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在1982年
《紅樓夢》的研究在八二年內繼續有數百篇文章發表，涉及的問題仍然相當廣泛。其進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進一步將思想研究和藝術研究結合起來，分析也趨於細緻；二是發現了一些新的史料，有助於澄清曹雪芹生平、家世討論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三是研究方法及紅學史的討論得到一定的重視。此外，在讀書、版本、批語等研究方面也有新的收穫，學術交流亦很活躍。現將情況分類概述如下：
思想藝術研究
《紅樓夢》一書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都達到了極高的成就，這是學術界所一致公認的。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對它的思想研究和藝術研究在發展上是不平衡的，如對其主題的探索和人物的評價方面，常常缺乏必要的藝術分析，而一些探討其藝術技巧的文章也流於瑣細。這種狀況近年開始有所轉變。很多研究者注意從文學發展史或美學的角度進行探討，常有新見。王勉《文學傳統與<紅樓夢>的誕生》〔1〕不滿足於以往僅僅注意歷史背景中政治、經濟和思想史料的局限，主張開闊眼界，將作品放在更廣泛的歷史和文學的環境中去考察，「這樣才能比較清楚地看到，在《紅樓夢》主題形成的過程中，歷史和傳統對它所起的作用和影響。」王孟白、鄒進先《<紅樓夢>的主體構思及其藝術表現形態》〔2〕、程鵬《人學·紅學·美學--試論曹雪芹的「人學」思想與審美意識》〔3〕及王一綱《用藝術的方式把握社會歷史的客觀行程》〔4〕等文，都力求從思想與藝術的整體關係上探討《紅樓夢》達到的歷史和美學高度，各有特色。方平《王熙鳳與福斯泰夫--談「美」的個性和「道德化思考」》〔 5〕以文學比較的方式分析了曹雪芹與莎士比亞筆下這兩個長期有爭議的複雜藝術形象的異同，進而論及「美」與「丑」既統一又相對的辯證關係，並涉及文藝批評中一些原則問題，別具一格。《論<紅樓夢>中的「色」、「空」觀念》〔6〕和《論<紅樓夢>中的神話描寫所展示的美學思想和藝術構思》〔7〕兩文是中年研究者蘇鴻昌的遺作，他在這兩篇文章中著重探討了曹雪芹如何借用宗教神學的形式來展開他的美學思想與藝術構思的，並認為「色」、「空」觀念正是他美學思想中「真」、「假」觀念的具體發揮。在作品思想問題方面，石昌渝《論<紅樓夢>人物的悲劇性》〔8〕從社會衝突的角度闡述了書中叛逆者、反抗者和正統人物幾種類型不同的悲劇命運及根源，指出這些悲劇性質雖有不同，但都體現出人性與禮教，即「情」與「禮」的衝突特點。朱再銘《試論<紅樓夢>寶黛愛情悲劇的必然性》〔9〕和白盾《論王熙鳳性格的悲劇意義》〔10〕則從這些人物的性格及其社會地位方面論述了他們的悲劇特點。
在思想研究方面，趙榮《婚姻自由的吶喊，男女平等的謳歌》〔11〕從七個方面概括了全書的主題，並尖銳地批評了「牽強的『總綱論』」、「杜撰的『崩潰論』」、「拔高的『新人論』」和「烏有的『掩蓋論』」。端木蕻良《曹雪芹和孔夫子》〔12〕與梁左、李彤《曹雪芹的「烏托邦幻想」質疑》〔13〕兩文在探討曹雪芹思想方面各有所見，端木認為書中談到的「明明德」是「主張對事物要還它以本來面目」，「要對歷史作重新的估價」，並借此「闡發自己的新思想」；而梁、李認為曹雪芹的思想受到歷史的限制，沒有也不可能在書中提出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境界。對主人公賈寶玉思想的研究與探討全書思想成就有密切關係，張畢來在《就儒學及其對立面的矛盾關係考察賈寶玉的異端思想》〔14〕一文中認為賈寶玉的思想內涵相當複雜，他從儒、佛老、小說中都接受影響，但在根本理論上卻沒有超出儒家的哲學體系。基於這種認識，張文從儒學與市民文學的矛盾關係上評價了賈寶玉「異端思想」的進步意義和局限性。丁淦在《近代民主主義--人文主義的萌芽》〔15〕、《補天--<紅樓夢>和賈寶玉的靈魂》〔16〕及《「斥天」的補天派--論賈寶玉的反封建》〔17〕三篇文章中提出賈寶玉是具有早期人文主義者若干特點的新型「補天」人物。評論其他人物的文章也較多，其中王朝聞的兩篇文章《質本潔來還潔去--林黛玉的審美趣味》〔18〕和《冷月葬花魂--黛玉個性的相對性》〔19〕是他近來致力林黛玉專論的一部分，都是從思想藝術和諧一致的角度探討林黛玉形象的豐富內涵及塑造方式上具有的典範意義的。林文山《鳳姐形象漫議》〔20〕側重從細節描寫上分析王熙鳳形象的複雜性，並論及續書描寫的得與失。李厚基《象外之旨，意外之趣--秦可卿藝術形象塑造質疑》〔21〕和白盾《略論林黛玉的美》〔22〕則著重從藝術方面分析了這些形象的特色。這些文章分析具體，論述細緻，各有所見。爭論的文章主要有商志榮的《也論薛寶釵--兼論釵黛形象的對立》〔23〕和何權衡的《也談晴雯--兼及晴雯評價中的幾個問題》〔24〕，商文試圖從藝術結構入手，分析論證薛寶釵並非封建社會的受害者與犧牲品，而是一個「靈活自如的生活在各種反動腐朽的習慣勢力中的人物」，曹雪芹對她所持態度是基本否定；何文認為晴雯並非「具有叛逆精神的奴才反抗的典型，而是奴隸反抗的典型。評論次要人物的則有夏麟書《論尤二姐》〔25〕，陶建基《論尤三姐》〔26〕以及關於紫鵑、小紅、賈母等文，難以一一具列。人物論是作品思想藝術研究的重要內容，必須把握全書的基本內容和作者的總體構思，並注意人物性格的各個側面、發展歷史和彼此關係，才能說深論透，不致搞得瑣碎。
對《紅樓夢》藝術成就及手法技巧的研究，是近年來進展較大的領域之一，發表的文章也逐年增多，其突出特點之一，是很多研究者著意從中國傳統美學、文論的角度，或以中、西文論相結合，來探討這部作品的藝術特色及價值。林方直《論<紅樓夢>的「實像」與「假(借)象」》〔27〕從典型、意象、映像、主客觀、時空觀等幾個方面分析作品藝術形象構成的特點，呂啟祥《<紅樓夢>中藝術意境和藝術典型的融合》〔28〕論述作品鮮明民族特色的形成，都有意由此探索中國古典文學形象獨特魅力之所在。討論《紅樓夢》結構藝術的文章數量較多，其中胡小偉《胸中意匠巧經營》〔29〕一文重在研究創新特色，從對傳統詩畫、戲劇藝術融匯借鑒而加以變化發展的角度論及作品結構藝術整體性、靈活性及悲劇性的特點，眼光比較開闊。薛瑞生《佳作結構類天成》〔30〕重點分析作品「織錦式」藝術結構的突出特點及其對全書構圖、佈局的制約；蔡義江《「石頭」的職能與甄賈寶玉》〔31〕則從敘述方式和兩個寶玉的隱顯關係上論及結構藝術；鄧遂夫《<紅樓夢>主線管窺》〔32〕主張寶黛釵三人的命運悲劇即為全書的主線。邢治平《淺淡<紅樓夢>的藝術結構》〔33〕則就全書綱領、主線及情節波瀾進行了剖析。何寧《<紅樓夢>結構初探》〔34〕認為作品是以劉姥姥三進榮國府來構成的「以三部曲為基調的結構形式」。看來對作品的結構問題還需要進行比較深入細緻的研究和討論，這對理解《紅樓夢》的基本內容和思想傾向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藝術研究方面也佔據著重要的地位。王西彥《細節描寫與人物命運》〔35〕從創作角度探索真實生動的細節描寫如何起到「一擊多鳴」的藝術效用，並進而論及這是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重要區別之一。至於探討《紅樓夢》藝術手法和描寫技巧的論文，例如預示、白描、心理、環境以及語言藝術的則有相當數量，不乏新的見解，限於篇幅，難以具列。總之，《紅樓夢》藝術中還蘊含著大量的未經深入開掘的寶藏，將會對作品思想的研究以至古典小說理論的總結概括提供豐富的資料，對於發展當代的文學藝術事業，也是大有俾益的。
《紅樓夢》後四十回續書的研究也相當活躍，張錦池《論<紅樓夢>後四十回》、石昌渝《論<紅樓夢>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情節的邏輯背離》、韓文志《從<紅樓夢>前八十回看續書中的林黛玉之死》〔36〕及徐恭時《續夢賈假與甄真》、王基《關於<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評價》與劉潤芳《從襲人性格的前後變化看高鶚續書的得失》〔37〕都圍繞續書是否存在曹著佚稿、續書功過評價與藝術得失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分析也較詳盡細緻，有助於這一問題討論的深入。
作者研究
關於《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問題的研究，是《紅樓夢》研究中的「老大難」問題，懸案甚多，聚訟紛紜，牽扯了很多研究者的精力。八二年發現了幾件頗有價值的資料，有助於澄清其中一些久訟不決的重要問題。被稱做是「重大收穫」。其中之一，是張書才《新發現的曹頫\獲罪檔案史料淺析》〔38〕一文介紹的存於清代《內務府檔案全宗》中一件原始文件，即雍正七年七月刑部移會，現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這件史料說明，曹頫\確係由「騷擾驛站」獲罪，在審理中又究出其轉移財產，並案追及虧空，因而革職籍沒，導致了這個「百年望族」的徹底敗落，但在結案處理時，卻僅「枷號催追」，雍正還特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顯與當時究治「奸黨」大不相類。從這些史料還可看出，曹頫\居官行事確有問題，雍正斥責他「年少無才」、「行為不端」並非誣言。這不但補上了曹家史料中一個極重要的環節，而且有助於對曹府敗落「經濟原因」、「政治原因」兩說的爭論做出判斷。黃龍在《曹雪芹與莎士比亞》〔39〕一文中披露了另一項饒有趣味的資料，這是他早年讀書時由英國人溫斯頓(Wi-lliam Winston)著《龍之帝國》(《Dragan-′s lmperial Kingdom》，Douglas，1874)中摘錄下來的，略雲其祖父腓立普在華經商時與江寧織造曹頫\時相過從，曾向其「宣教《聖經》，縱談莎劇」，而「曹之嬌子竟因竊聽而受笞責。」若果屬實，則應以新的眼光來看待曹雪芹，目前，正在國內外通過各種渠道查找這部書籍。文物史料的辨析方面也有一定進展，吳曉鈴在上海全國紅學會上展示了他收藏的近人所作《考槃室詩草》(左月右譽)正稿本和其他資料，證實哄傳一時的所謂「曹雪芹自題畫石詩」原來確實是有人抄自這部詩集的〔40〕。傳謂清人所繪的兩幅「曹雪芹小像」也引起熱烈討論，王利器《試論<王南石寫悼紅軒小像>的真偽》、郭若愚《王岡繪「曹雪芹小像」辨偽》和陳毓羆、劉世德《五論曹雪芹畫像的真偽問題》力主「王岡繪像」之像主非曹雪芹，陳、劉文章還進一步論證其人可能是金牲(梯愚)，而周汝昌《由「幽篁圖」四家題詩想起的》〔41〕則繼續對此存疑。爭論更激烈的是另一幅由河南博物館收藏的，傳謂「陸厚信繪曹雪芹小像」，該館副館長韓紹詩應全國紅學會一再邀請，介紹了他們三年來對此畫真偽問題調查的經過和分析得出的基本認識，確認此像像主為清代乾隆時人俞瀚(楚江)，這與陳毓羆、劉世德前幾年對此像考證的結論基本相同。韓紹詩還詳細介紹了當年向該館寄售此畫的商邱縣古董商人郝心佛夥同朱聘之、陸潤吾作偽的經過，並出示了有關資料，這在會上引起極大反響，上海報界也立即進行了報道〔42〕。多數同志認為調查報告的結論是可信的，但也有同志持不同態度。會後，周汝昌先後在《「雪芹小照」公案》〔43〕、《對「調查報告」的質問》〔44〕等文中提出質疑，黃裳《曹雪芹的頭像》〔45〕亦支持周的意見。由於此像真偽問題涉及對曹雪芹生平、交往、思想和《紅樓夢》創作過程的認識，繼續討論以至最後澄清其中的疑問是很必要的。關於北京香山正白旗三十九號房屋是否即「曹雪芹故居」也爭論有年，學術界多數持否定態度。近年馮精志、馮華志、胡德平等在考察它的真實性上下了相當功夫。舒成勳述、胡德平整理的《曹雪芹在西山》〔40〕一書及胡德平《香山曹雪芹故居所在的探討》〔47〕收集了當地傳聞，並與這一帶文物古跡及有關檔案、史料相參照，論證這所「旗下老屋」確與曹雪芹有關，可備一說。
考證曹雪芹生平家世的其他文字也提出一些新見。張書才《曹雪芹旗籍考辨》〔48〕根據檔案史料認為曹之隸屬應為「正白旗包衣漢軍籍」，而非「正白旗滿洲」。徐恭時《槐園聞雁西園曲》〔49〕考查了曹雪芹在北京的若干史實。鄧遂夫《曹雪芹續絃妻考》〔50〕從傳謂「雪芹書箱」之上大膽推出一系列新異的見解，主張曹的續絃妻名為「李蘭芳」，即《紅樓夢》中之史湘雲，亦批書之「脂硯齋」，為曹家舅氏李煦後人，一度因獲罪發賣淪落風塵，後潛逃與曹遇合，等等，其中一些觀點已有前說，鄧文將其串連而發展之。家世方面則有吳新雷《蘇州織造府與曹寅、李煦》〔51〕和朱淡文《曹寅小考》〔52〕等。胡邦煒《賈瑞與王熙風》〔53〕與李全華《關於曹雪芹創作經歷問題》〔54〕涉及《紅樓夢》創作和成書過程中的一些問題。
續作者的研究方面有進展。徐恭時《續夢假賈與甄真》比較細緻地探索了高鶚的生平史跡，並與汪租青《高鶚娶張筠說質疑》〔55〕同樣對高續娶張問陶之妹的說法表示質疑，進而對張詩自注「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的可信程度大表懷疑。馬國權《<紅樓夢>作者與遼寧》〔56〕在鉤輯程偉元史料方面較為詳盡。王昌定《關於<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著作權問題》〔57〕則主張後四十回仍為曹著，程高二人並非續作者。
對《紅樓夢》作者的研究無疑是紅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有相當成績。但這種研究考證應對瞭解《紅樓夢》及其作者的創作思想，創作經歷有所幫助，在文物史料的辨析和使用上尤須慎重，這樣才不致增加研究工作的困難。這方面工作的進展，依然是紅學界關注的。
版本、批語研究
人民文學出版社八二年三月出版了新本《紅樓夢》，改變了多年以來「程乙本」獨家通行的局面，這在紅學版本史上有一定意義。新本校注組呂啟祥執筆的《關於<紅樓夢>新校本註釋的若干問題》〔58〕和林冠夫執筆的《掃葉摭零--回顧<紅樓夢>新本的校勘》〔59〕回顧了自一九七五年校注組成立以來在工作中遇到的若干具體問題，以及選目、體例、內容、校勘中的種種考慮。胡文彬先後發表了兩篇文章〔60〕，論及新本的得失。此外，蔣維錟《<石頭記>庚辰本底本新探》〔61〕對吳世昌、馮其庸的有關論點提出商榷，主張庚辰本是由兩個底本拼配的，且與己卯本同出一源，並無過錄關係。李少清《從<石頭記>到<紅樓夢>》〔62〕則由作品題名的改動探及各早期抄本的關係，認為稱作「甲戍本」的抄本應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後一個定本。批語研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楊星映《脂硯齋論人物塑造管窺》〔63〕、郝延霖《脂批「自傳說」考》〔64〕、楊傳鏞《王府本側批不是脂評》〔65〕、正蒼山《談有正戚序本<石頭記>的批語》〔66〕、王衛民《談劉履芬東觀閣本<紅樓夢>批語》〔67〕等。
從脂批和早期抄本的其他線索探討曹雪芹著八十回後佚文，是近年紅學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內容。徐恭時《卅回殘夢理遺篇》〔68〕試擬出了後三十回回目，並列明各回主要情節及判斷依據。梁左、李彤《警幻情榜增刪辨》〔69〕從兩條脂評的校讀問題論及全書創作
中的刪改增補，對周汝昌、蔡義江的有關論點作了補正。周嶺、劉振農《賈元春判詞新探〔70〕和張宇綽《「一從二令三人木」的可能解》〔71〕則對判詞預示的人物結局提出己見。此外，張儉《「一從二令三人木」新釋》〔72〕和綜述《關於「一從二令三人木」的幾種解釋》〔73〕也是圍繞王熙風結局問題展開論爭。吳世昌《<紅樓夢>後半部的「獄神廟」》〔74〕及盧紅《略論曹雪芹筆下的林黛玉之死》〔75〕則是分別與趙岡和蔡義江有關見解商榷的。
紅學史及方法研究
紅學研究發展到今天，已具有相當規模，其分類之細，爭論之多都頗惹人注目，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參加到研究者的行列中來。這一方面說明它確有一定的業績和影響，但在另一方面，也招致了來自紅學界內外的許多批評。這樣，紅學史的總結以及研究方法的改進革新問題也就愈來愈突出了。如何把紅學研究推向新的水平，是學術界普遍關心的問題。四月份，在《紅樓夢學刊》第四次編委(擴大)會議上，許多專家及研究者的發言強調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尖銳性。
在紅學史的總結和研究方面，一些文章比較全面的闡明了看法。胡文彬在《論紅學的歷史形成及其研究》〔76〕中，對紅學的來源、內容、分期和未來方向作了概述。郭豫適《應當重視紅學史的研究工作》〔77〕提出紅學著作和資料應作為一種文學批評的歷史遺產來加以批判繼承，其歷史經驗要總結吸取，並應重視紅學研究本身的研究。劉夢溪《紅學十題》〔78〕從十個方面回顧和探討了紅學的歷史和現狀，並就其內容、意義、方法、突破等問題發表了廣泛的意見。張春樹《冷眼看紅學》、周笑添《評<評紅學三十年>--兼談爭鳴的態度和方法》及趙乃初《毛主席的紅學觀點和傅繼馥同志的批判邏輯》〔79〕一組文章是八一年關於《紅學三十年》一文爭論的繼續，毫無例外地支持稱讚劉夢溪的基本論點，並對丁振海、傅繼馥、王志良、方延曦多所指責。這場爭論涉及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評價、研究方法及學術作風等方面的問題都是極其嚴肅的。這組文章發表後，爭論突然中斷了，相信還會繼續辨明是非，使問題得以澄清的。
研究方法的討論也受到研究者應有的重視。周汝昌《什麼是紅學》〔80〕一文較全面地談及他的看法，認為「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學研究的範圍」，「並不是紅學研究的範圍」，主張紅學只包含「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四個方面。這種看法，在目前紅學界中有著某種代表意義，值得注意。陳偉《<紅樓夢>研究方法談》〔81〕針對當前紅學研究中依然存在的或斷章取義，或用我所需，或任意拔高等形而上學的表現及「索隱派」方法進行了批評，主張應當用將美學的眼光和歷史反映的眼光結合在一起的方法來研究這部傑出作品。何滿子在《也談<紅樓夢>研究的突破》〔82〕中對「曹雪芹世界觀的保守性多於高鶚」的說法提出質疑，認為以作家主客觀的分裂為特徵的藝術分析方法並非「突破」。王昌定《從「紅水氾濫」想到的》〔83〕不同意「氾濫說」，認為就紅學研究目的是繼承古代文學的優秀傳統，達到古為今用這點而言，現在所做的還太少。紅學研究應當聯繫實際，從牛角尖中走出來。呂啟祥《形象的豐滿和批評的貧困》〔84〕一文以薛寶釵評論為例，論述了《紅樓夢》研究中忽略藝術形象的美學價值，離開作者創造人物的具體歷史環境，而以簡單化的概念去套豐富複雜生動的藝術形象的種種偏向，希望以藝術鑒賞和科學分析的興盛帶來藝術批評的繁榮，頗有見解和特色。盧興基、高鳴鑾《從現實主義理論看<紅樓夢>自敘說》〔85〕則以現實主義典型化理論分析了「自敘說」的得失，主張對其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段啟明《「舊紅學」中的典型論》〔86〕中認為「舊紅學」中包含著某種真知灼見，不可一概抹殺，它在典型問題上的一些論述要比「新紅學」自傳說高明得多。郭豫適《如何提高紅學考證學水平》〔87〕將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偉大的認識工具」，立足唯物主義科學基礎，注意防止克服興趣主義看作提高紅學考證學水平的三個關鍵。杜景華《<紅樓夢>與理論研究》〔88〕就紅學與文藝理論研究的結合問題發表了看法。此外，還有一些文章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提出了新見，如扎拉嘎《<紅樓夢>與<一層樓>、<泣紅亭>》〔89〕分析了兩部蒙古族文學名著接受《紅樓夢》影響的情況及它們在思想傾向上的異同，在這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
本年度，還有不少國外學者的研究文章發表，其中受到重視的有美籍學者余國藩的《<紅樓夢>中的自我與家庭--悲劇女主人公林黛玉新探》〔90〕，蘇籍學者龐英的《關於蘇聯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的兩封來信(摘錄)》及《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第六十四回考析》〔91〕，日本學者大高巖的《曹雪芹的近代思想》〔92〕及香港學者宋淇的《論怡紅院總一園之首》〔93〕等。尹慧珉《介紹一部紅學專著》則對美國學者米勒(Lucian Mill-er)的《<紅樓夢>中虛構的面具》一書作了評介。〔94〕
本年度出版的紅學專著有《我讀<紅樓夢>》(《紅學文叢》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舒蕪《說夢錄》(上海古籍出版社)，劉夢溪《<紅樓夢>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張錦池《<紅樓夢>十二論》(天津百花出版社)，周中明《紅樓夢的語言藝術》(漓江出版社)舒成勳、胡德平《曹雪芹在西山》(文化藝術出版社)，張嘉鼎《曹雪芹的傳說》(河北人民出版社)以及胡文彬、周雷選輯的《台灣紅學論文集》、《香港紅學論文集》(均為天津百花出版社)和《海外紅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本年度的學術活動也很活躍，除了十月份在上海舉行的「一九八二年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外，四月底在南京，五月初在太原，七月份在大連還分別舉行了江蘇、山西、遼寧三省的紅學討論會，其中江蘇、山西兩省還成立了學術組織，貴州的紅學研究小組也積極開展活動。同時，繼民族舞與芭蕾舞相繼移植改編了舞劇《紅樓夢》後，中央電視台和上海電視台也在積極著手將這部傑作改編為電視連續劇及戲曲電視連續劇，這不僅有助於《紅樓夢》的普及，也將給紅學帶來許多新的課題。使紅學研究進一步與當前的文藝創作結合起來，這對《紅樓夢》研究本身的進展，也將大有俾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