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晴雯撕扇」談起
人們製作一件東西，都是為了派用場的。比如：菜盤子，是為了盛菜用的。如果，盤子打碎了，不能盛菜了，這個盤子也就沒有用處了，人們便會把它扔掉。因為，它已失去了它的價值。但是，有的人，不用盤子來盛菜，而是把盤子用小桿頂著，耍出各種花樣，成了雜技中一種經常的節目，那麼，這盤子，也取得了它應得的用場，就無須去為它不能盛菜，而發什麼惋惜之情了。
扇子是為了扇風的。
但是，扇子被嬌癡的晴雯一把一把地撕了。晴雯由此得到了寶玉對她感情上的認證，晴雯本人由此得到了心靈上的滿足。扇子在這裡的價值，比起扇風來，就是無限的了，是千金買不到的了，比扇子的一般作用要大得多。扇子破壞了，但「笑」是完成了。
運用莊子的哲學術語來說，就叫作「兩行」。換句話說，在莊子的眼中，這兩者都可行。如果一定認為惟有盤子只能盛萊，扇子只能扇風，不能派其它用場，這叫作「固」，也就是「固執」。
莊子在《齊物論》裡說過：「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
這就是說，某些東西分散的過程，也就是另一些東西完成的過程。反之，亦應作如是觀。這就是達觀。所有的東西，都無所謂完成和破壞，一切都是相通而成為一致的。相通，即為「得」。合於「得」，就算派用場了。也就是說，一切都體現在自在的常規中。
萬物皆自得，就是自然的常規，它不應受其他規範的支配。常規的本然，就是它作用的表現，這種本然貫通在一切之中，這種本然得到它最適當的地位，就是規律。
如果認為扇子的本質是扇風的，而另外一些人認為撕扇子可以發洩心中鬱悶，得到情感滿足，這都是可行的。因此，把扇子故意撕破，這也算不得什麼「造孽」和「罪過」了。因為被撕的扇子，已經從另外一方面，作到物盡其用了。在撕扇子的過程中，已使晴雯轉惱為樂了。這就構成扇子價值的體現。但不能拿扇子來出氣。
晴雯撕扇時，寶玉發的一通議論，也就是莊子「兩行」思想的最好註釋，如：
寶玉笑道：「（這盤子）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它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聽那聲響，就故意的摔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它出氣，這就是愛物了。」
毫無疑問，寶玉是按照這種思想法則，來判斷晴雯撕扇的是非的。因此，他對晴雯既沒有什麼責難，也沒有什麼歌頌，對扇子既沒有什麼惋惜，也沒有對它作出什麼讚歎來。
這「兩行」的思想，是莊周思想，寶玉是能夠身體力行的。
再從寶玉續寫《南華經》這一行動來看，更可以反映出曹雪芹是接受了莊周思想的。
但是，曹雪芹接受了莊周的思想，並沒有停留在「兩行」這方面，曹雪芹並沒有倘徉在莊周的思想境界裡，以為一切都解決了。如果曹雪芹單純是這樣一個人，這個曹雪芹就比較簡單得容易對付了。
曹雪芹確實受到莊子思想的影響，不僅受到，而且深刻瞭解。也正由於深刻瞭解，他才又跳出了莊周思想，有了他自己的獨立思想。
莊周主張「兩行」，也就是說，以「兩」為用。
儒家主張「允執厥中」，則是以「中」為用。
曹雪芹不主張「中」，不主張「兩」，而主張「極」。賈寶玉的行為乖張、怪僻、無能第一、不肖無雙、似傻如狂……正說明他是作到「極」了。提到哲學的高度來說，就可以說他主張「以極為用」。表現在他的內心世界中，化為情感，就成了情極之毒。
因為作到「極」，所以就去而不返。雖到懸崖，仍然撒手而去。他走到「鹿回頭」處，也不回頭，仍然向天涯海角奔去。這時，他追求的是「極」，而不是「而行」了。在這時，他就和莊周分手了，由「兩行」而發展到「至極」了。脂硯齋是比較能夠瞭解這一點的，所以居然運用了「毒」字來形容寶玉的「情極」。毒者，不治之疾也。
當然，這對主張「兩行」的莊周來說，全然沒有什麼，是無所謂的。留也行，去也行。不過，對賈寶玉亦即曹雪芹來說，就不行。他行到「鹿回頭」處，還要向前去，分明見到懸崖了，還不攀附任何籐木，依然撒手而去。他的「撒手」，可見，不是為了拋棄什麼，而是為了追求著什麼。他是為了追求，才拋棄的；不是為了拋棄才追求的。所以，脂硯齋說他有情極之毒，是說到點子上了。
為什麼曹雪芹跳出了「兩行」的世界，進入了情極的窄門裡來，而不屑回頭呢？
這和曹雪芹成長的背景分不開的。
在他走過的「天路歷程」中，不但沒有「八十一難」，而是，從降生那天起，萬物皆備於我。他就是「天之驕子」了。他得到宮廷式的待遇，再加上，宮廷中所得不到的待遇。他命定的是王子中的王子。
曹雪芹的歷史背景和家庭環境，是極端特殊的，這種特殊環境形成他特殊的心理和思想，是毫不足奇的，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歷史上有兩個王子，經歷是最不尋常的。一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釋迦牟尼。他經歷了繁華生活，看破了生、老、病、死的百態萬象，他想找尋出一種解脫的途徑來，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全人類，甚至擴大到所有生命。
還有一個是離曹雪芹時代不遠的皇帝，那就是傳說紛紜的順治皇帝。這位生命短促的皇帝，是否真正到五台山作了和尚，還是個不解之謎。但他不止有過這個念頭，而且，已在宮裡剃度過，這都是可以考查到的。這位年輕的皇帝不是為了全人類，倒是想超脫自己。
毫無疑問，他們兩個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前者，的確是位大哲學家，也和他所追求的救世的道路相稱。而後者則微不足道，順治想用禪悅的辦法，逃脫出血族社會政治生活的桎梏。適得其反，他得到的是加倍的還擊。不管他下的「罪己詔」，是別人強迫他頒發的，還是他自願頒發的，反正都一樣，說明他不過是一個兒皇帝。甚至想逃入禪門亦未可得。金鑾座保不了他，蓮花座也救不了他。
曹雪芹雖不生在帝王家，而生在包衣世家，但如果說對人生，由不知到知的過程，則和兩位前人有極大相近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把他們互相比附，這也不足為怪。「色空說」和「索隱派」的出現，都充分可以證明這一點。
釋迦牟尼認為瞭解人生的終極，是無「我」，從這兒才能得大智慧，才能一切解脫，無掛礙，無恐怖，究竟涅槃。這時，也無所謂「法」，可以遨遊大自在天，達到了真如境界。實際上，釋迦牟尼渡化不了世人的，他只能作到自我完成。他確實作到了。
順治則什麼也沒有作到。他的政治文化方面，嚮往漢化，反而促使滿族元老更加緊滿化的統治；他想使政教合一，但他又不懂得是宗教先行呢，還是政治先行？結果兩下落空。他想使現實和理想統—，但他的理想，卻是屬於他個人的，不是屬於人民的，所以，這種破滅，只能促進他的自我毀滅……
曹雪芹看到這兩條路都不屬於他的。他想走另外一條路，這就是「昇華」的道路。
當然，這「昇華」的道路，也不是曹雪芹發明的，這在歷史上，是早有先例的，最光輝的例子，就是屈原、司馬遷、關漢卿、湯顯祖……
他們都把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的血和淚，凝結成為文字，用它記錄下內心的嚮往和理想，使自己的感情昇華，利用一種藝術形式，把它記錄下來。因此，曹雪芹才寫下了《紅樓夢》（《石頭記》）。如果沒有這一段經歷，他是不會製作出這部長篇小說的。
在這種實踐中，曹雪芹離開莊周，就走得更遠了。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莊周提倡「坐忘」，還說顏回說自己能達到「坐忘」的境界，孔子佩服之餘，也要追隨在顏回之後，莊周假托這段故事，是為了加重這個「坐忘」的份量。其實「坐忘」的不是顏回，而是莊周自己。
《紅樓夢》開卷第一回，便說：
「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又自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
由這段「作者自雲」中，就宣佈他不但不能「坐忘」，而且在「念及」之餘，還要「一一細考」，使這段記憶「坐實」，不但不「忘」，而且刻石為「記」，「記」和「忘」剛好相反。這就更證明曹雪芹的思想，不是莊周思想的余續，他已完成他情極之毒的「至極」的思想了。
由以上的認識，不難看出，曹雪芹是不會真正地向色空中來尋求解脫的，而是在藝術昇華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出路。
近來經常有人問我：你寫曹雪芹時，如何來寫他要寫《紅樓夢》的動機和要求呢？我想，就試著先談談曹雪芹與莊子思想的異同，來作為這個問題的粗淺回答吧。
至於這個「昇華」說，並不是我的發明，早在幾十年前，似乎就有人覺察到了。當然，光是個「昇華」說，並不足以概括曹雪芹。這倒不是故作跌宕。因為，寫作本身，並不光是精神的轉化過程，或是一種內心的記錄而已。創作當然是以情感來感染別人的情感。但是，作為一個作家，最後還是要以他思想的高度，來作為衡量他的最後標準的。因為，一個作家，總是受著他的思想支配的。鄭板橋畫竹子，要求人們還要到畫面外面去看他的竹子，現在說作家的背後，也就是這個意思。同時，作者創造出來的背後，也就是我們要加以「鉤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