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裡面的「金陵情結」
從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最後將初名《石頭記》之小說改題為《金陵十二釵》，聯想到「金陵」一詞在《紅樓夢》中的反覆重現，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小說作者的潛意識中存在著一個實在難以排譴的「金陵情結」。這一「金陵情結」作為一種內在的心理機制和心理能量，無論對《紅樓夢》的思想內核還是美感形態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一
金陵「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首置，
在今南京市，後遂成為南京市的別稱。又因「金陵」曾為六朝古都，為歷代文人所反覆吟詠，藉以表達歷史滄桑之感，故爾又逐漸成為一個文化符碼。
那麼，《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為何最終取名為《金陵十二釵》？「金陵」一詞為何在小說中反覆重現？又有什麼深層意義？這一問題曾引發了許多學者的種種困惑，尤其在那些視《紅樓夢》為「實錄」（他傳或自傳）的學者看來，由「金陵」引起的小說地理混亂實在令人難以索解，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俞平伯與顧頡剛就曾比較集中地討論了「金陵」與「大觀園」及小說地理關係的問題。一九二一年六月，顧先生致俞先生函云：
說大觀園決不在南京，也是不能。我所以相信袁子才的說話有二故：（一）書名《石頭記》，當是石頭城中事。（二）是書屢說「金陵十二釵」，賈、王、史、薛各家，固是可說金陵籍而住在都中的，逃不了金陵二字；至於黛玉、妙玉，本是蘇州人氏，黛玉由揚來，妙玉由蘇來，與南京一點沒有關係，何以也入「金陵十二釵」之內？若說大觀園在北方罷，何以有「竹」？若說賈家在南京罷，何以有「炕」？１
顧先生此信引起了他與俞先生關於《紅樓夢》地點究竟在南方還是在北方的熱烈討論。概而言之，顧認為應在南方，而俞則傾向於北方。六月九日，俞有復顧函云：
「大觀園在南在北，我也判斷不出，我以為在北京較近些。但本書上自己衝突的地方便不能解決，不但『竹』、『炕』。」２
接著，俞先生以第二回賈雨村「去歲我到金陵……從他老宅門前經過」，三十三回賈母說「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等描寫，認定賈府原籍金陵，現遷居都中，在北方。因此，他認為「金陵十二釵」乃概括言之，或視為作者底一點疏忽，亦無不可。」３與此同時，俞先生對自己這樣的考索方法又常常感到懷疑甚至困惑，同函中有這麼一段話：
《紅樓夢》雖說是記事實，但究是部小說，穿插的地方必定也很多，所以他自己也說是「荒唐言」。……我們固然不可把原書看得太縹緲了，也不可過於拘泥了，真當他一部信史看。４
又六月十八日，俞致顧函再次論及《紅樓夢》中的「窗紗」、「裱糊」決非南方所有，而如四十回寫瀟湘館的景致，有苔有竹，四十九回所謂「琉璃世界，白雪紅梅」，則均為北方所無，於是他又作了如下推測和反省：
這些自相矛盾之處如何解法，真是我們一個難題。或者可以說由於《紅樓夢》傳世抄本紛多，後雖定為一本，牾之處尚未盡去。或者此等處本作行文之點綴，無關大體，固實寫北方枯燥風土，未免殺盡風景。我想，有些困難現在不能解決的原故，或者是因為我們歷史眼光太濃重了，不免拘儒之見。要知道雪芹此書雖記事實，卻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說「真事隱去」、「假語村言」、「荒唐言」，可見添飾點綴處亦是有的。從前人都是凌空猜謎，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矯枉竟有些過正也未可知，你意如何？５
然而，隨著思考的深入，俞先生對其原來所持的北方說似乎益加疑惑而不得其解，他在六月三十日致顧函中這樣寫道：
大觀園既不是隨園，且以賈母底年紀推算起來，《石頭記》底情事似不定在金陵。我本想斷言這是在北方的事，後來在適之先生處見敦敏贈雪芹詩有句云：「秦淮殘夢憶繁華」，似《紅樓夢》確是金陵之事。所以弄得我也迷胡了。……所以本書雖屢次點明是都中之事，但我們未便即以此為鐵證而說《紅樓夢》底情事的確在京，所以始終還是個疑案。至於本書中房屋樹木等等看來，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無線索，自相矛盾。此等處皆是所謂「荒唐言」，頗難加以考證。６
俞、顧以上重點討論的問題，在次年俞先生出版之《紅樓夢辨》中有《〈紅樓夢〉底地點問題》再予專門討論，但重申以上意見和困惑之外，並無多大突破。直到一九五○年修改《紅樓夢辨》為《紅樓夢研究》出版時，仍有《〈紅樓夢〉地點問題底商討》一節文字，然而困惑依然沒有消除。說明經過近三十年的思考，俞先生對此問題一直難以釋懷。爾後至1953年，俞先生作《讀紅樓夢隨筆》，始發生方向性的轉折。７在《隨筆》之二《它的獨創性》一文中，作者首次肯定了大觀園有（1）現實的（2）理想的與（3）批判的三種成分，
標誌著他對以前堅信不疑的自傳說的懷疑與疏離。令人遺憾的是，在隨後的批紅政治風暴中，俞先生幾乎失去了學術發言的機會，當然不可能將這一歷史性的轉向持續向前推進。
如果不把與「金陵十二釵」密切相關的大觀園僅僅理解為一個小說空間或地理問題，那麼要追索反覆重現於《紅樓夢》中的「金陵」則還須轉向作者的創作心理及其主觀價值取向的視點上來。關於後者，作於七十年代的宋淇先生的《論大觀園》、余英時先生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兩文，一反「自傳說」而沿著俞平伯先生1953年的「三種成分說」，進而確認大觀園作為對應於現實世界的理想世界的性質，客觀上對於更好地審視「金陵」反覆重現的問題頗有啟示意義，只是由於宋、余二文討論的重點在於大觀園世界的理想意義而未涉及當年俞、顧重點討論的地理困惑。而在創作心理的研究方面，劉上生先生新近的著作《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緊密結合曹雪芹的家族背景與人生歷程，將江南與京都歸納為曹雪芹人生之旅的兩座路標，由此探索曹雪芹的創作心理及其情感投射，則無疑將俞、顧當年困惑的解決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書中對作為曹雪芹人生之旅兩座路標江南與京都有這樣一段有詩意的論述：
江南和京都，曹雪芹人生之旅的兩座路標。江南的空氣是熱的，京都的空氣是冷的。江南的生活是夢是幻，京都的生活是醒是悟。江南使他憧憬理想，京都使他直面現實。江南孕育了他的浪漫氣質，京都完成了他的哲思氣質。他的生命之水的源頭來自江南，那個曾紮下曹氏家庭遠祖之根，又記載著家族近世之盛的地方，那個以晚明以來先進的時代之光照耀過他給他以民族人文乳汁哺養的地方。他的生命價值的最後實現和生命之水的枯竭都在京都。這個滿清皇室嚴密統治和控制，充滿了旗漢隔離和主奴對立冷酷世情的地方，這個毀滅了他的幸福和理想，鍛煉了他的冷眼與傲骨，使他壓抑和憎惡終至與上層社會決裂，並以血淚筆墨宣洩釋放憤懣的地方。《紅樓夢》「不欲著跡於方向中」，「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甲戌本凡例》），有著模糊地域，為自己塗上一層保護色。但其植根於江南，展示於京都，植根於民族文化深層土壤，它的地域文化內涵和民族文化的特色是十分鮮明的。諸聯《紅樓評夢》曰：「凡稗官小說，於人之名字、居處、年歲、履歷，無不鑿鑿記出，其究歸於子虛烏有。是書半屬含糊。以彼實者之皆虛，知此虛者之必實。」適得作者之用心。８
由劉上生先生從曹雪芹一生兩個階段劃出的兩座人生路標推究《紅樓夢》的小說空間與地理問題，既可以對俞顧兩先生久惑不解的難題作出歷史性的回應，也可以作為我們進一步探索《紅樓夢》「金陵情結」的新的起點。
二
為使人們對《紅樓夢》中「金陵」反覆重現這一現象有更為真切的感受，也為使本文對「金陵情結」的分析建立在更為可信的文本基礎之上，現通檢《紅樓夢》全書，９將其中涉及「金陵」的描寫一一摘要羅列於下。須要說明的是，現題高鶚著的後四十回依然存在著「金陵」反覆重現之現象，為便於將此與前八十回通觀之，現也一併列出。
第一回
1、 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
第二回
2、 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遊覽六朝遺跡，即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
3、 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
4、 雨村道：「……不用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麼？」
5、 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
第三回
6、 賈政……因此優待雨村，……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
7、 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探春等卻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
第四回
8、 如今且說賈雨村，因補授了應天府應天府（在金陵參見6）
9、 那原告道：「……無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財仗勢，眾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
10、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11、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12、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
13、只見那邊廚上封條上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問道：「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
第五回
14、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
15、寶玉聽說，再看下首二廚上，果然寫著「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個寫著「金陵十二釵又副冊」。
16、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言王熙鳳）
第六回
17、劉姥姥道：「……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
第七回
18、鳳姐已卸了妝，來見王夫人回話：「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甄家居於金陵，參見4、5）
第十三回
19、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地在金陵
第十六回
20、趙嬤嬤道：「……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參見4、5、18）
第三十三回
21、賈母：「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
第四十六回
22、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母，鳳姐因回道：「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從不大上京。……」
第五十六回
23、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參見4、5、18、20）
24、史湘雲道：「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很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個去。」寶玉道：「那裡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個寶玉了？」（同參見4、5、18、20、23）
第七十四回
25、探春道：「……你們別忙！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己家裡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參見4、5、18、20、23、24）
第九十三回
26、那人（包勇）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並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參見4、5、18、20、23、24、25）
第九十七回
27、（賈玉與寶釵成婚禮）俱是按金陵舊例。
第九十九回
28、賈政拆封看時，只見上寫道：「金陵契好，桑梓情深。……」
29、賈政一一看去，見邢部一本：「為報明事，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像薛蟠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
第一百零一回
30、大了道：「奶奶大喜。這一簽巧得很，奶奶自幼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京去了。
第一百零六回
31、賈璉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里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餘者親戚雖有，但是不能照應。薛、王俱為金陵籍
32、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賈母：「咱們都是南邊人，雖在這裡住久了，那些大規矩還是從南方禮兒。史侯家亦為金陵籍
第一百零七回
33、賈母道：「……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太太那裡收著，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上了雨了麼。」（參見4、5、18、20、23、24、25、26）
第一百零八回
34、寶玉……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退到自己的座上，心裡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麼家裡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就剩了這幾個？」
第一百十一回
35、只見這個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參見4、5、18、20、23、24、25、26、33）
第一百十三回
36、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沒有住嘴說這些胡話，要船要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麼？」襲人輕輕的和寶玉說道：「你不是那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不是璉二奶奶也到那裡去麼？」
第一百十四回
37、門上的進來回道：「江南甄老爺到來了。」……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參見4、5、18、20、23、24、25、26、33、35）
第一百十五回
38、只聽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參見4、5、18、20、23、24、25、26、33、35、37）
第一百十六回
39、寶玉……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冊上寫著「金陵十二釵正冊」。……一面歎息，一面又取那「金陵又副冊」看，……
第一百十九回
40、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皇上……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皇上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
41、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參見4、5、18、20、23、24、25、26、33、35、37、38）
第一百二十回
42、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
上表所列「金陵」（或南京）共計42處，這顯然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從重現之頻率來看，呈首尾多中間少態勢，前10回中達18次，最後10回達6次。
然後是：100--110回4次， 90--100回3次，10--20回，50--60回各2次，
30--40回、40--50回、70--80回各1次。 另外20--30回、60--70回、80--90回未有出現。標明首尾有一種遙相呼應之勢。
至於「金陵」的語境與語義，則略有三種狀態：一是作為《紅樓夢》五大書名之一，最終為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後所確認，具有統攝全書、昭示寓意之意義；二是明顯地反覆重現於《紅樓夢》中。指向性有：賈府舊籍、賈母娘家、賈史之外的王薛舊籍、賈府影子甄家所在、以十二釵為代表的眾女兒寓意性的地理歸屬（即「金陵十二釵」）等等；三是作為一種精神和心理氛圍瀰漫於整部《紅樓夢》中，又似乎作為一種與現實隱然相對並可以連接過去與未來的精神象徵高懸於《紅樓夢》的現實時空之上。有時你雖然未見「金陵」一詞，但你卻同樣可以在「金陵」與「金陵」的間隙中強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歸根到底，這種精神現象發源於作者潛意識的生命衝動，在找不出更為合適的名詞的情況下，姑且名其為「金陵情結」。
三
「情結」（ｃｏｍｐｌｅｘ）是一個心理學概念，由弗洛伊德與榮格發現並作過精闢的闡述。弗洛伊德曾提出「戀母情結」的重要概念，並以此解釋古希臘悲劇《俄狄甫斯王》與莎士比亞名著《哈姆雷特》，稱之為「俄狄甫斯情結」。榮格認為「個人無意識有一種重要而有趣的特性，那就是一組一組的心理內容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簇心理叢。」「它們是自主的，有自己的驅力，而且可以強有力到控制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但情結「並不一定成為人的調節機制中的障礙。事實恰恰相反，它們可能而且往往就是靈感和動力的源泉，而這對於事業上取得顯著成就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一個沉迷於美的藝術家就不會僅僅滿足於創作出一部傑作。他會執著於創造某種最高的美，因而不斷提高其技巧，加深其意識，並從而創作出大量的作品來。任何人都會想到凡高，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完全獻給了藝術。他就像被某種東西支配著，犧牲了一切，包括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去繪畫。……這種對於完美的追求必須歸因於一種強有力的情結：微弱的情結限制了一個人只能創作出平庸低劣的作品，甚至根本創作不出任何作品」。榮格將這種強有力的情緒稱之為「對於創作的殘酷的激情」，「他命定要犧牲幸福和一切普通人生活中的樂趣。」十後來，榮格又進而發現這種情結必定起源於人性中某種比童年時期的經驗更為深邃的東西，於是他便從個體無意識進入人類精神的另一層面----集體無意識，並提出有關集體無意識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原型」，因而「情結」也就具有與原型相通或相近的意義。
由上可見，「情結」概唸經歷了從醫學專業到日常生活，從精神病例到藝術創作，從個人無意識到集體無意識，從童年創傷到種族記憶的擴張與延伸，是一種包括意識、個體無意識與集體無意識在內的心理機制與能量。表現於藝術創作之中，則是一種直接決定藝術高下的生命驅力與精神源泉。根據前面對於「情結」概念的界定，再聯繫曹雪芹的人生經歷、家族背景及其創作表現，然後由此追溯漢民族知識分子之於「金陵」的接受傳統，則反覆重現於《紅樓夢》中的「金陵情結」實為作者生命驅力與精神源泉的本質體現與藝術昇華，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金陵情結」，也就沒有《紅樓夢》；沒有如此強有力的「金陵情結」，也就不可能有如此充滿生命激情與精神內蘊的《紅樓夢》。而就「金陵情結」的具體內涵觀之，則又可析解為以下五種「情結」指向。
1、 童年情結
童年是一個人的生命序曲，它會隨著一個人年歲的增長而不斷增值，成為永遠值得懷戀和傾訴的對象。法國著名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加斯東·巴什拉在其《夢想的詩學》一書中富有詩意地寫道。
童年如同遺忘的火種，永遠能在我們身心中復萌。嚮往我們的過去的夢想，尋覓童年的夢想，似乎使某些不曾出現的生活，某些想像的生活恢復了生命。嚮往童年的夢想，使我們能夠將無所不在的，最珍貴的回憶凝聚在一起。童年既是一種水，又是一種火，又成為一種決定眾多的基本原型的光明的童年。……原型按我們的觀點而言是蓄藏熱忱的倉庫，它有助於我們相信世界，熱愛世界並創造我們的世界。……每種原型皆是一次對世界的開啟，一次進入世界的邀請。從每次開啟中，都湧現出騰飛的夢想。回憶的季節是使萬物美化的季節。有人夢想著深入這些季節的單純性中，深入其價值準則的中心、童年的季節即成為詩人的季節。……季節打開了世界，打開了某些在其中每個夢想者均看到他的存在葳蕤生輝的世界。這具有最初活力的季節是童年的季節。（11）
所以，如同一個民族總是反覆回顧神話時代一樣，一個人最難忘懷的往往是自己的童年時代，詩人們也總是把最美好的讚歌獻給童年，因為回歸童年本是人類的天性。然而弗洛伊德則從另一方面指出了童年生活之於一個人的重要性，即如同精神病例一樣，一個人無可抑制的生命衝動往往源自於其童年時代的精神創傷。
對於曹雪芹來說，以上兩個方面顯然同時並存、密不可分。據目前有限的關於曹雪芹生平資料來看，他的童年時代是在江南金陵度過的，其間，他一方面盡情地享受著作為顯赫貴族家庭的紈褲子弟才有的風月繁華生活----就生活內容而言，包括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貴族家庭中的自由及與諸多童年女伴們交往的溫馨一直令他終身回味不已；就生活空間而言，則以南京為中心，又延及蘇揚地區，也正對應於《紅樓夢》石頭要求下凡的去處：「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但另一個方面，曹雪芹又經歷了喪父、抄家等重大變故，家道由盛而衰不僅給他直接帶來了物質生活的變化，更重要的是留下了永遠難以抹去的精神創傷。兩者交織在一起，遂使曹雪芹的「童年情結」具有快樂與憂傷的雙重內涵，以及不堪回憶而又不時回憶的兩重意向。也許是作者在創作《紅樓夢》時的淒涼晚景與童年時代的生活形成太強烈的反差，也許是作者對「金陵」度過的童年時代擁有太多的懷戀與感傷，因而其「童年情結」實在太濃太重、以致於在表現賈寶玉等主人公形象時出現渴望永遠是童年而拒絕成長的精神需求，以及年齡性別錯亂的心理障礙。
2、 家族情結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也是生命的搖籃。儘管曹雪芹在金陵的童年生活比較短暫，但其祖上自康熙二年（1663）曹璽出任江寧織造，至曹雪芹的童年時代輝煌地延續了半個多世紀，不管是他童年生活的直接感受，或是家庭成員的代代轉述，還是潛在的歷史積澱，都有充分的理由使他對本家族走向鼎盛的金陵難以忘懷。
每個人在意識或潛意識中都存在著一種「順向認同」心理，即對於一切美好的過去總是時時懷戀，而且予以美化，而對於不幸的過去則盡量迴避甚至壓抑於內心深處。從康熙二年曹璽赴任江寧織造起，曹家從北方遼東搬到江南金陵，爾後至雍正六年（1728）抄家的半個多世紀中，曹家祖孫三代四人先後繼任江寧織造之職，四次為康熙皇帝接駕，《紅樓夢》中所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誠不虛言！顯然，在曹雪芹的意識和潛意識中，對日趨於鼎盛的金陵時期，必然有一種內在的「順向認同」。雖然以金陵為中心的江南是他的第二故鄉（相對於遼東），但就整個家族成員，尤其是具有童年親身經歷的曹雪芹來說，對於「金陵」的認同遠在遼東之上。更何況曹雪芹因家道衰落從金陵遷至北京的盛衰對比，又進一步強化了他的「順向認同」意向。
由此，我們再來品味一下第十六回借趙嬤嬤之口，對金陵甄家當年四次接駕之榮耀的追憶；第十七、十八回賈妃省親非凡盛況的展示；第五十三回賈府祭祖時對家族光榮歷史的炫耀式描寫；以及第七十五回探春對於自行抄家預言式的憤怒斥責，都將作者兼具追懷與感傷雙重心理的「家族情結」表現得淋漓盡致。
脂硯齋曾於探春謎語「莫向東風怨別離」下批曰：「此探春遠嫁之讖也。使此人不遠去，將來事敗，諸子孫不至於流散也。悲哉傷哉！」曹雪芹也何嘗不作如此感歎呢！
3、 民族情結
關於「民族情結」的問題可能會引發一些爭議,，蔡元培曾於1917年出版的《石頭記索隱》中直接將《紅樓夢》本事與主題歸結於「反清復明」，謂「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由此可見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義」。由於此類「排滿說」正好適應當時反清革命的時代需要，故爾影響特大，《石頭記索隱》也一版再版，廣為流行。（12）
今天看來，這些說法無疑都是牽強附會之說，與小說實際不符，但我們也不能完全排斥《紅樓夢》中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的存在。曹雪芹的祖上本是漢人，其入遼東始祖曹俊在明朝以軍功發跡，子孫蕃盛，號為巨族，後裔以文武功名顯耀於世，不可勝記。（13）然而至明末清軍攻陷瀋陽時，曹雪芹五世祖曹錫遠和其子曹振彥卻兵敗而被迫歸附清朝。同樣，根據「順向認同」的原理，曹雪芹家族及其本人也會產生嚮往、追懷明朝家族盛勢之衝動，並與晚明兵敗被迫歸附相比照，從而累積為一種源於家族而又超越於家族之上的「民族情結」。
我大體贊同趙岡先生關於曹雪芹「漢族認同感」的看法。他說，曹家雖然是「從龍入關」，並屬於正白旗，但到了曹雪芹這一代，由於屢經政治風波，家業消亡，未嘗不感到「奴才」之難做。敦敏《寄懷曹雪芹》詩有云：「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覺，且著臨邛犢鼻。」標明曹雪芹已十分明確地意識到他自己本是漢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獄最嚴重的時代，眼看到許多漢族文士慘遭壓迫的情形，內心未嘗不會引起一些激動。這種激動自然不會達到「反清復明」的程度，但因家恨而逐漸發展出一種「民族認同感」則是很順理成章的心理過程。（14）
同時，我認為還應強調這樣一個事實，金陵作為六朝古都，也曾經是明朝開國時以及南明弘光朝的都城，在地理上與清朝之京都具有南北對位的象徵意義，同時也具有指向明朝的隱性意義（而且極容易與曹家明代時的家庭盛勢扭結在一起）。由明入清之遺民張岱在其名作《陶庵夢憶·湖心亭看雪》中追憶崇禎五年（1632）十二月往湖心亭賞雪，先是雪境「霧淞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兩三粒而已。」繼而寫人：「到亭上，有兩入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杯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在人雪互賞而又形成鉅細強烈反差的特定意境氛圍中，「金陵人氏」的似是隨意實為特意、似輕鬆實為凝重的一點，頓時使全文增添了懷戀「金陵」的遺民情結以及歷史滄桑之感，因為「金陵」經過歷史的積澱已隱含或可以使人聯想到這些潛在意義。此外，透過《陶庵夢憶·自序》：「因想餘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粱，車旅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並聯繫《陶庵夢憶》將「鍾山」置於篇首及其所蘊含的濃重的故國之思，也可進而印證作者之於《湖心亭看雪》「金陵人氏」描寫的耐人尋味的隱性意義。
與「民族認同感」密切相關的是「文化認同感」，在清代漢滿文化對峙而又相融的特殊背景下，曹家曾以藏書刻書著名於世。曹雪芹祖父曹寅特別喜歡收藏漢文化典籍，並主持刻刊《全唐詩》、《佩文韻府》以及《楝亭五種》、《楝亭十二種》等。又曹家長期生活於以「金陵」為中心的江南對，江南文物的悉心接受，與江南士人的密切交往，也都會進一步強化這種文化認同感。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以女媧補天救世為開篇，自我感歎「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雖有出於承繼神話的藝術創作需要，但也同樣表現了一種對漢民族傳統文人士子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的認同。
4、 歷史情結
上文《湖心亭看雪》之「金陵」已涉及到「歷史情結」這一層面，意指「金陵」具有一種指向王朝興替、滄海桑田的意義。中國古代留下了大量反覆吟誦金陵的詩篇，人們可以隨口吟出諸多廣為流行的名篇，諸如「山圍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劉禹錫《石頭城》）「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烏衣巷》）。「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泊秦淮》）等等，這些作品無不充滿了物是人非、滄海桑田的歷史感愴！
證之於《紅樓夢》小說，一方面是以《好了歌》、《好了歌注》、「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又副冊判詞、《紅樓夢》十二隻曲、《歎通靈玉》這些詩歌作品，直接抒發著作者基於人世盛衰之變的歷史感愴，另一方面則通過小說人物之口，不斷強化這種情感意緒的傳達，比如「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第一回一僧一道言），「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警幻仙姑轉述榮寧二公所言）「泰極否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萬不可忘了那『盛宴必散』的俗語」（第十三回秦可卿托夢於王熙鳳所言），「俗語說得好『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第二十六回紅玉言），「俗語說：『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再過三二年，咱們都是要離開這裡的。」（第七十二回司棋言）……雖表述各異，然內質則同。
與童年情結、家族情結、民族情結相比，歷史情結顯然更為寬泛，也更為深廣，因為它已超越了個人、一個家庭乃至一個民族而上升至歷史哲學的高度俯視歷史的滄桑之變，而終歸之於歷史循環圖式，也正如《紅樓夢》第一回一僧一道所預言的：「待劫終之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第五回太虛幻境《紅樓夢》十二隻曲煞尾：「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究其原因，一是它深深根植於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循環論的文化傳統，《周易》、《老子》等先秦文化經典都有大量典範式的表述；二是基於中國歷代王朝週期性的更替規律，遂產生「天下之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循環觀。應該說，這兩個方面都對《紅樓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5、 戀母情結
無論從人類群體還是個體而論，「戀母情結」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命衝動與情感意向。人類群體的戀母情結，在遠古各民族以母神為中心的原始神話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並為神話變形型文學作品所廣泛繼承；而就人類個體而言，其「戀母情結」則又有強烈高下以及採取不同表現載體與方式之別。
從《紅樓夢》作品來看，作者是將人類群體與其個體的「戀母情結」有機地融為一體而向原型回歸，向生命超升。我在《紅樓夢哲學精神》一書中曾借助於原型理論將小說中的母體復歸分解為母親原型與少女原型的雙重指向，（15）母親原型為「太初之母，或大地之母，象徵著生育、溫暖、保護、豐饒、生長、富足」；少女原型是「靈魂的伴侶，象徵著精神的實現與滿足」，代表美的極致，一切慾望的滿足，英雄在兩個世界（按指幻想與現實）中追求的福祉目標。在睡眠的深淵裡,她是母親、妹妹、情人和新娘……她是圓滿承諾的化身」。
具體地說，《紅樓夢》中的母親原型以女媧、警幻仙姑、賈母、劉姥姥為代表；少女原型則以大觀園眾女兒為代表。但不管是母親原型還是少女原型，都時隱時現著「金陵」的影子，少女原型一同歸結於「金陵十二釵」自不待言，作為母親原型----在仙界太虛幻境之警幻仙姑掌握著「金陵十二釵」的命運；在俗界賈府之賈母則不僅源自於「金陵」（娘家），又歸根於「金陵」（第一百二十回賈政扶賈母靈柩歸金陵安葬）。
我們相信，這些原型應該有一定的現實基礎，從作者創作《紅樓夢》時念念不忘眾女兒，並自名其齋為「悼紅軒」來看，這些非凡女子原本可能多是作者的童年伴侶，使其終生難忘，然後經過藝術創造成為少女原型，從而將童年情結與戀母情結融為一體。所以《紅樓夢》的「戀母情結」是一種從個體到群體，從具體到抽像，從現實到理想，從肉體到生命，從俗性到神性，同時融合歷史積澱與個人審美經驗的情感復合體，代表了《紅樓夢》「金陵情結」的終極指向。
從童年情結、家族情結、民族情結、歷史情結最終到戀母情結，顯示了《紅樓夢》「金陵情結」的有機組合及其依次展開、依次昇華的心理歷程，「戀母情結」作為「金陵情結」的終極指向又與初始的「童年情結」相銜接，這不僅因為「戀母情結」發源於人類群體和個體的童年時代，而且童年的種種情感與心理趨求本身即以對母親的強烈依戀為核心，在內涵上是相融的，在內質上是相通的。
四
作為一種內在的心理機制和心理能量，「金陵情結」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紅樓夢》的美感形態產生深刻的影響，大體可以歸結為對比之美、追憶之美、懺悔之美、幻滅之美與超驗之美。
1、 對比之為美
「金陵」作為作者童年生活的居處，它在時間上指向過去，在空間上指向南方，在時空上與作者創作《紅樓夢》時所居之京都不僅具有距離之美，而且構成鮮明而強烈的南北與今昔的時空對比。更為重要的是，作者以及他的家族因迫於家道衰落從金陵遷於京都，居於京都是與痛苦、貧窮與遭受白眼等種種不幸連在一起的，「京都」與「現在」無法認同他，而他也同樣無法認同「京都」，無法認同「現在」。而且，他與「京都」和「現在」越無法相互認同，便越發刺激他嚮往「金陵」與「過去」。
畢竟是知己，敦敏在兩首寫給曹雪芹的詩中非常鮮明地體現和強化了這一對比力度，所謂「秦淮舊夢人猶在，燕市悲歌酒易醺」；「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16）。「秦淮舊夢」與「燕市悲歌」，「燕市哭歌」與「秦淮風月」兩兩相對，不僅僅是時空上的鮮明對比，同時也是價值取向上的強烈對比。這對於我們理解《紅樓夢》的時空建構與審美精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現在就讓我們來重新回味一下《紅樓夢》第一回開篇作者自我告白的兩相對比意義：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知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襟懷筆墨者。
作者不斷地轉換時間，來回穿行於今、昔之間而構成鮮明而強烈的對比，可以想見作者當時不能自己的百感交集之情。然而今昔之時間對比，實則又包含著南北之空間對比，今即指向「京都」，昔即指向「金陵」。同時，作者以自己與當日閨閣女子性別之比，同樣也包含於今昔與南北的時空對比之中，於是今昔與南北的時空對比除了其本身的物理意義之外，又進而被賦予更為重要、更為深層的隱喻意義，即由源自於「京都」與「金陵」南北今昔之雙重時空坐標體系，通過作者的主觀審美融鑄，逐步演繹為雙重審美價值體系。具體地說，就是以南、昔為正指向，以北、今為負指向。
2、 追憶之為美
當作者在以「金陵」與「京都」構成兩向對比然後作出鮮明的價值取向時，對比也就一變為追憶，所謂「秦淮風月憶繁華」即是通過「憶」----追憶由「現在」回歸「過去」，聯接「過去」；而在價值取向上，追憶更是以否定「現在」為前提。通過對「過去」的放大、美化表達對「過去」的懷戀之情。
追憶也許是人類的一種天性，無論是人類群體還是個體都普遍存在著一種「返童現象」，人類以神話表達對童年時代的懷戀，以烏托邦構想表達對原始大同社會的嚮往，都是一種「返童現象」的表現。弗洛伊德在治療精神病時，就是利用人類普遍存在的「返童現象」，讓病人在治療過程中轉變為一個兒童，盡情傾訴出他童年時的全部想法和情感，以便更好地醫治他童年時期的精神創傷。同理，人類假如沒有神話，沒有烏托邦的傾訴和發洩方式，那麼，人類也會出現整體的心理障礙；就個體而言，假如一個人不想或不能回味童年，也同樣會帶來難以想像的痛苦。比利時作家弗朗茲·海侖甚至這樣寫道：「童年並不是在完成它的週期後即在我們身心中死去並乾枯的東西。它不是回憶，而是最具活力的寶藏，它在不知不覺中滋養豐滿我們。不能回憶童年的人，不能在自我身心中重新體會童年的人是痛苦的，童年就像他身體中的身體，是在陳腐的血液中的新鮮血液：童年一旦離開他，他就會死去。」（17）
然而在藝術創作中，追憶還有更為積極，更為重要的功能，追憶首先需要對「過去」的還原，然後是幻思與重構，因而追憶本質上是屬於詩的，是充滿詩性的。「我將你從流失的水中帶入你的記憶----跟我走吧，直到源頭並找到它的奧秘。」（18）詩人帕特裡斯·德·拉圖爾·迪潘如是說，海德格爾更是以哲人的眼光，從現象學哲學的高度高揚「回憶」的詩性精神及其本源意義，他將「回憶」稱之為「天地的嬌女，宙斯的新娘，九夜之中便成了眾繆斯的母親。戲劇、音樂、舞蹈、詩歌都出自回憶女神的孕育。」「回憶，眾繆斯之母，回過頭來思必須思的東西，這是詩的根和源。這就是為什麼詩是各時代流回源頭之水，是作為回過頭來思的去思，是回憶。」（19）
此處「回憶」即相通於我們前文所述的「追憶」，它不僅僅是一種心理學上所指的回溯和記住過去往事的能力，而是一種本源性的、幻思性的、重構性的聚合體，是對人類潛在的生命激情的召喚，是對人類生命本源與生存本真的回歸，是現實對理想，人性對神性，經驗對超驗的聯通與超越。
根據《紅樓夢》開篇的作者自白，以及小說作品本身的藝術表現，《紅樓夢》的追憶式敘述既有上文所論追憶或回憶的相通性，又有《紅樓夢》自身的獨特性。相通性在於同是以童年為追憶對象，通過還原、幻思與重構，構築童年的精神家園，所不同的是，《紅樓夢》的追憶具體指向童年時代的「金陵」，指向以「金陵十二釵」為代表的女性，明顯地帶有「秦淮風月憶繁華」的南方文化特徵與作者個人的生活經驗以及由此昇華的生命之美的精神象徵意義。從追憶的時空組合來看，與普魯斯特的名著《追憶似水年華》有些相似。《追憶似水年華》銳意革新小說時空建構，以追憶為藝術觸媒，以「現在的感受+過去的回憶」
構築整個小說的時空體系，使往昔復活，使逝去的時光變成永恆，人們譽之為「時空魔鏡」。同樣，《紅樓夢》也是通過由「現在」追憶「過去」，由「京都」追憶「金陵」，然後重現昔時「金陵」的童年生活經歷，並通過現實時空與逝去的「金陵」童年時期的虛幻時空相交融，以復原後者並使之趨於永恆。
然而《紅樓夢》的追憶雖然有作者置於篇首的自我告白，但正文則是通過經過重構的時空環境中的人物形象之言行自行表現的，而與《追憶似水年華》的第一人稱直抒胸臆迥然不同，在追憶的精神價值取向上，《紅樓夢》作者通過還原、幻思而重構的精神家園，在一定意義上說具有「精神故鄉」的特徵，因而作者的追憶也就有些類似於「精神還鄉」。的確，江南「金陵」是曹家擁有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的地方，是曹雪芹度過童年生活並使他終生難忘的地方，作者完全有理由視其為自己的故鄉，或者說是精神故鄉。故鄉是相對於他鄉而言的，而且故鄉之思往往直接與其在「他鄉」的生存狀況成反比，正如陶東風先生在《中國文學四大主題》中所說的：「當旅途充滿了艱難危苦，當遊子深深地倦於長途跋涉時，當他對曾那麼嚮往的前方產生迷茫和懷疑時，他的出發地（故鄉）就會帶著神奇的魅力出現於他的夢中。他的還鄉衝動就更加強烈。有時甚至會產生這樣情況，遊子經過漫長的跋涉，恍然大悟：旅途的終點並不是真正的歸宿，不是最終的價值，真正的歸宿和最終的價值又回到了起點和出發地，生命之旅繞了一個大圈，彷彿人生的一場大夢。」（20）
當然，《紅樓夢》的「追憶」畢竟還是一種虛擬性的精神還鄉，但彼此的精神價值取向是相通的。
3、 懺悔之為美
香港學者余珍珠先生重讀《紅樓夢》篇首作者自白之後，認為其中「在一僧一道干預下的佛道夢幻寓言裡又蒙上一層儒家思想的罪惡感。自我懺悔構成寫作的原動力，寫作又成為自我救贖的契機」（21）頗有啟示意義。的確，每當閱讀《紅樓夢》篇首這段浸透作者血淚的自我告白，我們就彷彿又一次在聆聽作者臨終前的自我懺悔。
當然，懺悔本是一個宗教概念，後來才被逐步移用於文學或哲學之中，這裡需要作些澄清和討論。根據宋耀良先生的研究，懺悔行為源自於人類的憂患意識，而憂患意識是人類生命的自我淨化劑，其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懺悔行為。無論是何種形態的懺悔，都試圖把人從卑微、低下的地位抉發到人類整體的高尚程度來認識人與其他的關係，使產生一種脫離污濁泥潭的勇氣和力量。根據人類懺悔行為發展演變及其內涵指向，大體可分為宗教懺悔、文學懺悔與哲學懺悔。宗教懺悔是人對神的懺悔；文學懺悔是人性之惡向人性之善的懺悔；哲學懺悔則是現代人性向原初狀態的自然人性的懺悔。（22）
僅就其中的文學懺悔而言，雖然自古以今，始終時隱時現，未嘗間斷，但在西方近代文學中，則得到了最廣泛、最強烈、最深刻的表現，所以克羅齊在其《美學綱要》稱：「根據多次的考察可以得出結論說：近代文學亦即近一百五十年來的文學，在其全貌上就好比巨大的懺悔錄。」（23）而且，西方近代的文學懺悔又往往兼融宗教懺悔與哲學懺悔，彼此從分到合，相互滲透，相互促進。
在《紅樓夢》中，同樣也是文學、宗教、哲學懺悔融為一體，但其內質則與西方近代文學迥然有別。先就宗教懺悔而言，王國維先生於1904年所作的《紅樓夢評論》中最先引入基督教原罪說闡釋《紅樓夢》，將《紅樓夢》的大觀園比之於伊甸園，將賈寶玉視之為「不過生活之欲代表而己矣」，認為賈寶玉最後之出家是為「吾人類之祖先一時之誤謬」贖罪，雖為世俗視為絕父子、棄人倫，不忠不孝之罪人也，但卻合乎以為人類之法則的普通之道德。因為「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美術（按指文藝）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24）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創見頗多，自不待論，但在以基督教並融合佛教理論闡釋《紅樓夢》懺悔與解脫時，雖已涉及到《紅樓夢》的悲劇內涵，然而卻未能切中問題的本質。因為中國文化精神的根基不是「原罪」而是「補天」，作為中國文化的傳人，中國歷代知識份子最大的意願和遺憾就是能否參與補天，亦即《紅樓夢》開篇一偈所云：「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這也是中國式宗教懺悔中「石頭」向「女媧」懺悔的核心內容，然後因補天不成才轉向佛道宗教尋求解脫，這些都與西方基督教基於「原罪說」而要求信徒通過向上帝懺悔而獲得拯救具有質的不同。
對應於文學懺悔，俞平伯先生於1922年所著之《紅樓夢辨》中曾提出「情場懺悔」說，認為從《紅樓夢》作者主觀創作態度來看，《紅樓夢》第一是感歎自己身世的；第二，是情場懺悔而作的；第三，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25）然而再以此對照一下篇首作者告白，則「情場懺悔」的概括似乎還不夠全面。
根據作者的懺悔內涵，應該包括「一是溫柔鄉」方面的懺悔，感到「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二是「富貴場」方面的懺侮，也就是作者所說的「自欲將以往所賴天恩祖德，……以告天下人」。就後者而言，其在通部《紅樓夢》中不僅貫穿始終，而且予以反覆渲染。無論是石頭有關「無材補天」的悲愴，還是冷子興「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歎；無論是榮寧二公「無人可以繼業」的悲哀，還是中秋夜牆下的長歎之聲，乃至焦大「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牲來」的罵娘，都可以視為作者潛意識的自我懺悔的表現。因為對於作者來說，作為一個男人，按照傳統社會的價值取向，他必須通過修身養性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完成家庭、社會賦予的使命。然而作者並沒有做到，他感到自己無能、不肖，感到愧對天恩祖德，愧對父兄師友，甚至愧對當年優厚的物質生活，而為此懺悔。由此可見，只有將以上「溫柔鄉」與「富貴場」兩方面的懺悔合觀之，才真正附合作者的懺悔意向，也才與《紅樓夢》開篇石頭強烈要求一僧一道攜其「到那富貴場中，溫柔鄉里受享幾年」相契合，並與一僧一道的《好了歌》所勸誡的四項內容兩個層面相呼應。（26）
從哲學懺悔的角度來看，以上「富貴場」與「溫柔鄉」兩方面的懺悔既有現實與超現實的層次之分，又呈從文學性向哲學性懺悔逼進之勢。從超現實的層次來看，作者是為毀滅女性生命的整個男性社會懺悔。因為在作者看來，女子本是集天地之精華的生命之美的代表，然而在這一惡濁的現實世界中，她們的生命又是如此的脆弱，誰也逃不過死亡、出嫁、出家的三種命運。當然，也不排除作者在現實中由於對某些女性的親情而導致她們的毀滅，就如《紅樓夢》中賈寶玉之於晴雯、金釧兒一樣，但作者顯然沒有局限於這一現實層面，而且上升至超現實進入形而上的思考，由此發現生存與生命自身的悖論，也正如小說主角賈寶玉癡情於眾多女兒，然而他的癡情最終卻又不可避免地導致眾多女兒的毀滅，目標與結果的悖論如此嚴酷地擺在他的面前，教他如何不痛苦，如何不懺悔！應該說，這才是作者為此痛苦為此懺悔的本質意義所在，也是《紅樓夢》逼近和相通於哲學懺悔的哲理智慧所在。
四、幻滅之為美
作為努力重建的一個精神家園，曹雪芹將其金陵童年的生活經驗濃縮於大觀園之中，並以「金陵十二釵」概括天下女性之傑，以使天上太虛幻境與凡間大觀園相互對應。然而這一經作者重構的精神家園本身即是虛幻的，由警幻仙子所轄之太虛幻境自不待言，即使如凡間大觀園也只存在於理想之中，正如二知道人所說「雪芹所記大觀園，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記之桃花源也。其中林壑田池，於榮府中別一天地，自寶玉率群釵來此，怡然自樂，直欲與外人間隔矣。」（27）既然如此，大觀園這一精神家園也同樣免不了與居於其中的眾多女兒同樣的命運----最終走向幻滅。
然而幻滅不等於無意義，正如死亡不等於無意義一樣。當一個孩子將一片瓦片扔向池塘，水面上蕩漾起層層漣漪，然後向四周延伸，最後又漸漸地歸於平靜，但你不能說因為最終反正歸於平靜而否定這位孩子行為的意義，也正如我們不能說一個人最後反正要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不如乾脆不要降生到這個世上。不然，賈寶玉最初從大荒山青埂峰下凡，經過十九個春秋的紅塵歷劫最終又復歸於大荒山青埂峰，有何意義？因為人生從「無」到「有」最終復歸於「無」，此「無」非彼「無」，彼此具有不同的意義，最終復歸於大荒山青埂峰的賈寶玉顯然已不同於開始要求一僧一道攜他下凡的石頭，畢竟經歷了十九個春秋的紅塵歷劫！所以，生命從降生到最終走向幻滅是必然的，也是痛苦的，但又是壯麗的，崇高的。
《紅樓夢》作者所精心營構的精神家園以及其中的主體----眾女兒的走向毀滅也是如此，不僅其過程是美的，其結果也是美的。當我們一旦置身於人生大舞台中，隨著人生與生命悲劇的展演，該死亡的相繼死亡，該逃遁的都已逃遁，該退場的也已退場，最後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不就即刻同時體會到幻滅過程與結果的雙重審美意義？幻滅可以重新創造美，《紅樓夢》作者以其十年心血在向讀者藝術地演繹他的精神家園的幻滅過程中不就重新創造出了一種幻滅之美嗎？
五、超驗之為美
上文實已陸陸續續涉及到「金陵情結」的超驗性問題。「超驗是以經驗為基礎，又超越具體感性的經驗世界，憑借心靈的契合而達到的一種體驗和領悟。超驗之美存在於藝術作品的深層結構中，可意會而難以言說。
《紅樓夢》中精妙鮮活的經驗世界已令人歎為觀止，那惝恍迷離的超驗之美更具無窮的魅力。」（28）基於《紅樓夢》之於人生之謎終極意義的探索，呂啟祥先生將《紅樓夢》的超驗之美分梳為「此岸與彼岸的對話」、「今日對昨日的審視」以及「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三重指向，從而深化了人們對於《紅樓夢》超驗之美及其藝術表現的認識。（29）假如再從「金陵情結」的視角審視之，則又可依次從幻想性、神秘性與思辨性三個層面把握其精神內質。
茲以《紅樓夢》中與「金陵情結」密切相關而又反覆重現的「真假」為例，讀者一般都難以忘懷高懸於太虛幻境石碑坊中「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對聯，也不會忽視其對全書的統攝和寓意功能以及在小說演進中的巧妙回應，誠如清人王希廉所云：「《紅樓夢》一書，全部最要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數意，則甄寶玉賈寶玉是一是二，便心目瞭然，不為作者冷齒，亦知作者匠心。」（30）然而溯其源，則顯然是基於賈府舊籍----「金陵」與當今居處----「京都」的二重時空坐標體系與二重審美價值體系的演進，然後由此上升至「真假」關係的哲理思辨，成為統攝和貫通全書的總綱。
首先，它是超現實的幻想性的產物，不僅「真假」一聯存在於太虛幻境之中，而且先是甄士隱後是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感知這一對聯存在的方式也都是以夢幻為媒介的，然後根據「真假」所蘊含的二重時空坐標體系和二重審美價值體系，分別構成「金陵十二釵」現在居處----「大觀園」與其靈魂歸宿----「太虛幻境」的神凡對應，賈府現在居處----「京都」與賈府舊籍----「金陵」的虛實對應，這種「金陵夢幻」的確為全書增添了如夢如幻的濃厚色彩。實際上，作者之於「金陵」童年生活的追憶與懺悔，本身即有如夢如幻的感覺，「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31）李商隱曾如此真切地道出了他在五十華年追憶往昔而又不堪回首的人生感受，相信曹雪芹也應如此。所以他於《紅樓夢》開卷特別點出：「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可見，體現於「金陵夢幻」中的幻想性，正是《紅樓夢》超驗之美的基礎。
其次，具有神秘性特徵。藝術與宗教在終極指向上是一致的，因為彼此都關注人類生存與生命的意義，都試圖超越於現實世界而追求於永恆，都是對超驗之美的不可言說的言說，因而偉大的作品也都無不具有相通於宗教的神秘性。在《紅樓夢》中，由「金陵情結」投射到超驗之美的神秘性上，同樣也是借助宗教去探詢隱藏於人生與生命背後的神秘力量，作者通過對太虛幻境的神奇設計，讓警幻仙姑掌管「金陵十二釵」的命運，不管各人年齡、相貌、性格、才情有多少不同，也不管各人在紅塵中如何掙扎，最終都免不了歸於「千紅一窟」、「萬艷同悲」的命運，這無疑表現了作者之於神秘的命運力量的無奈，同時也表現了他對於人類生存與生命的關懷和憐憫。生命的毀滅是不可抗拒的，毀滅生命的力量同樣也是不可抗拒的。然而，作者又可以通過追憶，通過幻想讓它重現----這正是《紅樓夢》「金陵情結」超驗之美的根本意義所在。在此過程中，作者綜合運用了神話、宗教及民間讖語等語言與表現方法，尤其讓生命毀滅的結果與生命毀滅的過程形成有機的呼應與張力，從而進一步強化了《紅樓夢》超驗之美的神秘性與深刻性。
最後，則突出表現在思辨性上。思辨性是衡量超驗之美哲理深度的最重要的尺度。《紅樓夢》最為成功的經驗是：（1）
表層世界與深層哲理的有機統一。即作者能將其哲理思辨滲透、融化於具體的場景、人物、情節之中，賦予作品一種潛在的哲理蘊義。（2）
顯性思辨與隱性思辨的有機統一。即除了隱含於小說文本世界之中的隱性思辨之外，還常常借助小說人物傳達作者的哲理思考，彼此相互呼應，相互交融。（3）
具體所指與普遍能指的有機統一。即作者既以其「金陵」童年生活為原型但又不局限於此，而是逐步提升到關於人類生命與生存普遍意義的哲理思辨上，使其成為由具體所指逐步進入普遍能指的具有無限重釋性的文化寓言。
以上三個方面也同樣體現在源於「金陵情結」而作為紅樓哲理與藝理總綱的「真假」上。有關「真假」的哲理思辨，，同時蘊含於《紅樓夢》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