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百年中國》題序
這是我《紅學》一書的增訂版。《紅學》大部分章節寫於八十年代，是我從文學研究轉向學術史研究的一個過渡。因此我把《紅樓夢》研究當作一個學科，探討了她的學科樹義以及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解剖一個具有典範意義的現代學科。原書七章，即現在的第二章至第八章。第一章和第九章是這次加上去的，書名也借用第一章的標題改為《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警幻仙姑向他傳達榮寧二公的口頭指示，說：「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這是說《紅樓夢》裡賈氏家族隆替興衰的故事，是以1644年清兵入關（順治元年）到1744即乾隆九年左右這一百年的歷史環境為背景的。而1744年正是曹雪芹開始寫作《紅樓夢》的年份。他顯然從「百年」這個具有歷史輪迴意味的時間概念裡獲致一種「暗示」，因而產生了文學創作的靈感。因為第十三回秦可卿托夢給鳳姐曾再致其意：「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這應該是作者點題的話。晚清徐兆緯《報館雜詠》：「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不談新學談紅學，誰似蝸廬考索多。」詩後有小註：「都人氏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戊戌報章述之，以為笑噱。」如此說來，莫非「紅學」當產生之初，就與「新政」成一互相矛盾之對立物，兩者不可在同一時空下求同興並盛耶？康梁事敗，時在戊戌，即清光緒二十四年；公歷為1898年。到如今恰好又過去了整整一百年。這一百年的紅學，情形是怎樣的呢？我們作為《紅樓夢》的讀者、愛好者、研究者，從這個一百年裡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啟迪或「暗示」呢？
王國維感歎：「百年頓盡追懷裡，一夜難為怨別人。」陳寅恪同發一慨：「遙望長安花霧隔，百年誰覆爛柯棋。」我們今天置身於前此未有的改革開放的大潮之中，當然又是「新政風行」的時候。處此背景之下，已經「歷百年」的紅學，是不是與「新政」仍呈互相矛盾之狀態——倏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轉而「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至少，前一種情形現在是出現了，確有不少喜歡「淡紅學者改談經濟」，甚至談之不足而索性投身商海。「應用紅學」的慨念便是在此種背景下提出來的。而動工興建的南北「大觀園」，早成為遊人如織的旅遊景點；「紅樓宴」擺而不厭；「曹雪芹家酒」也呼喝於電視廣告之中；紅學家們則觸「玉」（曹雪芹喜歡用諧音）「通靈」，學會了「炒紅學」。百年來已經極學術之盛的紅學不僅是「熱」，而且「鬧」起來了。然則「熱鬧」的紅學，是紅學的興旺還是不興旺？是學術的幸事還是不幸事？如果否命題可以成立，那末「富貴流傳，已歷百載」的現代學術的寵兒——紅學，是不是如同《紅樓夢》裡的賈府，也到了某種「運終數盡」的邊緣。
雖然，學術思潮的更替與擅變是事物的常態。有盛必有衰。梁啟超把學術思潮類分為啟蒙期、全盛期、兌分期、衰落期，並以佛家「流轉相」之生、住、異、滅給以概括。這些個嬗變的時期和段落紅學全都經過了，所以我才有從學術史的角度撰寫《紅學》一書的理由。現在距《紅學》的寫作已經過去十有餘年，時下的紅學由梁任公先生給定的第四期向前又跨了一步，似乎進入了「鬧學」時期，有的時候只有《紅樓夢》第九回賈府子弟「同學堂」庶幾近之。新近的表現，是有人研究出脂本脂批均系偽造，並悟得後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寫得更好。另一群體成果則是共同認為通縣的一塊石頭是曹雪芹的墓石，重新為卒年壬午說「定了案」。職是之故，我有理由也才有勇氣在原書的頭尾各加入一章，並以「紅學吃語」作為未章的標題，增訂出版這本舊著。看校樣的時候順手改潤了幾處文字。第五章增加了一個長注，補充介紹幾種以前不曾見到的索隱派著作；這要感謝台灣大學的劉廣定教授，因為所補入之書都是承他的厚意從遙遠的海峽彼岸惠寄給我的。參考書目增加了1988年以後的部分，系清胡文彬先生百忙中所抄示，謹在此致謝。河北教育出版社總編輯王亞民先生、責任編輯劉輝小姐，為出版此書竭盡了心力，如果不是他們的鼓勵幫助，我怕想不到在這個時候再來出這樣一本書，因此特向他們致以謝忱。
不過，這回可真的該告別紅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