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紅樓夢》研究之發展
香港地區古典文學研究界對《紅樓夢》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名著的研究，至今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如果從1949年算起的話，到1979年的三十年間，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經歷了一個由興起到逐步發展起來的過程。據不完全統計，三十年來香港地區編輯出版的報紙、雜誌上公開發表的研究《紅樓夢》的有關資料和文章多達三百餘篇，各類出版機構出版的具有一定學術水平的研究專著約近三十餘種，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本文根據已見的一些報刊文章和研究專著略加綜合，擬對三十年來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的發展概況作些粗淺的評述，供願意瞭解這方面情況的讀者參考。
一
本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實際上還是處在剛剛興起的階段。當時在香港的《星島日報》、《今日世界》、《新希望週刊》(香港復刊號)、《海瀾》等報紙、雜誌上只有林以亮、李辰冬、四近樓、潘重規等少數人發表一些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的研究文章。從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一些文章看，其內容主要是側重在《紅樓夢》中的重要人物的分析和藝術欣賞方面。如《今日世界》上連載的林以亮的《紅樓夢新論》，《新希望週刊》上連載的李辰冬的《紅樓夢重要人物分析》以及徐訐的《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與小說裡的對白》等，都是這一時期裡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對於有關《紅樓夢》版本、脂評、程高續書、曹雪芹家世生平等方面的問題，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才有零星的專文論及。如《星島日報》上連載的四近樓的《有關曹雪芹本身的史料》、 《論紅樓夢的脂批》、《高鶚續作的紅樓夢四十回》、《所謂「舊時真本」紅樓夢》幾篇文章，可謂鳳毛麟角了。
從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期，前後經歷了十年的時間。綜合研究一下這十年間香港地區報刊上發表的這些有關《紅樓夢》的研究文章，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下面兩點印象： (一)這些文章的觀點和研究方法，雖然有許多見解比起道地的「新紅學派」有了一些進步之處，應予肯定，但就其整體而論，有許多文章仍然沒有完全擺脫掉「新紅學」的影響，明顯地殘留著資產階級實證主義的烙印。 (二)由於環境的限制，這十年間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因缺少一個具有橋樑作用的聯繫中心，陷於資料散亂和研究者各自為政的境地，所以其發展是緩慢的，取得的研究成果是極其有限的。尤其是在研究的課題上沒有取得突破性的新成果。正因為如此，香港紅學界發出了「紅樓夢研究應該進入新階段了」的喊聲。他們說：「我們不贊成穿鑿附會的『舊紅學』，我們亦不滿意於停留在不完備的考據和評論中的『新紅學』，我們要將紅樓夢研究建立在堅實深穩的基礎上[1]。」事實證明，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者的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從六十年代初期以後，香港地區的紅學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不僅研究者的隊伍有了擴大，發表或出版《紅樓夢》研究論著的新園地也多了起來，而且還成立了「紅樓夢研究小組」，創辦了一個專門性的紅學刊物——《紅樓夢研究專刊》。從此，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有了自己的學術園地和聯繫中心，開始進入新階段了!
二
如果說五十年代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是以缺乏一個條理分明的中心，陷於資料散亂和研究者各自為政境地為其特點的話，那末，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則是以注重資料搜集整理，強調建立研究基礎為其發展的標誌了。1966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選修《紅樓夢》研究的學生，在著名紅學家潘重規教授指導下建立的「紅樓夢研究小組」，首先從資料搜集整理入手，開展了《紅樓夢》研究。
新亞書院「紅樓夢研究小組」創建時有二十四人，最多的時候有三十人，由潘重規教授任導師，助理研究員陳慶浩、陳紹棠、楊鍾基等人也參加了這個研究小組的活動。從《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一輯「發刊詞」中，我們瞭解到這個研究組織的設想規劃是：
一、全面影印已發現的版本資料；
二、綜合整理已流通的資料——
1．各脂評本和程甲、程乙本的校勘。
2．各脂評本評語的收集和全面校訂。
3．書中人名物名等等的索引。
4．各種參考資料的索引與提要的編寫。
5．有關紅樓夢研究問題叢書的結集。
從1966年至1973年的短短七年間， 「紅樓夢研究小組」以集體的力量，先後整理出的《紅樓夢》研究資料有下列幾種：
《紅樓夢俗話索引》、《紅樓夢詩輯校》、《紅樓夢詩話》、《紅樓夢聯語、詞、曲、雜文輯校》、《紅樓夢謎語輯校》、《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和《紅樓夢書目補遺》、《香港紅樓夢研究資料索引》 (初稿)[2]等。此外，「紅樓夢研究小組」還於1970年1月11日一一12日舉辦了香港地區紅學史上第一次「紅樓夢研究展覽會」和「紅樓夢中的謎語」的專題討論會。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紅樓夢研究小組」的建立和開展的研究活動，對六十年代中後期到七十年代初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之發展，無疑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研究和介紹香港地區紅學發展時應該特別指出的一件大事，
由於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者痛感資料散亂對研究工作帶來的嚴重影響，因而，他們認識到資料整理工作是「進一步研究的起點，是合理的路向」。他們指出「只有如此，新的研究工作方能在堅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而不患空泛顢頇的毛病；亦才能將《紅樓夢》的研究工作，更進一步地展開。」[3]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紅樓夢研究小組」建立後首先整理《紅樓夢》中的俗話。這項工作雖然早在清同治以前就有大某山民姚梅伯曾進行過，但由於姚氏整理時將俗話和詞頭、歌謠、成語混在一起，體例不統一，使讀者如獲石田。前修未密，有待來者。「紅樓夢研究小組」以台灣省青石山莊出版社1962年影印的胡天獵叟(即韓鏡塘)藏「萃文書屋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排印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為底本，以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第二版第八次印刷的《紅樓夢》為校訂本，輯錄出《紅樓夢》中的俗語共167條。為了方便讀者，輯錄者特意編製了《紅樓夢俗話索引》、《紅樓夢俗話講者索引》、《各回俗話的統計》——《紅樓夢俗話在各回出現的次數統計》、《紅樓夢的俗話和人物》、《和有正本俗話的比較》等材料。據輯錄者統計，百二十回《紅樓夢》中共有四十五回有俗話出現，其中第六十五回有6條，第六十八回有9條。全書講俗話者共57人，可確知姓名者共53人。經過幾種版本的校訂，將《紅樓夢》中的俗話作出條理分明的綜合整理，對讀者無疑是有參考價值的，我個人認為其缺點是：其一，底本選擇不當，因為胡天獵叟藏本既不是標準的程甲本，也非真正的程乙本，而是一個程甲和程乙本的配置本。這樣的底本，其文字錯誤嚴重，整理出的資料的準確性受到一定影響；其二，輯錄工作因是集體承擔，多人手錄，標準沒能嚴格統一；其三，輯錄有遺漏，校對粗疏；其四，版本比較方面，只有和有正本作了比較，而較重要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甲辰本等早期抄本，均沒有作比較，有欠完整；其五，如輯錄者能夠經過研究，對所錄俗話加以簡明扼要的註釋，那麼，整個資料就會更有益於廣大的讀者的使用。
又如，《紅樓夢》一書的早期抄本大多附有脂硯齋等人的評語，對研究《紅樓夢》的原貌和成書過程、續書問題、版本流傳、批者和作者的關係，以至內容與作者家世生平的關係，都是十分珍貴的資料。因此，全面地、系統地整理和研究這些脂評，是《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一項重要而細緻的任務。五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就已經注意到了脂評整理工作的重要意義，首先輯錄和校勘了當時比較罕見的幾種早期抄本上的脂評，並於1954年出版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一書。但是，俞輯存在著輯錄不全、校勘不精的缺點，尤其是由於俞輯成書較早，近年來新發現的幾種脂評本的評語，當時不可能加以輯錄。因而，十多年來，紅學界一直期待著一本補充新材料、編例更嚴謹、校勘更精細的新輯評問世。1967年，新亞書院「紅樓夢研究小組」重新輯錄校訂了脂硯齋等人的評語，由陳慶浩先生總其成，於1972年1月正式出版了《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一書。新輯校，除去各脂評本中相重複的評語和甲戌本獨有的「凡例」及第一、二兩回的回前總評外，輯錄的脂評共3920條，其中甲戌本】609條，己卯本730條，庚辰本2349條，有正本1539條，甲辰本199條，靖藏本過錄評語22條，乾隆百二十回抄本紅樓夢稿本30條，程乙本混入評語3條。新編輯校，在俞輯本的基礎上有所進步，可謂後來居上。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新編仍然存在一些明顯的不足之處：(一)輯錄內容上，雖然多於俞輯本，但因環境所限，諸如蒙古王府本獨有的650條評語、靖藏本過錄的150條評語(僅收錄其中22條)等，就沒有輯錄；(二)校勘上，新編本比俞輯本要精細，糾正了俞輯中大量漏輯、錯輯，但其間仍有錯例、漏例；(三)編例上，新編本比俞輯更便於讀者使用，但作為資料工具書，仍有進一步完善的地方。新編輯校，由於印數較少，且發行範圍又局限於香港地區，所以是書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
資料整理工作為進一步開展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紅樓夢研究小組」的成員們，在整理上述幾項資料的同時，分別寫出了《紅樓夢俗話初探》、《略論紅樓夢中的謎語》、《紅樓警幻曲之研究》、《紅樓夢脂評之研究》等頗有學術水平的研究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作者們對《紅樓夢》中的俗話、謎語、警幻曲、脂評，都作了較深入的探討，提出了不少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新問題。如《紅樓夢俗話初探》一文，作者們經過研究，指出了《紅樓夢》中的俗話的正確運用對於小說情節描寫、語言表現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所產生的效果。作者們提出，俗話的研究是《紅樓夢》語言藝術研究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應該重視《紅樓夢》中的俗話的文學價值，這是許多研究者並不十分重視的問題。又如，第五回十四支警幻曲的構成和作用，研究小組認為：「這些曲子，確含有很大的作用，因為這十四支曲詞，不僅是說明書中十二金釵的命運，也是有關《紅樓夢》全部發展上的骨幹，而《紅樓夢引子》，則說明了《紅樓夢》的構成，……在每一首曲牌名稱上，提示出全書發展上的關目」。作者經過研究，得出如下結論：「今紅樓十四曲顯然是符合於康熙前或康熙初年之各俚調，而非乾嘉左右雜曲，更與道成以降之雜曲有異」[4]。再如，刊載在《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五、六輯上的陳慶浩先生的《紅樓夢脂評之研究》一文，對《紅樓夢》早期抄本上的評語作了全面、系統地研究，提出了許多很少為人們注意到的問題，是一篇很重要的學術論文，本文限於篇幅，就不一一詳加介紹了。
三
進入七十年代以來，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新氣象。從發表《紅樓夢》研究文章的園地看，除了《星島日報》、《紅樓夢研究專刊》等報刊繼續發表有關紅學文章外，諸如《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七十年代》、《廣角鏡》、《海洋文藝》、《抖擻》及《明報》、《明報月刊》等報刊上也都不惜篇幅，廣登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的學術文章及研究資料。從文章討論問題的範圍看，有曹雪芹家世考訂、《紅樓夢》寫作技巧分析、版本討論、脂評研究、專著譯本評介，以及國內外重要研究論文和新發現資料的轉載。其中有較大影響者，如牟潤孫的《從紅樓夢研究說到曹雪芹的反理學思想》，宋淇的《新紅學的發展方向》、《試評紅樓夢新英譯》、《戚序有正本紅樓夢的始末》，潘重規的《研究紅樓夢的新觀點和新材料》、《讀列寧格勒紅樓夢抄本記》、《論列寧格勒藏抄本紅樓夢的批語》及周策縱的《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趙岡的《紅樓夢新探》、《紅樓夢稿諸問題》、余英時的《敦敏、敦誠與曹雪芹的文字因緣》，葉嘉瑩的《從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得失談到(紅樓夢>之文學成就及賈寶玉感情心態》，程步奎的《紅樓夢與社會史》，馬力的《<漫說紅樓>中關於藝術結構(佈局)總綱的提法的商榷及其他》等文章。從上述文章的作者名單中可以看出，近十幾年來香港地區報刊上發表的《紅樓夢》文章的作者，不僅有本地區的《紅樓夢》研究者和愛好者，而且還有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的華人學者，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周策縱教授、趙岡教授，耶魯大學余英時教授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仔細研究一下這個時期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文章，不難看出這樣幾個特點來：
(一)立足小說本身，注重藝術分析。三十年來，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者對《紅樓夢》一書的研究，主要是立足於小說本身，特別注重小說的藝術成就的研究。從香港地區報刊公開發表的三百餘篇《紅樓夢》研究文章的內容來看，論小說人物、寫作技巧、藝術結構等方面的文章，約占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對柳岸的《賈寶玉性格的形成》，宋淇的《論賈寶玉為諸艷之冠》，「紅樓夢研究小組」的《論紅樓夢人物》，潘重規的《紅樓夢的發端》、 《紅樓夢口語化的完成》，朱志明、區慕啟的《淺談紅樓夢中描寫的笑》以及前面所提及的一些文章，都在研究、分析《紅樓夢》藝術成就方面發表了許多可貴的見解。鄭佩華在《略論紅樓夢人物之寫作技巧》一文中說：「紅樓夢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對人物個性描繪之深刻，生動，把小說中每一個人物的形貌，栩栩如生地展示在讀者的眼前，充分地擺脫了中國舊小說的痕跡，賦予作品中的人物以新鮮的靈魂，突出的個性，深深地引起了讀者的共鳴」。作者認為，「一部作品的成功與失敗，除了主題的表達外，很多時候是決定於人物創作的技巧上，書中人物創作突出，全書也就映照得分外光彩奪目，在這一方面，紅樓夢可說是最成功的，它底人物寫作技巧，的確是獨步古今。因為作者善於運用語言以陪襯人物，把中國語言的優美處，發揮得妙到毫顛，所以更顯出它卓越的成就。我敢肯定地說一句，紅樓夢的成功，大部分是得力於它底人物塑造的不凡。」[5]可以說，鄭佩華的觀點基本上反映了香港地區《紅樓夢》研究者的看法，是具有代表性的。近年來，《紅樓夢》研究中有一點脫離開《紅樓夢》本身的研究的空談風和考證風是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在這一點上，我倒覺得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立足小說本身，注重藝術分析的風氣，是值得重視的。
(二)注重學術交流，吸取先進成果。三十年來，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之所以發展很快，顯得十分活躍，其原因之一是注重學術交流，廣泛吸取先進的研究成果。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出來：其一，在香港地區報刊上發表文章的作者隊伍，可以說是來自五湖四海。不同流派、不同觀點、不同風格的研究文章在報刊上競相刊出，大家互相討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種學術交流無疑促進了研究工作向縱深發展。其二，對於具有學術價值的資料和文章，特別是新發現的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的資料，香港地區的許多報刊都樂於提供篇幅予以轉載。如俞平伯先生的《讀紅樓夢隨筆》、周汝昌的《紅樓夢版本的新發現》、吳恩裕的《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發現》、容庚的《紅樓夢的本子問題質胡適之俞平伯先生》、方豪的《從紅樓夢所記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和《李煦——和西洋人直接交往的紅樓夢人物》、周策縱的《論關於鳳姐的「一從二令三人木」》等文章，《紅樓夢研究專刊》都全文轉載過。這種善於吸取先進成果，不存門戶之見，不因人廢言的學風，也同樣是值得提倡的。這裡還應該提到，近年來在歐美各國盛行的比較文學、結構主義文學等研究方法，在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中也加以運用。對於這種研究動態，我們也應給予一定的注意。
(三)缺少八股氣的文風。香港報刊上發表的《紅樓夢》研究文章，具有清新、流暢的特點，缺少八股氣。這是許多讀者都感覺到了的。
當然，三十年來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就我個人所見，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注意：第一，香港地區的《紅樓夢》研究者注重小說本身的藝術成就的研究是對的，但是對於小說的思想性的研究似嫌不足。一部文學作品的成就是由兩個大的方面組成的，即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紅樓夢》之所以成為舉世公認的不朽名著，正是由於小說不僅在藝術上是成功的，而且也是因為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十八世紀上半葉的社會現實，捨此則不成其為《紅樓夢》了。因此，研究《紅樓夢》一書是不應該忽略或輕視這一個重要方面的。第二，從近一二年香港報刊上發表的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內容看，其中有一些文章新聞彩色太濃，個別文章簡直是有點譁眾取寵。諸如「曹雪芹故居之發現」一類嚴重失實的奇談，竟然連篇累牘。我想這類文章對《紅樓夢》研究的健康發展是害多益少，不宜提倡。第三，有些文章清新活潑有餘，樸實、渾厚不足。最根本的，還是對一些問題的研究不夠深入，內容顯得空泛。最後，我想聲明一句，本文中所談的一些不足之處，只是就個別報刊上的個別文章而言，也可能有偏頗之處，希望讀者批評指正。值此機會，我衷心地祝願香港廣大的《紅樓夢》研究者在八十年代裡，取得更豐碩的成果，為《紅樓夢》研究作出更大的貢獻。
寫於一九八0年春節[1] 《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一輯《發刊詞》，1967年4月初版。
[2]所列各資料，分別載於《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一、二、三、四、五、八、九輯。
[3]四文分載於《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一、五、七、六輯。
[4] 蔣鳳；《紅樓警幻曲之研究》，載《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七輯，1970年5月版，第110頁。
[5] 鄭佩華：《略論紅樓夢人物之寫作技巧》，載《紅樓夢研究專刊》第四輯1968年9月初版，第79—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