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藝術真實性
對《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的藝術價值，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作過這樣精闢的評論:
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魯迅的意見和曹雪芹的文學主張很有一致之處。《紅樓夢》第一回石頭對空空道人說:
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緻。……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詩情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迂，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
不論魯迅說的「敢於如實描寫」，寫「真的人物」，還是曹雪芹主張必須按「事體情理」，對生活「按跡循蹤」，都是強調文藝創作必須真實地描寫生活，使自己創造的人物形象，有著深厚的生活實感和豐富的表現力。
曹雪芹正是遵循真實的創作原則，打破了違背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傳統的思想和寫法」，創作了他所處時代的巨大藝術畫卷。《紅樓夢》的藝術真實的力量，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都贏得了聲譽。探討《紅樓夢》的藝術真實的問題，作為發展我們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借鑒，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一
《紅樓夢》的藝術真實，首先體現在它描繪了「真的人物」。它突破了以前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寫法，真實地反映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賈寶玉和林黛玉是《紅樓夢》描寫的兩個主要人物。他們的性格核心是對封建正統思想的叛逆。他們既與其他貴族青年一樣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但又表現著他們對封建傳統的叛逆和平等自由的熱烈追求。作者把人物置身於賈府多方面的社會環境中，從他們對周圍事物的態度和反應中，在各種人物的對比和烘托中，寫出他們獨特的人物性格。賈寶玉在封建家族走向沒落但一切又表現著它垂死前的繁華假象中，感到了現實的冷酷，經受了種種慘痛以至愛情的幻滅，使他憎恨原來所屬的階級，從某些方面感受到封建制度的反動性，甚至最後背叛家庭的希望，走上叛逆的道路。魯迅指出:賈府「頹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於『無常』覿面，……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１賈寶玉與其他的貴族青年不同，獨他能領會當時環境的「悲涼之霧」，正是他叛逆思想的特徵。然而，賈寶玉作為一個貴族的叛逆者，作者也如實地寫出他貴族公子的思想局限和不良習性。他採取了一條消極反抗的道路，這在當時實在也只能如此。人物性格與典型環境達到了高度的真實。林黛玉則有所不同。她出身於沒落的世祿之家，隻身投靠賈府，孤苦零丁，寄人籬下，精神上遭受重重壓力。她追求自由理想和婚姻自主而走上叛逆道路，但她的叛逆帶著濃重的悲觀色彩，終日多愁善感，柔腸寸斷，分明帶著侯門「千金」的烙印。曹雪芹按照生活本身的邏輯，打破了以往小說大團圓結局的陳規舊套，給他們的愛情糾葛安排了悲劇結局，這完全符合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發展的必然趨勢。其他眾多人物性格的刻劃也是如此，總是根據主題的要求，依描寫對象的不同，而採取各種表現手法。就薛寶釵來說，她作為體現正統閨範的典型，處處表現著封建道德的「德、言、工、容」的立身處世的人生哲學。她出身於「皇商」世家，隨家進入京都等待皇帝聘選殯妃，但待選未成，賈府薛家的主子便把她送上「寶二奶奶」的寶座，從而釀成寶黛愛情的悲劇。薛寶釵既有「神色飄逸，秀色奪人」的淑女姿質，又具有「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雲守拙」的秉性，她端莊穩重，又虛偽無情;既善使機心，又不露鋒芒，走的是一條封建正統的道路。她的思想性格處處與封建社會的環境相一致。沒落貴族要用聯姻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必然選中這個體現正統規範的薛寶釵，而不會是叛逆的林黛玉。作者寫出薛寶釵是一個典型的封建衛道士，又不把破壞寶黛愛情之罪歸誘她個人，而是歸之於整個封建制度，這正體現了《紅樓夢》的藝術真實。
魯迅批評過《三國演義》說:「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２《三國演義》對一些人物的描寫存在誇張失實的毛病，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人物形象的真實性。《紅樓夢》則完全擺脫了人物故事的舊套，所塑造的人物典型符合歷史的真實，因而是「真的人物」。這正如黑格爾贊嘗荷馬史詩一樣，認為其中「每個人物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滿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徵的寓言的抽像品」。３所以，《紅樓夢》給讀者的印象就特別深刻，在藝術上就顯得特別可貴。《紅樓夢》中的人物故事，正如魯迅所說，「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４。它切近生活又使人感到新鮮，因而就顯出《紅樓夢》描寫生活的真實性和藝術表現的獨創性。
《紅樓夢》雖然直接描寫的對象是大觀園裡的人們，但作者站在時代思想的前列，透過複雜紛紜的現象，抓住生活中某些本質方面，通過大量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和日常生活的描寫，不但揭露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鬥爭，也表現了封建叛逆者與衛道士之間的尖銳衝突;不但描寫了官僚地主的腐朽淫逸，而且也展示了下層人民的困苦屈辱，從賈氏兩府展示了整個封建社會，揭示了當時的政治制度、經濟關係、社會風習、道德觀念、婚姻愛情、家庭生活和文化教養等一系列的生活範圍。它像一面鏡子，把封建社會的一切腐敗和潰瘍與貴族地主階級的必然滅亡的命運，不加掩飾地揭露出來。它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的幻想，動搖貴族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懷疑。這正是《紅樓夢》忠實反映社會生活的獨到之處，顯示出它在中國小說中「口實描寫」的特殊價值。
二
《紅樓夢》通過對四大家族的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的描寫，塑造了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這眾多的人物，作者既真實地寫出了他們在一定階級關係中的社會地位和階級意識，也寫出了由於封建末世激烈的階級鬥爭所給予人物階級地位的變化和階級意識的影響。這是《紅樓夢》的藝術真實的又一體現。
《紅樓夢》中有許多人物階級性演化的例證。除了寶黛屬於封建貴族階級的叛逆這一類以外，還有其他複雜的演化。屬於階級地位升沈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幾十個主子，都經歷著由盛而衰的急劇轉化過程;賈雨村由破落窮儒演化成顯赫官僚，而後又獲罪被削職為民、遞解還鄉;甄士隱由鄉紳望族演化成出家道士;石呆子由富足之家演化成家破人亡;蔣玉菌由優伶演化成擁有房產地畝的小康之家，妙玉由貴族豪門女演化成尼姑;何三由奴隸演化成結伙的強盜。此外還有:如階級地位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而思想意識完全被統治階級毒化了的老奴才焦大;從階級地位到思想意識都發生了轉變的、由奴隸總管變為官僚地主的賴大;背叛自己原有階級、從奴隸經由賣身求榮途徑成了統治階級鷹犬的襲人，等等。這類人物的發展演化，說明階級關係的複雜性決定著人物性格的多樣性。作家描寫的生活事件和人物性格，按照生活本身發展的邏輯，客觀上與當時封建末世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向相符合。指出這些對立階級的複雜關係，顯然不是曹雪芹主觀意識到的，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作者不可能有明確的階級觀點。但是，由於曹雪芹嚴格遵循藝術真實的原則，使作品實際包含的內容大大超過了作者的主觀認識。
文學用形象的圖畫描寫現實。人物性格的形成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現實關係。只要遵循藝術真實的原則，忠於生活本身的邏輯，文學就必然會把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現實關係反映出來。曹雪芹的藝術實踐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曹雪芹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儘管沒有自覺的階級觀點，但他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和自發的辯證法，因而採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紅樓夢》的確反映了那個時代階級鬥爭的豐富現象，觸及了封建社會不可挽回的發展規律。當然，我們從《紅樓夢》中可以看到，當時作家在藝術思想上有著種種矛盾，這些矛盾很大程度地制約著他的藝術思維。他一方面雄辯地展示出貴族地主階級必然滅亡的命運，另一方面又對這個沒落階級的現狀和前途作出因果輪迴的宿命歸結;一方面從寶黛的自發反抗中強烈地表現新一代的叛逆精神，真實地表現了當時新舊兩種社會力量的尖銳衝突，另方面又表現著濃重的悲觀色彩和虛無主義思想。再從作者對人物的態度來看，對批判地描寫的王熙鳳卻賦予她理家治府的精明出眾的才能，對城府深嚴、道貌岸然的薛寶釵給予辛辣諷刺的同時又對其淑女風範和閨秀柔情流露出相當的讚賞，在暴殄天物、依老賣老的賈府最高的統治者賈母身上也流露出有福消受、安富尊榮的情緒，對雍容華貴的賈妃也表現著她對奢侈靡費的反感和自身寂寞的悲歎，甚至對一些下層的女奴也寫到他們對貴族的依戀和對主子的感激以及對同類逞威作法的表現，等等。這說明曹雪芹是不自覺地寫出了在封建社會中那些作為具體存在的社會關係和人物個性的複雜性，按照當時的社會關係的真實面.貌來展示了這些複雜的現象。正是由於生活本身的邏輯力量和作家的寫實手法，頑強地制約著作家的創作實踐，致使象曹雪芹這樣一些偉大的古典作家，在沒有自覺的階級觀點的情況下，通過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能動性，能認真地細緻地觀察社會現實，產生符合客觀實際的具體認識和感受，並運用形象思維，嚴格遵循性格在環境中產生、變化和發展的趨勢，真實生動地展示生活的真實圖景，形象地寫出各種人物合乎他們特徵的鮮明個性來。
《紅樓夢》的藝術實踐還說明，生活的表現形態要比人們的階級屬性的表現要廣泛和豐富得多。《紅樓夢》中的幾百個人物，我們固然可以找出他們身上烙著的階級性，但正如魯迅所說:「性格感情等，·····一定都帶階級性，但『都帶』而非『只有』」６。當人物一旦活動在他們的環境中時，並不一定在任何時間、地點和任何情勢下，都能對他們的生活行動作出階級屬性的歸結。如劉姥姥這一形象，作家不是單純用她去揭示貧富生活的懸殊。如果我們僅僅給她找一個階級歸屬，從而說明她的社會意義，並不能完成這一形象的分析任務。劉姥姥活動在賈府中的三次描寫，既從結構上起到揭示賈府由盛而衰的見證作用，也刻劃出她的性格特徵。她既是世故的、圓滑的，善於適應環境博人歡心的，又是善良的樸實和幽默的。她的言談舉止，對於一個在當時社會條件下，要到貴族家庭裡去攀親戚、求救濟的老年貧苦農婦來說，完全是真實的，合乎情理的。「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是一個『這個』」。如果文學的分析，硬要對一切細節描寫都加以階級性或階級鬥爭的說明，它可能把複雜的文學現象簡單化，也可能出現用階級觀念去附會文學現象的貼標籤的方法。例如，有的評論者把何三結伙搶劫賈府的強盜行為，硬說成是人民群眾對地主階級的造反鬥爭，把甄士隱因破產逃往農村，遭到「水旱不收，盜賊蜂起，官兵剿捕」又「不得安身」的描寫，硬說成是作品展示著當時廣大農民風起雲湧的革命鬥爭，把薛姨媽搬入大觀園居住，硬說成是有目的去監視賈寶玉的行動，把襲人的種種不端，硬說成是「特務」「叛徒」行徑等等，這未免是附會。假如襲用現實鬥爭中的一些現成理論，強行把它加在文學作品中去，很可能把作家作品弄得面目全非。
評價一部偉大的古典作品，既不能單純從作家的主觀認識出發，離開作品的客觀內容作出片面的判斷，也不能以今人的認識水平來苛求。在古典作家中，其世界觀和藝術觀往往與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律不能完全一致。如果作家在先進的世界觀指導下，採用進步的創作方法，那他在藝術實踐中，就可能為驚心動魄的生活事件所感動，就會為生活本身的規律所制約，而保持形象畫面的完整性和複雜性，就能運用他最感動同時也最能揭示生活規律的血肉細節加以忠實描繪，而使創作更加切近生活的真實。另方面可以使作品的容量大大超過作家在創作時並沒有明確認識或完全沒有認識的內容，而使作品包含著生活本身的客觀性具體性和豐富性。杜勃羅留波夫說過:「文學作品所以成為某一思想的表現，可能不是因為作家在創作時傾心於那個思想，而是因為他迷於現實中某些事件，那些思想便從這些事件中自然流露出來」６。《紅樓夢》所表現出來的全部的生活內容，是從眾多的生活細節描寫中自然流露出來的藝術整體，它不僅要比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來的主觀認識要深廣得多(如五十三回寫烏進孝交租，作者意圖是揭示賈府經濟來源的入不敷出，但客觀上卻真實地暴露了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的殘酷的經濟掠奪和地主階級貪婪的本性)，而且也要比評論者從一個角度所闡明的作品內容要豐富深廣得多，更不要說那些出於實用主義的目的，以現成的公式或概念去剪裁作品豐富內容的理論和歸納了。
三
在現實主義創作中，藝術的豐富畫面都必須以生活本身所固有的樣式表現出來，但生活的真實並不等於藝術的真實。文學之所以是文學，就在於它並不是生活的實錄或機械地照相。曹雪芹忠於他的生活感受，醉心於人物的「離合悲歡，興衰際迂」，嚴格按照生活的「事體情理」，在創作中大膽地虛構，卓有成效地進行了藝術典型化的工作，花費了畢生的精力。
《紅樓夢》從遠古的傳說開篇，從漂渺的天國引向現實的人間，不借漢唐，不著跡於朝代年紀和真實地點，而以「閨閣」「裙釵」為中心人物，把主角從姑蘇揚州引向虛擬的石頭城的榮寧兩府。這石頭城中的賈府，正是典型的封建貴族世家，它由盛而衰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處於歷史轉折時期的封建社會的真實寫照。它以賈府為封建社會的縮影，集中和概括著自己時代的各種社會矛盾。聳立在小說所展示的封建末世圖畫中心的，正是這樣一個經過典型化處理的封建世家，是展開《紅樓夢》複雜紛紜的生活事件和人物關係的典型環境。在這個典型環境中，具有眾多的有個性的人物活動著。儘管不少人物可能有現實的模特兒，在賈寶玉身上也的確反映著作者自己的影子，一些情節也可能是作者親自經歷過的事件，但象《紅樓夢》這樣集中完美地反映社會生活的作品，不經過巨匠的藝術虛構和高度概括，是無法產生的。曹雪芹反對自然主義照抄生活，又反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他塑造的個性大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不論是主要人物，還是一些次要人物，只要他們一經出現在作品的特定環境裡，就起到他們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所以，它比生活的真實更生動形象，更深刻有力，因而也就更有概括意義，更有美學價值。高爾基說，沒有虛構就沒有藝術。藝術的功能就在於合情合理地寫出在生活中實際沒有但又是可能有的人物和故事。脂硯齋在小說第二回寫到林如海官至「蘭台寺大夫」一句上有個眉批說:「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最喜此等半有半無，半古半今，事之所無，理之必有，極玄極幻，荒唐不經之處」。所謂「事之所無，理之必有」是指作者不拘泥於細節真實，而著力通過想像虛構、取捨綴合的典型化來揭示事物的本質真實。《紅樓夢》中一些「荒唐不經之處」，並不完全是作者出於「毫不干涉時世」的「狡滑託言」，也不僅僅是作者單純為了避免清代殘酷的文字獄，實在也是藝術創作中一項不可缺少的藝術真功夫。如果曹雪芹囿於真人真事，局限於敘述個人的家世和為個人敘傳，那就必然違反典型化的原則，不可能寫出這部具有深刻思想內容和廣闊社會畫面的現實主義巨著。如果把小說內容當成事實考據的對象，又把史實材料與小說內容互相比附，把《紅樓夢》完整的藝術形象割裂成社會現象中孤立出來的偶然事實的碎片，這就從根本上抹煞了藝術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