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
近幾年來，人民出版機關大量整理和出版了中國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研究古典文學的著作也逐漸出現了。在這些著作的序文中，許多作者都表示出一個共同的希望，企圖通過自己的著作幫助廣大讀者更好地認識古典作品。這種願望是誠懇的，是值得歡迎的。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究竟是怎樣研究了這些古典作品。只要我們認真地翻閱一下有關的書刊雜誌，將不難發現，真正地運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去全面地分析和批評一個作家的思想或一部作品的內容的著作卻是微乎其微的，而大量的關於作者身世和作品細節的考證卻是連篇累牘。有時人們真會懷疑，難道「國故」大家們的「考據」時代又借屍還魂了嗎？當然，我們並不抹煞考證工作的重要性。在今後對古典文學的研究中，運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進行考證和校勘工作，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問題也就發生在觀點和方法上面。
有很多研究著作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件時髦的外衣，骨子裡仍然販賣著舊貨色，不觸及作品的實際內容，割裂作品中的藝術形象，通過極其隱蔽的方式，抹煞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的社會作用，向廣大青年群眾傳播有毒的東西。這實質上是三十年前曾經發生過的一次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的再現。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反映。一切舊有的反動的思想觀點絕不甘心退出這一陣地，而是頑強地反抗著的。我們如果對這種現象熟視無睹，不和它劃清界限，不展開激烈的鬥爭，不徹底地肅清它，這將不僅毒害了年青一代的讀者，同時也將戕害了古典文學遺產和對古典文學的研究工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不一再談到俞平伯先生。
俞平伯先生是大家熟知的古典文學的研究者，他從事紅樓夢的研究已經三十多年。他三十年前寫的「紅樓夢辨」、解放以後修改出版的「紅樓夢研究」，以及最近散見於各報刊的短論，尤其是作為他對紅樓夢全面的總結性的文章「紅樓夢簡論」〔一〕，是廣泛地吸引著讀者的。但是，這樣一個具有三十多年歷史的古典文學研究者，究竟走著什麼樣的道路呢？俞平伯先生的第一部研究紅樓夢的著作「紅樓夢辨」寫於一九二二年。這部全面涉及到紅樓夢各種問題的著作，曾經是風行一時的、和胡適之的「紅樓夢考證」並稱的所謂「新紅學」的代表作。它給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其後，他所寫的文章，大都以此為根據。它的基本論點一直貫串到「紅樓夢研究」和「紅樓夢簡論」，指導著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樓夢的全部過程。因此，全面地從「紅樓夢辨」開始分析和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工作，嚴肅地評價他在思想戰線上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二二年前後，由於中國的政治形勢起了劇烈的變化，由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更廣泛而深入的傳播，「五四」時期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開始分裂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道揚鑣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向著兩個方向分化著。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有的高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了維護自己階級的狹隘利益，就放棄了反封建的文化鬥爭，調轉矛頭，直接對付馬克思主義，企圖阻止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運用。
代表買辦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胡適之，為了抵抗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在政治上提出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三〕，在學術上提出了反動的實驗主義的「考據學」。胡適之提倡「考據學」的目的非常清楚。他說：
「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
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這些都只是思想問題
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這些文字裡，我要讀者
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
方法。科學態度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
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
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
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
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
須等到證實之後，方可奉為定論。……
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要教人一個不受人
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
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
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
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
點防身的本領，努力作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胡適文選自序）
除開胡適之的歷史「著作」不談，在文學研究方面，他就是以「紅樓夢考證」等形式主義的「考據」文章實踐了這一主張的。
胡適之所提倡的學術路線，其反動的目的就是阻撓馬克思主義在青年中的傳播，把他們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向「國故」堆裡去，脫離現實，避開當時尖銳的階級鬥爭。
在文學研究上，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就正是這條路線的忠實的追隨者和實踐者。據俞平伯先生自己說，在胡適之提出這些口號之前，他對紅樓夢「還沒有系統的研究的興味」，等到胡適之的 「紅樓夢考證」發表之後，「於是研究底意興方才感染到我」。這時俞平伯先生才正式開始系統地研究紅樓夢。胡適之和俞平伯曾以通信的形式討論紅樓夢，彼此一唱一和，使他們「一向希望的樂趣，到這時居然實現」。這自然是喜不自勝的事，因為「紅樓夢辨」完全實踐了他們的主張。
但是，要引導人們脫離現實，避開社會的階級鬥爭，首先就必須否認文學是人類認識生活、反映生活的藝術手段。因為，說明現實主義文學，正是通過把社會生活現象的本質典型化的方法，揭示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教育和改造人的靈魂，從而促進社會的改造，這就是現實主義文學的真正使命，也是文學研究、文學批評所要闡明的中心問題。「新紅學派」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首先否認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胡適之的「紅樓夢考證」的中心目的就在於用考證來證明紅樓夢是一部記錄事實的作品，它的價值也就在於這「平淡無奇」的事實記錄上。
俞平伯先生也正是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紅樓夢辨」曾分別考證書中諸情節的事實真相，認為賈姓即曹姓，以曹雪芹的家世證賈寶玉，以賈寶玉的形象證曹雪芹的身世，並將書中個別的字句或情節拼湊起來，去斷定一個人的結局。俞平伯先生把研究和分析藝術形象的工作變成了「剔骨拔刺」，以瑣細的考證凌遲了人物形象。這樣就和胡適之的結論完全達到一致，即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作品，因而否定了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的社會內容。
但是，實驗主義的「考據學」是無法掩蓋它的唯心論的尾巴的。「紅樓夢辨」在從多方面論證紅樓夢是事實的記錄時，常常陷於自相矛盾，時而說它是「自傳」，時而又說它是「演色空」觀念。既是事實，又如何演？既是「演色空」觀念，而事實又在那裡呢？這就是實驗主義「考據學」無法消除的自我矛盾的悲哀。
文學認識和反映現實並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於喚醒人們去改造現實。「紅樓夢辨」在否定紅樓夢社會內容的同時，也就否定了它的社會作用；亦即它反封建的傾向性。「紅樓夢辨」在「高本與戚本的大體比較」一章中說：「依高本看，紅樓夢是文學，是喚醒癡迷，陶寫性靈的；依戚本看，紅樓夢是閒書，是爭妍取媚，噴酒下飯的。」這兩個判斷把紅樓夢的思想性完全抹殺了，無論就那一個判斷看來，紅樓夢都失去了它真實的價值，變成表現抽像「人性」的東西。於是，從「自傳的觀念」論者的觀點看來，紅樓夢是沒有意義的作品。請聽俞平伯先生怎樣說：「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一切中國的文學——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這類文學底特色，至多不過是個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紅樓夢底態度雖有上說的三層，但總不過是身世之感，牢騷之語。即後來的懺悔了悟，以我從楔子裡推想，亦並不能脫去東方思想底窠臼；不過因為舊歡難捨，身世飄零，悔恨無從，付諸一哭，於是發而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過破悶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的閒書性質相似，不得入於近代文學之林。」（紅樓夢辨中卷二一—二二
頁）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一書中雖將這段話刪去，但他企圖貶低紅樓夢的傾向仍然存在著。
這樣就給紅樓夢注射了消毒劑，清除了它的「危險」作用，這對於封建階級是大大的有利。在這裡，俞平伯先生所以把紅樓夢看成是曹雪芹「自傳」的目的就完全暴露出來了。不僅這樣，在俞平伯先生素來的認識中，全部中國古典文學都是毫無可取的，上引的一段話中說的還較緩和，而在「紅樓夢辨」的其他地方卻是十分的露骨了，「凡中國的小說，都是俳優文學，所以只知道討顧客的喜歡」，「曹雪芹所指野史大約就是金瓶梅」。同時他也不滿於水滸的「獎盜賊貶軍官」，並諷刺嘲笑儒林外史對「村老兒唱戲的，卻一唱三歎而不止」。這很明顯地是反對那些作品對人民的歌頌和熱愛。對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持虛無主義的否定態度，這正是「五四」以後洋場紳士的本色。從這種反動的虛無主義的否定論出發，必然會引導到喪失民族自信心。
從以上的分析中不難看出，胡適之派的「新紅學家」們所標榜的「這種文學，看似專家的考證，其實很可給一班人以歷史觀念」的「歷史觀念」，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貨色了。有人說俞平伯先生不是以觀點著名，而是以考證方法著名。那麼，就再看看他的考證方法的實質是什麼。
「紅樓夢辨」是專重事實的考證而避開內容不談，這正是胡適之所標榜的方法。胡適之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中說：
「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這
兩個問題上著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
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
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處處想撇開一
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
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作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
論上去。……但我自信：這種考證的方法，
……是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不曾用過的。我希
望我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
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中國章回小說考
證，二三二—二三三頁）
我們認為考證作者的家世、生平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須是在為了分析作品內容的前提下才有意義。可是，胡適之和他的忠實的追隨者俞平伯先生因為「考證」，卻把紅樓夢豐富的社會內容抹煞了，使完整的藝術形象割裂了，剩下的只是幾條能滿足俞平伯先生「研究興味」的事實根據。
究竟「紅樓夢辨」是怎樣進行考證工作的呢？
俞平伯先生說：「我們有一個最主要的觀念，紅樓夢是作者底自傳」，「既曉得是自傳，當然書中的人物事情都是實有而非虛構」。從這一「最主要的觀念」出發，去尋找事實的根據來證實它，這是一條最輕便的道路。從表面看這「最主要的觀念」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從作者自敘中的某些話裡得來。但紅樓夢是一部文學作品，它有某些事實作藍本是不足為奇的，然而它絕不是事實的記錄。如果相信作者自敘的話全是事實，也應該相信賈寶玉是那塊大石頭的化身，相信真有太虛幻境。如此，恐怕俞平伯先生的考證也要大費周折了。
俞平伯先生的「最主要的觀念」是片面的主觀主義的假設，其實用的目的就在於從作品中抽出對他有「興味」的事實，來證實它的假設，使客觀的作品中的藝術形象服從於他的主觀主義的考據。在文學研究的考據工作中，這是徹頭徹尾的實驗主義方法。胡適之所提倡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考據」方法，在「紅樓夢辨」或「紅樓夢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所謂「大膽的假設」就是不顧一切客觀事物的真象，製造出主觀的觀念；所謂「小心的求證」就是使所有客觀的事物都能符合這種主觀的論斷。使客觀服從主觀就是實驗主義主觀唯心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俞平伯先生考證紅樓夢的方法論的源泉，就是從此而來。
「紅樓夢辨」雖然在表面上避開了紅樓夢的內容不談，實際上卻狠狠地批評和歪曲了紅樓夢的內容，從每一個考證的結論中都可看出他對紅樓夢的曲解。俞平伯先生只不過是以考證的方法代替了文學批評的原則而已，這是和他的實驗主義觀點密切相關的。因此，在他的批評中就表現出強烈的主觀主義色彩。（關於這一點，我們在評「紅樓夢研究」一文中已有論述，此處從略。）
由此可見，俞平伯先生的方法論的基礎正是實驗主義的主觀唯心論。那些形而上學地企圖把方法和觀點對立起來的人，在這裡卻大上其當了。
顧頡剛先生為「紅樓夢辨」所作的序言中把俞平伯先生和胡適之標榜為「新紅學派」，並「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那麼，這「新紅學」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呢？總結起來，不過三點。
第一，「新紅學」的研究態度表面是新的，而骨子裡仍然是舊的。俞平伯先生在一九二一年說： 「京事一切沉悶，（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更無可道者；不如劇談紅樓為消夏神方，因每一執筆必奕奕如有神助也。」（「紅樓夢辨」顧序）避開當時的政治鬥爭，鑽到紅樓夢中去消遣，逃避現實的士大夫階級的怯懦本色完全暴露出來了。這卻是真正繼承了舊紅學家最壞的傳統。
第二，「新紅學家」自稱是把「研究的方法改過來了」；「從前的人不注重於實際的材料，而注重於猜度力的敏銳，所以他們喜歡用冥想去求解釋」，而「『新紅學』家」是「處處把實際的材料做前導」，「用新方法去駕馭實際的材料」來解釋主觀的冥想。所謂「新」方法就是在新的反動的實驗主義哲學指導下鑽牛角尖的方法，這的確是舊紅學家所沒有的。歸根結底，他們是使紅樓夢符合於他們的實驗主義的考證，這正是他們引以自豪的「正確」的科學方法，也是最有「效用」的方法。
第三，「新紅學家」曾想辦一個研究紅樓夢的 月刊，號召「人結了伴侶，就我們走到的地方再走 過去」，引導讀者逃避現實的政治鬥爭，免受馬克 思主義的「危險」影響，都很安全地到紅樓夢中去 「消夏」，「辨得越凶」，離現實越遠越好。用這 些東西來影響讀者，使他們「無形之中，養成了他 們的歷史觀念和科學方法」，都變成實驗主義的信 徒。
總之，「新紅學」的實質就在於它是士大夫階級意識和買辦思想的混血兒，是反動的實驗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具體表現。幾十年來成績雖不多，而影響卻不小，它支配著對紅樓夢的研究，過去是這樣，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還是這樣。
但在解放以後，在新的政治條件下，俞平伯先生非但沒有對過去的研究工作和他的影響作深刻的檢討，相反的卻把舊作改頭換面地重新發表出來，這就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紅樓夢研究」刪去了舊著中個別的篇幅、細節和著作年月，並和補充的部分新作排在一起，在新的時代發表。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它是新作。新作除了提供了一些新的考證材料並將個別的字句和表面結論稍加修正之外，而骨子裡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都毫無改變地保留下來。俞平伯先生以隱蔽的方式，向學術界和廣大的青年讀者公開地販賣胡適之的實驗主義，使它在中國學術界中間借屍還魂。
但是，這現象不但沒有遭到反對，反而有人對俞平伯先生的考證工作備加讚揚，這種「抑揚的話頭」不但掩飾了俞平伯先生的一切錯誤，而且幫助他的有毒的思想得以順利地向青年中傳播。從這裡，我們也更可以看到，俞平伯先生所繼承了的胡適之的反動思想的流毒，在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的環境裡，是怎樣在掙扎著的。我們不應該過低估計它對廣大讀者的危害性，它現在會將來也會披著各種各樣的外衣出現的。我們要研究紅樓夢，首先就應該批評俞平伯先生的這種錯誤的觀點和方法；要研究全部古典文學遺產就必須批判與此相同的觀點和方法——即實驗主義的反動哲學通過胡適之過去在中國學術界所長期散佈的流毒。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走向正確的健康的道路，才能真正把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旗幟在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領域中樹立起來，照耀著我們前進的道路。
〔一〕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三月號
〔二〕魯迅全集五卷五○頁
〔三〕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九七頁
〔四〕文中著重點全為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