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外尋夢記
我從事中國通俗小說研究，是解放以後才開始的。1952年，在鄭振鐸先生倡議下，成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編委會，我參加了《杜甫集》和《水滸傳》的整理工作，才開始研讀《水滸傳》和《紅樓夢》。在此以前，我對於這類書是掉以輕心的。日寇投降，北大復員，我應聘來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那時，北平書業蕭條，書林朋友，天天送貨上門，希望選購。有一天，有個書友送來一幀水墨畫單條，畫的是立石一條，秋菊二株，落款是「夢阮」二字，圖文是篆文朱書「夢阮」二字，無上款。爾時，以不知「夢阮」為何許人，而畫又不夠精品，我沒有要。書友對我說：「你留下吧，隨便給幾個子都行。」我還是沒有留下。北平解放後，四川大學同學石曉暉女士告訴我，準備把楊雪橋先生編纂《雪橋詩話》備用的，也即《八旗藝文編目》所著錄的那一批書出讓，希望我留下。因為她不願意讓給陌生人，又知道當時我剛剛拿到整理《水滸全傳》的一大筆稿費，所以她來同我商量。當時，我認為這批書有兩大特點：一，旗人集子最多；二，手稿也不少。我立即答應了。同時，我把此事告訴了鄭振鐸先生，他為之驚異不已，並向我說：「這批書，你要讓步，由公家來買。」我說：「我也是這個意思，所以才對你說嘛。」於是，我把石曉暉女士介紹給文化部藝術局，就由公家全部買下，交與北京圖書館收藏了。我在楊家查點這批書時，發現與《紅樓夢》有關的資料不少，如《春柳堂詩稿》有四首和曹雪芹有關的詩，是從未為人所知道的。其《題芹溪居士》原注寫道：「姓曹，名霑，字夢阮，號芹溪居士。其人工詩善畫。」當我讀到這兩行字時，為之大驚失色，原來「夢阮」就是曹雪芹的字呀，罪過，罪過！他留下來的唯一的真跡，竟在我手中放過了！我於是立即到琉璃廠、隆福寺、東安市場、西單商場去尋問，都說記不起了。我告訴他們：「這幅畫是曹雪芹畫的，千萬留心，不要讓它毀了。」隨後，我同張政烺先生談及此事，原來這幅畫也送到他那裡去過，他說：「你看，我也沒有要。」我說：「這樣，那我們兩個都對曹雪芹犯下不可饒恕的罪過了。」我也把此事向吳恩裕先生談過，因為吳先生對於訪求文物很熱心，又對旗下舊家稔熟，希望他根據這一線索，把這幅曹雪芹真跡找到。可惜這一願望還沒有實現，而吳先生已經長逝了。
自從我發表《重新考慮曹雪芹生平》之後，隔了二十五年，我又寫了《馬氏遺腹子·曹天祐·曹霑》一文，發表在《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4輯，主要抓住了十三年這一重要線索，去論證馬氏遺腹子就是曹天祐，曹天祐就是曹霑。文章發表後，不少學者專家表示贊同。這篇文章又指出：雍正六年，曹頫\被抄家，那時，曹天祐年十三歲，與其叔曹頫\俱為廢人，隨例北上。而前一年，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一曰，諭八旗大臣：「旗人犯罪枷號鞭責治罪，革退官兵，並無恆業，在京閒住，倚靠親戚為生，以致良善之人被累。伊等無事，游手好閒，自必為非作惡。將此等之人查出，令於京城附近直隸地方耕種井田。其作何安置之處，爾等會議其奏。」下文還詳舉了處理辦法。那時，雍正為了肅清他的政敵的影響，正是作法於涼，雷厲風行這時，曹頫\這一家子回京，決不能住在城內，這樣就可以理解為啥曹雪芹回京後廬結西郊了。我還在1979年寫了一篇《大觀園在那裡》的論文，發表在吉林《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一期，主要指出大觀園是曹雪芹精心設計的一幅建築藍圖，是一個為賈寶玉和金陵十二釵生活而創造的典型環境，既不在南京，也不在北京，就在《紅樓夢》裡，提出對這些年來「大觀園熱」的我見。我認為把恭王府作為大觀園紀念館，我完全贊成；說恭王府就是大觀園，我保留我的意見。
脂硯齋評《紅樓夢》，第二回開始總批：「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大筆以冒之，誠是大觀。」（有正本）第二十五回通靈玉一段眉批：「通靈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見。」（庚辰本）第四十二回開始總批：「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餘。」（庚辰本）我們知道，曹氏原書為「百回大文」，這「百回大文」在雪芹生前，已有一些殘缺，如第七十五回，脂硯齋開始總批寫道：「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初七曰對清，缺《中秋詩》，俟曹芹囗囗囗囗囗囗。」（庚辰本）脂硯齋指出殘缺時，距雪芹之死（1763）尚有七年，等到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歲（1767）畸笏叟作第三次批時，更發現「大回文字，迷失無稿」。第二十回將當曰喫茶茜雪出去一段眉批：「茜雪系『獄神廟』方呈正文。襲人正文標曰『花襲人有始有終』。余只見有一次謄清時，與『獄神廟』『慰寶玉』等五六稿，被借閱者迷失，歎歎！丁亥夏，畸笏叟。」（庚辰本）又紫英一段眉批：「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歎歎！丁亥夏，畸笏叟。」（庚辰本）由此可見，曹雪芹《紅樓夢》原著「百回大文」，後經迷失，其流傳於世的，都是八十回本。乾隆辛亥（1791）活字本程偉元序始有「原目一百二十卷」之說，並記錄了後四十回得書經過。清陳鋪《樗散軒叢談》卷二《紅樓夢》條寫道：「《紅樓夢》實才子書也，初不知作者誰何，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巨家間有之，然皆抄錄，無刊本，曩時見者絕少。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抽換裝釘，坊中人藉以鈔出，刊板刷印漁利，今天下俱知有《紅樓夢》矣。《紅樓夢》百二十回，第原書止八十回，余所目擊，後四十回乃刊刻時好事續補，遠遜本來，一無足觀。」清俞樾《小浮梅間話》寫道：「《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艷情人自說《紅樓》。』注云：『《紅樓》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期，而書中敘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為高君所補，可證矣。」清李放《八旗畫錄後編》卷中寫道：「繪境軒讀畫記云：『（曹霑）工詩畫，為荔軒通政文孫。所著《紅樓夢》小說，稱古今平話第一。』」原注云：「嘉慶（當雲乾隆）時，漢軍高士士鶚，酷嗜此書，續作四十卷附於後，自號為紅樓外史。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為『紅學』雲。」蒙古巴嚕特恩華《八旗藝文編目》子部稗說：「《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漢軍曹霑著，高鶚補著。」後來有人根據這些線索，將後四十回和在脂注中所見已佚「百回大文」的後二十回比較，斷定和論證了後四十回是高鶚所續，非雪芹原書。在這些說法影響之下，我於1957年寫了《關於高鶚的一些材料》，發表在《文學研究》第一期上，人云亦云地說：「《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鶚」，為高補《紅樓夢》說張目。後來，由於《乾隆鈔本百廿回紅樓夢稿》和高鶚的《月小山房稿》相繼發現，大大提供了澄清這個問題的可能性。高鶚在《百廿回紅樓夢稿》第七十八回寫上「蘭墅閱過」四字，又在《月小山房遺稿》裡寫了《重訂紅樓夢小說既竣題》一詩。我根據了大量的明清人刊書資料，發現大題下的題署，所謂「閱」也好，「訂」也好，都是指評閱人審定而言，而不是指作者自己的撰寫而言。進而用大量材料，論述後四十回的作者是程偉元而不是高鶚，高鶚不過是《百廿回紅樓夢》的審定人而已。由於程偉元擅長詩書畫，進一步論證活字本《紅樓夢》的像和贊，也是出自程偉元之手，勇決地否定了我過去所作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鶚的臆斷。
自從「紅學」一詞在清末出現以來，隨後又派生了所謂「曹學」，為了知人論世，把《紅樓夢》和曹雪芹擺進一定的歷史階段，特殊的典型環境，從而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地「上下而求索」，把這個歷史總和，揭櫫於人間，這對於「紅學」的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好處的。這些年來，時賢對於「曹學」，或多或少地作出一些貢獻，而對於「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李家，還少有專文論及之者。爰以歷年探索所得，寫成《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一書，約四十萬言，交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氏父子服官從政的全部經歷，恰好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相終始。我們從這個《年譜》裡，可以看出李氏父子對康熙一朝甚而有清一代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在這個《年譜》裡，我初次用了《李大中丞政略》和李煦幕僚會稽沈囗元宜士所著《柯亭吹竹集》以及李氏父子的一些文章，找到了李士楨創辦廣東十三行的第一手資料，這對於瞭解《紅樓夢》一書出現的不少舶來品，以及鳳姐所說的：「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爺們養活。粵、閩、滇、浙所有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那就不是無稽之談，而都是言之有物的了。
清代江南有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當康熙時，曹寅之出任江寧織造，李煦之出任蘇州織造，孫文成之出任杭州織造，形成這種「一榮俱榮」的局面，是經過康熙精心安排而又有所分工的。我從現在得見的曹寅、李煦奏折和雍正《朱批諭旨》，初步探索得：蘇州織造是管政治的，江寧織造是管文化的，杭州織造是管海禁的。明確這一點，這對於理解曹、李、孫三家密折的或有或無、或多或少是有一定幫助的。
1982年春節於北新橋爭朝夕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