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皮述民先生的《蘇州李家與紅樓夢》有感
1997年8月，筆者到北京參加』97北京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有幸結識了來自台灣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的學者皮述民先生。
會後皮述民先生從台灣寄來一本他的紅學專著《蘇州李家與紅樓夢》。他從70年代起開始研究《紅樓夢》，1984年曾在台灣出版過一本《紅樓夢考論集》；而收入《蘇州李家與紅樓夢》的10餘篇長文，包括書後所附載的《李煦李鼎父子年譜初稿》，則均是他從80年代中期以來直至90年代前期，集中圍繞蘇州織造李煦家族與《紅樓夢》這部作品之間的關係深入研究後所獲得的成果。其中有一部分文章之前曾先後在新加坡、台灣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但在大陸卻不易讀到，鮮為人知； 1996年4月在台灣結集成書，成為在紅學領域中第一本系統研究李煦家庭與《紅樓夢》關係的專著。筆者認真拜讀一遍後，更是所感獲益甚大，故而想簡要介紹一下皮述民先生此書的幾個重要觀點，同時附帶談一點由此而起的感想。
對《紅樓夢》的欣賞研究形成一項專門的學問，其由來已久。尤其是到本世紀20年代初由胡適、俞平伯開創出「新紅學」一派後，歷經70多年時間，更是早已成為一門可稱是家喻戶曉的「顯學」，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不斷地在紅學領域內進行耕耘，在很多方面都把今人對《紅樓夢》及其創作背景的認識大大地推進了許多，這一成績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儘管如此，我們卻不得不承認，目前的紅學領域內有一些重大的基本問題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解決，具體表現為：在某些基本問題上，例如和《紅樓夢》有著密切關係的脂硯齋這人物究竟是誰，以及《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是否真的是高鶚，並包括究竟該如何評價後四十回的價值，各個研究者之間的看法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似乎找不到基本的統一點；而另有一些基本問題，例如像《紅樓夢》前八十回的創作過程究竟是如何具體發生的，換言之，曹雪芹是否真是從一張白紙開始就創作出了《紅樓夢》，還是確實曾借助過他人的某種「舊稿」（這用晚年俞平伯先生的說法，稱為是「作者起草時是一張有字的稿紙，而非素紙一幅」。見香港《明報月刊》1994年6月號上發表的俞先生遺作《樂知兒語說〈紅樓〉》）， 以及《紅樓夢》除了曾吸取江寧織造曹家的一部分史事作為創作小說的素材外，在多大程度上還吸取了包括蘇州織造李家在內的當年江寧曹家的其他幾門親戚故舊的史事，諸如此類，由於受傳統主導觀點的牢固影響，就多少顯得有點像是被紅學界忽視去作認真的探討，甚至可說是被有意無意地迴避了。而這些問題的客觀存在，又迫使我們遲早將不得不去正視它們，給予它們一個合理的解答。況且事實是一段時期以來，已有一些敏感的研究者針對這些問題分別作了不同程度的嘗試探索，也各自取得了或多或少的進展，只是未被更多的研究者引發充分的注意罷了。因此，今後紅學研究要想有突破性的發展，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將和紅學對這些基本問題的真正引起重視，並去努力探討解決密切相關。而皮述民先生的這本《蘇州李家與紅樓夢》，正是就前述基本問題中的某幾個，提出他充滿了新意的獨特見解的一部專著。
在《蘇州李家與紅樓夢》中，皮述民先生通過對蘇州織造李煦家族的深入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彼此呼應的看法，其中有三個主要觀點。而他的第一個重要的觀點，也是他這本專著的基本論點，是指脂硯齋這個神秘人物，實即是蘇州織造李煦之子李鼎的化名。
熟悉紅學的人士都知道，脂硯齋這個人和《紅樓夢》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在各種早期《紅樓夢》的抄本上，有他所寫下的大量批語，披露了此書創作的一些背景和素材取源。同時在批語中，脂硯齋屢屢以賈寶玉的原型自居，對過去的生活表露出留戀和懺悔。不僅此也，早期抄本的書名也是由他決定的，叫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並且看來還得到了作者曹雪芹的認可。一種重要的脂評抄本即甲戌體的首回有一條眉批，把脂硯齋和曹雪芹並列，稱為「一芹一脂」（60年代發現的殘頁「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的批語，則寫做「一脂一芹」，更把脂硯齋置於曹雪芹之前，俞平伯先生曾因此而就脂硯齋的地位作用問題從疑惑而開始了一番研究，並最終使他放棄了傳統主導觀點）。
凡此種種，都足可看出脂硯齋這個人物在《紅樓夢》上的重要地位。但脂硯齋究竟是誰，對這個問題紅學界卻始終未能獲得圓滿的解決。早年，胡適曾認為脂硯齋就是曹雪芹。以後，周汝昌又認為脂硯齋乃一女性，即曹雪芹的續絃妻子，也即《紅樓夢》小說中史湘雲的原型。俞平伯先生曾因脂硯齋與《紅樓夢》的特殊關係而苦苦探索過很長一段時期，但也未能解答脂硯齋是誰這樣一個難題。此後，知名紅學家中曾用力研究過脂硯齋的人不是一個二個，但他們的研究結果卻往往都不盡如人意，所提出的看法難以被其他的研究者信服地接受。以至到後來，連在早期被「新紅學」所忽視的、且其在《紅樓夢》的地位作用上似低於脂硯齋的另一個批書者畸笏叟，都已被一些研究者考證出即系曹，並得到了紅學界多數人士的認同後，而脂硯齋這個神秘人物是誰卻還始終是一個謎，無法作出明確和合理的結論。對脂硯齋，目前紅學界的基本認識只是，他是和曹雪芹有著密切關係的人，可能是曹雪芹的叔輩之一（這一看法的最早源頭，是清人裕瑞《棗窗閒筆》中所記載的「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硯齋之批語」)，但卻無法指實他是具體的哪一個人。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使研究難以深入的狀況，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脂硯齋儘管在書上寫下了大量批語，但在批語中他卻諱避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似乎是有意識地要隱藏在一層幕布之後，這就給今人的研究從客觀上增添了難度。二是主觀上，由於長期以來，紅學界始終認為《紅樓夢》的史事素材基本只屬是取自江寧曹家，於是目光也就只向江寧曹家一族中去搜索尋找合適於脂硯齋這個人物條件的人選。而偏偏江寧曹家一支人丁稀少，即使加上在北京的曹宣、曹宜兩支，卻也未發現有哪一個人有合於脂硯齋的跡象，就使這個問題成了一個難以猜破的謎。
而皮述民先生對脂硯齋的研究，正是突破了後一種思路的局限後才取得了成功。他提出的脂硯即蘇州織造李煦之子李鼎說，是在對史料、脂批《紅樓夢》的情節素材等諸多方面進行了綜合性研究的基礎上，才得出的觀點，並舉出了多項材料從不同的角度來加以互證，因而完全是足以成立的。
李鼎是康熙三十三年李煦40歲所生之子，比曹雪芹年長20餘歲，青少年時期曾身歷過繁華富貴的生活；從曹、李兩家的關係來說，他可算是曹雪芹的叔輩。他從小在家庭的嬌寵中長大，養成了奢華靡費的性氣，雖不乏聰敏，但卻是個典型的紈褲公子。清人顧公燮的《顧丹五筆記》記載說：
織造李煦蒞蘇三十年，管理滸關稅務，兼司揚州鹽政，躬逢聖祖南巡四次；克己辦公，工匠經紀，均沾其惠，稱為李佛。公子性奢華，好串戲，延名師以教習梨園；演《長生殿》傳奇，衣裝費至數萬。以致虧空若干萬。吳民深感公之德，惜其子之不類也。
同時，據皮述民先生推斷，李鼎在品德上似有重大缺失，以至雖經李煦和李煦之妻韓氏多次賣老臉活動，想給李鼎弄個一官半職，卻均遭康熙這個在其他方面處處破格關照李煦的「老主子」的婉拒，始終沒有成功（從康熙對同樣是耳目之臣的江寧織造曹寅的子、侄曹頫\的破格安排來看，康熙多次婉拒李鼎確似頗有深意，皮先生的推斷不無道理）。雍正即位後查抄李家，李煦、李鼎等被逮押到北京；到雍正五年因查出李煦在康熙後期曾買了五個蘇州女子送給雍正的政敵「阿其那」（滿語「討厭」之意。原為康熙的第八子胤禟，雍正上台後改此惡稱），李煦又被發配往打牲烏拉，至雍正七年病卒於該地，而李鼎則一直淪落在北京。李鼎的一生經歷和種種跡象表明，唯有他和脂硯齋這個人物最為相合，尤其是皮先生發現脂硯齋的批語在無意中使用著吳語方言，就更證明了這點；《蘇州李家與紅樓夢》一書中對此有詳盡的分析論證，似已可無疑。因此不妨說，長期遮蓋在脂硯齋身上的那層幕布，現在終於被皮述民先生給揭開了，從而使這個神秘人物露出了他的起初身份，解決了紅學研究中的一大難題。
在揭開脂硯齋即李鼎化名的基礎上，皮述民先生又進一步提出了「蘇州李府半紅樓」這樣一個具有很大新意的觀點，即認為《紅樓夢》的史事素材有很大一部分是取自於蘇州織造李家。在《蘇州李家與紅樓夢》一書中，有多篇文章都探討涉及到了這個問題，而比較集中地反映他這一觀點的有兩篇文章：《蘇州李府半紅樓》與《蘇州李家與〈紅樓夢〉的關係》。在這些文章中，他通過對蘇州織造李煦家族情況的過細梳理，發現蘇州李家和江寧曹家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相似：兩家都是旗下包衣出身，祖上都系追隨清軍從龍入關，從順治時期起逐漸提任要職，到康熙時期兩家更成為康熙帝的寵信和耳目之臣。康熙的後四次南巡，到江寧和蘇州都先後駐蹕在這兩家的織造府署中。曹寅的嫡母孫氏和李煦的嫡生母文氏，都擔任過康熙幼時的褓母。兩家在康熙時期都曾大紅大紫，「呼吸會能通帝座」，並結為姻親；而到雍正時期都相繼失勢，處於屈辱貧困境地。他們兩家的經歷和《紅樓夢》中描寫的賈府都極為相似。而從家族的人口情況來看，兩家也有很多相似處，且從某些方面說，蘇州李家與《紅樓夢》中賈府的相合處甚至超過了江寧曹家。再從兩家數十年「視同一體」（康熙語）的密切關係來看，說蘇州李家的生活經歷是《紅樓夢》的重要素材來源之一，同樣被吸收反映到了《紅樓夢》中，這應該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而除了這些在紅學界是已被廣為人知，但在研究《紅樓夢》的背景素材時又似多少像是被忽略了其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的情況外，《蘇州李家與紅樓夢》一書還分析指出了其他一些被紅學研究者所一向熟視無睹的情況，從而使蘇州李家與《紅樓夢》的關係真正變得不同尋常和耐人尋味。例如，《紅樓夢》小說的開頭，為什麼要從蘇州寫起而不是從南京寫起？須知，江寧曹家和蘇州的關係畢竟十分短淺， 僅有曹寅在康熙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這短短的3年中擔任過蘇州織造（而李煦則在蘇州擔任織造長達30年）。而曹家從康熙二年曹璽（曹寅之父）擔任江寧織造起，直到雍正六年初曹頫\（曹寅的繼子）被革職抄家，扣除中間從康熙二十四年到三十一年計有8年曹家不在南京任職， 曹家三代四人（曹璽、曹寅、曹顒、曹頫\）和南京的關係實際長達近60年，既然如此，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曹雪芹為什麼要將《紅樓夢》的故事開局放在蘇州而不是南京？又如，第二回正文寫到黛玉之父林如海是「本貫姑蘇人氏」時，甲戌本有脂硯齋側批：「十二釵正出之地，故用真。」對其中的「正出之地」和「故用真」兩語，如用傳統的理解即《紅樓夢》的基本素材是取自於江寧曹家的看法，也是很難圓滿解釋的。再如，在脂硯齋和畸笏叟兩人的批語中，不時出現兩個相對的舊大家族的影子，儼然都像是《紅樓夢》的某情節的共同素材，難分伯仲；那麼，除了一個江寧曹家，另一個大家族的影子實際指的又是誰家？何況，皮述民先生既已揭示了脂硯齋的真實身份即蘇州織造李煦之子李鼎，那麼蘇州李家在實際上已通過李鼎而與《紅樓夢》發生了直接關係。此外，還有一個能說明此點的根本性問題，因涉及到《紅樓夢》的創作緣起，留到下面再談。----這些，無不表明皮述民先生分析得出的「蘇州李府半紅樓」說，是一個有理有據的觀點，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筆者認為，皮先生的這一觀點不僅成立，而且其重要意義超過了單單揭示脂硯齋的起初身份即李鼎這一點，它在今後的紅學研究上將會產生重大影響。
胡適於1921年發表「新紅學」的發軔之作《紅樓夢考證》時，提出《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認為書中的「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這一觀點對胡適以後的研究者曾產生了重大深刻的影響，以至在周汝昌1953年的初版《紅樓夢新證》中被推向到了「寫實自傳說」的極致，即認為「紅樓夢」中所寫的人物、情節，無一不反映了江寧曹家的史事，跡近於曹家的「生活實錄」。但到1954年發起批胡（適）批俞（平伯）運動，轟轟烈烈地批判了「自傳說」後，尤其是隨著此後不少紅學研究者自身對「自傳說」的合理性進行懷疑、揚棄後（應該指出，在此點上，受到不公平批判的俞平伯先生其實是自有「新紅學」以來第一個自覺懷疑、放棄「自傳說」的研究者，從1925年發表《〈紅樓夢辯〉的修正》起就在一系列文章中表明了他的新認識），致使此後的各種紅學著述已很少再有直接表露「自傳說」觀點的傾向，這是事實的一面。而與此同時存在的另一面是，根據任何藝術創作都必須來源於生活的客觀規律，使很多紅學研究都堅信不疑地認為，曹雪芹當年在寫作《紅樓夢》時，應該是採用了江寧曹家的盛衰經歷來作為小說的素材，只是不認為像堅持「自傳說」者所理解的那樣真是處處「追蹤躡跡」的「實錄其事」罷了，而更多地是相信已被曹雪芹進行了藝術化的虛構處理。但對於與江寧曹家有著密切聯繫的蘇州織造李家、杭州織造孫家等，絕大部分的研究者儘管一方面也都承認這些家族的經歷會有可能被曹雪芹借鑒利用，在《紅樓夢》中有或多或少的折射，但另一方面在事實上又從來很漠視在此點上去作深入的開掘。換言之，我們長期都只相信，《紅樓夢》的史事素材基本只屬取自於江寧曹家，而對蘇州李家等幾家即使有所反映，也屬微不足道，不值得下大力氣去作研究。
現在，皮述民先生以他的《蘇州李家與紅樓夢》一著，有力地證明了問題完全不像我們過去所理解的那麼簡單，至少取自蘇州李家的素材對於《紅樓夢》而言就絕非是無足輕重的。當然也應該說明，《紅樓夢》中有許多取自蘇州李家的素材，或者說「蘇州李府半紅樓」，但這並不等於就是說蘇州李家的史事素材真就佔了《紅樓夢》的一半。可以肯定，取自於江寧曹家和蘇州李家這兩家的史事素材加到一起，恐怕也只佔《紅樓夢》素材的一小部分，而更多部分還是曹雪芹從他所接觸的現實生活及傳統文化中所汲取得到的。而且，即使是取自江寧曹家和蘇州李家的史事素材，它們在小說中也早已經過了藝術化的變形處理，不再相同於史事素材的原貌。在這方面，筆者很欣賞皮述民先生一個頗精闢的見解，即認為《紅樓夢》在處理史事素材時，「可知雪芹不是要把許多史事寫到像，他是有意要把它們寫到不像」，但「在不像之中，有其象徵的意義和影射的痕跡」。試思像小說中將康熙帝南巡、曹李兩家接駕的史事改寫作元春省親，如不經脂批點破，又有哪一個讀者能猜到呢？但一經脂批揭破，我們卻能更為深刻地瞭解到這種表面「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繁華文字背後，實際卻隱寓著作者和批書人十分慘痛的感情，從而就進一步加深了對小說中此類情節刻畫的認識。類似的例子尚多，都表明皮先生的此一見解是頗具慧眼的。因而主張「蘇州李府半紅樓」說的目的，也只是為了改變一向認為是《紅樓夢》的史事素材基本只屬取自於江寧曹家的傳統看法，而對過去所忽視的蘇州李家（還包括當年江寧曹家的其他幾門親戚）的史事素材能夠引起關注，以便更好地瞭解曹雪芹是如何利用這些史事素材來進行藝術創作的。因此現在的問題是，從加深對《紅樓夢》全面認識的角度出發，就勢必要重新分析瞭解《紅樓夢》的背景素材，從而推動紅學向深層次的方向進展。在這一點上，筆者認為今後的作者身世研究，除了可繼續保持對江寧曹家的研究勢頭外，另一個研究重點已很明顯，那就是蘇州李家。而正像皮述民先生在其書中所表明的那樣，相信隨著紅學界對蘇州李家的真正引起重視和開展深入研究，那就一定會有更多的材料被挖掘出來，使我們對問題看得更為清晰。
與上述兩個觀點相關，《蘇州李家與紅樓夢》一書還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同樣值得紅學界認真對待，而這個問題關涉到《紅樓夢》的創作緣起。皮述民先生從研究脂硯齋入手，在揭示了脂硯齋即蘇州織造李煦之子李鼎，以及蘇州李家的生活經歷被用作《紅樓夢》的基本素材之一後，就勢必面臨到一個問題：蘇州李家的生活經歷，是如何會成為《紅樓夢》的重要素材來源的？加上從種種跡象顯示，脂硯齋並不單純只是小說的抄閱加批者，他似乎也像是作者之一；而《紅樓夢》第一回的「緣起」又撲朔迷離，在正文和批語中對「著者」問題都有一些含義不盡統一的表述。因此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就涉及到了《紅樓夢》的創作緣起之謎，事實上存在著兩個互相有關連的問題需要澄清：曹雪芹是在什麼樣的基礎上開始創作《紅樓夢》的？以及在導致創作產生《紅樓夢》上，除了公認的曹雪芹的作用外，是否還有其他人（例如脂硯齋）也起了某種作用（包括謄清書稿和加批語）？----對此，皮述民先生認真作了探討分析，提出了他的具體看法。
皮述民先生認為，從分析小說的正文和批語可以看出，八十回《石頭記》隱隱有兩個作者，其中一個作者即是幼年寶玉的原型，也就是脂硯齋李鼎。他在抄家破敗後，痛感自己年輕時浮蕩不肖，試圖撰寫一部懺悔錄，追述年輕時雖錦衣紈褲、飫甘饜美，但卻一事無成、無材補天，以致風塵碌碌、半生潦倒，至中年時有不堪回首之情，其名即為「石頭記」。但由於眼高手低，他對自己所寫的文稿很不滿意，又發現曹雪芹極有創作小說的天才，就要求曹雪芹根據他的構想及少許初稿來續作「石頭記」。曹雪芹最初可能無意於此，而想創作一種傳奇戲曲，但經過李鼎的再三要求最終答應下來。於是曹雪芹在李鼎提供的初稿《石頭記》的基礎上（皮先生認為這一初稿的篇幅十分有限），結合自己早年所寫的一種「戒妄動風月之情」的小說《風月寶鑒》，再參照曹、李兩家的盛衰經歷，重新構思寫作《紅樓夢》（即世傳本八十回《石頭記》），並與李鼎開始了長達10餘年的合作：雪芹主寫，李鼎主批兼清謄整理。在寫作的過程中，李鼎還不斷向曹雪芹回憶提供當年的生活素材。因此，在脂硯齋的批語中，就經常流露出此書寫的是蘇州李家的故事，而他則就是小說中的寶玉，諸如此類的意思。到曹雪芹和李鼎都下世後，由化名畸笏叟的曹頫\最終將此書改名為《紅樓夢》。
筆者認為，從總體上看，皮述民先生的這一觀點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據，是可以成立的。而按照他的解釋，曹雪芹就不再像我們過去所認為的是那種絕對意義上的作者，而有點近似於「合著者」式的關係，且《紅樓夢》中有一部分文字，很可能直接改編自脂硯齋李鼎的舊稿《石頭記》。顯然，皮先生的這一觀點和紅學界的傳統主導看法有著很大差距，必須會帶來一定的衝擊，這是不言而喻的。
自從20年代初「新紅學」創立後，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這一觀點早已深入人心、牢不可破，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被大多數人視為是不可更改的定論。而且紅學界向來的理解是，曹雪芹就是那種絕對意義上的作者：他完全是在一無依傍的基礎上，獨力開始創作寫出了這部《紅樓夢》；小說中的每一個字，都是他心血的結晶。而且，從70年代到80年代，隨著對曹雪芹的評價不斷拔高，曹雪芹被越來越神聖化；任何對有關《紅樓夢》創作緣起的深入探討，只要涉及到對絕對意義上的「著者」問題有絲毫質疑，都會被看作是對曹雪芹的不恭和冒犯，而不受歡迎。舉例說，戴不凡先生1979年在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學報《北方論叢》上發表《揭示〈紅樓夢〉作者之謎》一文，提出曹雪芹是在「石兄」舊稿的基礎上經巧手新裁而改作成書《紅樓夢》的觀點後，就像是踩響了一顆地雷，立即招來眾多紅學研究者的大力批駁，形成了「新時期」紅學研究的第一場大爭論（由於戴先生在1980年初春因心臟病突發而猝然逝世，使這場爭論失卻了對象，不久便不了了之）。此後，「著者」問題便成了一個敏感點，絕大多數的紅學研究者都對它諱而避之，三緘其口。這種態度很難可被說成是認真和嚴肅的。
然則，這個問題本身卻是一個客觀存在，它決不會因為我們回談它而就自行消失。早在50年代初期，俞平伯先生從修訂出版《紅樓夢研究》起，就因《紅樓夢》第一回的「緣起」和小說的題名現象而第一個對「著者」問題產生了懷疑，並進行了長期的反覆探索，認識不斷有所修正和前進，以致最終於1986年11月在赴香港講學時，提出《紅樓夢》不是曹雪芹一個人作的，其中有舊稿子，有新稿子，因此應說是「集體創作」的成果（俞先生所提「集體創作」說的涵義和他的《紅樓夢》「著者」問題上認識的不斷演變過程，可參閱拙作《就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著者」問題看法的述評》（《新華文獻》1992年第1期轉載）。 另外，從60年代起，吳世昌先生也曾在多篇文章中談到了《紅樓夢》的創作緣起，認為「《石頭記》前二十多回中有些回可能原出於脂硯的初稿，其中還有些夾文夾白的寫法，未經雪芹刪淨」。到70年代末，則有戴不凡先生的觀點和引起的那場爭論。而從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根據筆者的觀察和粗略統計，先後發表文章對傳統看法的「著者」問題提出質疑的，約有近20人之多（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大慶師專的李百春先生，曾將他探討此一問題的7 篇文章結集成《〈紅樓夢〉作者問題論稿》一書，於1987年由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從1994年以來，北京又有杜春耕先生等提出《紅樓夢》是曹雪芹在其早期寫作的《風月寶鑒》和另一本他人所寫的《石頭記》的基礎上，將之「二書合成」創作寫成的。現在，再加上皮述民先生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自從50年代俞平伯先生第一個在「著者」問題上對傳統主導觀點表示懷疑以來，在此一問題上就從來沒有平靜過。綜觀這些研究者的文章，雖說他們的具體結論互有差異，但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即認為曹雪芹是在他人的某種舊稿的基礎上，經過重加創作才寫成這部皇皇巨著《紅樓夢》的；而正是這個共同點，可以比較合理地解釋有關《紅樓夢》的一些長期沒有真正得到解答的疑點。況且，在不同的時期內，有這麼多獨力進行探討的研究者不約而同地提出這些存在著一個基本共同點的看法，先後向傳統觀點進行質疑，這一現象本身就已很能說明問題了。因此，在《紅樓夢》的創作緣起上正視傳統「著者」觀點的缺陷，真正把我們的認識推向深入，將是紅學界今後無法迴避的一項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