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寫《 紅樓夢》 的不世功勳
程、高的《 紅樓夢》 後40 回究竟是：「補」或「撰」這樣學術性的論題，須在新資料出現後方可作出界定，且留待後人評說。它作為《紅樓夢》 一個整體構成的有機部分，就可知程、高的後40 回續書不是純補足性質的「續作」，而是對八十回中出現的矛盾、危機作出了自己的取捨、選擇與改造，並按自己的方式而非「雪芹原意」創造性地解決了原作者的創作危機，為這部不朽作品的最後完成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的幾個方面。
一、寶黛愛情悲劇的突破
寶、黛愛情悲劇是《紅樓夢》這部偉大的「悲劇中之悲不」（王國維語），是全書的「主線」和「貫穿全書」的「中心事件」。這根「主線」即「中心事件」處理當否，無疑地將關係到全書的成敗。恰恰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曹雪芹的思想中出現了矛盾。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曹雪芹是個「大家子」或「世家子」, 曾經「嚴父明師之教訓」，對男女愛情自由的看法，還存在著相當程度的保守觀念，抱「禁忌」態度。如他在作品開頭就鄭重宣佈不寫「淫邀艷約」「私奔投盟」之類。他所說的「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子，姦淫兇惡，不可明數」等話，和書中賈母「破陳腐舊套」時說的「編書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貴，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污穢人家」和「只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 … 便想起終身大事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１ 的見解是有相近相通之處的。再從作者寫尤三姐的「老辣無恥」、「淫奔不才」、「漂了男人」等用語也可看出他那源於「大家子」或「世家子」觀念出現的對男女自由愛情的保留態度。在寫司棋與潘又安的「私奔投盟」，作者也用了「作賊心虛」等貶義詞。在作者的心中大約和作品裡黛玉說寶玉那樣：「見了姐姐，忘了妹妹」，既「懷玉」又「憚金」；既「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既醉心「黛玉之靈竅」，又迷戀「寶釵之仙姿」；既推崇「風流裊娜」的「瀟湘妃子」，又讚美「鮮艷嫵媚」的「牡丹花工」。作者對寶釵的「迂」有僧惡之意，對她的「美」又存讚許之心。由於這樣的思想障礙，在薛寶釵這個人物的處理上，作者不忍將她置於與黛玉對立、不可並存的地位。而是採用了「二美合一」的方式。他寫的是「大旨（致、言情」是「從未發洩」的「兒女之真情」，而非昭明彰著的「男女愛情」。這在寶黛愛情悲劇的處理上，也就只能採取黛先死、釵後嫁在愛情獨木橋上岔開的方式。既然如此，寶黛愛情悲劇也就只剩下了生物性的意義，屬於「自然夭亡」的性質而失卻了自由愛情被扼殺的社會意義。所謂「婚姻自主」、「愛情自由」的歷史要求的題意也就失落。寶黛愛情悲劇的沖淡與消失必將造成作品整體結構上的「主線」不是直向高潮奔赴頂點，而是呈急劇折斷性的鬆弛、下垂的徵狀，造成中心情節的中斷與中心懸念的失落。
據潘重規先生考證：程偉元大約生於乾隆十年（1745 ) ，卒於嘉慶二十三年( 1819 ）。他是江蘇長州人，出生書香門第，並非「書商」。他「在京師應試期間，不但未醉心功名，還苦心搜集《紅樓夢》 佚稿」２ 。在幕府中，他訪問「詞人孫錫，一同展畫吟詩」。孫錫贈他的詩說：「冷士到門無暑意，虛堂得雨有秋心」, 足見說他「書商」是不對的，他是個「胸懷恬淡、品格清高的才士」３ 。
高鶚是鑲黃旗漢軍人。大約生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卒於嘉慶十九年（1814 年）。他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 ）中舉，在乾隆五十六一五十七年（1791 一1792 ）參與程偉元主持的《 紅樓夢》 的修補或撰寫工作，乾隆六十年（1795 ）中進士第一名。
值得注意的是：程、高二人在收集佚稿、續補《 紅樓夢》 時，一是「胸懷恬淡」，不醉心功名的「冷士」——是尚未進仕「閒且憊矣」的舉人。不是他們的思想才華高出曹雪芹，就曹那「目送手揮」的「傳神文筆」而言，不但程、高遠遠不及，即在中國文學史上幾乎可稱「亙古一人」的。就處境而言，程偉元雖「胸懷恬淡」，高鶚卻「心志未灰」，但均無衣食之虞，比起曹雪芹「舉家食粥」甚或「日對西山夕暮霞」勝出一籌，故也不如他「痛絕了那時代」 （蔣和森語）及具有近代人文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精神。不過，事實就是如此複雜的：第一，程、高均系出身於普通的知識階層的家庭，不像曹雪芹出身的曹府那樣「從龍有功」的「赫赫揚揚」白「百年望埃」，身份雖「包衣奴才」，曹寅與玄燁同奶母，有特殊關係，在江南織造任仁曾多次「接駕」。這樣的「大家」或「世家」子弟所受的「嚴父明師」的教誨自會比尋常人家「嚴格」得多，其對「大家風範」的要求及自炫心理，必將在「超我」層面造成更多的「觀念澱積」，其影響與束縛力自也會大得多。所以，在有關男女愛情的禁忌，程、高比曹雪芹要寬鬆得多，因而也就較少存在有關這方面的思想障礙。
第二，程、高續書時是從《 紅樓夢》八十回文本的審美直感出發，而無生活原型與「嫡真實事」的干擾：他們從文本的「主線」。占作品中心地位的寶黛愛情悲劇的強大魅力與故事情節、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規律出發，將「寶姑娘」置於寶黛愛情的對立地位、改變了「二美合一」的構思，續成了在愛情獨木橋上不是黛玉先亡、寶釵後嫁的「讓路」方式而是黛死釵嫁置於同日同時的大衝突、大決裂的悲劇結局。「二美合一」構思有其獨特意義與價值，但就作品整體結構而言，則具有破壞性的負面作用。「二美合一」說在五十年代平白無故地批到俞平伯先生頭上，實則這是曹雪芹的「原意」，俞不過「發現」而已。這個構思雖和「環肥燕瘦，兼容並蓄」與「金釵十二，以列下陳」的觀念有著劃不清的界限，但從另一個側面看，釵、黛和好構思又是中國文學中罕見的「開新面、立新場」的設想，顯出了一種寬容、理解與諒解的精神，更接近於近代的人文主義。其間正中有負、負中有正，是極為複雜的現象。只是就作品整體結構言，「寶黛愛情的悲劇結局，是前八十回已經展開的矛盾的必然結果，任何別樣的結局都是違反真實的，或者是不夠真實的」－ 更準確的應該說是不能完成作品的整體結構的，故別無選擇。「有了這樣的悲劇結民，也就可以不朽了。」４ 這正是程、高續出了曹雪芹所不能完成的悲劇結局，為「補」足主書作了傑出的貢獻。
二、父與子兩代人衝突的保持
其次，程、高續書的又一貢獻表現在對寶玉與賈政父與子兩代人衝突的保持方面。《 紅樓夢》 八十回描寫的「古今不肖無雙」的賈寶玉與其「端方正直」的父親賈政間體現出兩代人不同價值觀的矛盾衝突，是構成全書的又一亮點和又一項重要內容。父親賈政要求兒子賈寶玉走科舉仕途「光宗耀祖」的道路。所有的「父親」都是這樣「望子成龍」的，兒子寶玉卻拒絕走科舉仕途的上進之路。他不是當時的所謂「下流胚」、「窩囊廢」那樣好吃懶做、偷雞摸狗之流，而是公然宣稱「仕途經濟」乃「利鬼祿蠢」所為，自己不屑一顧。他追求的是贏得「女兒的眼淚」，這個「絳洞花王」不同於《歧路燈》 裡「改邪歸正」的「公子」，不同於《 醒世姻緣》 裡「前世宿孽」的「少爺」，更不同於《 兒女英雄傳》 裡目不斜視、恪守禮法的「書生」……。他和那種「恨不得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的「皮膚濫淫之蠢物」劃清了界限。他把一生事業寄托在贏得「女兒眼淚」的「迂想」、「癡行」，反映出一種和歷來把女人當作「性」而非「人」截然不同的新觀念。這正是寶玉這個「新人」的「新」之所在。它意味著一種朦朧狀態的美的追求、人性的復甦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雖是隱約的、微不足道的，卻已現出了少見的亮色，已成為一粒火星。正因如此，寶玉的價值觀和賈政繼承的數千年一貫制的正統價值觀形成了尖銳的對立。。賈政雖不能完全理解卻敏感地覺察到兒子這種人生觀的危險性，並上綱上線到「弒父弒君」的極度。這正是《紅樓夢》異於歷來小說「開新面，立新場」的地方。
如何處理寶玉、賈政父與子兩代人的矛盾衝突，也是關係到整個作品成敗得失的關鍵所在。可以看出:曹雪芹創造出了這個「古今不肖無雙」的「新人」，那是他那「痛絕那個時代」的叛逆情緒海洋中湧現起來的潮頭和迸發出來的浪花。在那「君父大義」高唱入雲，「以孝治天下」喊得震天價響的時代，孔子的《春秋經》倡「為君者諱、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子不言父過，臣不言君非」的特定時空下，出身「赫赫揚揚」的「百年望族」的曹雪芹居然寫出了「不肖無霜」的賈寶玉這個人物，並作為書巾主人公，還寫出了他的「不肖種種」和其父賈政發生的兩代人源自價值觀不同的嚴重衝突，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千載罕有、萬年難逢的奇跡，屬於所謂「一絲半縷誤逸而出」者。可以想像曹雪芹的思想壓力是何等沉重，尤以在那腥風血雨的文字獄盛行的年代裡。正如傳說中的法師召來妖魔又恐懼起來想把它收起一樣:曹雪芹寫出這個「不肖無雙」的寶玉與「嚴父」賈政的兩代人衝突後，又惴惴不安地想「收」回來。毫無疑問:他的同情傾注在寶玉作為「子」的一方，並用「傳神文筆」征服了讀者，讓他們也把同情放在「子」方而非「父」方。但在理念世界中作者要強迫自己站到賈政的一方，為其諱這諱那。在「題對額」回賈政一連疊罵寶玉「畜生」、「業障」乃至「大受笞撻」回，寶玉幾被活活打死，脂評也說「疼之至，愛之至」和「嚴酷其刑以訓子，無情中十分用情，正道出了作者的另一種想法。所以，他在庚辰本第78回中寫出賈政「名利大灰」、「詩酒放誕」和「不再以舉業逼他」，並賞識寶玉的詩才，在作《邽嫿將軍詩》時大展歡顏，「嚴父」變成了「慈父」，淡化、消餌了寶、政兩代人源於人生價值觀不同的矛盾衝突而在「詩酒放誕」上「合一」起來。
在賈母、王夫人等人物處理上也如此。這些人物同樣可能有作者尊長輩人物的原型在內—賈母保持「慈和仁愛」、「疼愛子女」的形象;「好自用」、「殺人多矣」(王希兼語)的王夫人也成了「天真爛漫之人」。在八十回中，賈母的「仁慈」已露出森森殺氣，如支持、縱容賈璉、賈赦的淫亂，「鬼不成鬼、賊不成賊」的訓斥;王夫人一怒死金釧、再怒死晴雯、司棋，獰惡面貌昭然已揭。作為「人」，她們有「慈和仁愛」、「天真率意」之處;作為賈府高層統治當權人物縱然「寬厚」也會「以理殺人」而顯得「忍而殘殺」。這才既有生物性又具社會性的「全人」。在這些人物處理上.雪芹顯出了「忌諱」、「護短」的傾向。
但是，在《紅樓夢》八十回中程、高和絕大多數讀者一樣，看到的是寶玉見到賈政像耗子見貓一樣害怕，及賈政開口罵「畜生」、「業障」，逼他讀《四書》作八股，特別是「大受笞撻」同要「活活打死」或用繩子「勒死」寶玉等等。而賈母的森森殺氣，王夫人的「殺人多矣」也逃不脫讀者的眼睛。程、高也是從這樣的形象思維和審美感受出發，在後40回中設想出「調包計」，將寶黛愛情悲劇的禍首加到賈母、王夫人等人物身上。同時，刪卻了賈政「名利大灰」、「不再以舉業」強迫寶玉，乃至達到「政、寶合一」的文字，沖淡了原作調和、淡化政、寶兩代人衝突的企圖，保持了基於人生價值觀不同的兩代人衝突的重大內容，自然也保持了作為全書之「新」的又一思想亮點。這是程、高續書所建立的又一項不朽的功勳。
三、賈寶玉「新人」形象的維護
賈寶玉是作者鍾愛、傾注了最多心血和最大力量塑造的人物。作者給予他「怡紅公子」，特別是「絳洞花王」的雅號，並通過警幻之口給予他「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和「古今不肖無雙」的似褒似貶的稱謂，透露出作者對這個人物的鍾愛、讚美與同情。寶玉給予讀者的審美感受也如此。許多少女把他當作「心上人」，並有為他憔悴而死的。足見這個人物形象的感人之深。但與此同時，作者在描寫賈寶玉時又加上嘲諷、貶抑的詞語，如「無能」、「不肖」、「愚頑怕讀文章」、「腹內原為草莽」等等。一方面，這是作者那支生花妙筆的「似請而正似則而淫」、「目送手揮」 （戚寥生語）的寫法，正是其「狡猾之處，萬不可被作者瞞蔽了去」（脂評）。另一方面，這也反映出在寶玉這個「今古未見之人」身上交織著作者思想情感的矛盾。他「說不得美，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和「說不得聰明才俊，就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鍾」的「囫圇不解之語」、「幽微感觸之心」和「癡妄委婉之意」５ 。在長達數千年的孔孟程朱之道的統治下，倡所謂「克己復禮」，以「天理」滅「人欲」，造成了「偽善」盛行，「真心」湮沒。賈寶玉這樣具有「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真心」的「真人」的出現，對當時意識形態是一個嚴重的挑戰，它具有強大的衝擊力與破壞力。脂硯稱作「今古未有之一人」是不為無因的。
但是，賈寶玉這種叛逆色彩和雪芹那出自「世家風範」是不相容的。作者不能不在「敘述皆存本真」大膽創造的同時又在理性世界內出現了恐懼與惶惑。他在理念上不敢斷定寫這樣的行為、這樣的性格是「合理」、「合法」的，感到和「嚴父明師」的「教誨」相左。同時，「半生潦倒、一技無成」的坎坷遭遇又不免產生「眼前無路想回頭」的念頭。這就產生了貶抑寶玉這個人物的念頭，表現出自慚自責的意向。脂評在「無材補天」處批的「作者一生慚恨」、「慚愧之語，嗚咽如聞」和「作者真正一把眼淚」及「書之本旨」、「處處點父母癡心，子孫不肖，此書系自愧而成」等等，並非是「對作者思想的曲解」乃至「有意破壞」，而恰恰是道出了作者思想的另一個層面。所以，在作品的原來構思中，這個「絳洞花王」並非在黛玉逝後拂然而去，而是歷盡磨難，「獄神廟」被囚、「雪夜圍破氈」的「貧窮難耐淒涼」並「淪於擊析之流」活不下去後，才「撒手懸崖」而去。把賈寶玉置於這樣的地位，是一種極度的貶抑，也是一種對這個「絳洞花王」形象的破壞。
在程、高心目中，寶玉這位「怡紅公子」、「絳洞花王」是「那種為許多女孩子所喜歡，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歡許多女孩子』吻的人物。所以，在他們續書的處理中，沒有讓寶玉歷盡「貧窮難耐淒涼」直到「淪於擊柝之流」方「撒手懸崖」而去，而是讓他在黛玉去逝，自己中「調包計」，糊里糊塗在家庭包辦下娶了寶釵的絕望之際，中舉後和一僧一道飄然而去。這樣的處理和那種將他寫成落入乞丐無賴行列「嗚咽如隔」、『自慚白悔」的「浪子回頭」的懺悔之旨來，要乾淨得多、真實得多、新穎得多。為中國文學畫廊中塑造了一個今古未有的「新人」形象，這也是程、高續書成功的地方。從上所述，可以看到，程、高續書自寶黛愛情悲劇、寶政兩代人衝突與寶玉「新人」形象的維護是不合作者「原意」的，但他們從全書的大局－ 從八十回的形象實際出發，依照本文整體性情節發展規律與人物性格的邏輯出發，而非作者或評者提示的「微言大義」出發，創造性地續成了這部魯迅稱為「有清三百年文學之冠冕，駕一切人情小說而遠上之」７ 的偉大作品。這是程、高對《 紅樓夢》 的巨大貢獻。而這個歷史的功勳長期來受到忽視、輕視和蔑視，乃至各式各樣的誤解與曲解，是極不公正、極不符合客觀事實的，有必要予以辨正。
１ 《 紅樓夢》 第54 回．
２ ３ 潘重規．《 紅學史上一公案》，載《 台灣紅學論文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 年版，第770 頁。
４ 《 紅樓夢學刊》 1982 年第4 輯，第291 頁。
５ 庚辰本《 石頭記》 第19 回評語。
６ 何其芳：《 論紅樓夢》 ，《 何其芳文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版，第五卷，第204 頁。
７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講稿》 ，第24 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