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主體價值體驗
在對生命存在的悲劇性體驗上，尼采與叔本華一脈相承；但在悲劇美學上，
尼采與叔本華大異其趣。作為美學範疇的悲劇，不僅以生命存在的悲劇性為表現
對象，而且以生命對於存在的悲劇性的抵抗、抗爭的精神為表現對象。儘管抵抗
、抗爭的結局依然是悲劇主人公的毀滅的不可逆轉，但抵抗與抗爭則賦予這種審
美觀照以真正的悲劇精神。
這種對於不幸與毀滅的頑強抵抗與最終無效，正是《紅樓夢》貫穿始終的悲
劇命運，正是賈府悲劇命運與賈寶玉悲劇命運相同的內在模式，也是家族衰敗主
題與存在的悲劇體驗主題相同的展示趨勢。
王國維說，《紅樓夢》是徹頭徹尾的悲劇。如果這是指《紅樓夢》不像以往
悲劇作品那樣以大團圓結柬，那是符合事實的。如果這是指《紅樓夢》以賈寶玉
的出家結束，那麼，王國維這一判斷未免忽略了悲劇的主體抗爭精神。
從家族悲劇的層面看，《紅樓夢》從一開始就一再預示賈府的衰敗結局，賈
府的實權階層也自始至終感受到、認識到這個衰敗趨勢。從第二回冷子興的演說
榮國府，到第五回的寧榮二公之亡靈囑托警幻和「紅樓夢曲」，再到第十三回秦
可卿托夢王熙鳳，這個家族悲劇的陰影以讖語的形式籠罩在賈府的上空；賈寶玉
自抓周開始，以至後來作為「孽根禍胎」的種種行徑，使得家族悲劇命運作為一
個現實劫難使賈府的實權階層深為憂慮和悲哀。面對這種悲劇命運，賈政強迫賈
寶玉讀書，王夫人選擇有助於寶玉讀書中舉做官繼業的配偶，薛寶僅、史湘雲、
花襲人等勸寶玉走「仕途經濟」的「正」路，王熙鳳、賈探春改革賈府的內部管
理，開源節流、賞罰分明，一如自古以來賢相之治國－－所有這些都表現出對於
悲劇命運的不甘屈服，頑強抵抗。正是這種不甘屈服、頑強抵抗的主體精神賦予
家族衰敗以悲劇的美學精神。這種主體超越的性質可以用馬克思的一句話來概括
：「當舊制度自身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已是合理的時候，舊制度的歷史就是悲
劇性的。」
而賈寶玉、林黛玉、晴雯等面對厄運而進行的反抗、鬥爭，這種主體超越的
性質則屬於恩格斯所說的那種「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
間的悲劇的衝突」。
關於賈寶玉、林黛玉身上表現出來的「歷史的必然要求」也即他們的叛逆言
行的性質，何其芳通過分析明末清初黃宗羲等思想家與封建正統的種種聯繫（正
統的與叛逆的、專制主義的與人本主義的），指出即使《紅樓夢》的作者受黃宗
羲等的影響，也屬於封建主義範疇中的叛逆與平等傳統。張畢來則通過對《紅樓
夢》中賈寶玉的具體言行與傳統儒學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係的分析，指出賈寶王
的叛逆言行所叛的對象是封建社會的教育實踐和政治實踐，他叛逆的立場則是封
建正統。
這樣，與其在封建主義範疇之外的階級、生產關係等去尋求對賈寶玉叛逆言
行的詮釋依據，不如回到曹雪芹時代的文化命題。這個時代的文化命題直接構成
曹雪芹的叛逆恩路。
在《紅樓夢》裡，有幾對明顯對立並舉的概念：女兒與男子，閨閣與世道，
意淫情癡與仕途經濟，清爽與濁臭，這幾對概念是同一主題的不同表達，同一主
旋律的不同變奏。這個主旋律就是純潔與污濁。在封建時代，世道自然是男人的
世道，仕途經濟自然是屬於男人的事業。這樣，「男子」便是官場、世道、仕途
經濟的象徵。於是，當賈寶玉嗅出官場、世道和仕途經濟的濁臭氣味的時候，當
他把這種感覺表述為「男子是濁臭的」的時候，他就自然會把「女兒」當作其對
立範疇而賦予「純潔」的象徵意義。
「男子是濁臭的」，這是曹雪芹的社會批判的獨特表達方式，曹雪芹的社會
批判的對象主要是官場和家族。以今天的階級分析本看，這種社會批判的對象是
封建主義、封建禮教，因而曹雪芹的社會批判就被理解為反封建、反禮教。而另
一方面則是提倡個性解放、民主自由。然而，在《紅樓夢》裡，作為官場和家族
的腐敗的對立範疇卻是「純潔」、「清爽」。這與中國哲學、中國思想對其文化
命題的界定與表述方式有關。
「人欲』與「天理」的關係，人的生命需求與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的關係，
主體的內在超越與社會歷史的理性的關係，這是中國哲學、中國思想所面時的真
正的文化命題。自從孔子的儒家思想產生以來，中國文化主流一直在思考著如何
去建立大一統的專制等級制度。這種制度要成為可能，要獲得強化，就必須以放
棄或壓抑個人私慾為前提。為此，它必須建立一種社會本位的意識形態。孔子的
仁、禮思想，尤其是孟子的義利之辨和捨生取義思想，正是表明了這洋一種價值
取向。它以價值形式去抑制個體的生命需求，以使對專制等級制度的絕對性的確
認成為個體的自覺。程朱理學把這種價值取向推向極端，表述為「存天理，滅人
欲」。儒家傳統思想把對於專制等級制度及其價值體系的絕對理性的順從規定為
「善」的人性，然後要求個體放棄生命的感性需求。把「從善」內化為個體的價
值觀，這必然蘊含著本體論與認識論、先驗假定與道德實踐的深刻矛盾。一方面
，社會絕對理性要求個體泯滅自我本位意識，體認善，體認外在理性的絕對性；
但另一方面，對絕對理性的「自覺」體認必須由每一個個體去完成。作為生命體
，個體的全部需求將與道德實踐過程相始終，而且，與主命需求密切相關的某些
心理紊質如意志、情感、知性，將成為道德實踐的必不可少的動力。那麼，對以
抑制個體生命需求為前提的社會絕對理性的確認怎樣才能達到個體的自覺？唯一
的途徑只有一條，就是不給個休以獨立恩考、判斷和選擇的權利，通過政治暴力
強制個體去盲從。然而，在理論上否定人欲的存在價值，在實際生活中並不能使
人欲銷聲匿跡。生命畢竟是活生生的，如果通過政治暴力把「天理」規定為社會
的絕對價值，那麼任何動機都將打著「天理」的旗號出現，人欲也只好改頭換面
，畫上「天理」的臉譜，在堂而皇之的「天理」幌子蔽護下，人欲獲得了安全感
和可能性。從人欲的角度看，這種改頭換面是「人欲」不得已而為之的最佳途徑
；但是，「人欲與天理」的文化命題就轉化成被表述為虛偽矯飾的道德問題。明
清兩朝把程朱理學規定為國教，賦予它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在它的重壓下，人
欲畸形地成長為虛偽矯飾。正因為程朱理學對人欲的否定程度之空前，因而明代
社會的虛偽矯飾道德的嚴重程度也同樣是空前的。王陽明曾這樣描繪當時的偽飾
道德；「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
掩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徹義
；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忌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
以為同好惡；相凌相斨，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
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眾，又何能一體以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
禍亂相尋於無窮矣。李贄也曾無情撕去理學家耿定向的假道學面孔：「所講者未
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屍？」虛偽矯飾
，這就是明代中葉以來以李贄為代表的浪漫思潮所面對的文化命題，也是曹雪芹
所面對的文化命題。曹雪芹的全部藝術想像就是以這一文化命題為起點的。
對於官場的濁臭之風，李贄斥之為偽飾，而提出「童心」作為對立範疇；曹
雪芹則嗤之為「濁臭」，而提出「女兒」作為對立範疇。並非從人類學或生理學
研究兒童心理或婦女心理，而是把「童心」、「女兒」作為偽飾道德的對立面，
作為人的純潔自然天性的象徵以表達自己的道德人格信念。所謂無材補天，便墮
落情根，所謂夢遊於大虛境、沉迷於大觀園，無非表達這樣的心理歷程：本想躋
身官場，以治國平天下。但官場的濁臭之風與他對於純潔自然天性的信仰相悖，
他拒絕了官場，而官場也拋棄了他，使他不得補天。但他並不因此而改變信仰，
他把對純潔自然無性的嚮往轉化為對於大觀園少女們的體貼與憐憫。但是曹雪芹
清醒地知道，大觀園並不永恆。它的女兒們在太虛幻境裡屬於『薄命司。警幻仙
站引領賈寶王夢遊太虛境，就是要向他暗示女兒國的幻滅，暗示女兒們的「千紅
一窟「萬艷同杯」的悲劇命運。與其說，「薄命司」暗示著金陵眾釵的毀滅，不
如說，它宣告了賈寶玉的「立足境」的破滅，宣告了曹雪芹的心靈依托之虛幻。
同李贄一樣，同古代所有反叛程朱理學的人一樣，賈寶玉不可能是一位個人
主義者。甚至，他身上的個體化傾向並不強烈，他的天性的最大特點是「意淫，
是對少女的忘情的體貼與伶憫。
在賈寶玉的整個叛逆歷程中，他始終顯得被動，但絕不軟弱。當他被賈政毒
打之後，林黛玉去看他，說：「你從此可都改了罷？」，賈寶玉長歎一聲，道：
「你放心，別說這佯話。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對於賈寶王的叛
逆之至死不悔，作者沒給予以太多的觀念上的、心理上的交代，但是，這種抗爭
到底的意志力貫穿了他整個生命歷程。儘管在仕途經濟、「金玉良緣」的面前，
他在行動上是一個失敗者（讀書中舉、娶寶釵），但是，「縱然是齊固舉案，到
底意難平」，在悲劇中超越；在悲劇超越中，他的價值信仰得到了實現。
當賈寶玉的階級屬性被限定在封建主義範疇之中的時候，林黛玉的叛逆也就
只能在封建主義範疇中得到解釋。她與賈寶玉一樣，厭惡仕途經濟的人生道路和
立身揚名的價值觀，她與寶王一樣，厭惡從事俗務的男人。不同之處在干，賈寶
玉把抽像的「女兒」，把莊禪哲學當成安心立命的依據，盡量在周圍的物事上尋
求心靈的支持點，所以他盡量融化進大觀園這個環境中，他只願人常聚不散，花
常開不謝。儘管他也憊識到終有筵散花謝之時，但那時雖有萬種悲傷，也就沒奈
何了。而林黛王唯一的支撐點則是賈寶玉。對賈寶玉之外的其他人，她無意與他
們周旋，她只願與賈寶玉一起從現實環境中割裂出來。所以她喜散不喜聚，這樣
，她的悲劇色彩比起賈寶玉來更加濃烈，她不僅要承受價值觀念上的壓力，而且
要承受周圍一切現實關係的壓力，她正面承受了保持人格信仰與融入周圍環境的
兩難處境的煎熬。
林黛玉曾經發問道：「孤標傲世偕誰隱？」，這是一個充滿著矛盾、猶豫、
彷徨的問號。她似乎曾經動過「歸隱」的念頭，然而奇怪的是，她的歸隱還要考
慮「偕誰」，她為獨自一人走出社會而感到寂寞。表面看來，她喜散不喜聚。而
當她想要散的時候卻希望有人與她一起去「散」，這是多麼奇特的語言怪圈！
林黛玉還沒有達到陶淵明的境界，陶淵明懷著自足的心理回到他自已的田園，
過他的詩酒自娛的生活，所以他的心態與悲劇無緣。林黛玉卻沒有自足，她曾說
：「無立足境，方是乾淨。」然而，她的立足境卻是與賈寶玉同證木石前盟。她
始終生活於愛與被受、自潔與合群的矛盾中。一方面，她孤高自許，目無下塵；
另一方面，她的愛必須對像化，必須在對像身上去實現，必須與社會連結在一起
。於是，她的感倩、意志便與他人相關。她本來自足的世界向賈寶玉打開了一個
缺口，容納了賈寶玉這個混世魔王，而同時，她也與賈寶玉所屬的那個世界相連
結，她與那個世界的感情、意志、慾望息息相關。所以她不得不受沉淪之苦。
賈寶玉、林黛玉的叛逆體現了歷史的必然要求，但這種歷史的必然要求在當
時是不可能實現的。林黛玉認為純潔只存在於「天盡頭」，在實際的現實關係之
外去實現自己的價值信仰，這種意向無疑是超歷史的，而她的悲劇結局也就不可
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