時，它反映著一種疑古，求實的精神。對於傳統文化，胡適提倡—種「評判的態度，借用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話，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還有存在的價值嗎？」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的嗎？」對於社會上公認的糊塗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見《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卷4） 這同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借人物之口發出的「從來如此，便對麼」的詰問是相通的。沒有這點精神，也就難於對傳統觀念和流行見解進行反撥，新紅學之所以能對索隱派提出質疑和駁難恐怕也與此有關。而這種懷疑又是有證據的懷疑，因而和科學精神相一致。即所謂「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見《廬山遊記》，《胡適文學》三集卷二。）胡適在《紅樓夢考證。》裡明確宣稱：「我在這篇文章裡，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
正是這種科學精神和方法的體現。從中西文化的交會和中國學術的傳統來看，胡適的方法又淵源有自。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受教於實驗主義哲學大師杜威，認為杜威對其一生的文化生命有決定性的影響。最主要的是杜威「實證思維術」的「五步說」同胡適關於假設求證的「兩步說」有明顯的淵源關係。胡適說得很明白「杜威對有系統思想的分析幫助了我對一般科學研究的基本步驟的瞭解。他也幫助了我對我國近千年來----尤其是近三百年來----古典學術和史學家治學的方法……在那個時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沒有人）曾經想到現代的科學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學飛考證學，在方法有其相通之處。我是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我之所以能說出這話來，實得之於杜威有關思想的理論。」（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96頁）而胡適的方法並非全是「舶來」，小說考證依然是一門「國學」。他在晚年說過：「我是用乾嘉以來一班學者治經的考證訓詁方法來考證最普通的小說，叫人知道治學的方法。」「我對《紅樓夢》最大的貢獻，就是從前用校勘、訓詁考據來治經學、史學的也可以用在小說上。」（《全編》374、377頁）可是胡適的治學方法既流灌著西方杜威哲學的血脈，又承接了中國傳統樸學的經驗。蔡元培對胡適的「漢學」和「新學」都曾加以肯定和讚揚，謂胡氏留學美國，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很有心得。又謂「其瞭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這些話見於蔡元培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所寫的序言和《答林君琴南函》，雖則落點在治哲學史，然其對胡適的學養，所見至明。今日以學術文化發展的角度觀之，胡適屬於由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的一代，儘管日後道路不同，在當年都具備學兼中西開拓創新的特質。因而，以他為代表的新紅學，既借助於法，又打上了清代樸學的明顯印記。
五
有人說，胡適提出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十字真言」，其影響實在超過了胡適的任何一部著作，這是並不誇張的。平心而論，這一方法揭示了科學研究中部分必要的思維過程，包含了鼓勵探討和反對武斷的合理因素，體現了尊重事實、尊重證據的精神。在胡適以前，中國學術史上還沒有人明白通俗地作過這種概括。用這種方法考證小說，成績斐然，為中國文學史「擴充了無數的新證據」。作為治學方法的範例，胡適說過「我對於研究《紅樓夢》問題，我對它的態度的謹嚴，自己批評的嚴格，方法的自覺，同我考據研究《水經注》是一樣的。……要人家不自覺地養戍一種『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全編》231頁)在《紅樓夢》考證中， 他銳意搜羅，盡量尋求那些同曹雪芹生平家世有關的史料作為證據，不斷用新的更可靠的證據來替代原先那些不那麼可靠的間接的證據，從而不斷充實修改自己的結論。一個顯例是關於曹雪芹卒年的考訂，在寫作《紅樓夢新證》之時，只能依據有限材料推斷「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1765）」；次年得到《四松堂集抄本》，因改斷為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當他於1927發現了甲戌本，即據其中的脂批而倡卒年的「壬午說；到了1947年，周妝昌發現《懋齋詩抄》，以癸未年尚有《小詩代簡寄曹雪芹》而倡「癸未說」，胡適一度曾表同意；以後看到《懋齋詩抄》並非嚴格編年，而且認為作《代簡》之時很可能不知雪芹已死，故仍主壬午論。可見他尊重證據，不斷依新證據修改已有的結論。在證據之中，特別看重同時代人的、直接的證據，比如他認為敦誠敦敏弟兄與曹雪芹的交情是很深的，「他們的證見真是史學家說的『同時人的證見』，有了這種證據，我們不能不認袁枚為誤記了。」（《全編》96頁）他又認為《雪橋詩話》所引《四松堂集》的材料固然是值得珍貴的，「但我總覺得《雪橋詩話》是『轉手的證據』，不是『原手的證據』」，一旦覓得《四松堂集》自然極為興奮（《全編》133頁）， 足見他是怎樣地重視第一手材料、重視直接證據了。
正因為胡適的考證從方法上有科學的合理的部分，才能取得相當可觀的成果，不僅在青年中發生廣泛的影響，也為同輩學者所承認，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充分吸取了胡適的成果，便是明證。
六
新紅學考證所得的全部積極成果最終幾乎都結穴到一點，即上文所引胡適結論的最後一點：《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賈寶玉即是曹雪芹，甄賈兩府是影當日的曹家。
這樣的結論，把人們的眼光引向小說創作的生活素材，引向作品內容與作家生活經歷的不可分割的關係，自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將兩者混同，疊合，翻轉來以《紅樓夢》的故事情節甚至某些片言隻語去附會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填補史料的空白，則又陷入了困境，走上了和索隱派同樣的穿鑿附會的老路。
對於「自傳說」的謬誤，幾十年來受到持續很久、規模很大的批判，已廣為人知，不必贅說。其實，不勞後人口誅筆伐，新紅學的另一位主將俞平伯，早在1925年發表的《的修正》（原載《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九期）一文中對此就曾作過深刻的自省和相當徹底的修正。他坦率直截地指出了將小說與信史混同是多麼幼稚可笑，簡直是一種常識性的錯誤，兩者的差別是「顯而易見，可喻孩提」的，「我在那本書（按：指《紅樓夢辨》）裡有一點難辯解的糊塗，似乎不曾確定自敘傳與自敘傳的文學的區別……本來說《紅樓夢》是自敘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敘傳或小史則不可。我一面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把它作信史似的看。」他已經覺悟到自傳說掉進了索隱派的同一窠臼：「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如說《紅樓夢》「或即取材於曹家；寫寶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於雪芹自己；寫大觀園之「十二釵」，或即取材於作者所遭逢喜愛的諸女……這些話可以講得通的。若說賈即曹，寶玉即是雪芹,黛為某,釵為某……這何以異於財笨謎？……老實說，我們還是他們的徒子徒孫呢，幾時跳出他們的樊籠。我們今天如有意打破它，徹底地打破它，只有把一個人比附一個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這個窠臼完全拋棄。」十分可貴的是俞平伯在這篇文章裡以文學的眼光去體察《紅樓夢》，對文藝創作的特性和文學批評的規範有一些十分精到的描述和概括。他說，「若創造不釋為無中生有，而釋為經驗的重構，則一切真文藝皆為創造的。」「《紅樓夢》在文壇上，至今尚為一篇不可磨滅的傑構。昔人以猜謎去讀它，我們以考據癖去讀它，都覺得可憐而可笑。這種奢侈的創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於一切的。既不能借它來寫朝章國故，卻亦不能借它來寫自己的生平。」俞平伯希望對此種傑構的研究能「恰到好處」，「不把復綜的密縷看作疏刺刺的幾條，不把圓渾的體看作平薄的片。」這分明已經顯現出文藝批評的現代觀念了，充分尊重《紅樓夢》藝術的獨創性飛完整性和豐富性。所謂藝術結構的「復綜密縷」，藝術形象的「圓渾」立體，這些六十多年前說的話至今猶有新鮮感，今天我們不是仍在追求渾圓的而不是扁平的、豐滿的而不是貧乏的藝術批評，以期能恰到好處地闡釋《紅樓夢》的審美價值麼？
特別值得提到的是俞平伯在這篇《修正》的結尾處表示了他對胡適的誠摯的希望，希望胡適能夠改換一種眼光來看待《紅樓夢》。他解釋何謂文藝創造的奇跡：「文藝的作者們憑著天賦的才思，學得的技巧及當時猶坌湧著的白熱情流來鎔鑄一切先天後天的經驗，突兀地團凝出嶄新的完整。所謂奇跡，如是而已。」特意舉出胡適所譯的一首波斯詩人0mar Khayyam（歐瑪爾‧海亞姆）的詩，覺得很能表達上述的意思，其句云：「要是天公換了卿和我，／該把這糊塗世界一齊都打破，／再磨再煉再調和，／好依著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過。」詩的譯筆清淺明暢，把鎔鑄創造的意思表達得很充分。俞平伯希望胡適亦能「以此眼光看《紅樓夢》，覺得發抒活的趣味比依賴呆的方法和證據大為重要，而淨掃以影射人事為中心觀念的索隱派的『紅學』。」
應當說俞平伯看到了新紅學自傳說的危機，希冀在更高的層次上淨掃索隱式的紅學，企望以文學的眼光來研究《紅樓夢》這部傑作。無怪乎半個多世紀後余英時著文認為紅學新典範的種子在俞平伯那裡已經萌生，這是有道理的。
七
遺憾的是胡適並沒有重視和接受俞平伯的這一希望，不僅在當時，而且在以後的長時期裡，一直堅持他的自傳說。1952年12月在台灣大學講演時重申：「我的假設就是說，《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寫他親眼看見的家庭。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樓夢》就是寫曹家的歷史、曹雪芹是什麼人呢？他的父親叫曹頫\，他的祖父叫曹寅；一家三代四個人做江寧織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謂寧國府、榮國府，不是別的，就是指他們祖父、父親、兩個兒子，三代四個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寧織造的故事。」（《全編》228頁） 而且胡適是作為治學方法的一個範例、一個典型介紹給青年學生的。足見自傳說的不可改易同他的研究方法的固守舊轍是緊密相連的。
胡適研究方法的合理方面前已論及，而自傳說的困境恰好暴露了他方法的缺陷和消極方面。對於《紅樓夢》研究而言，胡適方法的弱點可分兩個層次來說。。一是他不適當地將史學的方法侵入到文學領域裡去，或說企圖用史學的批評包括和代替文學的批評，總是把小說當作信史，把虛構當成事實。這不僅使他考證的結穴陷於謬誤，而且在考證過程中常常「越界」，使得本來嚴謹的史事考證岔出，變得不倫不類。比如當他據敦誠詩推考曹雪芹卒年等史實時，前幾條結論都很在理，其第四點云：「曹雪芹死後，還有一個『飄零』的『新婦』。這是薛寶釵呢，還是史湘雲呢？那就不容易猜想了。」（《全編》135頁） 一下子把對作者的考證扯到小說情節裡去了，成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雜拌兒，實在有點兒煞風景。退一步說，即令在歷史的範圍內，胡適的方法亦遠非完善，「十字真言」並不「萬靈」。首先，在科學研究中，假設和證明都應嚴格遵循事實本身的邏輯進行，「大膽的假設」忽視假設的前捉條件，強調假設來源於頭腦中已有的學問、經驗和靈感，這同杜威哲學把經驗當作唯一的實在，一脈相承，表現出唯心主義的性質。其次，科學假設的證實過程是複雜的，包括分析和綜合、肯定和否定、擇取和揚棄等等，「小心的求證」只教人去尋求例證，沒有去揭示過程，在社會歷史這個最複雜的領域裡，人們幾乎可以為任何一種假設找到「證據」，單純尋求例證只能把科學方法簡單化。再者，「十字真言」完全沒有超出形式邏輯的範圍。它不僅表淺、狹隘、而且陳舊，在稍為複雜的社會歷史問題面前，就難以奏效了。正如唐德剛指出的那樣，胡適的治學方法「只是集中西『傳統』方法之大成。他始終沒有跳出中國『乾嘉學派』和西洋中古僧侶所搞的『聖經學』的窠臼。」（《胡適口述自傳》注，見該書137頁） 考證基本上屬於史料學，而歷史科學絕不限於考據，還要求揭示歷史現象的內在聯繫，找出其發展的規律，可見，胡適的方法的適用性是有限的。像《紅樓夢》這樣一個複雜、豐富的精神產品，超出了作者、時代、版本的考據，一涉及小說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或日對作品進行社會歷史分析，胡適的方法就立即破綻百出、無能為力了。
八
在很長一個時期裡，紅學的內容一直是史學重於文學，這同以考證為主體的新紅學是直接相關的。胡適自己也說，「我寫了幾萬字的考證，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讚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止說了一句：《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那班猜謎的紅學家不曉得《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談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並且認為這句話已過分讚美《紅樓夢》了。（《全編》107、108、289頁） 對此，過去常誤解作眨意而加以批判，是未必允當的。其實這句話觸及到了《紅樓夢》的藝術特色和創作風格，「自然主義」並非貶語，「平談無奇」方稱難得。茅盾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裡寫道：「自然主義者最大的目的是真，在他們看來，不真的就不會美，也不算善。」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紅樓夢》「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胡適本人在1918年寫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呼喚「真文學」，提倡寫實主義，可見「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幾乎是同義語，提倡真實、自然、平淡、樸素，不去搜奇志怪、刻意雕飾：胡適道出了，《紅樓夢》的這一特色，應當說是有眼光的。但他又說這是過譽，並且認為：「《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也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遊記》。」（《全編》290頁） 他曾經，再對唐德剛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紅樓夢》裡沒有一Plot(有頭有尾的故事)。」（唐德剛《胡適雜憶》63、64頁）這又反映了一種偏見，恐怕難脫貶抑《紅樓夢》文學價值之嫌了。
胡適對後四十回的悲劇結局頗為讚賞，他說「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還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鶚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束，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這一點悲劇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我們試看高鶚以後，那許多《續紅樓夢》和《補紅樓夢》的人，那一人不是想把黛玉飛晴雯都從棺材裡扶出來，重新配給寶玉？那一個不是想做一部『團圓』的《紅樓夢》的？」這個補本「居然打倒了後來無數的團圓《紅樓夢》，居然替中國文學保存了一部有悲劇下場的小說！」（《全編》117--118頁）胡適如此稱道這一結局同他提倡「真文學」和「活文學」、反對「假文學」和「死文學」（《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主張是一致的。他認為中國文學缺乏悲劇觀念，小說戲曲都求團圓美滿，「這種『團圓的迷信』乃是中國人思想薄弱的鐵證。做書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顛倒是非，便是生離死別，他卻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偏要說善惡分明，報應昭彰。他閉著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不肯老老實實寫天工的顛倒慘酷，他只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這便是說謊的文學。」（《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這「說謊的文學」與魯迅所謂「瞞和騙的文學」含義相類，他們對高續以外種種《紅樓夢》續書的痛惡也並無二致。
此外，在文學語言方面，胡適也有真知灼見。從對各本文字的校勘中可以看出他的識力飛看出他重視話的語言和俗字的創造，不愧為白話文的倡導者和實行家。在介紹甲戌本的長文中，專有一節論證「脂本的文字勝於各本」。當時所見本子有限，「脂本」實際上指甲戌本，以此來同戚本和程甲、乙本比勘，以見出前者的優長處。就在第八回中，連舉五例：比如甲戌本作「寶玉與寶釵相近，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竟不知系何香氣。」戚本把「甜絲絲」誤抄作「甜甜」，後來各本竟將「涼森森甜絲絲」的形容詞都刪去，並改「相近」為「挨肩坐著」，過於淺露。又如甲戌本作「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的走了進來。」這裡「搖搖的」是形容林黛玉的瘦弱病軀，戚本刪去此三字，已是不該，高鶚竟改為「搖搖擺擺的」，竟是形容清客的醜態了。再如脂本中「也好早晚的了」，意思是「時候不很早了」，是北京話：高本改為「也要看時候兒」，便不通了。余例不贅。這些例子都很有說服力，至今仍為人們援引，用來說明兩種版本文字的差異和優劣。在校勘中，胡適還注意到了作家吸取人們口頭語言而創造的俗字。比如從甲戌本可知「劉姥姥」最初與作「劉燎燎」；「進城逛去」，「逛」初作「 」；』「偵到角門前」有旁批「偵字神理」，以後「楨」字漸次被改為「蹭」「蹲」、「挨」。胡適認為從「燎」、「 」、「偵」三個俗字可以懂得古人用活語言作文學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曹雪芹為這三個俗字真費了一番苦心，然而稿本到了別人手裡，辛苦寫定的字卻被輕輕改換了。他告誡讀者應當明白古代作家創造俗字的艱難而不要輕易地指為別字。從這些細微之處，可以看出胡適重視活的語言並因此肯定脂本的文字。
與考證史實相比，胡適論及《紅樓夢》文學價值的地方很少；即便如此，其中值得重視的見解，亦不應埋沒。 九 就胡適個人的學術生涯而言，創立「新紅學」應當是很值得回憶的一頁。不僅在於學術建樹本身，師友之情也是值得懷念的。當年他在《跋〈紅樓夢考證〉》中對蔡元培的反批評作了答辯後，於文未曾引亞里士多德的話說，朋友和真理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他以此期望於一切人，「尤其期望於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胡適晚年回憶說，那時蔡先生是校長，對於我的許多批評「他並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而且還熱心地托人送去胡適多方搜求的。《四松堂集》。可以說，作為論辯的雙方，都表現了學者的氣度，堪稱紅學史上的佳話。同時，如前文所述，胡適《紅樓夢考證》的作成，收集材料，討論辯駁，很得力於正在北大讀書的顧頡剛和俞平伯兩位，一定意義上新紅學是他們共同開創的。三十多年後，當胡適從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借得一本原版的紙張已幾霉爛的《紅樓夢辨》時？不禁感慨系之，為文憶舊，特志「紀念頡剛平伯兩個紅樓夢同志」。在海峽兩岸完全隔絕的年代，不論在美還是在台，境遇是升還是沉，胡適對《紅樓夢》的信息仍不時關切，未能忘懷，得見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認為雖有許多可議之處，「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談起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贊為今日「第一善本」，」是一部最好的匯校本」。只要別人一提起《紅樓夢》，彷彿捉起了他的「舊戀」，足見胡適同《紅樓夢》緣分之深了。
本世紀二十年代可說是胡適學術上最活躍的年代，以後由於他深深地涉足於政壇，限制了學術上的成就。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其是非功過自有史家評說；而要研究學者的胡適，如本文開頭所說，不能不充分估價他「五四」以來開風氣的歷史功績。他在學術上涉足的領域很廣，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禪宗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水經注》，等等。何者為「本行」？胡適自己也說不清。其實這本身便是他治學的一大特色。有人或以「半部哲學生」和「半部文學史」相譏，這適足以說明開創有功、後勁不足。即以「紅學」而論，他的起點幾乎就是頂點，《紅樓夢考證》以後，除去版本方面的幾篇重要論著和諸如曹雪芹「小象」問題的辨偽文章外，整個學說已經凝固，幾十年中在口頭或文字上雖不斷提及，不過反覆申說飛舊調重彈而已。而同為新紅學開山人的俞平伯， 在重1978年10月（1986年8月整理）的《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一文中，以當事人之切近、過來人之冷靜，講過十分透徹中肯的見解。開篇即云「斯學浩瀚，難窺涯渙，兩派紛吱，互有得失」。比較言之，兩派之研究方向相反，「索隱逆入，自傳順流」；所用之方法不同，「索隱派憑虛，求工於猜謎；自傳派務實，得力於考證。」作者既曰有「隱」，何不可索？幸而有得，未嘗無益也；而考證含義廣，作用多，並不限於自傳，即摒棄自傳之說，而考證之功仍在。「索隱、自傳殊途，其視本書為歷史資料則正相同，只蔡視作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的家乘耳。既關乎史跡，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稱之為『學』亦無忝焉。」「兩派門庭迥別，論證柢牾，‧而出發之點初無二致，且有同一之誤會焉。」俞平伯此等論斷清徹透明、沁人心脾。他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雨滄桑之後，回過頭來審視兩派的異同得失，表現出更為超脫的態度和深邃的目光。使人們懂得，索隱雖謬，亦有其存在的理由；考證有功，坐實到自傳則求深反感。兩者看似南轅北轍，卻有相同的誤區。這實在是值得當今治紅學尤其是修紅學史者記取的。能夠冷靜地反觀自身、客觀地審察對方，這應當是學術上成熟的表現。上述俞文便達到—了這一種爐火純青的境界。相形之下，胡適晚年固守成說，未能超越，這是值得深長思之的。但無論如何，《紅樓夢》畢竟是胡適的「舊戀」，胡適與「紅學」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陸少有從學術的立場出發對其思想學說的認真評析，「紅學」作為胡適治學．的一個範例和典型，頗有研討之價值，或許能夠引起海內外學人的興趣和共識吧。
附記：
本文的節縮篇5000字， 在《文史知識》1990年第4期及台北《國文天地》第6卷第7期，1990年12月版同時刊出。本文有關胡適的言論，活動，凡未另注出處者，均據《胡適紅樓夢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簡稱《全編》，以避繁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