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辛國際《紅樓夢》研討會
1980年6月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舉行的首次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就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創作思想和《紅樓夢》的藝術成就、版本源流及紅學史上的許多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本文就會議收到的近五十篇論文中有代表性的十餘篇文章進行了評介，並對這次會議的成就及不足之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80年6月中旬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舉行的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是《紅樓夢》問世二百餘年來國際學人第一次聚首論《紅》的會議。與會的中國、日本、加拿大、英國、美國的紅學研究者和愛好者共八十餘人；對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紅樓夢》的思想內容、社會意義、文學價值和版本源流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討論。這次研討會引起了世界各國紅學研究者和愛好者的極大關注。有關這次研討會的情況，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報刊雖然作過一些報道，但對於會議上討論的具體內容和爭論的焦點，卻都語焉不詳。筆者在拜讀了這次會議所收到的大部分論文或論文提要之後，感到有進一步向紅學界的朋友們加以介紹的必要。而在介紹諸家論文的同時，筆者亦有「借題發揮」、略陳管見之處，故曰「述評」。
一、關於曹雪芹的「文化衝突」和反傳統思想
曹雪芹的「文化衝突」問題，是美國華裔學者唐德剛教授在他提交給研討會的論文《曹雪芹底文化衝突》中提出的。該文主張用「以經解經」的方式來研究和瞭解《紅樓夢》的內容及作者的創作思想。唐先生以《紅樓夢》中沒有描寫女人的「腳」為例，得出結論說：曹雪芹是入了旗籍的漢人，並生長在以漢族為主的文化環境中，但由於滿人不接受漢人對「腳」的審美觀念，曹雪芹只能把具有「衝突」的文化問題迴避掉。唐文在研討會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會後討論還在繼續。1980年7月，香港著名紅學家宋淇先生在《紅樓夢識小之九——小腳與大腳》一文中，對「文化衝突」論進行了自己的分析。此後，唐德剛先生又發表了《為滿漢文化衝突問題致陳之潘先生書》和《未識其小，先失其大》兩文，宋淇先生又發表了《未識其小，焉能識大——為〈紅樓夢識小〉答唐德剛先生》一文，可見其爭論之烈。為了平息這場論辯，研討會的主持人周策縱先生發表了《既識其小，免失其大——為紅樓夢「唐、宋」之爭進一解》的文章，從中調停。
筆者以為，唐德剛先生以「腳」為例來說明曹雪芹的「文化衝突」問題，恐怕是忽略了早期抄本中的下述事實：庚辰本《石頭記》第六十五回寫到尤三姐的服飾時說，她「露著蔥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雙金蓮，或敲或並」。在《乾隆百廿回紅樓夢稿》中也有這個描寫。此一事實，與唐文所舉之例，實相「衝突」。其二，關於「腳」的問題，也並非唐先生的創見。就我所知，早在1929年，芙萍的《紅樓夢「腳」的研究》、張笑俠的《讀〈紅樓夢腳的研究〉以後》、梅影的《紅樓夢的腳》和張笑俠的《紅樓夢的「腳」有了鐵證》諸文中，都已經進行過較深入的討論。當代著名紅學家啟功先生，在他的《紅樓夢札記》一文中，也曾有詳細的說明。因此，除了唐先生提出的「文化衝突」這一概念外，其「以經解經」的研究方法並沒有什麼重要意義。
在這次研討會上，耶魯大學余英時教授的《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一文，是篇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研究論文。余先生認為，「曹雪芹並不是一位思想家，但是《紅樓夢》一書在思想史上卻有特殊意義。」他從社會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掘發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的本質，眼光是敏銳的，論證是有說服力的。余先生指出，《紅樓夢》中暴露了清代上層社會中的八旗世家所奉行的禮教的虛偽性，揭示了封建社會末期的真面目。余文認為，由於曹雪芹的家世原因，他所要遵守的禮法之嚴要高於漢族世家之上，因而「對曹雪芹而言，『理』的壓力則遠不及『禮』來得直接而沉重。」正因為如此，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強調以「情」抗「禮」，將「情」和「自然」作為反傳統的武器來打擊「理」。
關於曹雪芹這種反傳統思想的淵源，余文認為，「基本上是屬於魏晉反禮法的一型。這一型的思想家在理論上持老莊自然和周孔名教相對抗；在實踐中則常表現為任情而廢禮。這些特色在曹雪芹身上都可以獲得印證。」基於這樣的認識，余文認為，曹雪芹當然不會喜歡理學，但他的反傳統的思想，重點是在「禮」而不在「理」。由此可見，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與顧炎武、戴震等人「從儒學內部起來批判理學正統」是有所區別的。換言之，「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是滿漢文化混合之下的一種特殊的歷史產物。」
二、賈元春「影射福彭之母」說
高陽是台灣省的著名歷史小說家和紅學家，他由於台灣當局的阻攔而未能與會，但他向大會提交了兩篇論文：一是《曹雪芹以副貢任教正黃旗義學因得與敦氏兄哥締交考》；二是《曹雪芹以賈元春影射福彭之母考》。其新論點是：(1)小說中的賈元春(元妃)是影射曹雪芹表兄平郡王福彭之母；(2)小說中所寫悼紅軒、怡紅公子、怡紅院等「紅」字，乃是指鑲紅旗王子福彭；(3)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曹俯被罷職抄家後，舉家北返，曾得到平郡王的照應，只因福彭於乾隆十三年死去，曹家才失去了這個政治上的大靠山；(4)曹俯曾復任內務府郎中，因乾隆十四年和親王府失火案，二次被議重罰；(5)曹雪芹從乾隆十五年始因副貢就任「正黃旗義學」，從而與敦氏兄哥締交；(6)《紅樓夢》約從乾隆十四年開始寫作，甲戌十六回殘本中的「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之詩，即應在己卯冬月定本時所題。
高陽先生對清史頗有研究，且又長於考證，所論自然是令人注目的。但是，我覺得高文中說曹家舉家北歸後曾得平郡王府的扶持照應的話，似乎缺乏充足的論據。所謂曹家中興，曹俯得復任內務府郎中之說，本出自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但並無確證可以復按。因此，(1)福彭死後其子慶明襲爵，其後又由福秀之子慶恆繼承，那麼同出曹寅之女的慶明、慶恆又由什麼原因對曹家不照應了呢?(2)高先生說「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詩句，為己卯冬月定本時所題，那為什麼偏偏在今天所見的早期諸抄本上，惟獨於己卯、庚辰本反倒不見呢?可見上述種種說法，既難肯定是新「發現」，亦難完全說服人。
三、《紅樓夢》中被遺忘了的「第三世界」
1975年，余英時教授發表了他的紅學研究名作《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引起了海內外紅學家的極大興趣，紛紛撰文與之討論，大多數認為余文是有新的創見的。余文說：「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創造了兩個鮮明而對比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我想分別叫它們作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世界。這兩個世界，落實到紅樓夢這部書中，便是大觀園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余文認為，「作者(曹雪芹)曾用各種不同的象徵，告訴我們這兩個世界的分別何在。譬如說，『清』與『濁』，『情』與『淫』，『假』與『真』，以及風月寶鑒的反面與正面。我們可以說，這兩個世界是貫穿全書的一條最主要的線索。把握到這條線索，我們就等於抓住了作者在創作企圖方面的中心意義。」經過余先生的考察和分析，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紅樓夢這部尊?說主要是描寫一個理想世界的興起、發展及其最後的幻滅。但這個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現實世界是分不開的：大觀園的乾淨本來就建築在會芳園的骯髒基礎之上。並且在大觀園的整個發展和破敗的過程中，它也無時不在承受著園中一切骯髒力量的衝擊。乾淨既從骯髒而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在我看來，這是紅樓夢的悲劇的中心意義，也是曹雪芹所見到的人間世的最大悲劇。」
這次研討會上，威斯康辛大學余定國先生對《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兩個世界」說不很全面，還有第三個世界，即《紅樓夢》中所寫的太虛幻境、大荒山的抽像世界。余定國先生在他的《紅樓夢裡被遺忘的第三世界——旨在批評余英時的兩個世界說》的論文中闡述了他的「三個世界」說：(1)大觀園是否是一個理想的世界，還有待研究和討論，無法全然確定；(2)余英時先生所指的「理想世界」的「清」、「情」、「真」，是從住在大觀園中的人與事出發的，如果仔細考察的話，其實也是污濁不清的世界；(3)小說中寫出太虛幻境實際上是針對了大觀園內的不清潔的生活而作批判的，這一情節是小說故事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又構成了一個超越故事本身的第三世界。
《紅樓夢》中究竟寫了幾個世界?作為學術問題，還可以繼續討論。但是，余定國先生以太虛幻境、大荒山兩個故事中的小插曲作為主要根據，提出「三個世界」說，也是難於說服人的。因為，(1)曹雪芹寫大荒山一段故事，僅是交待神瑛侍者—石頭—寶玉三者之間的關係；(2)寫太虛幻境的目的，主要是將十二金釵的結局作一預示。這兩個神奇迷離的故事，不過是小說家們慣用的一種藝術手法，它無論如何重要，在全書中也沒有構成一個自始至終的人物活動的舞台。因此，我認為大荒山、太虛幻境是不能成為《紅樓夢》全書中的一個「世界」的。
四、《西遊補》與《紅樓夢》
研討會的發起人和主持者周策縱教授向大會提交了三篇論文，即《紅樓夢「凡例」補佚與釋疑》、《紅樓夢「本質」試說》、《紅樓夢與西遊補》。這最後的一篇論文，角度新穎，具有獨特之見，頗有介紹的必要。
周文說，「過去有好些人已指出《紅樓夢》受了《西廂記》、《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甚至《離騷》的影響。我向來都認為它更可能受過明朝崇禎十三年(1640)董說(1620—1680)作的《西遊補》的一些影響。」這個看法似乎前人未曾道及，可以說是一個創見。周先生的主要根據是：(1)「董說的朋友中有好幾個人也是雪芹祖父曹寅的朋友」，「從這種跡象看來，曹雪芹如能讀到董說的《西遊補》，那是不足怪的。」(2)董說與曹雪芹的個性不僅有相近之處，而且董說的書中就有「千古情根，最難打破一色字」等字句，而「情根」又與「夢幻」、「空虛」等用詞有相通之處。(3)《紅樓夢》中第六十四回寫林黛玉有《五美吟》，在《西遊補》裡竟有其中「四美」出現，這似乎並非巧合之事，會不會是有某種淵源上的聯繫呢?(4)《紅樓夢》第二回，曹雪芹借賈雨村之口大談一通正邪二賦云云，而《西遊補》第十六回裡也以正氣、邪氣來表示人的個性。周先生說：「總之，從董說和曹雪芹的家庭過去的關係，兩人的個性，以至於小說中的許多重要觀點與寫作特徵來看，我認為《紅樓夢》很可能受過《西遊補》的一些啟發或影響。」
五、己卯本與庚辰本關係異議
趙岡先生是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系教授，又是一位著名的紅學家。在這次研討會上，他的論文《己卯本與庚辰本的關係》，針對馮其庸先生三年前出犉?的《論庚辰本》一書的主要觀點，進行了商榷。
馮其庸先生在《論庸辰本》一書中認為，庚辰本《紅樓夢》是根據清乾隆時怡親王府抄本(己卯本)過錄的，它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後一個本子。趙岡先生早在所著《花香銅臭讀紅樓》一書中就曾對馮先生的論點表示了懷疑，認為「庚辰本並非據己卯本過錄」，而是「怡親王府在丁亥年以後過錄」的。這次，在《己卯本與庚辰本的關係》一文中，趙先生進一步闡述了他的看法。他說：「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己卯抄本與庚辰抄本，我稱之為『己卯怡本』及『庚辰怡本』；這兩個抄本的原底本，我稱之為『己卯曹本』及『庚辰曹本』。」由此出發，趙先生對馮著中的一些論證作了新的推想，最後得出結論是：今存的己卯和庚辰「兩個抄本都是由怡王府抄藏的。己卯怡本是在乾隆二十四年冬從己卯曹本抄來，庚辰怡本是在乾隆三十二年夏以後從庚辰曹本過錄而來。這以後曾以兩本核對，並用另一抄本略加校改過。」但是，趙先生對自己的研究結論還是非常審慎的，文章最後提出了仍然值得推敲的兩個問題：「第一，我們都同意，怡府的抄手不會為外人擔任抄書工作，怡王也不會以抄石頭記出售來賺錢。那麼他不止一次抄錄石頭記，兼及批語，然後又多次校對，純粹是為了自己的閱讀嗎?或是還有其他目的?第二，八十回以後的文稿未能流傳，與怡親王是否有關係?」趙先生認為，「這個推測要比馮其庸先生最初的推測簡明而合。」
六、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的版本問題
196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收藏了一部題有「蘭墅閱過」字樣的一百二十回手抄《紅樓夢》。這部一百二十回的抄本的新發現，立即引起了海內外廣大紅學研究者的重視，認為它不僅是研究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成書過程的新材料，而且對《紅樓夢》後四十回作者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證據。
這次研討會上，夏威夷大學的馬幼垣教授在他的《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稿的一個版本問題》的論文中提出，從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稿的影印本裡發現，這部新抄本中所蓋的「楊」、「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猗歟又雲」、「繼振秘玩」四枚印章，是蓋在所抄墨筆字的下面，也就是說，是先在空白紙上蓋了印章，然後抄寫的《紅樓夢》本文。據此，馬先生認為，《紅樓夢稿》的版本的可靠性是值得懷疑的。對馬先生的新發現，與會學人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有人認為，以影印本為根據提出這個問題可能不太妥當，因為由於印刷質量的原因，也有可能造成這樣一個錯覺。要確定四枚印章究竟是蓋在文字之上，還是文字之下，還需要檢驗原藏本，方能做出合乎實際的結論來。但是，大家認為馬先生提出的問題還是十分重要的，值得紅學研究者進一步探索和研究。
七、電腦與《紅樓夢》後四十回作者
早在本世紀五十年代，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先生在他的《中國文法的新探險》一文中，就開創了以分析《紅樓夢》的詞語來探討《紅樓夢》後四十回作者的方法。高先生的作法是，選取《紅樓夢》中的二十四個語詞(大多是一、二個字)，通過計算，看這些語詞在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中出現的規律，結果證明《紅樓夢》的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所用方言全同」。高氏由此斷定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均為一人——曹雪芹所作。
對高本漢先生的研究結果，著名紅學家吳世昌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見。吳先生在1959年第十二屆青年漢學家會議上宣讀的論文《紅樓夢中若干問題》中，從語言學角度出發，批評了高本漢先生的結論的錯誤。近年來，隨著電腦技術的發展，紅學界又有人應用科學新技術來研究《紅樓夢》的語言構成、特點等問題。例如，趙岡先生認為高本漢先生的研究方法還有缺點，他再次應用電腦技術，統計和分析了後四十回的用詞規律，得出與高先生相同的結論。
這次研討會上，威斯康辛大學的陳炳藻先生提交了一篇《從字彙上的統計論紅樓夢的作者問題》的論文。他的具體作法是：將《紅樓夢》前八十回折成兩個四十回，再以後四十回同這兩個四十回及同時期的小說《兒女英雄傳》進行文字上的比較，從其使用詞彙的習慣、特點來分析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的作者究竟是否為一人。陳先生的研究結果與高、趙兩人的研究結果一致，即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為同一作者的手筆。陳先生的研究精神是令人欽佩的，但所得結論我卻不敢苟同。首先，儘管電腦是當代科學技術進步的新成就，有高度的準確性，但為電腦儲存信號還是要由人來做，也就是說是由人先選擇了《紅樓夢》的詞語，然後輸入到電腦中，而人在選擇詞語時是否帶有某種主觀性，電腦卻是測試不出來的。其次，《紅樓夢》後四十回在故事情節、人物性格的刻劃等方面，明顯地存在著與前八十回相矛盾之處，這一點是紅學研究者普遍承認的。對此，如何能用電腦測試呢?第三，以我所見，《紅樓夢》後四十回所用詞語多「兒化」，而早期抄本的前八十回卻很少「兒化」，這個事實電腦又如何解釋呢?因此，我認為，電腦固然很科學，但它是人發明出來而又為人所用的。我們最好還是首先相信人的研究!
八、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得失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發表至今已有七十八年的歷史了，它在紅學上的地位和影響逐漸受到重視。近年來，許多紅學論著對這篇文章的價值給予了歷史的評價。就我所見到的各家評論而言，以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葉嘉瑩女士的《論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得失》一文分析得最有深度，評價也較公允。這也是此次研討會上值得重視的優秀論文之一。葉文首先對《紅樓夢評論》的成功之處作了充分肯定，指出：
「本文全以哲學與美學為批評之理論基礎，僅就此一著眼點而言，姑不論其所依據者為哪一家的哲學或美學，在七十多年前的晚清時代，能夠具有如此的眼光識見，便已經大有其過人之處了。因為在當時的傳統觀念中，小說不僅被人目為小道末流，全無學術上研討之價值，而且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也一向沒有人曾經以如此嚴肅而正確的眼光，從任何哲學或美學的觀點，來探討過任何一篇文學作品，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睿智過人的眼光，乃是《紅樓夢評論》一文的第一點長處。」
「此文於第一章先立定了哲學與美學的雙重理論基礎。然後於第二章進而配合前面的理論來說明《紅樓夢》一書的哲理精神之所在。再以第三章和第四章對此書之美學與倫理學之價值，分別予以理論上之評價。更於最後一章辨明舊紅學的誣妄，指出新紅學研究考證所當採取的正確途徑，是一篇極有層次及組織的論著，這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也是前無古人的，所以批評體系之建立，乃是本文的第二點長處。」
「提出的辨妄求真的考證精神，使紅學的研究能脫離舊日猜謎式的附會，為以後的考證指出了一條明確的途徑，這是本文的第三點長處。」
在肯定《紅樓夢評論》的長處之後，葉文也中肯地指出了它存在的缺點：「那就是完全以叔本華哲學為解說《紅樓夢》之依據的錯誤。」葉女士認為，王國維「把《紅樓夢》的美學價值建立在與倫理學價值相聯絡相合一的基礎之上，因此當其以『解脫為最高之理想』的倫理學價值發生疑問而動攤?之時，他的美學價值的理論基礎當然也就連帶著發生了動搖。」
葉文的成功之處，不僅在於她較為精闢地分析和研究了《紅樓夢評論》之得失，更在於她還能夠恰當指出王著之失的主客觀原因：其一，王國維「既發現了叔本華哲學與《紅樓夢》所表現的某些思想有一點暗合之處，便掌握住這一根可以做為棟樑的現成材料，搭蓋起他的第一座建築來，而未暇於其質地及尺寸是否完全適合做詳細的考慮」，這是「由拓荒嘗試而造成的失誤」。其二，「則是由於靜安先生之性格及心態，與叔本華的悲觀哲學及《紅樓夢》中悲劇的人生經驗，都有著許多的暗合之處，因此他對於叔本華的哲學和《紅樓夢》這部小說，遂不免都有著過多的偏愛」。這些觀點自然還可討論，但她的分析是細緻的，對作者的人生哲學和個人性格有較為透徹的瞭解。僅就這一點來說，也是值得許多評論家學習的。
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從開幕到結束歷時五天，會上所研討的論文除了上面評述的十幾篇之外，還有日本著名紅學家伊籐漱平教授的《日本紅樓夢研究小史》、潘重規教授的《列寧格勒東方院藏抄本紅樓夢考索》、王靖宇教授的《王希廉論紅樓夢》，馬泰來教授的《恆文致靜泉二函初探》諸文，都是用力甚勤、頗具獨到見解的好文章，這裡限於篇幅難以備述。至於我國紅學家提交會議的論文，均已在國內發表，更無需贅述了。
一部《紅樓夢》驚動了世界許多國家的專家學者，這是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所不多見的。這是我們中國人民可以引為驕傲的。
當然，作為一次國際性的學術交流，這次會議還有其缺點。會議籌備時間雖有兩年，但從所收到的五十篇論文質量看，似乎還不能令人滿意。許多文章的內容，沒有突破前人的研究水平，個別文章甚至遠離了曹雪芹與《紅樓夢》研究的中心，既失其大又失其小。另外，這次會議僅邀請了五個國家的研究者，也使其國際性受到一定限制。然而，它首次打開了紅學研究的國際間學術交流的大門，其意義還是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