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問題
一、前言
《春柳堂詩稿》是一本清代人的詩集，署名「宜泉先生」著。約刊於光緒己丑（1889）。1955年北京文學古籍社曾予影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為重印。因其中有四首詩與「曹雪芹」有關，故甚受現代紅學家的重視，認為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資料。然而，「從五十年代起，紅學界的許多朋友曾經多次使用它，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它的重要性，甚至它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註：劉世德：《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3輯，頁121。）1992年歐陽健先生首次公開質疑此詩集的可信性。（註：歐陽健：《明清小說研究》，1992年第1期，頁43； 亦載《中國古典散文賞析與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3年），頁423。）
隨後，魏子雲先生（註：魏子云：《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2期， 頁32。）和筆者（註：劉廣定：《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3期，頁5。）（註：劉廣定：《明清小說研究》，1994年第1期，頁6。）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劉世德先生則駁斥歐陽健的說法，（註：劉世德：《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3輯，頁121。）歐陽先生又為文辯解，（註：歐陽健：《紅學辨偽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7—55。）迄無定論。現擬從目前已收集到具體可信的資料，試探《春柳堂詩稿》的作者與其相關問題，前因所據資料不足而有的錯誤，現一併更正。
二、宜泉先生即興廉？
據王利器先生的報道，影印本《春柳堂詩稿》的原本是楊鍾羲先生的舊藏。1952年由王先生介紹，楊家所藏的一大批書包括《春柳堂詩稿》均為大陸的「文化藝術局」全部購下。（註：王利器：《耐雪堂集》（台北：貫雅文化公司，1991年），頁375—376。）王先生考出其作者為興廉，他的根據是：（註：王利器，《耐雪堂集》（台北：貫雅文化公司，1991年），頁384。原載《光明日報·文學遺產》61期，1955年7月3日。）
據蒙古巴嚕特恩華《八旗藝文編目》別集五：春柳堂詩稿，漢軍興廉著。興廉原名興義，字宜泉，隸鑲黃旗，嘉慶己卯（一八一九）舉人，官侯官知縣，鹿港同知。恩華關於興廉的簡單介紹，是本之於楊鍾羲。楊鍾羲的《白山詞介》卷三寫道：興廉原名興義，字宜泉，漢軍鑲黃旗人，嘉慶二十四年舉人，官侯官令，升鹿港同知，工畫。
因為《春柳堂詩稿》裡有一首五言律詩題為《懷雪芹溪》，三首七言近體題為《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題芹溪居士》和《懷芹溪居士》。王先生認為與《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有關。他相信曹雪芹是卒於乾隆壬午年（1763），故又推測：「由1763年曹雪芹之卒年至1819年興廉中舉，相隔為五十六年，則興廉當是年十五六歲左右便已作曹雪芹的忘年之交了。」（註：王利器，《耐雪堂集》（台北：貫雅文化公司，1991年），頁384。原載《光明日報·文學遺產》61期，1955年7月3日。）但《春柳堂詩稿》影印出版時，其「內容提要」對「作者」之介紹卻是：（註：《春柳堂詩稿》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4年），頁3。）
《春柳堂詩稿》，清張宜泉撰。宜泉漢軍旗人。他的一生經歷，還有待查考。
唯據筆者所知，除周汝昌先生（註：周汝昌：《曹雪芹》（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頁166—171。）和徐恭時先生（註：徐恭時：《紅樓夢研究集刊》第1輯，頁423—431（1979年）。）曾就《春柳堂詩稿》內容，推測了「張宜泉」的一些生平外，直到1992年似無更多的「查考」結果問世。然吳恩裕先生在讀過《春柳堂詩稿》後曾說：（註：吳恩裕：《有關曹雪芹十種》（上海：中華書局，1963年），頁126。） 細審全書，知作者為張宜泉，不必名興廉，終身無功名，晚年以教館課徒為生。
劉世德先生則認為（註：劉世德：《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3輯，頁121。）
楊鍾羲是現代人，而興廉是嘉慶年間人，他們二人並不同時，楊鍾羲在斷定興廉為《春柳堂詩稿》一書的作者的同時，沒有向讀者出示任何證據。後來，《八旗藝文編目》的編者恩華沿襲了楊鍾羲的說法，以訛傳訛。到了王利器先生，他又在論文《重新考慮曹雪芹的生平》中完全接受了楊鍾羲、恩華兩家那種無根無據、錯誤的結論。
故「宜泉先生」究竟是否即是「興廉」應加探討。
如果只是《春柳堂詩稿》的內容來看，作者的確不似曾任侯官縣令、鹿港同知的興廉。但若此詩稿是作者五十歲時仍在北方時所編，而任官閩、台在五十歲之後，則無衝突。據筆者所查知的記載，興廉中舉在嘉慶二十四年而任福建光澤縣縣令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相距二十五年（詳下節「三」），若二十五至三十歲間中舉，則南下任縣令恰在五十歲之後，吳先生的疑慮，可以化解。
那麼，楊鍾羲之言是否為「無根無據、錯誤的結論」呢？淺見以為其可能率極低。楊鍾羲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學者，隸正黃旗漢軍，生於清同治四年（1865），光緒十五年（1889）己丑科二甲一百零六名進士（榜名鍾廣），（註：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0年），頁2847。）曾入翰林，歷任鄉試、會試考官，襄陽、安陸、江寧知府。光緒二十七年（1901）即佐盛昱輯成《八旗文經》及撰成《八旗文經作者考》三卷。（註：《八旗文經》（瀋陽：遼沈書社，1988年）。）鼎革後除於民國十二年曾與王國維等入值廢帝之南書房，一直潛心著作。從民國元年到十一年完成《雪橋詩話》初集、續集、三集和餘集共四十卷，都一百餘萬言，嘉業堂主人吳興劉承幹為刻入「求恕齋」叢書。（註：見（一）《叢書集成續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二）《歷代詩史長編》第十七種（台北：鼎文書局，1971年）。）除繆荃孫、沈曾植、孫德謙、劉承幹、陳三立、金蓉鏡、陳寶琛諸名士序言中讚揚的各點外，近人楊家駱先生更以「書中所敘事，皆極珍貴之史料，非他記事所可及」。（註：《歷代詩史長編》第十七種（台北：鼎文書局，1971年）。第二冊《影印雪橋詩話序》。）石繼昌先生也說：「鍾羲治學嚴謹，博覽多聞，服膺大興朱珪『翰林以讀書為職業』之語，身體力行。不論居官或是作幕，都能不受俗務干擾，專心致力於學。先後與當代名流學者繆荃孫……等人交往，切磋學問，談藝論文。」並以這部詩話「是研究清史、北京史，尤其是研究八旗人物極為重要的文獻資料。」（註：《雪橋詩話·出版說明》（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故知，如無充分證據，不宜輕以楊鍾羲先生之言有誤。（註：李知其先生在其所著《紅樓夢謎·二續》（自印本，1990年），頁872—891，表示懷疑《雪橋詩話》中有關「曹雪芹」之記載系楊鍾羲故意作偽。姑備一說。）
現擬舉一例說明楊鍾羲為文之有據。《雪橋詩話》中兩度提及曹雪芹，其一在（初集）卷六：
懋齋名敦敏，字子明，其《贈曹雪芹》云：「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
由於楊先生未見過《懋齋詩抄》，此條所用「詩名」及一些用字系依《熙朝雅頌集》。（註：《懋齋詩抄》詩題作《贈芹圃》，詩中「僧壁」作「僧捨」。）雖未註明出處，但實有據。
故知楊鍾羲以「宜泉先生」為興廉應有所依據。有一種可能是他與為《春柳堂詩稿》作序的貴賢、延茂，作跋的濟澄，甚或「宜泉先生」之孫張介卿都相識。貴賢是鑲黃旗漢軍，光緒二年（1876）丙子恩科同進士。延茂為正白旗漢軍，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同進士，而濟澄為鑲黃旗滿州，光緒九年（1883）癸未科進士（榜名濟中），（註：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0年）。）張介卿也可能是旗人（見「五」節）。他們都是同時期的人，均隸旗籍，而濟澄也曾是「翰林院庶吉士」，與楊鍾羲相識之機會很大。
然而，「宜泉先生」於編成《春柳堂詩稿》之後是否仍續有詩？《春柳堂詩稿》的內容是否可以表現興廉之特長（如「工畫」）？詳見下文。
三、興廉的生平
目前筆者所能查知有關興廉最早，也為最完整的記載是光緒二十一年的《台灣通志》：（註：《台灣通志》（台灣文獻叢刊第130 種）（台北：台灣銀行，1962年），頁434。）
興廉，字宜泉，漢軍旗舉人。咸豐八年，由閩縣擢任鹿港同知。教士如師，愛民如子。比三年頌聲載路。同治三年，復來任；值戴萬生亂後，鹿港兵防未撤，月餉費數萬金。興廉廣為設法，義輸不足，則以廉俸彌補之。如是三年，軍無乏用；而善後事宜，亦無不辦。以實心行實政，民受其益，商旅無怨言。皆興廉之力也（《採訪冊》）。
此段屬於「列傳」之「政績」。《彰化縣志稿》之「人物誌，名宦」，除在咸豐八年之下加注（公元1858年）外，餘全同《台灣通志》。（註：《彰化縣志稿》（彰化市：彰化縣文獻委員會，1961年）卷10，頁56。）《台灣省通志》則稍簡化，其「人物誌，宦績」有：（註：《台灣省通志》（台北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0年）卷7第2冊，頁114。）
興廉，字宜泉，漢軍旗舉人。咸豐八年，由閩縣擢任鹿港同知。教士如師，愛民如子。同治三年，復來任；值戴潮春役後，鹿港兵防未撤，月餉費以數萬金；經費不足，藉義輸以為挹注；再不足，則廉捐俸銀以彌補之。如是三年，軍用賴以無乏；而善後事宜，亦次第舉辦；商民感之（據《光緒台灣通志》）。
但此記載不甚完整，且稍有誤。據《福建通志》（註：《福建通志》（同治十年重刊本，台北：華文書局影印）卷114。 ）「光澤縣知縣」項下有：「興廉，內務府鑲黃旗，舉人，道光二十四年任」及「劉釗，江西新昌監生，二十六年任」之記載。而《閩侯縣志》的「侯官知縣」項下則有：（註：《福建省閩侯縣志》（民國二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卷60。）
興廉 漢軍鑲黃旗人，舉人，道光二十九年任。
婁浩 浙江會稽人，監生，咸豐二年以政和知縣署。
秦煦 江蘇無錫人，監生，咸豐九年署。
至於「閩縣知縣」項下，並無興廉之名（註：《福建省閩侯縣志》（民國二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卷59。）故知《台灣通志》所謂「由閩縣擢任鹿港同知」系「閩」、「侯」混淆之誤，而楊鍾羲「官侯官令」的說法（見上「一」節）是不錯的。
在「鹿港同知」的部分，《台灣通志》等地方志所載也不完整，並有錯誤。1980年出版的《台灣地理及歷史》的「官師志，文職表」，其「台灣府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捕盜同知」項下為：（註：《台灣地理及歷史》（南投市：台灣省文教委員會，1980年）卷9「官師志」第一冊，頁53。）
興廉 字宜泉，漢軍鑲黃旗人，舉人，咸豐八年由閩縣知縣升任
許鳳翔 字恂堂，安徽廬江，道光二十五年乙已巳進士，咸豐八年以後署
姚（佚名） 署（咸豐十年十一月在任，咸豐十一年五月在任）
殷紹光 （同治元年三月在任）
興廉 字宜泉，漢軍鑲黃旗，舉人， 回任（同治二年四月在任，同治三年十月在任）
故知「復來任」是「同治二年」非「同治三年」，而此事有他種資料可以佐證。
興廉任侯官縣令和鹿港同知時恰好逢遇我國近代史上兩件大事，一是清季福建首樁「教案」——神光寺事件，（註：（一）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1—4，（二）酈永慶，《歷史研究》1992年第6期，頁73。 ）一是清末台灣一次大「民變」——戴潮春之役。（註：（一）蔡青筠：《戴案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206種）（台北：台灣銀行，1964年），（二）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47種）（台北：台灣銀行，1959年）。）
「神光寺事件」是鴉片戰後，英國人來華居住所引發的衝突問題。道光二十四年曾與英人立下協定，在福州地方「唯領事夷官，准租城內房屋，其餘夷商俱遵條約，住城外港口。並令將房屋租約，送地方官用印，不准私租」。（註：《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2，頁17上。）道光三十年， 有二英國傳教士到福州，英領事之翻譯金執爾「即在城內烏石山下之神光寺，代向寺僧租屋兩間，將租約送侯官縣用印，該縣興廉因上年曾有夷官租賃城內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誤為同一事件即於租約內用印交給。」（註：《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2，頁17下。）但紳民群起反對。由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負責交涉。劉、徐兩人之上奏云：（註：《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2，頁18下至頁19上。）
侯官縣知縣興廉辦理錯誤，咎有應得，若遽因此撤任，轉使置身事外，並恐啟外夷輕視之心，臣等先行飭司記過，仍責成該縣從容佈置，務令該夷人等，自願搬移，如或不知愧奮，辦理始終失當，即當從嚴參辦，以示懲儆。
興廉處理此事之經過為：（註：《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4，頁22上。）
夷於道光三十年五月間，搬入神光寺居住之後，該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自知用印錯誤，欲設法催令搬移，因傳諭各項匠人，不許夷人修理寺屋，嗣有林姓木匠，私自受雇，經興廉查明，將該匠人傳案責釋，夷目星察理聞知其事，即以地方官禁止工匠不許受雇夷人，系屬有意背約，堅欲興廉諭示工匠不得勒掯，興廉恐啟端，不得已允為出示曉諭。
而後，（註：《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3，頁44上。）
九月間，連日陰雨，兩夷所住之房，滲漏不堪，遍覓瓦匠，無敢往者。夷目星察理，屢向該員興廉懇覓匠人。該員答以百姓不願，斷難相強，且神光寺無人收租，白住房屋，亦傷體面，不如搬去為妥。該夷目無可如何，始稱租屋原系小事，既系士民不願，官府為難，若不搬移，恐傷和好。惟城外一時難得住處，應先搬至伊國翻譯官所租賃之道山觀暫住，即將神光寺交還，以免口舌。
徐繼畬又奏：（註：《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4，頁1上。）
臣仍責成已革侯官縣知縣興廉催促兩夷人搬移，茲於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二十等日，兩夷人先後搬至該夷目租賃年久之道山觀居住，將神光寺房屋交還，誤用印之租約，亦繳還＠６銷，臣隨飭該縣，將神光寺僧人傳案，出具切結，以後永遠不准將房屋租與夷人居住。
故知興廉雖因此案而遭革職，仍力圖解決難題。
戴潮春之役起自同治元年三月，台灣八卦會黨首領戴潮春（字萬生）率眾數萬人與林日成在彰化掀起反清戰爭，響應太平天國，二年底戴潮春死，三年正月林日成亦死，但餘眾直到同治年四年三、四月時才全遭消滅。興廉在此役中，有不少功績，按《清宮月折檔台灣史料》所載奏折中所述計有：（註：《清宮月折檔台灣史料（一）》（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
（一）同治二年九月「鹿港同知興廉激勸局紳等接濟鉛藥，俾無缺誤」（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丁曰健奏）
（二）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一，「鹿港同知興廉所派局勇三百名出剿詔安厝。」（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曾玉明，丁曰健奏）
（三）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三，「同知興廉，知縣凌定國報稱督同紳團轉連剿竹子腳、海峰侖等莊，彰邑至斗六之路已通。」（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徐宗幹奏）
（四）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十、十一日，「鹿港同知興廉前赴寶鬥，
傳諭七十二莊鄉民出堵官地廳地方，以斷斗六潰黨逃入番地之路」（同治三年正月廿七日，丁曰健奏）
（五）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飛調鹿港同知興廉就近派勇入城，協同防守」（同治三年六月初三日，丁曰健奏）
（六）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同知興廉，義首廩生洪鐘英、貢生陳如璧、吳聯輝，擬保守備陳雲龍等調集番屯，堵截龜仔頭通番要路」（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丁曰健奏）
因此，丁曰健在「剿滅台灣彰化內山北勢湳全股踞逆暨前曾屢著勞績欽奉恩旨記獎茲復攻剿出力之文武員弁紳團人等相應分別並案擇尤酌保」（同治四年二月十九日奏）清單中，對興廉的升賞建議是「請賞戴藍翎花翎侯選知府」，理由為：
鹿港同知興廉，該員率勇帶番屯堵截要路斬殺甚多。且該員前值戴逆竄陷彰化另股迫擾鹿港，乃能力保全境，籌濟各路軍火。在事日久，勤苦異常，今復勞績昭著，洵屬始終奪奮勉尤為出力之員。應予並案獎敘，擬請以海疆繁缺知府留閩遇缺即補。
惜興廉於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66年1月24日）在任病故， （註：《清宮月折檔台灣史料（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未能補上知府。
至於興廉在任光澤縣令之前，及道光26年到29年間在何處任官之記載，現尚未查到。而於侯官縣令遭革後，及未就鹿港理番同知之間，只知其咸豐五年曾在邵武縣任縣丞。詳下節。
四、興廉之藝文造詣
興廉擅倚聲，楊鍾羲《白山詞介》選「蝶戀花」、「風入松」、「蘇幕遮」、「祝英台近」及「金縷曲」五闕。（註：李澍田：《白山詩話》（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白山詞介」，頁85。）近人張佳生之《清代滿族詩詞十論》對興廉也特別有介紹，並以其為《春柳堂詩稿》的作者，現引述於下：（註：張佳生：《清代滿族詩詞十論》
（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2年），頁273—274。）
興廉，原名興義，字宜泉，漢軍鑲黃旗人，嘉慶二十四年（1819）舉人，官鹿港同知，有《春柳堂詩稿》。
興廉的詞以題畫的內容為最多，而且寫得也很好，一些是題自己的畫。《祝英台近·自題〈待月圖〉》云：「隙中駒，石中火。斜日又西墮。似水年華，生計不須左。算來媚佛求仙，都無憑準。且消受、片時清坐。早覷破。任他顛倒榮枯，休把兩眉鎖。大好園林，容得眼前我。莫嫌影只形孤，舉頭邀月，便湊上、影兒三個。」此詞藉李白《月下獨酌》詩之意抒發內心的煩悶。不過李自己是「舉頭邀明月」，而詞人卻還在「待月」。月既未出，詞人的愁苦也就無法排遣了。從這個角度看，詞人的痛苦要比李白更深一層。從詞中看，他的痛苦與憤懣似乎主要來自仕途經歷的坎坷，「任他顛倒榮枯」一句已經透露了其中的消息。這種情緒在其他一些詞也多有流露，如《金縷曲·題陳少香〈鷗汀魚隱圖〉》便藉題發揮，唱出了「人生難得休官早」，「身外事，任顛倒」的不平之聲。在《風入松·寫〈春明與夢圖〉》中，也有「把筆幾回惆悵，天涯飄泊年年」的慨歎。興廉的風格上主要表現為哀婉清淒，這與他的思想情緒直接關聯。他的詞能夠在淒涼的情調中產生一種感人的藝術力量，表現出詞人的寫作水平。如《蝶戀花·畫蝶》云：「一抹平蕪春幾許。芳草纖綿，煙雨迷南浦。點地落花誰是主。多情鳳子慇勤護。惆悵園林三月暮。綠瘦紅稀，兀自蹁躚舞。卻怪留春春不住。隨春飛向天涯去。」這首詞名為題畫，實際是詠物，詞中有我，故能感人。
據筆者目前所知，最早記述有關興廉藝文造詣的是丁紹儀所著《聽秋聲館詞話》。該書成於同治八年秋九日。（註：丁紹議：《聽秋聲館詞話》二十卷，收入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版）。）其「宜興廉詞」條云：（註：丁紹議：《聽秋聲館詞話》二十卷，收入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版），頁2592—2592（《聽秋聲館詞話》卷二）。）
歲乙卯，（註：即咸豐五年。）道出邵武，鐵嶺宜泉司馬興廉觴余丞廨，出示所藏書畫，辨認真膺甚確，余實懵然不解。……宜泉原名興義，隸旗籍、嘉慶已卯孝廉，任侯官令，蹶而復起，升鹿港同知，卒於任。聞余輯補詞綜，由海外寄詞數十闋，囑為點定。《自題待月圖·祝英台近》云：「……」。《寫春明與夢圖，送吳伯鈞明府入都·風入松》云：「軟紅塵外策征鞍。涼夜正漫漫。長堤月色平橋水，潑清光、一片澄鮮。濃綠萬家拖柳，暗香十里吹蓮。春明景物想依然。空惹夢魂牽。扁舟也擬謀歸棹，恐歸時，不似從前。把筆幾加惆悵，天涯飄泊年年。」《題陳少香大令〈鷗汀漁隱圖〉·金縷曲》云：「煙水浮家好。棹扁舟、載將笭箸，證盟沙烏。半世名場酣戰罷，贏得詩囊畫稿。又攜個、素心同調。海上更無蘇叔黨，只朝雲、長伴東坡老。看問字，鳳雛小。人生難得休官早。憶華年、吳山楚水，恣情游眺。嫩去紅塵尋舊夢，都為邯戰睡飽。且料理、筆床茶灶。莫向叢蘆深處泊，怕花飛，霑鬢愁難掃。身外事，任顛倒」。宜泉工畫，喜為詞，精音律，彈絲𢬍竹，斤斤不失分刌，今不復聞矣。
又「謝元淮詞」條云：（註：丁紹議：《聽秋聲館詞話》二十卷，收入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版），頁2791（《聽秋聲館詞話》卷十七）。）
丁酉秋，余以先君疾請急歸。適松溪謝默卿觀察元淮令吾邑，承以《碎金詞譜》相贈，每字譜以今之四上工尺，雲自姜石帚詞旁注譜中尋究而出，實得古來不傳之秘。余不能歌，詢之善歌者，則只堪協以笙笛。後質之宜泉司馬，言近時所行昆腔，與古歌迥殊。古歌多和聲，似今之高腔，然與高腔又有別。聲音之道，與世遞遷，執今合古詞，終不免宮凌羽替。即如井田封建、學校辟舉，與西北之水田、秦隴之蠶桑，泥古之士，每以為可行，而卒不能行，天時地利限之，有非人力所能強者，不獨歌詞—端而已。
丁酉乃道光十七年（1837）。但《碎金詞譜》寫成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不知是丁氏誤記年代，抑其所見為早期初稿。丁紹儀與興廉談曲必在道光十七年或道光二十七年之後。由此兩段記載可知興廉為「鐵嶺」人，熟於音律，長短句之意境頗高，並能畫，又知鑒識，是位甚有藝文造詣的舉人。故應亦能為詩。
雖興廉應能為詩，但迄未見其任官閩台後署名之詩傳世。是公務煩忙，無暇吟誦？抑晚年專事填詞，不復為詩？尚有待證明。惟上引《聽秋聲館詞話》所謂「聞余輯補詞綜，由海外寄詞數十闋，囑為點定」，似表示乃赴台灣任鹿港同知後彙集之舊作。惜未窺全豹，難下結論。筆者曾試圖尋覓興廉在台任官時之詩詞未果，但不知閩省尚有遺章否？
五、興廉是《春柳堂詩稿》作者的可能性
雖興廉字宜泉，《春柳堂詩稿》的作者也名為「宜泉先生」，故應亦字宜泉。清末民初，與興廉時代相近的楊鍾羲、恩華都以為興廉就是《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宜泉」。此一說法，據劉世德先生說：「始終沒有獲得紅學界的大多數人士的認同。」（註：劉世德：《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3輯，頁131。）然而，研究詩詞的「非紅學界人士」如上述的張佳山先生，就未懷疑善填詞的興廉不是《春柳堂詩稿》的作者。現暫不考慮究是贊成者多，還是反對者多，因為學術的討論不是可藉「人數」來決定是非的。以下將作一些分析討論。
（一）《春柳堂詩稿》的作者是「宜泉」，自稱「先世曾累受國恩」。雖其孫名「張介卿」、但「宜泉」本人不必有張姓。從這本詩稿的「序」者、「跋」者都是旗下文士，而由「副護軍參領銜內務府會計司主稿筆政德貴」來「敬刊」，可推測張介卿也是旗人，應和內務府有關，只是已冠了漢姓。就如《雪橋詩話》的作者楊鍾羲，「原名鍾廣，至光緒己亥改外，始冠姓易今名。」（註：《歷代詩史長編》第十七種（台北：鼎文書局，1971年）。第二冊《影印雪橋詩話序》。《雪橋自訂年譜》，頁15。）他的高祖名「虔禮寶」並非楊姓，而實屬滿州漢軍「尼堪氏」。（註：《雪橋詩話·出版說明》（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 ）因此，《春柳堂詩稿》的作者「宜泉」可能也是「內務府漢軍」不一定有「張」姓。根據《福建通志》，興廉隸「內務府鑲黃旗」（註：《福建通志》（同治十年重刊本，台北：華文書局影印）卷114。）二者似可相合。
（二）從詩稿的序、跋可知此三人均與「宜泉先生」未相遇。光緒二年中進士的貴賢在序中說：「余雖知先生大名，所恨未獲親炙」。同治二年中進士的延茂也說：「餘生也晚，不獲親其杖履」。表示他們年輕或年幼時，宜泉已逝世。（註：歐陽健：《紅學辨偽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7—55。）已知興廉逝於同治四年（1866），故以興廉為「宜泉先生」的說法並非不合理。
（三）前文（「二」節）已約略估計過興廉的年齡，如果五十歲之後才任光澤縣令（1844），則1866年初去世時享年七十餘。再看張介卿的年齡，筆者贊同歐陽健先生的觀點：光緒己丑年（1899）「張介卿其時正處青壯年」（註：歐陽健：《紅學辨偽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7—55。）。也就是說，他是延茂、貴賢等的「晚輩」，大約二、三十歲。假定是二十五歲，則同治四年時約仍在襁褓中。《春柳堂詩稿》顯示宜泉原有一子因痘而喪，後有之子（春兒？）大約是續絃後約五十歲時所生，因「五十自警」詩有「晚年無別望，有子喜呼麟」句。若此子成年之後得孫，則宜泉七十餘歲時，此孫才出世不久。換言之，以興廉為張介卿之祖父，在年齡上亦無矛盾。
（四）從《春柳堂詩稿》的內容是否可以證明作者是「布衣張宜泉」（註：劉世德：《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3輯，頁121。）呢？魏子雲、歐陽健兩先生都認為其中一詩句表示宜泉做過官，但可能只是不得志的小官。（註：歐陽健：《明清小說研究》，1992年第1期， 頁43；亦載《中國古典散文賞析與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3 年 ），頁423。魏子云：《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2期，頁32。歐陽健：《紅學辨偽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7—55。）筆者對詩句的體會雖然膚淺，卻可同意兩位的看法。且以為「宜泉」曾在京參加過考試，可能做過小京官，或也在順天府一帶做過其他小官，另也任過教館。一般而言，中舉後不一定即能派官，即使派官也不見得就可實授。在任知縣前，常先做「教諭」、「訓導」、「縣丞」多年。中舉後逾二十年才派任知縣之例很多。故宜泉五十歲後編定《春柳堂詩稿》，再受派為縣令的可能性不小。也就是說，作者不一定以布衣終老。
（五）《春柳堂詩稿》有「詠鳥啼竹叢明月圖」（五律）及「題芹溪居士」（七律）等，與前（「四」節）所引興廉之詠畫詞相類。故不必否定二者之共通性，也不宜因詩稿裡沒有題詠自己的畫而懷疑「宜泉」是否「工畫」。
根據以上五點，以及前「二」及「四」節所推測詩集中未涉閩颱風物原因，均不排除《春柳堂詩稿》可能為興廉所作。但是，作者自序中明言：
想昔丁丑禮部試，我皇上欽定鄉會小考增設五言排律八韻……
周汝昌先生早已查出，此乃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之事，（註：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頁722。 ）則此詩稿完成於乾隆年間，將不可能為興廉之作。淺見之為這牽涉到《春柳堂詩稿》本身的一些疑問，將於下節討論。另在貴賢等人的序跋中，均未言及「宜泉」之生平。是就詩論詩，不涉其他？抑另有別解，現尚不能有所結論。
六、《春柳堂詩稿》的一些疑問
《春柳堂詩稿》的年代，是其一大問題。如果寫作、編輯都在乾隆年間，則決非同治四年去世的興廉所作。但是究竟是否確在乾隆年代，則可商榷，現分兩點討論：
第一，假使宜泉本人參加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禮部試則至少已有十六、七歲，若他生於乾隆五年，則約在乾隆五十五、五十六年編定《春柳堂詩稿》，寫序文亦在此後不久，仍是乾隆在位時，序中「我皇上」的稱謂可以說明。然若宜泉生於乾隆五年（1740），則其子約生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其孫張介卿委人寫序跋、刊印是書系光緒十五年（1889），距乾隆五十五年已約一百年。也就是說張介卿應已是白首老翁，宜泉先生應已逝世八、九十年，與貴賢等人序跋中語氣不符。（註：歐陽健：《紅學辨偽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7—55。）若依徐恭時所推測「（宜泉）」約乾隆三十五年春後卒，存年五十一歲」，（註：徐恭時：《紅樓夢研究集刊》第1輯，頁423—431 （1979）。）則距其孫委人寫序跋已約一百二十年！更為不可能。由於宜泉的自序並未紀年，是否序中有誤？值得思考。
第二，假使宜泉在乾隆年間寫作，乾隆五十五年左右編定詩稿，則定稿時在遣詞用字上必會特別小心，魏子雲先生已說過：（註：魏子云：《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2期，頁32。）
在詩稿中，有一首《游太陽宮有感》，其中有句「廟破非今日，蕭條已有年，當沾臨照普，得仰大明懸。」此一詩句中的「得仰大明懸」，絕難出現在乾隆年間。
這是由於乾隆二十年起大興文字獄。據統計有清一代96件「筆禍」案中，70件發生在乾隆二十年到乾隆五十三年，且乾隆四十年後特多。（註：金性堯：《清代筆禍錄》（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即使宜泉早期稿中有「得仰大明懸」之句，晚年編定詩稿時也會刪除。以《紅樓夢》小說為例，各抄本五十三回都有「大觀園正門上，也挑著大明角燈」的寫法。「大明角燈」原指「大」的「明角燈」，但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書屋的程高排印本中，則刪去了「大明」，只剩「角燈」兩字以免惹禍。故《春柳堂詩稿》是否在乾隆年間寫成編寫，應加檢討。
《春柳堂詩稿》之受人重視，主要原因是其中有四首詩一般認為與「曹雪芹」有關。實際上，這也不是沒有疑問的。這四首詩分別是《懷曹芹溪》（五言近體），《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題芹溪居士》和《傷芹溪居士》（七言近體）。拙見以為其問題至少有三：
（一）從《春柳堂詩稿》來看，「曹雪芹」與「芹溪居士」似非同一人。因其集中之詩，極多題有人名，且與同一人有關的詩，除五言近體中《題李四兄書捨壁》（頁21下）與《哭李四兄》（頁29上）相隔七頁外，其他都是相聯的。如七言近體有：
「見冷公捨壁夏先生詩，字極工，及會其人，亦復大雅，歸後寄題有作」（頁38下）
「戲題寄夏公先生」（頁38下）
「喜夏公先生枉訪，寵錫瑤章，因成慚謝」（頁39上）
「再次夏公先生賜詩原韻」（頁39上）
「清泰軒觀劇有感，用夏先生賜詩韻」（頁39下）
其他有關「葉肯堂」之兩首，「劉桂巖」之三首，「穆縣令」之兩首及「卜雲庵」之兩首，也都是連續的。但連續兩首《芹溪居士》的（頁47上）卻與《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頁46上）不相連而隔了一首。可說明在宜泉的心目中二者並非同一人，雖有人認為中間所隔的《為過友家陪諸宗室阻雪城西借宿恩三張秀書館作》一首也是詠曹雪芹的，（註：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頁722。737頁。）但是只是猜測，無可證明。
（二）「曹雪芹」與「芹溪居士」是否為同一人亦可疑處。若二者為同一人，何以不在先出現的《懷曹雪芹溪》詩下加注，反在後出的《題芹溪居士》及《傷芹溪居士》兩詩下均加注呢？再檢討此二詩下題注的內容，也會出現一些疑問：因在《題芹溪居士》下為：「姓曹名霑，（註：注意此處原刻是名「霑」而非「霑」，和《雪橋詩話》卷六「敬亭家有西園」條中注曹雪芹名用的「霑」相同。）字夢阮，號芹溪居士，其人工詩善畫。」並未言其另有「雪芹」之名。在《傷芹溪居士》之下為「其人素性放達，好飲，又善詩畫，年未五旬而卒。」則似與詩的內容毫無關。蓋其詩為：
謝草池邊曉露香，懷人不見淚成行，北風圖冷魂難返，白雪歌殘夢正長。琴裡壞囊聲漠漠，劍橫破匣影鋩鋩，多情再問藏修地，翠疊空山晚照涼。
既不及「素性放達」，又未言「好飲」，更無與「善詩畫」相關的描述。甚是奇特。
（三）乾隆四、五十年代，《紅樓夢》（或《石頭記》）小說已大流行。如「宜泉」筆下的「曹雪芹」、「芹溪居士」或「曹芹溪」為其作者，何以未見《春柳堂詩稿》有所提及？若雲恐小說有「礙語」而忌諱不提，對「宜泉」而言似無必要。假設「宜泉」不知此事，更不合理。
淺見以為這些疑點，均不可忽視。因何而致，目前亦難解釋。有可能是從「宜泉」編成詩稿到其孫請人作序、刊印，已歷多年。原稿頗有漶漫殘破處，張介卿輯補時未能完全復原且有錯誤。但此說亦乏確證，僅備一格而已。
七、結論
綜上所述，可知《春柳堂詩稿》之疑點頗多。在未能確定其作者「宜泉先生」究竟是不是「漢軍興廉，字宜泉」，未能確定其寫作時代究竟是不是「乾隆年代」，及未能確定詩中的「曹雪芹」、「曹芹溪」與「芹溪居士」究竟是不是同一人或是否即為《紅樓夢》作者之前，似不宜據《春柳堂詩稿》以解釋有關《紅樓夢》之問題。現階段大家試來欣賞其中的一些好詩，或較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