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學術討論會
一九八一年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於十月五日至十日在山東省濟南市舉行。這是繼去年哈爾濱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之後的又一次全國性的紅學盛會，來自首都和全國各地的各科研機關、大專院校、新聞出版機構的紅學研究者共一百五十餘人，提交大會的論文六十餘篇。這次大會討論的中心議題是《紅樓夢》藝術成就問題。
大會論文涉及到曹雪芹的文學思想，《紅樓夢》的藝術特色(包括人物形象、藝術結構、環境描寫、細節刻劃、文學語言及藝術風格等)以及脂批的藝術觀點等方面的問題。現將論題內容和主要觀點概述如下：
一、關於人物形象
大會論文所論及的人物形象計有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賈探春、王熙鳳、襲人、柳湘蓮、焦大和「過場人物」等。其中帶有商榷性質的主要有如下幾篇：
何林天的《把賈寶玉的形象從極左思潮中解放出來》。該文對「賈寶玉是一個封建階級的叛逆者」的觀點提出質疑。作者同意李章等人《從賈寶玉的形象看〈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載《北方論叢》)一文的看法，認為賈寶玉是「多餘的人」的典型，並補充說，賈寶玉並不反對君權和封建秩序，對於農民的同情也只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的同情，恰如賈寶玉吟誦的李紳的《憫農》詩的立場，而這種立場在古代詩史上是屢見不鮮的；賈寶玉對於婦女的同情，亦如柳永、秦觀等人在他們詞中對淪落社會下層的婦女的同情，不能視為「叛逆」封建制度；而賈寶玉的出家，則又和白居易晚年當「香山居士」、王維的崇奉禪教並無二致，「如果說一個消極遁世的賈寶玉的出家，是同封建地主階級或封建貴族家庭進行了『徹底的決裂』，那麼王維、白居易不是成了『叛逆』的老前輩了」。該文最後認為，說賈寶玉不是「叛逆者」並不損害曹雪芹及《紅樓夢》的偉大，正如說哈姆雷特、維特、涅赫留道夫不是「叛逆者」，無損於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及其作品的偉大一樣。
吳穎的《論薛寶釵性格》不同意那種「認為薛寶釵是受害者，是犧牲品，是值得同情的悲劇人物」的觀點。該文認為：「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是薛寶釵立身處世的根本出發點，是她整個生活意向的決定性基礎，她的思想性格的核心性、實質性的因素就是「沽名釣譽」的「國賊祿鬼」，她雖然有許多「動人」之處，但畢竟是一個以封建思想為靈魂並自覺自願地以之作為一切行動準則的理智型的「巧偽人」，是一個人性已經異化了的殘忍冷酷的「無情」者。曹雪芹對她是持基本否定的態度的。
喬先之的《賈探春形象研究的多方面意義》認為賈探春是一個極為複雜、極為矛盾的典型人物，一方面不能徑直地把她看作反動人物，甚至也不能把她簡單地看作反面人物，否定人物；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從主導方面看，從本質總體看，她仍然是封建正統派和封建衛道者，因而不應肯定，不應讚揚。探春形象的複雜和矛盾，反映著曹雪芹世界觀的矛盾以及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矛盾，曹雪芹由於對封建家族、封建社會的留戀和惋惜，把「補天」的希望寄托在探春身上，因而把她描繪成有理想、有操守、有抱負、有才幹的不同流俗的形象。該文認為，在對賈探春形象的看法上之所以意見紛紜，各執一端，主要是由於未能就形象的各個方面進行全面的分析綜合；未能就作家、作品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之各個方面進行分析綜合。
有的論文是探索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方法，如魏同賢的《從寶玉挨打看〈紅樓夢》人物形象的豐富複雜性》、姜耕玉的《心情魔態幾千般——〈紅樓夢〉對人物感情形態的刻畫》、李春祥的《把性格特徵個性化——談王熙鳳的笑》、宋欣的《紅樓寫「怒」析》、王光閭的《論曹雪芹塑造風姐人物形象的藝術成就》、凌迅的《從林黛玉的形象試論愛情主題中「人」的塑造》、李令嬡的《讀〈紅樓夢〉中過場人物的描寫》、郝浚的《獨特的藝術格調、詩意美的昇華——瑣談〈紅樓夢》運用詩詞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方法》等等。
二、關於藝術結構
1。《紅樓夢》藝術結構的主線是什麼，近年來議論較多。提交大會的論文仍有幾種不同的看法。
１賈府興衰說：
王敬文的《談談〈紅樓夢〉的結構藝術》認為，以賈府為首的封建家族的全部生活內容和衰亡史的主題是結構《紅樓夢》這部小說的主要依據。作者在結構上，既寫出以賈府為主的封建家族必然衰亡的歷史命運，又展現了主要人物性格的發展史。小說通過主要人物的生活道路和結局來展現封建社會的衰亡。丁淦的《十年辛苦不尋常——論〈紅樓夢〉的章回結構》亦認為，《紅樓夢》的主線是賈府興衰，主題是家族衰亡。但該文還認為，《紅樓夢》的實際內容要比它的表面情節豐富複雜得多，正如但丁的《神曲》那樣，它的主題可能是「兩層」的：「字面意義上」的和「寓言意義上」的；它的形式也可能是「雙重」的「文章的形式和處理的形式」；它的目的也「可以不止一個」；「眼前的目的和終極的目的」。
２寶、黛、釵愛情婚姻悲劇說：
鄧遂夫的《〈紅樓夢〉主線管窺》認為，寶玉、黛玉之間的愛情悲劇與寶玉、寶釵之間的婚姻悲劇，相互交錯地構成了一個統一的、具典型意義的中心事件——寶、黛、釵三人命運悲劇，這一中心事件的本身，以及圍繞這一事件而交織穿插的其他情節線，無不以動人的形象，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會中青年婦女被欺騙、被毒害、被扼殺、被摧殘的不可避免和不可挽回的悲劇命運。杜景華的《王熙鳳與〈紅樓夢〉的藝術結構》一文認為，寶、黛的「木石前盟」和玉、釵的「金玉姻緣」，這兩種對立的愛情、婚姻觀念與他們之間的種種糾葛一起，貫穿於《紅樓夢》全書情節的始終，最後並以寶、黛愛情悲劇與玉、釵間的婚姻悲劇而結束。
３賈寶玉的人生道路說：
張錦池的《論〈姽嫿詞〉在〈紅樓夢〉悲劇結構中的地位》認為，《紅樓夢》是以賈寶玉走什麼路做什麼人的問題為主線來展開其人物千姿百態意境氣象萬千的社會生活畫面的。該文認為，這種以主人公的人生道路問題為主線的結構，頗類司湯達的《紅與黑》。
４「感情結構線」說：
韓進廉的《銜山抱水建來精——〈紅樓夢〉藝術結構試釋》認為，曹雪芹在對當時的世態人情描述中，處處滲透著一種憤世疾俗、無可奈何的思想感情，這就是文學作品中的所謂「感情結構線」，這條線索決定著對生活素材的取捨和對人物事件描述的先後、詳略等。曹雪芹的憤世疾俗、無可奈何的思想情緒和所描述的種種令人憎惡、詛咒、悲悼、惋惜的世態人情，就構成了《紅樓夢》批判封建主義的主題。
５王孟白、鄒進先的《〈紅樓夢〉主體構思及其藝術表現形態》則認為，賈府盛衰是一個外在生活過程，並不是《紅樓夢》全書思想藝術結構的內在主體，而寶黛愛情關係，則只是內在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還不是主體之全部。《紅樓夢》主體藝術結構的基本表現形態是以「意淫」為歸結點的賈寶玉典型形象為軸心，以金陵十二釵以及與之相關連的其他年輕女性為主體，而這個軸心與主體又同封建男權統治者代表人物形象相聯結對比，從而組成多層次的美與醜相比的藝術形象體系。
2.《紅樓夢》結構方式、結構手法以及傳統藝術手法的關係。
大會論文對這個問題作了多方面的探討。有的認為《紅樓夢》是復線多頭網狀的結構方式。如王敬文論述說：「我以為《紅樓夢》是多頭的明線與單一的暗線交相呼應，構成了一個暗線統帥明線的有機結構。暗線就是既實又虛的衰亡史的主線；而明線是以賈寶玉所走的生活道路、愛情悲劇為主，又連結多頭人物命運和矛盾衝突的諸線索。「韓進廉認為《紅樓夢》是一種「網狀結構」，既以「談情」的大旨為中心，向四面八方牽引出賈府的興衰、寶黛的愛情悲劇、江南甄家的破敗、甄寶玉改邪歸正、甄士隱的破產出家、賈雨村的宦海升沉、一僧一道忽隱忽現、劉姥姥三進榮國府等幾條線索，把紛紜複雜的現實生活網結起來，構成一幅絢麗多彩的歷史畫卷。張錦池認為《紅樓夢》是「橫看成嶺側成峰」式的主體多層網狀結構。他在情節安排上是「千經萬緯」，「千經」中最絢爛的一條是賈寶玉的愛情悲劇和婚姻悲劇故事，「萬緯」中最斑駁的一條是王熙鳳的「半世」事業悲劇故事，其他風流冤家或人物的悲劇故事或經或緯地縱橫穿插於其間，而以賈寶玉走什麼路做什麼人的問題作為貫穿三者發展過程的主要脈絡。
至於結構手法，有人提出對稱手法，認為無論是人物佈局還是情節開展，都有對應的兩個相互輝映、特犯不犯的畫面；也有人提出「慣起波瀾，慣能忙中寫閒」的手法，認為巧妙地運用了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線法、由近漸遠法等等。
對於《紅樓夢》藝術結構的創新以及與傳統藝術的關係，胡小偉的《論〈紅樓夢〉結構藝術的創新》認為，《紅樓夢》結構的整體性顯然融匯了一些戲劇手法，與李漁《閒情偶寄》的結構理論，例如明確貫串人物，確立雙線結構，注意照應埋伏，設置關目等方面都有相通之處。而《紅樓夢》結構的靈活性則又是吸收了傳統畫論構圖中賓主、開合、偏正、疏密、藏露等辯證手法，尤其是「散點透視」的方法，來錯綜變化地觀察敘述的角度，形成遠近高低不同的層次，使全書錯綜穿插、血脈貫通。
三、關於環境描寫和細節刻劃
陸樹侖的《談〈紅樓夢〉的環境描寫》認為《紅樓夢》的環境描寫融化在故事情節的發展中，在故事發展和情節啟承上成為重要環節，同時它又是塑造人物的一種手段。曾保泉的《大觀園的藝術價值》和姜葆夫、黎音的《略談瀟湘館的環境描寫》分別探討了大觀園描寫和瀟湘館描寫的藝術構思和美學價值。
對於《紅樓夢》細節描寫進行探討的有朱彤的《〈紅樓夢〉的細節描寫》、唐富齡的《千差萬別，千回萬轉》、侯萬朋的《曹雪芹筆下的細節描寫》等等。
四、關於文學語言
有付憎享的《從比喻論〈紅樓夢〉語言形象化》、周中明的《論〈紅樓夢〉語言的繪畫美》、黃進德的《論〈紅樓夢〉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等等。
五、關於美學價值和藝術風格
呂啟祥的《〈紅樓夢〉中藝術意境和藝術典型的融合》認為，《紅樓夢》是生長在我國土壤中的藝術花朵，賦有一種不同於西方小說的中國風格，雖是小說卻富於詩情畫意。作者得力於民族藝術的深厚傳統，在創作中常常把詩的意境融合在典型中，把詩的構思滲透在小說中，甚至將人物的遭際命運神韻氣質濃縮凝煉而為詩。
孫遜的《試論〈紅樓夢〉的形式美》從「天然圖畫」、「以形寫神」、「對稱對比」和「多樣統一」四個方面論證曹雪芹如何把中國傳統美學見解創造性地運用和體現於長篇小說創作的藝術實踐之中。
白盾的《論〈紅樓夢〉的悲劇美與藝術風格美》試圖從美學的角度探尋《紅樓夢》悲劇美究竟「美」在什麼地方，以及它在藝術風格美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這方面的論文，還有如黃祖良的《〈紅樓夢〉藝術美初探》、莊克華的《說「雅」——〈紅樓夢〉藝術風格芻談》等等。
關於藝術技巧的摭談瑣論很多，如陳詔的《〈紅樓夢〉談藝錄》、滕雲的《〈紅樓夢〉藝術技巧摭談》、柳正午的《讀〈紅樓夢〉散記續篇》等等。
六、關於曹雪芹的文學思想
陶劍平的《曹雪芹的文學觀》從「追蹤攝跡」生活、「取其事體情理」、破除藩籬、脫套去陳、「意趣」為上、「語」「意」兩工、無所不師、無所必師等四個方面，論證曹雪芹的現實主義文學觀。薛瑞生的《不敢稍加穿鑿——論〈紅樓夢〉的真實描寫》論述曹雪芹是自覺地按照寫真實這一現實主義美學原則來進行創作的。楊克漢的《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紅樓夢〉現實主義成就淺探之一》則從「品茶櫳翠庵」的場面描寫，論證曹雪芹的嚴峻的現實主義精神，承認社會矛盾的唯物主義態度，以及善於捕捉形形色色的社會矛盾，從而準確深刻地展現人物本質與性格衝突的驚人本領。
此外，論及到曹雪芹與傳統及時代的關係問題的，有李厚基的《決非偶然的……——略述清初三大小說家的出現》、黃立新的《清初才子佳人小說與〈紅樓夢〉》等等。
在提交大會的論文中，還有涉及到曹雪芹的卒年、有關曹雪芹畫像辨偽、《紅樓夢》版本、紅學研究方法、脂批的藝術觀點以及後世小說家筆下的曹雪芹形象等等。
在大會發言和小組討論中，《紅樓夢》研究方法問題是一個突出的問題。
郭豫適提出要重視《紅樓夢》研究的歷史經驗，要堅持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他認為，紅學研究史上有索隱派(舊紅學)與考證派(新紅學)之分，對這兩種研究方法要區別對待。索隱派把主觀意念強加給《紅樓夢》，毫無道理，應該反對；對考證，則要給一定的地位。胡適新紅學在考證方面所作的一些貢獻，還應肯定，不能一概反對。必要的考證文章現在仍要作，可以在專門性刊物上發表，但不要搞得太多。他認為，一九五四年以後對《紅樓夢》的研究有很大發展，但還要繼續努力，要搞兩點論，不要搞片面性，這樣才能使紅學研究取得更好的成果。孔祥賢則認為，對索隱和考證要作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說凡是索隱都錯，凡是考證都對。索隱還是必要的，不能因為「隱」著的東西沒有索出來，就否定索隱這種研究方法；相反的，考證也並非全都正確。
胡經之主張對《紅樓夢》應作不同的角度的研究，可以進行政治學、社會學、民俗學、歷史學、心理學、美學、比較文學等等方面的研究。蘭翎認為，從有文學作品始，就產生了欣賞心理，過去講心理學似乎都是資產階級的，但不承認有欣賞心理學恐怕不行。《紅樓夢》影響之所以大，是因為能打動人心的緣故。研究《紅樓夢》也應當從欣賞的角度去研究，不能總是搞思想分析。許多人發言都認為比較文學應該搞，郭存愛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對《紅樓夢》與日本的《源氏物語》進行了分析，李令嬡就《紅樓夢》與《岐路燈》的比較作了發言。
王伯英認為，《紅樓夢》的研究還需要在理論方面下功夫，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指導，提高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水平。他認為，《紅樓夢》不僅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傳統，而且還結合了散文、詩歌的某些特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不能老用現代文藝理論的概念去複述，去束縛自己，而應該用中國古典文學本身的理論進行研究。魯德才也認為，研究《紅樓夢》不能用西方文藝理論的概念硬套，而要根據中國小說發展史的規律和特點去進行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在發展的過程中受了詩歌、散文、記傳、說書、戲曲、繪畫等的影響，特別是講史小說，實際是韻散結合的形式。有些外國人說中國講史小說是類型化，實際上他們並不懂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說書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影響很大，《金瓶梅》是小說的一次解放，但它只是從說書體向純小說過渡的一個轉折點；而《紅樓夢》則是中國古典小說的一次革命，使小說達到了成熟的階段，出現在書中的詩、詞、曲已經成為展現人物性格本質的東西。他還認為，《紅樓夢》的研究，重要的是方法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研究就不能突破。他提出在突破問題上應注意兩點：一是既要允許各種意見的論爭，又要提倡互相學習的風氣，真正做到學術問題上人人平等；二是在突破的同時，還要承認我們以前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