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時代背景

《紅樓夢》時代背景

《紅樓夢》時代背景

紅樓評論

 能否正確認識一部文學作品的時代背景,關係到能否正確理解該作品的整個內容及其思想意義。而對於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紅樓夢》來說,則不僅止於此,它還直接關係到對作品的著作權,作者的生平,以及書中生活素材的來源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和判斷。

    遺憾的是,在這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學術界長期存在著微妙的分歧意見;同時又存在著一些帶共通性的誤解。也許正是後者掩蓋了前者的緣故吧,過去幾乎從來沒有集中就此問題展開過充分的深入的討論。、本文擬就與《紅樓夢》時代背景有關的若干問題發表一點個人的淺見,與大家共同探討。    

書中寫了賈家的「由盛而衰」嗎

我們先從這個極簡單的問題入手。

    乍看,這是一個提得很古怪的問題。因為,無論舊的或新的紅學家,也無論人們採取什麼樣的立場觀點,似乎都沒有對此表示過懷疑,即一致認為。《紅樓夢》寫了賈家「由盛而衰」的全過程。就連在有關此書的時代背景問題上提出過不少發人深思的獨立見解的周汝昌先生,也無法擺脫這一傳統的看法,而且他還將書中的所謂「『盛』、『衰』兩大部分」作了具體的劃分,認為前半部寫至「除夕祭宗祠」、「元宵開夜宴」便達到「盛限」,從五十五回起,則「寫『衰』之始」[1]。

    但是我卻要冒昧地說,《紅樓夢》其實並沒有寫賈家的「盛」,而是從一開始就寫「衰」;整個作品,是寫賈家從衰微到逐漸敗亡的過程。說得更準確一點,  《紅樓夢》的整個故事以及其中的典型人物,不是放在賈家「由盛而衰」的背景上,而是放在這個家族由衰而敗的背景上描寫的。套用周汝昌先生的分段法,我認為此書的前半後半,應是「衰」與「敗」兩大部分,前半部寫衰微中的表面繁華,敗亡前的迴光返照;從五十五回起,便開始寫潰敗。    

    甲戌本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他一開頭就說。

        如今這榮國兩門,也都消疏了,不比先時的光景。

    脂硯齋在這後面一連寫了三條批語:

        記清此句!可知書中之榮府,已是末世了。

         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

此已是賈府之末世了。    

真可謂叮嚀再三,語重心長!

    作者本人,似乎也與脂硯齋的心情一樣,深怕讀者忽略這一關鍵性問題,因而緊接著作了如下一段描寫:

       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極多,如何就消疏了?」冷子興笑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佔了。大門前冷落無人,(按,此處有一批語:『好!寫出空宅。』)隔著圍牆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蓊蔚洇潤之氣。哪裡像個衰敗之家?」冷子興道:「虧你是個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按,此處又有一批:『甚字好!蓋已半倒矣。』)內囊卻也盡上來了。」

    這就把問題的實質講得十分透徹。作者特意寫這麼一段冷子興為賈雨村析疑,等於是剖析了讀者的心理活動。的確,許多人一看到書中賈府那種異於「平常仕宦之家」的奢華氣派,便感到眼花繚亂,加之聯想到作者曹雪芹祖上曾得康熙皇帝恩寵,有江南四次接駕的盛舉,自然很容易像書中的賈雨村一樣,總覺得賈府不像個「衰敗之家」,以致誤認為書中所寫的表面繁華,即是對賈家一一也是間接對曹家——「盛世」的寫照。而對於書中一些明顯描述其衰敗氣象的筆墨,則往往牽強附會地解釋成是作者在「以盛寫衰」,以便揭示賈家「盛世」——也間接揭示曹家「盛世」乃至整個「康乾盛世」——的衰弱本質。應該說,才華卓絕的《紅樓夢》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早就料到了這一點的,所以才通過上述這段對話描寫,把其中底蘊向讀者事先交待明白。殊不知時至今日人們還是要在這一點上發生誤會。究其原因,有的人固然是由於對小說中這類「開場自」式的描寫注意不夠;有的人則不然,他是明明注意到了,卻因有其他某些誤解存於心中,而不願意相信它。也許以為:賈雨村,「假語存」,他的話未必可靠!

    姑不論「假語」之義是否應作如此理解,僅就此處的具體情況而言,闡明這一真像的主角實在並非賈雨村,而是冷子興。這一回的開頭有一首標題詩,其末尾兩句云:

欲知目下興衰兆:須問旁觀冷眼人!

甲戌本此處有一眉批:

故用冷子興演說。

你看!作者就怕有人不相信姓「賈」的人說的話,這才特意安排了一位姓「冷」的人來演說榮國府。

    冷子興,「冷自心」,冷眼旁觀的有心人之謂也。我們欲知書中賈府的盛衰,不信他信誰?!

「借省親事寫南巡」是怎麼回事

一般人認定《紅樓夢》寫了賈府的「盛世」,還有一條「硬證」,即書中寫了元妃省親。產生這一認識的依據,倒不在於書中所寫的省親場面如何隆盛,而在於甲戌本第十六回之前有這麼一條批語: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惜[昔]感今;極熱鬧極忙中寫秦鍾夭逝,可知除「情」字俱非寶玉正文。

    人們特別注意的,當然是「借省親事寫南巡」這半句話。研究者大都以為,僅此一語,即可證明:作者是借一個虛構的「省親」事件,在書中影射描寫康熙帝南巡時曹家四次接駕的盛況。這一點,已故的戴不凡同志作了比較詳盡的發揮:

      賈妃原不過是「假妃」(不過是借這個假妃省親「寫南巡」而設的罷了)。

      《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一書中,就收有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內務府關於修建西花園的帳目奏折三件。這座西花園顯然是備巡幸之用位於南京的,被曹雪芹移西而東的大觀園(原榮府西花園)則是備「賈(假)妃」省親而建,寫省親是假,寫南巡是真,在這一點上,小說和歷史也有合拍處。[2]

這就把「借省親事寫南巡」一語發揮得有典有據,使人覺得簡直像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了。    

    然而,人們顯然錯會了批書人的本意。所謂「借省親事寫南巡」,如同批語中並列提到的「極熱鬧極忙中寫秦鍾夭逝」一樣,都不過是就書中實際寫到的一些內容,揭示作者在情節結構上採用了一種巧妙穿插的藝術手法而已。具體說來,就是指作者在描寫元妃省親事件的過程中,藉機插入了一段回憶南巡接駕盛況的

       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賈璉笑道:「雖然十分準,也有八九分准了。」……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果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趙嬤嬤道:「哎喲喲!那可是千載難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導、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哎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還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    

請看,書中插進這麼一段有聲有色、饒有風趣的追憶性文字,豈不正是脂批中所謂「借省親事寫南巡」麼!如此一段獨特描寫,的確可以看作是,「出脫」了鳳姐等人同時也包括作者自己的「許多憶昔感今」之慨。戴不凡同志說,作者的年齡如果「幼於曹頫\」,便「對末次南巡不可能有什麼可以『憶昔感今』的」[4]。這樣分析顯然過於武斷,也缺乏最起碼的說服力。試問:書中帶頭在那裡「憶昔感今」的風姐,不也自恨晚生了二三十年,「沒造化趕上。南巡時的盛況嗎?所謂「憶昔」,其實與人們常說的「懷古」差不了許多,不一定非要自己親身經歷過不可;間接瞭解的情況,同樣可以成為追憶的材料和根據。風姐說得好:「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意讓趙嬤嬤提到了「獨他家接駕四次」的「江南甄家」。脂硯齋在這裡加了一條批語:

甄家是大關鍵、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

不言而喻,書中安排這樣一個住在南京的若有若無的「甄(真)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用來象徵極盛時期的真正的曹家——在有清一代的歷史上,的確是只此一家享受過「接駕四次」的殊榮。作者「憶昔感今」的實際著眼點,也正在這裡。只不過他稍微耍弄了一點「煙雲模糊」的「狡獪之筆」,把曹家當年的四次接駕,巧妙地、雙關地說成是「江南甄(真)家」之事;而提到賈府,則虛晃一槍,只說那時「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然而深知內情的脂觀齋一點也不放過,偏在「接駕一次」之處批上一句:

又要瞞人!(見庚辰本)

所謂「借省親事寫南巡」,其真像便是如此。它非但不能成為判斷《紅樓夢》寫了賈家盛世的依據,倒是恰好可以反過來印證:書中所寫的賈府確已是宋世了。明確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可以進一步理解:作者之所以要在描寫「省親」這一書中頭等熱鬧排場的大事件時,插入一段對「盛世」的追憶,除了具有脂批所揭示的「憶昔感今」的用意之外,更重要之點恐怕還在於:要使讀者通過對賈府今昔之比的深切瞭解,更清晰地透過省親事件的表面繁華,看出賈府的「末世」光景。由此也就可以看出,《紅樓夢》書中即便在寫省親這樣的大場面時,也不是什麼「以盛寫衰」,而是地地道道地以其衰微的事實本身,在描寫這個家族的末世。    

    必須特別強調一下,我們這裡所說的「盛世」與「末世」,是就書中或當時生活中的某一封建家族的盛衰而言的,並不涉及整個封建社會的盛衰狀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尤其是與最高統治者的利益相違悖一一的個別封建家族的盛衰,同整個封建制度或封建社會的盛衰狀況,不一定就成正比。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雖然我們並不否認,由於《紅樓夢》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所達到的空前高度,使得書中所寫這一典型的封建家族的衰敗,在客觀效果上預示了整個封建社會必然走向崩潰的歷史總趨勢。但即便如此,我們仍須看到:這只是預示,而不是揭示或反映。因為在曹雪芹所生活的雍乾時期,最高統治者打擊公開的或潛在的政敵(包括曹家在內),事實上是相對地鞏固而不是削弱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如果說,整個封建社會發展到清代,已經進入了它的最後階段,那麼,雍、乾時期最高統治者大刀闊斧翦除政敵(注意!不是指鎮壓人民),也只能是相對地延緩而不是加速了封建社會的衰敗。如果再實事求是地對當時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各個方面都作一番考查,還可以看到,清季的所謂「康乾盛世」,並非名不副實;而其鼎盛階段正好出現在乾隆時期,也不是偶然的現象。這與雍正朝大刀闊斧翦除政敵、整肅綱紀所形成的政權鞏固,不能不說有一定的因果關係。所以我始終認為,清代或整個封建社會開始衰敗的轉捩點是  否真在乾隆朝,還大有值得商榷之處。這些,可以讓歷史學家去討論。但不論怎麼說,乾隆朝本身或者至少說在曹雪芹生活的時代,還並沒有顯示出像《紅樓夢》中的賈府那樣典型的「末世』,光景,這一點應該是肯定無疑的。因此,生活於該時期的曹雪芹,決不可能用文學作品去「揭示」和「反映」整個封建社會的「末世」,這也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故事的中心地點究竟在哪裡

這同樣是一個長期紛爭且與認識此書的時代背景直接相關的老問題。    

    有人說,大觀園是袁枚的「隨園」,書中故事應發生在南京。也有人說,大觀園的原型是北京恭王府花園,書中其他環境特徵也是北京,故事應發生在北京。還有人說,大觀園是曹頫\的西花園,本來在南京,被曹雪芹用藝術手段拆遷改建到了北京,似乎是南京的故事搬到北京來敷演。目前比較佔優勢的一種意見則是:作為文學作品的《紅樓夢》,其取材或南或北,書中的賈府和大觀園,只不過是作者經過對素材進行提煉加工而創造的典型環境,並無確切的地點可言。

    這後一種意見,也許合乎一般文學作品的常情。但《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並以作者的自身經歷為素材而創作的現實主義文學傑作。其中儘管有著明顯的藝術上的慨括和虛構,有著微妙的政治上的避諱和遮掩,卻畢竟會因生活素材本身的制約,而使作品留下許多真實生活的痕跡。即以地點意!問題來說,作者雖然每有掩飾之辭,但現實主義的巨大威力,卻終於使作品從撲朔迷離的環境氛圍之中,凸現出顯而易見的真實的地理輪廓。這對於深知內情因而特別容易透過書中的藝術描寫窺見其生活原貌的脂硯齋等人來說,真可謂洞若觀火。

    就在甲戌本第一回提到「朝代年紀、地興邦國卻反失落無考」之處,有一條旁批:

據余說,卻大有可考。    

我們看看批書人是怎麼「考」的。正文一開頭:「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旁邊立即批明:

          是金陵。

後來剛提到林黛玉之父林如海「本貫姑蘇」,旁邊又批明:

十二釵正出之地,故用真。

這就不僅明確「考」出,金陵(即所謂金陵省,或單指南京)是書中主要人物十二釵的出身之地。而且表明這是「用真」,即用了作者在真實生活中「所見之女子」的真實出身之地。

     但是,書中故事的中心地點,是否也在金陵呢?前面我們引了賈雨村敘述他到「金陵地界」,「進了石頭城」。從賈家「老宅門前經過」的一段文字。其中明言,那是賈府的「老宅」,「大門前冷落無人」。而且旁邊的批語也註明:

          好!寫出空宅。

賈雨村所見的這一南京「老宅」,既然是一座「大門前冷落無人」的「空宅」,自然也就並非他後來護送林黛玉投親所去的那個「街市繁華,人煙阜盛」,「大門前列坐著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的寧榮二府了。另外,當賈雨村說他隔著「老宅」圍牆,望見「後一帶花園子」時,又有批語指出:  

       「後」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墮淚,故不敢用「西」字。

這就又為我們「考」出:南京「老宅」的那個「後花園」,確有可能是戴不凡同志所說曹頫\奉旨修建「作巡幸之用」的「西花園」。但此園既在「老宅」後面,即便「還有苗蔚瀾潤之氣」,也無論如何與後來所寫「香煙繚繞,花彩繽紛」的大觀園不相干——這是過去好些紅學家都沒有完全鬧清楚,因而時常發生誤會的一個問題。

    總之,經脂硯齋這麼一「考」,便足可證明:《紅樓夢》故事的中心地點決不在南京。那麼,脂觀齋有沒有正面「考」出,這地點到底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看,甲戌本楔子敘述這一問題時,用了一種自相矛盾的筆法。一邊說石上所記的故事「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失落無考」;一邊又說:「石上字跡分明,……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不僅如此,作者還借癩僧之口作了進一步暗示:

        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

就在這段話中描述地輿邦國的一連串排比句旁邊,脂硯齋一一批明:

伏長安大都。伏榮國府。伏大觀園。伏紫芸軒。

這就是說,頑石的「墮落之鄉」——亦即書中人物活動的中心場所——是「長安大都」榮府「新宅」[4]裡的大觀園。

    何為「長安大都」?甲戌本《凡例》專門有一段解說: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屬夫婦兒女家常口角,則日「中京」,是不欲著跡於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為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  

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書中賈府和大觀園所在的「長安大都」,原是文人筆墨中對天子所居的京城的一種古稱。在曹雪芹的時代,當然只可能是北京。

    《紅樓夢》故事的中心地點既然在北京,為什麼書中的女兒們又叫「金陵十二釵」呢?這一點,脂硯齋已經批明:金陵是「十二釵正出之地」。作者在書中也反覆交待:她們都是本貫在金陵因種種緣故而彙集到了北京。例如:黛玉,本貫姑蘇,從小隨父居於維揚任所,後因母親去世,才由其父拜託賈雨村順路護送「到了都中」,寄居於榮府。寶釵,出身於「珍珠如土金如鐵」的金陵薛家,從小住在金陵城中,後因其兄倚財仗勢打死人命,才隨母親、哥哥一道「閤家進京」,投奔榮府。湘雲,生長於金陵大族史侯家,因是賈母的內侄孫女,所以經常來榮府居住。鳳姐,則是從金陵大族王家嫁到賈府來的。其他如香菱,是因在南京遭拐賣,被薛蟠強佔作妾,攜帶入京的。妙玉,則是蘇州人氏,自小入了空門,後因父母俱亡,又「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這才隨師父上京.住在「石門外侔尼院」。

    正因如此,書中凡敘榮府及六觀園所在之地,皆稱「都中」、「京都」、「神京」凡敘從南方來到榮府、皆稱「進京」、「上京」、「入都」;而凡敘離開榮府到南京,則稱「回南京」,「哭向金陵」等等。

賈寶玉的生活原型到底是誰

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姑且拋開過去「索隱派」胡謅的什麼順治、納蘭之類不算,目前也還大致存在這麼三種意見:一,認為賈寶玉的生活原型正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二,認為是曹雪芹的父輩;三,認為是曹雪芹及其父輩的綜合。在這後兩種意見中,對於曹雪芹父輩的具體所指,又存在不少分歧。有明指是曹頫\的,有說是畸笏叟的,有說是「雪芹之叔」脂硯齋的,也有說是所謂「原作者」「石兄」的。

    筆者贊成第一種意見,即認為賈寶玉的原型只能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

    本來,在這一闖題上最有發言權的仍數脂硯齋和畸笏叟。他們都是曹雪芹的親人和著書的助手。在他們所寫的批語中,有著許許多多明指寶玉或寶玉的前身(石頭)為作者,同時又明指作者即雪芹(芹溪)的可靠證據。因過去人們對這一點論述頗詳(筆者在《脂批就是鐵證——關於<紅樓夢>作者問題與戴不凡同志商榷》[5]一文中,亦曾論級),這裡也就不再贅述。我們現在嘗試著從反面去論證一下:賈寶玉的原型,不可能是曹雪芹的父輩,亦不可能是曹雪芹與其父輩的綜合。

    甲戌本第二回,有一段關於冷子興介紹寧榮二府家世情況的詳細描述(按:引文括弧中的語句,系脂硯齋旁批):

當日寧國公(演)與榮國公(源),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第二代),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子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第三代),如今一味好道…… 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第四代),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今年才十六歲,叫賈蓉(至第五代)。……再說榮府,……。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第二代),娶了金陵世勳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賈赦,次子賈政(第三代)。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著官,次子賈政自幼酷愛讀書……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了。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取名叫作寶玉,……如今長了七八歲……

    在目前,有一點是大家都公認的。即:書中寫的賈府,是以作者自己的曹氏家族為其原型。既然如此,我們對作者詳細開列的這份賈家世系譜表,便決不可以因怕招「索隱派」之嫌而加以小視。尤其是深知內情的脂硯齋特地註明了賈家在金陵的:世系序列,更為我們提供了切實可靠的線索,使我們能夠運用這些材料,去對照查證一下曹家的真實歷史狀況。[5]

    曹家移居南京,始自曹雪芹的曾祖曹璽。康熙二年癸卵一(1663),朝廷停差江寧和蘇、杭織造官,改由工部揀選內務府員久任監造。曹璽即於該年以內務府郎中首任江寧織造。其時雪芹的祖父曹寅尚年幼,、然已同其弟曹宣一道隨父之任。可見,曹璽正是曹家移居江寧(南京)的第一代織造郎中。從這以後,曹家在江寧世代襲職。但曹寅一門,僅到第三代的曹顒、曹頫\,便因「虧空」獲罪去職而告終。後來舉家遷返北京。這與《紅樓夢》中寫榮府一門,僅襲職到第三代的賈赦、賈政便難以為繼的情形,極為相似。

    試將書中榮府第三代與江寧曹家第三代承襲職銜的情況作一對比:

    

書中描寫

曹家史實

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

曹寅病逝後,江西巡撫郎廷極立即奏請朝廷以曹寅之子曹顒仍為江寧織造。(7)接著,內務府亦以此事上奏。(8)

皇上因恤先臣,即令長子(賈赦)襲官……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曹顒奏折:「……蒙皇恩憐念先臣止生奴才一人,俾攜任所教養。」(9)曹顒奏折稱:「荷蒙萬歲曠典殊恩,特命管理江寧織造,繼承父職。」(10)

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銜……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內務府奏折:「即請將曹頫\給曹寅之妻為嗣,並補放曹顒江寧織造之缺,亦給主事職銜.……奉旨:依議.」(11)

(賈政)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了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內務府奏折:「該項出售之人參,已於是年十月十二日交付管理三處織造事物郎中李煦、孫文成、員外郎曹頫\等。」(12)

從這一對照中即可看出:歷史上的曹頫\,不論在輩份、職銜乃至承襲職銜的情由、順序等各方面,均與《紅樓夢》中寶玉的父親賈政的情況一般無二。除此,在曹家的歷史上便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完全具備上述條件的人來。這就雄辯地證明:書中榮府第三代次子賈政的形象,只可能是以江寧曹家第三代的過繼次子曹頫\為其生活原型而塑造的。當然,還須排除另一種可能性:會不會是書中虛構的賈政,與曹家實有的曹頫\產生了偶合?這一點倒也不難解決。就在上述引文中「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一語的旁邊,脂硯齋特意加了一條可以說是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批語:

嫡真事實,非妄擬也!    

這是一條無可辯駁的鐵證。既然作者的親屬都說,額外賜給金陵賈家第三代次子賈政一個主事銜這件事,是現實生活中的「嫡真事實」,那麼,在作者家族的歷史上,除了曹頫\,誰還有過這種  「額外」的「恩寵」呢?所以只能認為,書中賈政的生活原型確  是曹頫\,而非其他任何人所能頂替。

    證明了這一點,問題也就十分明顯了。我們完全可以由此而推論:曹頫\既然在輩分、職銜等各個方面均與《紅樓夢》中的賈政相符,脂批中又點明是「嫡真事實」,怎麼可能同時又被顛倒世系當作賈政之子(賈寶玉)的模特兒寫入書中呢?同理,與曹頫\同一輩份的其他親屬,也不可能充作賈政之子的模特兒。反過來說,在《紅樓夢》中井然有序排作金陵賈府第四代(而且是無所作為的「不肖子孫」)的賈寶玉形象,既然已在作品的楔子中,以及作者的親屬兼助手們的批語中,被直接間接地指明為作者本人的化身,那就證明這位作者(不論人們承認他是曹雪芹與否),只可能是江寧曹家第四代的不肖子孫,而決不會是第三代安然承襲父兄職銜的曹頫\之輩。

    因此,僅以書中的這些內證,即可完全排除賈寶玉原型是作者曹雪芹的父輩(或者說包括其父輩)的任何可能性。

    筆者這一判斷,自然是就賈寶玉形象的主體而言,並不排除作者有時可以離開自己青少年對期的生活原貌,按自己成年以後的理想標準去虛構主人公的某些性格和行為;也不排除作者有時可以從自己並非親歷卻顯然聽家裡人講起過的舊聞掌故中,順手拈來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敷演到主人公身上(如「大海飲酒」,即屬此列)。

    但是另外有一種情況,卻有必要略加澄清。在脂、畸等人的批語中,還不時會看到一些從書中寶玉的某種形跡而聯想到作批者本人的類似經歷的事例,這又作何解釋?例如庚辰本第二十三回,寶玉聽人說老爺叫他,「好似打了個焦雷,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顏色」。旁邊有批云:

         多大力量寫此句!余亦驚駭,況寶玉乎。回思十二三時,亦曾有是病,想時不再至,不禁淚下。

同回,寫茗煙在寶玉房中伴讀,想方設法與寶玉尋開心。旁邊又有批云:

         書房伴讀,纍纍[屢屢]如是。余至今痛恨.

甲成本第八回寫下人向寶玉索討「斗方」,有眉批云:

余亦受過此騙。今閱至此,赧然一笑!

最引人注目的則是,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寫「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旁邊亦有批云:

         批書人領至[過]此教,故至此竟放聲大哭。俺先姊先[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為廢人耶!

    過去,許多研究者都把這類批語看作是脂、畸在以寶玉自況。尤其是對這後一條批語,幾乎是眾口一詞地認為:「批書人」與「俺先姊」,便是書中寶玉與元妃的模特兒。就連早已認定賈妃只不過是「假妃」的戴不凡同志,也自相矛盾地信從此說,並確指批語中的「俺先姊」即是嫁為「納爾蘇王妃」的「曹寅長女」;進而確指這位「批書人」即是「寶玉原型一一石兄(按:指所謂『原作者』)的弟弟曹頫\」[12]。諸如此類的說法儘管千差萬別,卻有一個共同之點:即認為上述一類批語,可以證明寶玉的原型不是或不完全是曹雪芹,而只是或至少應包括曹雪芹的父輩。

    可是,我們只要更仔細地分析一下,情況就完全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樣了。

    第一、上述這類批語,其內容只是就一些在當時的官僚貴族家庭中較常見而帶有普遍意義的事情發表同感,並不像另外一種類型的批語由提到「風媚點戲,脂硯執筆事」,或提到「三十年前事,五書於三十年後」那樣,確指書中描寫的某事,即是批書人所曾經歷的同一事。而且,上述批語在行文措詞上也僅限於「同感」的範疇。如說「余亦驚駭」,「亦曾有是病」,「余亦受過此騙」。「批書人領過此教」,等等。即以「批書人領過此教」這句話為例,不外乎說,批書人也曾領教過在幼年時姐姐教自己讀書識字的滋味。大不了說明批書人也曾有個姐姐,這個姐姐已經早逝,如此而已。這與其姐姐是否亦如書中賈妃那樣是「皇妃」或「王妃」,則並無直接的關聯。有人或許以為:這位「先姊仙逝太早」,就使批書人成了「廢人」,豈不正可說明批書人的「先姊」』就是「皇妃」或「王妃」?但仔細研究一下雍、乾時期的歷史狀況,也就可以明白:不論是當時的曹家,抑或別的什麼封建家族,他們當時的失勢和敗落,與某一個成為「皇妃」或「王妃」的女兒是否健在,可以說毫不相干。在雍正上台,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十分激烈的情況下,誰要是有礙於政權的穩定和鞏固,即便是康熙遺下的諸王子,也難以逃脫覆滅的命運,更何況其他遠親。所以我認為,以這條批語的連貫語意來分析,所謂「俺先姊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為廢人耶」云云,只不過是說:姐姐死早了,使批書人喪失了繼續學習的機會,以致如今腹內空空,才疏學淺,近乎於廢人。如果一定要從其中引伸出什麼弦外之音,我倒以為,這正好暗示出批書人可能是一位女性。否則,失去了「先姊」的「手引口傳」,為什麼就不能像書中的寶玉那樣,繼續入學唸書呢?

    第二、批書人在上述批語中抒發自己的同感和聯想,純屬因事而發,並不拘泥於書中某一具體對象,甚至不受其身份、性別的限制。因而,在現存脂本中,除了有不少涉及寶玉而常常引起人們誤解的批語之外,還有大量涉及其他各種人物卻被人們所忽略的同類批語。如甲戌本第六回,王夫人對周瑞家的說,劉姥姥「今兒既來了、瞧瞧我們,是他的好意思」。旁邊即有一批。

        「窮親戚來看是好意思」,余又自《石頭記》中見了。歎歎!

第五回史湘雲的曲子.「襁褓中父母歎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旁邊也有一批:

意真辭切,過來人見之不免失聲!

第二十六回寫黛玉叫不開門,本想動氣,轉念一想:「雖說是舅母家,……到底是客邊」。旁批:

寄食者著眼!況顰兒乎。

此外,第二十四回寫賈芸向他舅舅卜世仁說:「還虧是我呢,要是別的,死皮賴臉,三日兩頭兒纏著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呢!」旁邊批道:

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氣。

這最後一條,批書人不僅聯想到自己,似乎連作者的類似經歷也包括進去了,故云「余二人」。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我們如果以此作為推測批書人的家世、經歷、氣質、性格乃至年齡、性別等等的參考資料,則可;若一定要據此而說脂硯齋等人是在以書中某人自況,那豈不是說,他們也同時在以劉姥姥、史湘雲、林黛玉、賈芸自況了嗎?

    所以,儘管存在著許許多多人們長期以來誤認為是某種把柄的脂批,卻在實際上無法改變賈寶玉的原型是曹雪芹而非曹雪芹的父輩這一鐵的事實。這是紅學研究中一個不容忽視也不容迴避的重大原則問題。本文對此問題的初步論述,尚屬拋磚引玉,今後若能徹底澄清此一疑案,則不僅有助於我們準確認識《紅樓夢》一書的時代背景,而且有助於解決與曹雪芹家世有關的一系列疑難問題。

賈府之敗的歷史背景是什麼

在曹雪芹的原著中,賈府最後將徹底潰敗。儘管《紅樓夢》八十回後的原稿早已迷失,但在現存的前八十回裡,對此已有許多暗示。如第五回《紅樓夢曲》:「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一片自茫茫大地真乾淨」,等等。脂觀齋和畸笏叟的一些批語中,則透露得更確切:

    此系未見抄後獄神廟諸事,故有是批。丁亥夏,畸笏叟。

                           (庚辰本第二十七回眉批)

    孝子可敬!此人後來榮府事敗,必有一番作為。    

                          (庚辰本第二十四回旁批)

    此探春遠適之讖也。使此人不遠去,將來事敗,諸子孫不至流散也。悲哉,傷哉!

(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夾批)

這足以說明,賈府的結局是:事敗,抄家,諸子孫流散。    

    然而,書中將要寫到的賈府之敗,其真實的歷史背景又是什麼呢?過去學術界實際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多數人認為:這是以曹頫\在雍正五年(1727)被抄家的史實為素材寫的,其確切背景,正是雍正上台繼續翦伐政敵的那場鬥爭。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書中的賈府之敗,雖有雍正五年曹家被抄的某些素材在內,而主要依據的,卻是乾隆五年(1740)左右曹家第二次遭變的史實。若以此說,其時代背景便至少應往後推移十三年,即乾隆查辦莊親王允祿與弘皙等人「謀逆案」的那段時期。可見,人們在這一問題上的微妙差異,直接關係到對作者家世和個人經歷問題的不同認識。

    關於曹家二次遭變的說法,迄今尚無確切的史料可稽。但我們決不可以因此而輕視此說。早在半個世紀以前,魯迅先生所著《中國小說史略》中,就曾提出過這一猜想:

         雍正六年,頫\卸任,雪芹亦歸北京,……然不知何因,是後曹氏似遭巨變,家頓落。[14]

後來,周汝昌先生通過對雍、乾時期許多歷史情況的分析,正式提出此說。雖然他提供的有關史實材料,大都只能作為間接的輔助證據,但這些材料很能發人深思,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

    當然,要發現直接證明此事的確切材料,在目前看來困難較大,至少還有待時日。然而筆者認為,我們之所以希望更確切、更詳盡地研究瞭解曹雪芹的家世和經歷,說到底是為了更準確地認識《紅樓夢》的內容及其思想藝術價值(其中也包括正確認識作品的時代背景)。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可以適當地從作品的描寫之中去尋取一些具有獨特意義的線索,來同當時的有關史實互相參證,從而作出較為切合實際的推斷呢?否則,即便今後發現了確切史料證明曹家經歷過第二次變故,恐怕也難以說明《紅樓夢》中的賈府之敗就一定是根據它寫的。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紅樓夢》第一回關於甄士隱家「一段小榮枯」的描寫。

    甲戌本脂批說:「不出榮國大族,先寫鄉宦小家,從小至大,是此書的大章法.」這雖是在談寫作技巧問題,但提出「從小至大」的構思立意,則能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作者一開頭寫這麼一個「甄家」遭禍,正是為全書所要著重描寫的賈府之敗作引。書中是這樣描寫甄家遭禍的情景的:

        三月十五日,葫蘆廟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著窗紙。……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

    有人以為,全書以甄家毀於火作引,說明賈府的終局也應毀於火,這樣才可能「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推斷顯然過於簡單化。其實,無論「落一片白茫茫大地」也好,「燒一片瓦礫場」也好,都分明是一種象徵性的描寫。甲戌本這段文字之上有一眉批:

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

「南直」即南直隸,本是明代的建置之稱,這裡應是指清代的江南省,或單指江寧府(南京)。脂硯齋這類人作批,每遇書中古稱,均要註明眼下的真實名目,奇怪的是,唯獨在這裡,他們也一反常態地作起古來。這就使人感到似乎是一個特須隱諱的敏感性問題。系這一現象分析,所謂「南直召禍」,會不會是指南京  時期的曹家遭禍——即雍正五年曹頫\之被抄家呢?我看這可能性  很大。不過批語所強調的是寫出了召禍的「實病」,則又說明不應  著眼於「毀於火」、這樣的表面現象,而須透過這一現象去看它的實質。什麼實質?即指上述引文中的「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其象徵性的含意十分明顯:一家出事,累及四鄰;或者說別人惹禍,牽連自己。所謂「寫出南直召禍之實病」,顯然指此。這正是清代,尤其是雍、乾時期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的一個突出特點;也可以說是曹家遭禍的重要因素之一。至於書中將此一段甄家遭禍的描寫,作為賈家事敗的預兆或象徵,這在作品本身的結構安排上是顯而易見的,作者於此並無隱諱之意。可是,我們切莫忘記書中一句點晴的話:風月鑒「兩面皆可照人」。脂硯齋對這句話作了註解:「此書表裡皆有喻也。」對於作品一開頭就像拉開「序幕」似地鄭重描寫這麼一段甄家遭禍的情節,我們當然也不能光看它表面的譬喻,還應更深入-一步看到它背後的隱喻。具體地說,我認為這正是作者在含蓄地表明:賈府衰敗之前已經有過一次遭禍,的經歷一一即脂批「南直卓召禍」。    

    這會不會過於穿鑿呢?不妨回味一下甲戌本第二回前面的那首標題詩:

一局輸贏料不真,香消茶盡尚逡巡。    

缺知目下興衰兆,須問旁觀冷眼人。

什麼叫「一局輸贏料不真」?就是說,僅僅輸贏一局,還難以逆料往後的興衰。這豈不是間接告訴我們,有誰已經「輸」過一局了嗎?過去有人曾理解為這是針對雍正奪嫡上台一事,似乎作者是在借題發揮地對「贏局」者(即雍正帝胤禛)的終究要滅亡發出詛咒。然而實際情況恐怕恰好相反,這詩中雖是「輸」、「贏」並提,但聯繫整個詩意,其針對的重點卻在「輸局」者的一方。意思是說:僅僅「輸」過一局,仍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或如詩中所喻之「香消茶盡尚逡巡」。其弦外之音自然是:還須再「輸」一局,方可徹底潰敗。

    由此可以使人恍然大悟:書中的賈府之所以一開始就被描寫得那麼「消疏」、「衰敗」,原來是已經「輸」過一局、「死」過一次的了;只不過因為是「百年望族」,根基雄厚,所以才「死而不僵」,「香消茶盡尚逡巡」,得以苟延殘喘一段時期而已。

    此外還有一個耐人尋味之點。《紅樓夢》除簡略地寫了這麼一個南京鄉宦「甄(士隱)家」之外,還虛寫了一個所謂「金陵體仁院總裁甄家」。實寫的「甄家」在南京毀於火,虛寫的「甄家」則在南京被抄了家[15]。若按通常的情況,在同一部作品裡重複寫這麼兩個遭禍的「甄家」,難免有文章結構上的疊床架屋之病。但才華卓絕的曹雪芹,偏以「特犯不犯」的筆法作此處理,則不只表明他具有藝術上的過人膽識,更重要的是顯露出作者一種不尋常的苦心孤詣:即通過這麼一大一小、一虛一實兩個「金陵甄(真)家」的疊現,可以更充分而且更巧妙地從不同的角度去隱寓和象徵書中賈府——也即現實生活中北京曹家——的前身。

    總之,從《紅樓夢》的實際描寫之中,可以為周汝昌先生所倡導的「曹家二次遭變」說尋出許多有力的佐證。從而也可說明,書中所寫賈府之敗的確切時代,應該落實到乾隆初年統治集團內部鬥爭復趨激化——即乾隆帝查辦莊親王允祿等人的「謀逆」案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中。    

為什麼賈府在南京還有個「老家」

書中的賈府是在北京,這一點毫無疑義。但是,書中又隱約透露出:賈府在南京似乎還有個「老家」。

    第三十三回,寶玉挨了打,賈母賭氣對賈政說。「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而且命令家下人:「快打點行李車轎回去!」很明顯,這裡並非是說賈母要回她自己的娘家(賈母回娘家何須同王夫人一道?),而正是透露出賈府在南京還有一個「老家」。

    更有趣的是,縱觀全書,這個「老家」,還並非是賈雨村看見的那個金陵「老宅」(因為書中明言老宅「冷落無人」,脂批也說是一座「空宅」),而很大可能正是若隱若現、像影子似地存在於書中的「金陵體仁院總裁甄家」。這可以從書中甄、賈二府的微妙關係中得到印證。關於這一點,我們放到後面去談。現在首先來查考一下:書中透露賈府在南京還有個「老家」,到底有沒有現實生活的依據?換句話說,賈府的原型一一曹家,在遷返北京之後,是否也有可能留下一部分親眷在南京?

    勾稽史實,早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家的老主子玄燁就曾說過:「曹寅在彼處(指南京)居住年久,並已建置房產,現在亦難遷移。」[16]雍正五年曹家被抄,其家產房屋雖被「賞賚」給了繼任江寧織造隋赫德,但隋赫德在奏折中明確聲稱:

        曹頫\家屬,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今其家屬不久回京,奴才應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17]

過去研究者大都將這段話裡面的「蒙思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同「奴才應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混為一談。其實,仔細咀嚼,這兩者無論從時序和性質上說,都有著明顯的區別。前者,顯然是隋赫德根據雍正的「恩諭」,將曹家在南京被籍設的房產給他們「少留」一點下來;後者,則是隋赫德在揣度雍正意向之後,根據曹家即將返京的實際情況,主動提出將他自己在京的多餘房屋人口(奴僕),「酌量撥給」曹頫\。

    這樣判斷的依據何在呢?第一,曹家在南京居住年久,住房達十三處(四百八十三間)之多[18],說明其家口繁衍甚眾,自不免嫡庶分居,實難全遷北京。第二,此次曹家被抄,比起癱正元年(1721)李煦家被抄來,案情似較輕微;雍正對他兩家的態度及處理辦法,亦有明顯區別。例如,曹、李二家分明是姻親,也都是康熙特為恩寵的世襲織造大員,其「虧空」的原因亦大體一致,然而雍正在上台之始即查抄了李煦家,卻准允曹頫\「將織造補庫分三年帶完」[19]。直到雍正五年,才以「朕屢次施恩寬限」,「然伊不但不感恩圖報,反而將家中財物暗移他處」[20]等理由,下令查抄曹家。另外,雍正對處置李煦家產的諭旨是:「著將其家物佶價,抵償欠銀,並將其房屋賞給年羹堯。」[21]而對曹頫\,則並無「估價」和「抵償欠銀」一項。表面看,是將「所有田產房屋人口等項」統統「賞賚」給了隋赫德,實際上卻在「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之中,給曹家留下了很大的迴旋餘地。第三,至關重  要的是,具體辦案人員在對曹、李二家進行查抄的範圍上,亦有明顯區別。內務府總管允祿等人面奏查抄李煦家的情況是:

       查過其家產,估價十萬九千二百三十二兩余;京城家產估銀一萬九千二百四十五兩余。共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七兩余。[22]

隋赫德奏聞查抄曹家的情況則是:

        奴才……於未到(江寧)之先,總督范時繹已將曹頫\家……所有旁產什物,一併查清,造冊固封。及奴才到後,細查其房屋並家人住房十三處,共計四百八十三間,地八處,共十九頃零六十七畝。……余則桌椅、床機、舊衣零星等件及當票百餘張,並無別項[23]    

兩相對照即可看出:無論江南總督范時繹也好,繼任江寧織造隋赫德也好,都只清查了曹家在江南的家產;而不像允祿查抄李家那樣,在「查過其家產」一項之後,還列有「京城家產」一項

    這最後一點,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從情理上講,曹璽移居江南以後,子孫分支比較複雜,輪到曹頫\襲職,又多了一層過繼的關係,此次既是查辦江寧織造府的「虧空」案,想也不會擴大到凡曹璽子孫的房產——特別是其京中親眷的房產——盡行籍設的地步。因此,這次查抄曹頫\家而僅限於其織造府所屬的江南家產,應是可以理解的。再從實際情況看,曹頫\!在京的房產並不豐盈,僅有「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24]。「住房」與「空房」既是分別記載,說明城內僅有的二所房屋,也是居住著一部分親眷的。現在曹頫\舉家返京,即便京中住房不屬抄沒之列,恐怕也難以完全容身;要是一併抄沒了,再從裡面去「酌量撥給」,豈不成了一所半所?雍正的「以資養贍」又從何談起?

    所以,根據這種種情況分析,曹頫\的京中家產,決不在抄沒之列。既如此,「蒙恩諭少留房屋」,便只可能是從南京查抄的房屋中留下一部分。同理,隋赫德所稱「奴才應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也就不是指從曹頫\的「京中住房二所」中去「拔」,而是指從他自己在京的多餘房屋人口中劃撥出一部分(因為他已經獲得了曹家在江南的全部家產)。

    於是,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在曹家北返以後,那些「蒙恩諭少留」的房屋,又用來「養贍」誰呢?我懷疑正是用來「養贍」曹家因種種緣故而不能離開或不願離開南京的一部分親眷。這樣,我們不僅找到了《紅樓夢》中屢屢提到「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的現實依據,同時也才可以真正懂得作者戲稱「甄家」為「金陵體仁院總裁」的寓意所在。甲戌本在這一杜撰的頭銜旁邊,有一條頗費猜疑的批語:

此銜無考,亦因寓懷而設,置而勿論。

脂硯齋作批,向來不隱諱書中各種稱謂的寓意或諧音。但奇怪的是,這裡成了一個例外,她分明知道作者是「因寓懷而設」,卻偏偏話到嘴邊又「置而勿論」了。聯繫我們剛才的推斷,再來品味批書人這一欲言又止的情態,便可恍然大悟:所謂「體仁院」云云,豈不正是挪揄「金陵甄家」的存在,體現了皇上「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的「仁愛之德」麼?

能否從書中尋出曹雪芹生年的線索

曹雪芹的生年,一說約為雍正二年甲辰(1724),一說約為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孰是孰非,姑且不論。有一點卻應該指出,主「乙未說」者所依存的一種觀念,看來大有問題。他們認為:曹雪芹只有生於康熙末期,才可能在南京度過一段少年時代,經歷一點曹家的盛世繁華,從而也才可能據以寫出《紅樓夢》這一現實主義的不朽傑作。過去,有人將這種觀念當作「乙未說」的有力支柱。然而在實際上,它正好是「乙未說」不可彌補的一大漏洞。

    前文已經指出,《紅樓夢》並沒有寫賈府的盛世,也沒有寫南京「老宅」中發生的事情。現在似乎還應該增加一條:作者以他自己為原型而塑造的賈寶玉形象,對南京(或整個江南)幾乎是一無所知。

    甲戌本第五回,警幻告訴寶玉,「 金陵十二釵正冊」是「貴省中十二釵冠首女子之冊」。寶玉聽了,不勝驚訝,問道:

        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有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呢!

脂硯齋在旁邊加了條批語:

「常聽」二字,神理極妙!

乍看,一個普普通通的字眼,有何「極妙」的「神理」可言?仔細一想,果然妙哉!寶玉這個「常聽」,實在比風姐「常聽」太爺們說南巡接駕事還要徹底得多。它所包含的意義,不僅僅是沒有趕上賈府盛世繁華的問題,簡直連南京(或江南)是個什麼樣兒也全然不知。這便間接地透露出:書中的賈府,雖然原籍在金陵,卻已遷移北京多年,以致年已十餘歲的寶玉,竟對金陵毫無印象。於此可見,主「乙未說」者所存的那種觀念,是很成問題的。

    那麼,我們現在能否從《紅樓夢》所隱藏的「真事」裡面,尋找出曹雪芹生年的線索呢?

    第五十六回有一段關於「甄家」的古怪描寫:

        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賈母便問(送禮請安的人):「多早晚進京的?……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今年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只是這十來年沒進京來,卻記不真了。」

所謂「江南甄府」,即趙嬤嬤所說「獨他家接駕四次」而後來卻被抄了家的「江南甄家」;也即賈雨村所說的「金陵城內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如前文所述,作者巧妙安排這樣一個若有若無的「甄(真)家」,顯然有一箭雙鵰的作用。它既可以作為書中賈府以及現實中的曹家盛世時期的象徵,又可以作為賈府的南京「老家」——即曹家返京後留在南京的一部分家眷的虛寫(注意!這段引文中正是寫的「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但奇怪的是,這個「體仁院總裁」之家的人怎會「十來年沒進京來」?又怎會這個時候突然「奉旨進京」,而且要「進宮朝賀」?這裡面分明存在著引人深思的奧妙。然而書中只淡淡一提,便諱莫如深,「置而勿淪」了。很明顯,作者突然插入這樣極不尋常的細節,應該是有其現實生活依據存在的。

    不妨先假設一下,《紅樓夢》如果真是寫的雍正五年被查抄以前的曹家,那麼,能否在這次查抄之前的史實中,找到曹家的人「十來年」不進京的線索呢?可以肯定地說,找不出來。然而相反的事例—一即曹家的人在此階段頻繁進京的記載,倒有不少。姑且拋開曹寅在世與康熙皇帝打得火熱的那段時期不算,單從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去世至雍正五年(1728)曹家被抄這十六年間的情況來看,便可以在現存零星檔案史料中查出如下記載:

    1。  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曹顒奏折稱: 「 奴才隨後即起身赴闕,恭謝天恩。」[25]

    2。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李煦奏折稱:「臣於三月初二到江寧織造署內,即向臣妹(按即曹寅遺孀李氏)宣示恩旨:……目下不必進京,俟秋冬之際,率領曹頫\將曹寅靈柩扶歸安葬[26]  

    3。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內務府奏折稱;「惟官參運往南省,難免有乘機夾運私參情亭,應由臣等將運去之參,親自監視秤量,裝箱加封,由部領憑交付曹頫\發出。到南省後,著李煦、孫文成共同監視開箱。」[27]  

    4。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務府奏折稱:「曹頫\現在此地,著將曹頫\所交綢緞內輕薄者,完全加細挑出,交伊織賠。」[28]

    5.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諭旨稱:「本年系高斌回京之年,奏請派官員暑理其缺。高斌著不必回京,仍著曹頫\將其應進緞疋送來。」[29]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江寧曹家的人在雍正五年被抄之前的十六年之內,有案可查的進京次數就達六次以上(還未包括檔案中所載派家人進京送晴雨表、送織品等項在內)。而最後的兩次進京,正是曹頫\被抄家的前夕。說明《紅樓夢》中所寫甄家「十來年沒進京」的情況,不可能發生在抄家前的南京曹家。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不從整個南京曹家,而單從曹家北返後留在南京的那部分親眷的情況去分析,則明顯存在著這樣「十來年」不進京的可能性。

    誰都知道,自雍正上台起,政治形勢即對曹家不利。特別在雍正二年曹頫\的一個請安折「御批」之中,雍正嚴厲警告曹家「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否則,「壞朕聲名,朕就要重重處分」[30]。可見,至少從受到警告的這一年開始,除曹頫\本人因公赴京和後來攜家眷北返之外,其餘住在南京的親屬,決不敢在此波譎雲詭的政治氣氛中擅自上京走動;在曹家被抄北返的最初幾年,顯然也照樣會保持這種謹慎的狀況。

    若以雍正二年(1725)開始計算,留在南京的親屬要有十來年不進京,便需算至雍正十三年(1736)左右。這個時候,有沒有發生什麼政治形勢方面的特殊變化,致使長期龜縮在南京老家的曹頫\親屬「奉旨進京」,而且「進宮朝賀」呢?當然有。

    據周汝昌先生研究,在曹家返京之後,「疑有拯曹氏未致一敗塗地者」[31]。這一點雖然還找不到確切的實證,但我們至少可以說,此後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跡象,顯示其家境有繼續惡化的可能(關於隋赫德於雍正六年所奏在江寧織造府左側廟中查得鍍金獅子一事,雖然可以算是一個不良跡象。但這鍍金獅子是胤禟直接派人到江寧鑄就的,只因鑄得不好才交與曹頫\頓寄廟中,與曹家並無直接關係。而且隋赫德奏折中主要是就此鑄件的處理辦法——「或送京呈覽,或當地毀銷」——請求「聖裁」[32],並無以此查究曹頫\之意;雍正也沒有下達追究的「諭旨」。所以我認為曹頫\不會由於這件事而受到影響)。到了雍正後期,曹家的境況自然更有可能隨著某些顯貴姻戚的重新受到重用而日趨好轉。但最關鍵的轉折點,應當說是雍正十三年。在這一年的秋天,乾隆帝即位,隨即對八旗及內務府五旗包衣佐領人等的經濟案件,下達了「寬免」旨令。按其涉及的範圍,曹頫\一案亦包括在內。據周汝昌先生推測,曹家已入官的房產,可能部分退還,曹頫\本人,亦當被重新起用為內務府員外郎[33]。特別是乾隆上台之初,政策作風與雍正大異,對過去在雍正朝獲罪去職的臣僚,紛紛有所寬赦和起用。

    根據上述情形分析,曹家留在南京的親眷中人,便極有可能於乾隆即位之後,或因受到寬赦,或因重新起用而「奉旨進京」,同時「進宮朝賀」乾隆帝即位。就具體時間而言,乾隆即位在雍正十三年秋,下達「寬免」的「恩詔」在同年十月,具體實施則在十至十二月。而《紅樓夢》中甄府家眷「奉旨進京」及「進宮朝賀」,是在剛過了新年不久——這正可看作是次年正式改元之年(乾隆元年,1737)的新春時節——在時間上也十分合榫。

    這就涉及到曹雪芹的年齡問題了。若按「乙未說」,雪芹此時應是二十二歲;若按「甲辰說」,則是十三歲,那麼,書中寶玉在甄府家眷「奉旨進京」時多大年紀呢?作者於此故作狡獪,只讓甄府來人報了一下甄寶玉的年齡:「今年十三歲。」甄、賈二玉實為一人,故賈寶玉也是十三歲——這正好與「甲辰說」完全吻合。

    但是,這會不會也是一種「主觀附會」,或至少是偶合呢?不妨再找一條線索來印證一下。

    前面我們引錄過鳳姐的一句話:「如果早生二三十年」,她就可以趕上「太祖皇帝仿舜巡」的熱鬧場面了。鳳姐說這話的時候,書中寶玉只好十一歲;參照我們剛才推定的真實年代,應為雍正十一年(1733)。從這時上溯二十至三十年,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之間,正好可以「趕上」曹家四次接駕中的後三次,即「趕上」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的第四、第五、第六次南巡一一這段時期,也才真正說得上是曹家的「極盛」時期。

    僅止於此,也還不足以說明問題。更可注意的是,趙嬤嬤為鳳姐所說的那段「極盛」時期,劃定了一個精確的界限:「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一查曹家史實,唯獨只有從雍正十一年上溯二十至三十年的這段時期,即康熙四十二年至五十二年期間,才真的具有趙嬤嬤所說的那種情況存在。因為,正是在康熙四十二年(即曹家第二次接駕時),曹寅才首次奉旨與李煦輪管兩淮鹽務;次年(康熙四十三年),始被正式欽點兼任兩淮巡鹽御史。當時御史衙門在揚州,織造府在江寧,曹寅自然要經常往返於「姑蘇、揚州一帶」。就在曹寅被欽點為巡鹽御史的這一年冬天,他給康熙的奏折中稱:

臣同李煦已造江船及內河船隻,預備年內竣工。

這裡所說的「造江船」,既與「內河船隻」相區別,顯然是指監造運行於長江下游寬闊江面的一種大型船舶,也即趙嬤嬤按俗稱所說的「監造海舫」。(按:「海」者,謂其大也;不必實指作航海用的船。「海塘」之「海」,亦如是。若一定要實指,則姑蘇、揚一帶何來「海塘」?又何需「海舫」?)此外,在曹家最後一次接駕的那一年(即康熙四十六年)夏天,曹寅又在另一奏折中稱:

        臣予六月初十日已至儀真(按:清代屬揚州府)掣鹽,但因六月內場河淺涸,鹽船艱於運行,秤掣無多,目下堵壩蓄水,兼之連日有雨,船隻陸續抵所,商民胥悅,江南太平無事。[35]

看!趙嬤嬤所說的「修理海塘」,也正可從這類「堵壩蓄水』,的工程中,找到著落。

    從以上事例的分析中,可以說明:《紅樓夢》中許多關鍵性的細節描寫,與曹家史實相契合的情況,決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特別是這種契合,無不與書中寶玉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年齡相聯繫,便更可說明:《紅樓夢》聲稱的所謂「假語存」、「真事隱」,只不過是一種「托假言以談真事」的手段而已,實際上仍然是自始至終貫穿著曹家史實的真實脈絡,其中包括作者某一段生活經歷的確切線索。    

    因此,我以為決不應該忽視書中有關賈寶玉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年齡方面的描寫。過去有的研究者曾在這上面下過許多功夫。如果在此基礎上,能結合書中具有關鍵性意義的細節描寫去對照查考一下有關史實,則很可能成為我們打開紅學這座迷宮的一把鑰匙。

小結·如何看待書中的「真」與「假」

本文著重通過對《紅樓夢》所寫賈府的家庭境況,地理位置,以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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