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問題試探
《紅樓夢學刊》1999年第三輯有蔡義江先生大作《此曹雪芹即彼曹雪芹》，其中對《紅樓》雜誌所載的拙文《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問題試探》有所指教。按《紅樓》刊出者為筆者1998年應王暢先生之邀，向「紅樓夢文化學術研討會」提出的論文初稿。由於這研討會未依預定在八月中下旬舉行，故未參加。後將初稿修正後向台北《國家圖書館館刊》投稿而刊於該年第2期309—321頁。 紅樓夢研究所張慶善所長擬將修正之文轉載於《紅樓夢學刊》，乃藉此機會以此短文說明，並敬答蔡先生。
1989年在香港購得上海古籍社影印的《春柳堂詩稿》。讀後對作者是誰，是何時代人，詩中所言之「曹雪芹」是否就是《紅樓夢》小說中提及之「曹雪芹先生」等都覺得可疑。 公餘收集一些材料於1993 年及1994年應歐陽健先生之邀，在《明清小說研究》發表了一些管見。近年來又查得一些資料，得到兩個初步結論：（1 ）《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宜泉先生」即王利器先生所考出「興廉」的可能性不可排除。（2 ）未確定幾項疑點之前，似不宜據此詩稿本解釋《紅樓夢》有關的問題。
現再就蔡先生的論點略陳淺見。
（一）蔡先生認為宜泉「是漢人，不是旗人。」但是寫序的貴賢、延茂都是漢軍，作跋的濟＠３則是鑲黃旗滿州人。而且是由「副護軍參領銜內務府會計主稿筆政德貴敬刊。」若張介卿不是滿人或漢軍，為何內務府的德貴會為他刊印《春柳堂詩稿》？宜泉有「陪飲諸宗室」詩，是否也可說明身份？
（二）蔡先生以宜泉世居北京，曾祖靈柩在張家灣，「旁人是否會以鐵嶺宜泉司馬興廉相稱，似乎也大有問題。」但中國人習慣以祖籍自稱。曹振彥已從龍入關，其孫仍自稱「千山曹寅」即是一例。（註：筆者遠祖明初隨軍由河北龍山（後隸昌黎縣）入閩，後人定居今福州市一帶，迄今仍稱「龍山劉氏」。）
（三）根據《春柳堂詩稿》的自序，「想昔丁丑禮部試，我皇上…」蔡先生乃定「張宜泉是乾隆時人」。拙文也提到這問題，懷疑「是否序中有誤？值得思考。」這是因為如果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宜泉參加鄉試，則已約十六、七歲。到光緒十五年（1889）其孫才請人刊印詩稿，相隔一百三十年，可能嗎？再者，蔡先生認為詩稿中「次仰山韻」的「仰山」極可能是指乾隆舉人汪廷榜。但號「仰山」的人應不只汪廷榜一人。除非能找出他的詩集中有和宜泉詩同韻者，否則不能確定。
（四）蔡先生舉興廉《金縷曲》詞句「憶華年，吳山楚水，恣情遠眺」指其年輕時曾宦游江南多處。管見以為只要作者曾游過江南都可以如此寫。宜泉先生曾遊歷天台山，故無矛盾。
（五）上引《金縷曲》中有「人生難得休官早」之句，蔡先生認為是「表示對歷時已久的官宦生活的厭倦」。但若以興廉任侯官令時因神光寺事件貶官後的「牢騷語」來解釋是否也說的通呢？
（六）關於《春柳堂詩稿》與興廉詞風格是否「截然不同」？淺見以為頗難斷言。《白山詞介》卷三選興廉詞五首均是題畫之作，而《春柳堂詩稿》題畫詩只有五律《詠鳥啼竹叢明月圖》一首，彼此似乎差別不大。而詩稿中吟詠時期、對像、地點不同，其詩之風格、意境也有不同。不宜只選一二首遽定其詩風如何。
（七）筆者從《春柳堂詩稿》有關的四首詩懷疑「曹雪芹」與「芹溪居士」似非同一人，也以「曹芹溪」與「芹溪居士」是否為同一人有疑。蔡先生不考慮筆者懷疑的理由，只一再強調必是同一人，不能令人信服。另一疑問是中國古時人的號字，他人是否可以添加「居士」二字？
（八）另有一項不見於拙作初稿，而見於正式稿的是《春柳堂詩稿》言及曹雪芹或芹溪居士時沒有提到《紅樓夢》，蔡先生問「為什麼容許敦氏兄弟不提而唯獨對張宜泉作如此要求呢？由於筆者行文一向不喜枝蔓問題，因此前文中未討論有關二敦詩中的疑問。管見以為可能是如《延芬室集》中弘＠(13)的批語所說，一些宗室以其中有「礙語」而避諱，故二敦詩不言其著《紅樓夢》事。
此外，對於蔡先生的大作有幾點淺見：
（一）蔡先生認為「張介卿自己弄錯了張宜泉的輩份」。但這在近六十年來是可能的，在舊時代則不可能。蓋舊時凡考試、求官都必須報父祖三代，無論張介卿學問如何，他不可能不知道誰是他的祖父。
（二）蔡先生贊同周汝昌先生的說法，以為宜泉是個「具有叛逆性格、反抗思想的人物」。然而他何以用「頌聖」性質的五言排律冠於卷首，又有「表功輝烈日，述德肇遺風」（題祖先堂畫軸），「早知投筆好，今或得封侯」（閒興四體），「懷國渾忘苦，勤王豈憚劬」（雨雪載途）等詩句呢？拙見以為他實是一位「傳統」讀書人，一旦有了適當的官職，就會「勤王豈憚劬」，就如興廉任侯官縣令處理神光寺事件和任鹿港同知時參與平定戴潮春之役的表現一般。
（三）蔡先生認為張宜泉「與曹雪芹有很深的友誼」。然若這位曹雪芹（曹芹溪、芹溪居士）即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則甚不可能。魏子雲先生曾提醒筆者：《春柳堂詩稿》的「自序」已說明乾隆二十二年之後是宜泉「垂髫之年」，才「學文藝兼為吟詠」。淺見以為魏先生的說法正確，故在乾隆二十七或二十八年之前，宜泉至多十餘歲，不可能寫出《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和《題芹溪居士》那樣的詩，也不可能有《懷曹雪芹溪》中「似歷三秋闊，同君一別時」那樣久不見面而「掃徑張筵久，封書＠(14)雁遲」的句子。若是「宜泉先生」在乾隆二十二年以後才出世，自序之言仍無矛盾，則詩中的「曹雪芹」更不可能是《紅樓夢》的作者了。
雖然不能認同蔡先生的種種說法，但筆者仍感謝他不厭其煩地解釋了「謝草池邊曉露香」和「北風圖冷魂難返」這兩個典故的涵義。筆者不學無文，因自中學時代即喜《紅樓》，近年公餘就一些問題深入探討，每有所得則不揣簡陋公開向紅學專家請教，所得迴響常能增益見識，蔡先生此篇大作示知二典故所指即為一例。因盼蔡先生及《學刊》讀者諸君不吝賜正是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