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蘇紅學
有人早已說過，歐美人知道《紅樓夢》這部著作是比較晚的。所謂比較晚，是同他們知道我國其他著名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的時間相比。歐美人在19世紀寫的一些世界文學史，也很少提到《紅樓夢》。如19世紀末德國人卡爾·布塞寫的《世界文學史》，在講到中國小說時，提到了《三國演義》、《今古奇觀》、《金瓶梅》和《聊齋誌異》，就是沒有提《紅樓夢》。類似情況，也出現於歐美各主要百科全書當中。據我所知，整個19世紀，似乎只有《法國大百科全書》和俄國《勃洛克豪斯百科全書》談到《紅樓夢》，但也沒有對它作出任何評價。
由此可見，在整個19世紀，歐美學術界對《紅樓夢》是不太清楚的。不過，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也還有少數學者在對《紅樓夢》進行認真的研究。據吳世昌提供的資料，1842年，《中國文庫》就刊載了卡爾·居茨拉夫的《紅樓夢，或夢在紅樓》一文。1885年，又有赫伯特·賈爾斯的文章，題目是《紅樓夢，常稱為「紅樓之夢」》(Hung Lou Meng：Commonly called「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發表於《皇家亞細亞學會華北分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二十卷。1901年，賈爾斯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用二萬多字的篇幅來談《紅樓夢》。這些學者，都可說是英美人研究《紅樓夢》的先驅。
俄國人對《紅樓夢》的研究，也並不在英美人之後。如俄國早期漢學家瓦·巴·瓦西裡耶夫(V．P．Vasiliev，1818--1900)。瓦西裡耶夫1837年畢業於喀山大學。1840年隨宗教團體來北京，一住十年，研究漢語、藏語等等。1851年起，任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教授，後為俄國科學院院士。他是俄國第一個掌握了漢、藏兩門語言的人。著作有：《佛教，它的教義、歷史和文獻》(Budizm，eyo Dogmatyi，Isto． riya i Literatura，1867一1869)、《元明時代關於滿洲裡的報道》(Sve— deniya 0 Manchzhuryi VO Vremena Dinastyi Yuan i Min，1863)、《東方宗教：儒教、佛教和道教》(Religyi Vostoka：Konfutsianstvo，Budizm i Daos一izmm，1873)等等。他還編纂了俄國第一部學習中文的文選材料，分三冊出版，並有詳細註釋。這三冊的書名是：《中國象形文字圖解，第一部漢俄字典試行本》(Graficheskaya Sistema Kitaiskikh Yeroglifov． Opyit Pervovo Kitaisko—russkovo Slovarya，1867)、《中國文學史概要》(Ocherk Istoryi Kitaiskoi Literaturyi，1880)、《中國象形文字分析》(Analiz Kitaiskikh Yeroglifov，1866--1884)。
就是這位瓦西裡耶夫，在他1880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概要》中，對《紅樓夢》作了這樣的評述：
小說主人公寶玉是個美男子，他時而聰明，時而乖張，時而善良，時而頑劣。總之，他不是別人，正是女媧補天時用剩下來的那塊石頭。他不滿於別的石頭之受到重用，於是便投胎人世，因而造成了無數眼淚和種種痛苦。寶玉生長在一個人口鼎盛的富貴之家，他是銜玉而生的。在這個家庭裡，住著一位許配給他的聰明端莊的未婚妻，但他更愛他有病的表妹，因為她更加可愛，而且對他也並非無意。但結局是：寶玉丟失了他的護身符，即保護他的那塊石頭，而陷於昏迷狀態。後來出現了一個和尚和一個道士。這和尚和道士都是非凡人物，他們都知道該做什麼，他們帶走了寶玉，從此寶玉就失蹤了。
這就是小說的故事梗概。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們還全然不知的中國人生活，那麼你從這部小說中就可以得到瞭解。你會知道他們如何過平常的太平日子，如何與熟人聚會，如何交談，如何請客，如何慶賀一年的初雪。同時，書中有些場面很令人難忘，如父親對寶玉的懲罰，就是一例。一場毒打使全家嚇得發抖，只有祖母的出現才制止了這場懲罰，因為凶狠的父親在她面前也要俯首帖耳的。又如準備接待一位嬪妃的場面。這位嬪妃不過是寶玉的姐姐，但卻特意為她建造了花園亭榭，即使生身父親也要跪接。
小說的語言，是一種純潔高雅的口頭語言，當然並不都能聽懂，但也不是完全聽不懂。據說，這部小說的手稿出現以後，手抄本售價昂貴。以後出版了幾個版本，其中第一個版本(出版於1765年)，其裝幀之漂亮，是其他為人民出版的書籍所望塵莫及的。作為這部小說產生的影響的最好說明，是出現了不少仿製品，它們的書名有《紅樓夢補》、《續紅樓夢》、《增補紅樓夢》、《紅樓幻夢》、《紅樓再夢》等等。(見瓦西裡耶夫《中國文學史概要》1880年俄文版)
除卡爾·居茨拉夫1842年《紅樓夢，或夢在紅樓》一文外，這也許是歐美人對《紅樓夢》的最早評論文字了。
與前面提到的賈爾斯1901年的評論作對比，瓦西裡耶夫的這段文字，在幾個基本論點上都同賈爾斯是一致的。這就是：《紅樓夢》是一部了不起的傑作，它全面反映了中國的社會生活，文筆流暢，藝術性高，等等。歐美人對《紅樓夢》的這些早期評價，大約一直維持到20世紀20年代「新紅學派」興起以前。那時，「新紅學派」發表了不少前所未有的考證文章和新的見解，促使歐美學人的研究也都前進了一步。阿瑟·韋利為1929年王際真《紅樓夢》英文節譯本寫的序言，就反映了這個情況。他說：《紅樓夢》與過去的小說截然不同，它是中國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而且打破了中國小說傳統的大團圓結局；《紅樓夢》是一部完全意義上的自傳體小說。至於俄國人，也許由於掌握的材料太少，我們一直到30年代，才再看到對《紅樓夢》的重要評價。
第一版《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三十二卷(1936年版)「中國文學」條目中，說《紅樓夢》展開了一幅貴族家庭生活習慣的廣闊畫面，有豐富的口頭語言和優美的文筆，對人物進行了十分精彩的心理刻畫。整個小說充滿著悲觀主義，並以悲劇結尾。表明統治階級經濟和政治上的淪亡。這是一部描寫垂死的封建貴族之家的史詩。
評論雖著墨不多，但寥寥數語，卻抓住了小說的藝術性和思想性這兩個主要問題，並且第一次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來說明小說的內容。不過，俄國人對《紅樓夢》的專門性學術論文，卻要到1954年才能看到。這就是波茲德涅娃(L．D．Pozdneeva)的《論長篇小說(紅樓夢)》(0 Romane(Son v Krasnom Tereme))一文。
文章作者認為，小說開頭和結尾(寶玉出家)都貫穿著佛教思想，其中也夾雜著一些道教思想：靈魂復活，前生注定，善惡報應。但是，儘管有這樣一些勸人為善的情節，但卻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作者的宗教觀念幾乎對小說沒有產生影響。這是小說的內容和形式之間的基本矛盾。這個基本矛盾是作者的構思和他完成這個構思的手段(現實主義方法)之間的矛盾造成的。
可是，當曹雪芹把自己的人物從天上放到地下的時候，他們就變得有血有肉和生氣勃勃。種種事件都是當時生活進程的必然產物。歡樂和悲傷不是來自超自然的力量，而是由種種特殊情況，如家庭或社會利益、個人之間的衝突、人物要求和當時社會道德標準之間的矛盾等等造成的。
小說的兩位主人公——寶玉和黛玉，形象十分鮮明。寶玉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孩子，但並不自私。他不僅善於忍受個人的痛苦，而且能敏感地覺察到周圍人物細微的情感變化，幫助不幸的人。黛玉溫順而多病。她同寶玉一起長大。她敏銳地覺察到了別人對她的態度，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孤兒，這常常使她感到難過。但最使她痛苦的，是她對寶玉日益增長的愛情。作者對黛玉傾注了他的全部同情。相反，幾乎與黛玉一樣美麗的寶釵，卻缺乏天真和真誠，從小就胸有城府，注意自己的言行。
小說的主題，是寶黛之間的愛情。儘管這個愛情和它的悲劇結尾一樣，在小說開頭就注定了，但它不是一見面就產生了的。作者展
示了兩位主角的成長過程和感情發展，用很多事件和抒情場面，來說明他們兩人愛情的增長和鞏固。
但是，最後，這一對戀人的幸福，被自己的家庭破壞了。溫柔之花林黛玉的生命，被儒家治家格言的殘酷原則摧殘了。
作者在小說中，還描述了其他許多青年男女。他們有的上吊，有的投河，有的吞金，有的跳井，採取了各種各樣的自殺方法，總之，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是在痛苦和屈辱中死去的。要求絕對服從的嚴格家規所造成的後果就是如此。小說主人公奢侈的生活、豪華的排場和他們悲慘的命運之間充滿矛盾。
作者用賈瑞貪戀風月身亡的故事，來說明世俗情慾，特別是戀愛是有罪的。雖然如此，但小說還是把寶黛詩意般的戀情同其他人的戀愛冒險作了明確的區分。
曹雪芹出身於紡織中心江寧，他的父親是江寧織造，所以他有機會同紡織工廠主交往；作者正是通過一位商人之口，來說明封建貴族的揮霍無度和腐化墮落。這些使我們得出一個結論，作者表達了中國正在產生的資產階級的觀點，這個資產階級同城市居民的其他階層和農民，構成了當時無權的第三等級。不過作者的揭露，並沒有號召人民舉行起義，只是要他們克制、溫順與謹慎。
中國文學巨匠曹雪芹創造了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實際生活。他揭示了統治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崩潰和中國封建家庭的內部矛盾。
曹雪芹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上，表達了下層人民對封建壓迫的反抗。他用通俗的人民語言，把小說貢獻給了廣大人民，並且在中國古典文學語言方面也創造了一座出色的紀念碑。(以上見《中國語法概要》1954年俄文版前言)
總的說來，在歐美人寫的《紅樓夢》評論中，這篇文章是比較有份量的。它提出了不少問題，並試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這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比較突出的有這樣一些觀點：作者世界觀和現實主義方法的矛盾；賈府很多人的奢侈生活和他們悲慘命運之間的矛盾；作者認為世俗情慾是有罪的，但又對寶黛戀愛寄予無限同情；作者代表了當時第三等級的思想；等等。這些觀點在當時(1954年以前)可以說都是比較新鮮的。
1956年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費德林(N．T．Fedorenko)的《中國文學》(Kitaiskaya Literatura)一書。該書第一章中，對《紅樓夢》作了簡要評述。
該書認為，雖然小說主題是寶黛之間的愛情悲劇，但作者的構思遠遠超出了這一主題範圍。出色地描寫了一個貴族家庭的歷史，它不僅是一部世俗小說，而且像《儒林外史》一樣，是一部社會小說。曹雪芹在悲劇性發展的過程中，描繪了一個貴族家庭複雜的生活場面。凡與賈家有關係的人，都受到儒教家規的迫害，這個家規的最高體現者，是史太君以及她的意志的忠實執行者王熙鳳。賈家的寄生生活不僅毀滅了它的主要人物，而且也腐蝕了這個家庭的無數奴僕。曹雪芹在小說故事的整個發展過程中，有力地揭露了貴族生活的腐朽和揮霍無度，這證明作者客觀上是站在反封建立場上的。
1958年，蘇聯出版了巴納秀克(V．A．Panasyuk)翻譯的《紅樓夢》俄文全譯本。雖然早在19世紀，就有人把《紅樓夢》譯成英文，但多少年來始終沒有一個全譯本出現，而蘇聯卻在1958年就出版了全譯本，這不能不引起紅學界的重視。正如1974年埃娃·米勒在《紅樓夢》德文節譯本後記中所說的：「這個譯本的功績在於：為小說在歐洲取得了廣大的讀者群，從而在歐洲也為這一面古老的『中央王國』無與倫比的風俗文化鏡子，贏得了它所應得的聲譽。」
蘇聯著名漢學家費德林為1958年出版的《紅樓夢》俄文全譯本寫了一個長序。費德林說：《紅樓夢》描寫了中國18世紀一個封建貴族家庭衰落的歷史。這個家庭利用前輩遺留下來的世襲爵位和富裕收入，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毫不顧及將來的命運。過分的揮霍，如為迎接元春而建造大觀園和秦可卿的葬禮等，使賈府從農民剝削來的巨額地租也無法抵補逐年的虧空。於是，賈赦、賈珍等人竟去做一些貪贓枉法的事，終於招致抄家和革職的懲罰。而賈政的做官經歷，也揭示了封建官場的醜惡。這樣，《紅樓夢》的主題雖然是寶黛的戀愛悲劇，但作者的構思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從而使《紅樓夢》變成了一部社會小說。小說雖然貫穿著關於靈魂不死和復生、塵世生活的變化無常、榮華富貴的罪孽等等道教佛教思想，但作者在客觀上還是站在反封建的立場上，深刻地揭露了18世紀清朝社會的真實生活，批判了腐朽墮落的封建貴族。
蘇聯漢學家O．菲什曼(O．Fishman)在《外國文學》雜誌(Inos— trannaya Literatura)1959年第4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紅樓夢》(Son uKrasnom Tereme)的文章，一方面對小說作了簡要的評論和介紹，另一方面也評述了巴納秀克翻譯的《紅樓夢》俄文全譯本的譯文。
菲什曼說，《紅樓夢》雖然一直遭到正統文人的蔑視和當局的禁止，但中國青年卻迷上了這部小說，同情小說主人公的命運，正如西方青年男女曾經同情維特的命運或羅密歐與朱莉葉的悲劇一樣。
不同的時代產生了對《紅樓夢》的不同評價。1911年辛亥革命時，評論者認為這部小說是對滿洲侵略者的諷刺。1919年文學革命時期，《紅樓夢》被認為是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散文傑作，但它的社會意義遭到忽視。1954年以後，小說則被看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而不是作者愛情故事的自傳。
菲什曼認為，《紅樓夢》的偉大和力量，在於它勇敢地批評了封建制度，真實地揭露了被當時生活環境所扭曲了的人的悲慘命運。小說作者認為這些生活環境是不合理的，正如18世紀歐洲啟蒙時代的作家們認為封建環境是不合理的一樣。寶玉的父親賈政、祖母史太君及其助手鳳姐，體現了家庭的專制統治。他們破壞了寶黛的愛情。不過小說的內容，遠不止是這樣一個愛情故事。作者表明，生活本身決定了必然的悲慘結局。在當時的條件下，對家庭權力的反抗，為愛情自由的鬥爭，不可能有別的結局。這是生活的真實。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曹雪芹看到了這種真實情況，並把它表現為藝術形象。
寶玉並未走上與家庭和社會進行積極鬥爭的道路，這在當時條件下是很自然的。這不是小說的缺點，而是它現實主義的表現。曹雪芹受到時代條件和本階級立場的局限，不可能為自己的主人公找到積極的出路。但是小說激發了當時的讀者們對醜惡現實的仇恨和對美好新生活的嚮往。而小說的嚴整結構、準確的語言表達、人物的刻畫、對人物行動的心理分析以及優美的文字，都加強了小說的現實主義力量，提高了它的藝術價值。
菲什曼指出，巴納秀克俄文全譯本的主要功績，在於他使俄語讀者體會到了中國古代語言的氣息和曹雪芹的生動詩意。總的說來，譯文是高水平的。由於用俄語成功地傳達了小說中的很多詩歌意境，更加深了人們這樣的印象。這些詩歌的譯者是列寧格勒的漢學家L．N_孟什科夫(L．N．Menshikov)。翻譯這些詩歌的困難，還在於詩中往往隱藏著某些暗示。孟什科夫的譯詩很好地揭示了這些暗示(特別在第五回中)。
應該指出，譯者有時採用的語言，比小說中人物實際使用的語言更具有文學性。如在第三十六回中，王夫人所說的話比原作要斯文得多。大多數註釋都使讀者在瞭解中國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神話故事方面獲得了必要的知識。有人反對譯者把漢語回目採取的對稱雙行詩形式譯成散文。回目採取雙行詩的形式，這是中國小說的傳統，這來自說書人的民間創作，所以大家不明白國家文學出版社為什麼一再破壞這個傳統(《三國演義》、《水滸傳》也都如此)。
菲什曼最後說：「儘管存在著這些缺點，但《紅樓夢》這樣一部傑出巨著的俄文全譯本的出版，對像中國朋友一樣喜歡書中人物的蘇聯讀者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喜訊。」
1962年，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文學》(Kitaiskaya Literatura)一書，著者是索羅金和艾德林(V．Sorokin，L．Eidlin)。書中對《紅樓夢》作了比較扼要的評價。認為《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最偉大成就，在小說這面偉大的鏡子中，反映了整個階級的命運和整個社會的生活。小說的主題很簡單：富家子弟賈寶玉愛上了表妹林黛玉。家長不同意他們的婚姻，因為林太貧窮而且病弱。人們用欺騙的方法，把另一位親戚薛寶釵嫁給了寶玉。這樣，黛玉就悲痛死去，寶玉則削髮為僧。作者的天才，就在於圍繞著這一個簡單的主題，刻畫了真實的人生。
在曹雪芹的筆下，這一對戀人的悲劇，是封建道德要求和人性自然要求矛盾的必然結果。薛寶釵是賢妻良母的典型，她與宗法式的生活方式有著血肉的聯繫，而溫柔、敏銳和高傲的林黛玉則是置身事外的人。賈寶玉在專制、貪慾的家庭裡，也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父親雖然使寶玉吃盡了苦頭，但終不能使他成為皇帝的忠實奴僕，而去獵取功名。寶玉十分聰明，對舊的倫理傳統又極端仇恨。同時，作者也沒有把寶玉游離於他那個階層之外。寶玉善良、有才華、關心別人疾苦，但他畢竟是一位少爺，嬌生慣養，氣使頤指。在他對年輕女婢的態度中，這些特點表現得特別明顯。
在小說中，偶爾也出現了一些手藝人和農民的形象。作者聽到了農村在苛捐雜稅下的呻吟，並作了悲憤的控訴。但是他還不能通過相應的藝術形象，來體現自己對人民生活的理解。小說對農民的描寫是浮光掠影的，有些地方甚至是理想主義的。
《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心理小說，它的意義很難評價。問題不僅在於以後描寫封建家庭崩潰的作品，沒有一部不受曹雪芹的巨大影響；而且主要在於，這部小說激起了讀者高尚和善良的情操，大大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美學發展。
1964年蘇聯《亞非人民》(Narodyi Azyi i Afiriki)雜誌第5期發表了孟什科夫和裡弗金(B．L．Riflin)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紅樓夢)的無名氏手抄本》(Neizvestnyi Spisok Romana「Son v Krasnom Tereme」)。該文介紹了俄國漢學家瓦西裡耶夫對《紅樓夢》的研究和他所收藏的許多《紅樓夢》版本。瓦西裡耶夫認為，《紅樓夢》寫得太好了，所以必然會出現很多模仿本。模仿本雖然趕不上原本水平，但它們也一定會反映中國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因此，不能認為這些模仿本就毫無意義。文章說，俄國沒有一個漢學家不關心《紅樓夢》這部小說。彼得堡大學副教授巴波夫於1905年和1911年編輯了《中國文選》和《續中國文選》兩書。他把《紅樓夢》第二回到第五回選人該書，作為中國最優秀的著作供學生學習。這充分證明俄國漢學家對《紅樓夢》的重視。
文章提到一個事實，也許會使中國讀者感到驚奇。在俄國各大圖書館內，都藏有不少版本的《紅樓夢》。據作者說，甚至在敖得薩科學圖書館這樣次要的圖書館內，也保存著早期的《紅樓夢》善本。這個情況也是很有意思的。
但這篇文章最重要的地方，在於它扼要報道了一個新發現的《紅樓夢》手抄本(以下簡稱「列藏本」)的各種情況。對此情況海外學者潘重規、柳存仁、陳慶浩等人已有專文論及，我只簡單談一下。
文章說，這個新發現的手抄本是1832年由一個名叫巴維爾·庫爾梁德采夫的人從北京帶到俄國的，現藏蘇聯科學院亞洲人民研究所(以後似改名為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手抄本共八十回，分訂三十五冊。用乾隆《御制詩》第四集、第五集中的頁間襯紙抄寫，而《御制詩》本文書頁反而被拆開，反折，當作襯紙。
手抄本沒有書名標題和裡封面。文章作者認為在正文之前可能還有一冊，當載有小說標題、序言和目錄。作者開列了每冊包含的回數和頁數(如第一冊包含第一回、52頁，第二回、42頁；第三十五冊包含第七十八回、55頁，第七十九回、61頁，等等)，這裡從略。
抄寫情況。由四種筆跡抄寫而成。無法考證出抄者姓名，姑且名以甲、乙、丙、丁。四人都以楷書抄寫，甲的書法最好，抄得也最多。
手抄本技術資料。抄本版式為18．5em×25．5em。正文大小為12．5cm×17em。每頁抄9行，每行一般為16字，但也有多到24字者。誤抄處甚多。大多以墨筆改正，或貼補後重抄。
手抄本標題。手抄本沒有封面，所以不知書名為何。但可根據每個回目前的標題作出判斷。幾乎所有回目前面都有石頭記字樣，如「石頭記卷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茜紗窗真情揆癡理」。但也有例外，如第九、十六、十九、三十九、四十這五回，回目前沒有書名。第十回回目前寫的是紅樓夢。第六十三、六十四、七十二這三回，書名在正文的末尾，成：「紅樓夢卷第××回終」。
批注。作者說，在這個手抄本中沒有凡例和總批。只有眉批、雙批和夾批。作者開列了這些批注的數目和它們所在的回次與頁碼，並把它們與其他手抄本的批注作了比較後說：
1．第一回中的眉批沒有其他手抄本多。這個手抄本只有3處，其他手抄本多達13處。而且這3處中的2處所註釋的正文，其他手抄本中並無批注。
2．在這個手抄本的第一回中，夾批有14處，而其他手抄本中只有1處。
3．在這個手抄本的第三回中，眉批有43處，其他手抄本只有15處。
作者想以此說明，這個手抄本與其他手抄本很不相同。
異文。與其他手抄本相比，這個手抄本的正文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例如，拿第三回開頭兩頁同俞平伯、王惜時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對照，說明這個手抄本在兩頁中有14處異文，其中只有2處是過去的抄本中有過的。而且有些異文相差很大。如這個手抄本第一回第五頁，沒有「說說笑笑」到「變成一塊」一段文字，而只有「來至石下，席地坐而長談，只見一塊」。這與最早的即1754年的手抄本完全符合。作者認為，這也許能間接證明「列藏本」最接近於曹雪芹的原稿。
對手抄本成書日期，作者發表了如下看法：
1．抄寫此書時用的是乾隆《御制詩》第四集、第五集的襯紙，而沒有用第六集的襯紙。『第五集刻於1795年，第六集刻於1800年。故可以假定，此書抄成於1795年後、1800年前。
2．假定此書不是抄寫，而是修復整理，則成書年代還可往前推移數年，甚至一二十年。
3．抄本中的重大異文與1754年版本接近，有利於作這種假設。
以上就是孟什科夫和裡弗金那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文中只介紹了「列藏本」的簡要情況，並影印了6頁抄本原文。作了一些考證，
但未得出重要結論。到1977年，蘇聯有人對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並談了不少補充意見。後面我們將談及。
蘇聯《外國文學》1964年第8期為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發表了著名漢學家艾德林(L．Eidlin)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者曹雪芹》(Velikyi Realist Tsao Syue一tsin)。
作者認為，曹雪芹是世界文學中最優秀的現實主義代表作家之一。曹雪芹的貧困也許是他寫出《紅樓夢》這部偉大小說的主要原因，因為正是這種貧困促使他用另一種眼光來觀察周圍事物，同情被壓迫人民，認識到壓迫者的必然滅亡。
艾德林指出，《紅樓夢》是18世紀中國生活的一部百科全書。沒有一部文學或歷史著作，能像《紅樓夢》那樣清楚地闡明封建中國走向滅亡的特點。小說涉及生活的各個領域，包含對各種問題的看法。有些題目，研究者至今尚未進行探討。如作者在小說中表達的對詩歌的看法即是一例。
《紅樓夢》是一部關於寶黛戀愛悲劇的小說。這兩位戀人的幸福是被寶玉的祖母破壞的，正是她決定讓寶玉同寶釵結婚，因為按性格和地位來說，寶釵更符合賈氏家族的心意。曹雪芹在小說中向我們表明，即使兩位戀人得以結合，也並不一定得到幸福，因為在他們所處的那個腐化、自私和貪婪的世界裡，他們是孤立無援的。
曹雪芹的人道主義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他敢於描寫主子對奴僕們的殘酷態度上。賈家的享樂是以向他們提供產品及地租的農民的血汗和順從的奴僕的痛苦為基礎的。曹雪芹對皇帝還很信任。小說中揭露的種種罪惡，他並不認為是皇帝的過錯。但小說在講到皇宮內的情況時，也充滿了絕望的氣氛。這在元春省親這一回中表露無遺。這對曹雪芹的同代人來說，是意想不到和令人不安的事情。
中國早就有不少關於男女戀愛的悲喜劇故事，如《西廂記》、《梁祝》等等，但寶黛的愛情又與他們不同。他們不是普通的一對戀人，而是反對封建陳規陋習的戰友，他們的愛情產生於思想上的共鳴和對社會的反抗。
艾德林最後說：「作者描寫了一批既有優點又有缺點的人物。但寶黛的缺點並不能抹去這兩位主人公的正義行為，而寶釵的魅力也不能掩飾她令人討厭的性格和迥然不同於寶黛的本質。這一部悲慘的小說的悲慘之處，正在於它的兩位不滿現狀的主人公卻與他們反對的東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這裡一切都是注定要失敗的。作為惟一真正的和徹底的揭露者，曹雪芹對這一點作了極其有力的說明。在曹雪芹這一位時代的兒子身上，也存在著對過去的同情。但是他譴責他所熟悉的那個行將消逝的階級的堅強決心，是值得稱讚的。《紅樓夢》是一部傑出的現實主義小說。它留下了過去的印記，但它又像一切偉大的人類思想作品一樣是屬於未來的。」
艾德林在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時發表的這篇文章，新觀點不算太多，但幾乎無懈可擊。我只想指出一點，那就是在1964年中蘇兩國政治關係不正常的情況下，艾德林以如此熱情洋溢的語言和實事求是的態度，讚揚了曹雪芹和《紅樓夢》，這種精神就很令人佩服，要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
1970年代以後，由於種種原因，蘇聯對《紅樓夢》的研究似乎也逐漸趨向於考證。如1970年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學中的教育問題》一書中，載有司契夫(L．P．Syichev)的《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中的物和人名的傳統象徵意義》(Traditsionnaya Simvolika Veshchei i Imen v Romane Tsao Syue-tsinya「SonUKrasnom Tereme」)一文。文中提到：「對小說中的象徵意義進行分析，有助於我們更確切地理解作者的構思」；這種情況「特別適用於對三角戀愛中的三個主角(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服裝和人名的描寫」；「紅色是貫穿小說始終的主旨，如果把小說主人公的住處名稱同作者寫這部不朽著作時所在的那個書齋的名稱加以對比，就會發現曹雪芹對紅色有特殊的理解。主人公的住處名叫『紅院』，意思是享受紅色的院子；作者的書齋名叫『悼紅軒』，意思是悲歎紅色即悲歎世俗情感的工作室」。如此等等。
《莫斯科大學學報》(東方學類)1972年第1期刊登了林林(0．Lin—lin)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關於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中的象徵意義問題》(K Voprosu o Simvolakh v Romane Tsao SvMe—tsinya「Son v Krasnom Tereme」)。文章對司契夫的意見提出了不同看法。林林認為，對小說中的象徵意義進行分析，固然有助於更確切地理解作者的構思，但作者對服飾的描寫並不一定包含什麼特殊的意義。紅色不能簡單地照字面理解為紅的顏色；紅，還指年輕女子。所以「胎紅院」應理解成「享受與女子交往的樂趣的院子」，「悼紅軒」應理解成「為美女們服喪的書齋」。
據林林考證，在《紅樓夢》頭二十回中，有十處詳細描寫了書中人物的服裝：五次描寫寶玉，二次鳳姐，黛玉、寶釵、北靜王各一次。在描寫寶玉的五個場合中，有二次寶玉並沒有穿紅衣服。只有三次寶玉確實穿了紅衣服，但這和當時環境都是相稱的。如一次是為了做客，一次是過春節，如此等等。又如鳳姐，她是榮國府最年輕的媳婦之一，她本來就喜歡穿鮮艷的服裝，因此，她穿紅色服裝完全是正常現象。
林林認為，《紅樓夢》中人名的象徵意義是明顯的。如作者一開頭就利用了賈雨村和甄士隱這兩個人名，以表示小說已經隱去了真實的情況。書中其他象徵意義尚多，如作為寶玉前身的那塊石頭，躺在大荒山邊的青埂峰下，當然是指「大謊」和「情根」。寶玉在夢中喝的茶葉「千紅一窟」，當是「為一千個女子而一哭」；喝的酒叫「萬艷同杯」，當是「一萬個美女具有同樣的悲慘命運」。又如元春的四個姐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實際就意味著「原應歎惜」，早就預示著她們不太美妙的將來。而最重要的是書中男主角的名字賈寶玉，意思是假的寶玉，這可能意味著：這是一個對社會無用或為社會所不容的人。為了說明這一點，作者還創造了一個外貌、性格與賈寶玉完全一樣的甄寶玉與他作對比。甄寶玉在作了一場同賈寶玉一樣的大夢以後，徹底轉變了，變成了一個攻讀四書五經，一心向上爬的祿蠹，變成了一個賈寶玉所痛恨的那個社會的可靠分子和支柱，即變成了「真寶玉」。
1975年蘇聯出版了《中國服裝》(Kitaiskyi Kostyum)一書，書中刊載了L．P．司契夫和V．L．司契夫的一篇將近兩萬字的長文，題目是《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中的服裝》(Kostyum v Romane Tsao Syue— tsinva「Son v Krasnom Tereme」)。作者認為，《紅樓夢》中對服裝的描寫，是曹雪芹重要的藝術手段之一。曹為什麼要如此重視服裝呢?原因有二。第一，他出身於江寧織造家庭，自小受環境的熏陶，對服裝有很大興趣和研究。第二，服裝是最能清楚地體現隱藏著人的本質的物質外殼，最能像徵人生的變化無常和豐富多彩。這是曹雪芹獨創的藝術手段。作者把曹雪芹寫的前八十回，與高鶚續的後四十回作了對比以後發現：曹描寫服飾有169處，而高只有40處；曹有64處說明服飾的料子，高只有13處；曹有28處提到毛皮衣服，高只有7處；曹用了14個專門術語來說明服裝，高只用了4個；曹有81次說明衣服的色彩，並提到28種顏色，而高只有17次；如此等等。作者認為，這足以證明曹在描寫衣服方面有獨到之處。
《紅樓夢》中人物的性格、關係和作用，是通過什麼外在形式表現出來的呢?通過服裝。接著作者就對寶玉第一次出場時的裝束作了詳細分析，證明曹雪芹在描寫服裝時具有哲學上的概括意義，而決不是一種客觀主義的生活描寫。
作者認為，寶玉和寶釵過的都是塵世生活，他們的戀愛也是塵世戀愛。他們存在的主要形式是外殼，因此，曹雪芹著重描寫了他們的外殼即服飾。林黛玉也是書中主角，但她是天上的人，是崇尚精神的人，外殼對她並不重要。她和寶玉的戀愛是一種精神戀愛，所以曹雪芹幾乎沒有描寫她的外殼——服飾。
高鶚只在一個地方描寫了寶玉的服裝，那就是在第一百二十回中，賈政在船頭上的雪影裡看到寶玉「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賈政見狀問道：「如何這樣打扮?」作者認為，這樣提問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所有榮寧兩府的女孩子都穿過這種斗篷，甚至賈母也穿過。作者甚至認為，這裡高鶚說的「大紅猩猩氈的斗篷」，改成紅色僧袍，也許更符合上下文的意思。
這就是兩位司契夫對《紅樓夢》中服裝描寫的考證。我們且不談這種考證是否正確，重要的是，這種考證對研究《紅樓夢》究竟有多大意義，是很值得懷疑的。
1977年出版的《遠東文學研究中的理論問題》一書刊載了龐英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論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收藏的(紅樓夢)手抄本》(0 Rukopisi Romana 「Son u Krasnom Tereme」is Sobraniya Leningradskovo Otdeleniya Instituta Bostokovedeniya AN SSSR)。該文對孟什科夫和裡弗金那篇文章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文章指出中國現在知道的手抄本有九種，而「列藏本」可算是第十種。高鶚在一百二十回《紅樓夢》刻本的序言中說：「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秘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據此可以斷定，在《紅樓夢》刻本出現以前，抄本可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書坊賣出來的手抄本，大多由一個人抄寫而成。抄者文化水平低，錯漏多。第二類是有名的文化人收藏的秘稿。
作者認為，按裝幀和錯漏情況看，甲戌、己卯、庚辰、甲辰、己酉本及鄭振鐸收藏本等抄本，都應該歸人第一類，而高鶚修改過的「全集本」和「列藏本」都應該歸入第二類。
「列藏本」以行書、草書、楷書三種書法抄寫而成(這與前面孟、裡兩人所說不同)。在某些章回的頭幾頁，還保留著補貼痕跡，上面寫有章回次序。這使人們可以得出與孟、裡二位不同的假定：此書各回在合訂成書以前是單獨存在的。
還有一個重要情況。孟、裡二位假定，「列藏本」是以乾隆《御制詩》中的襯紙抄寫的。但潘克拉托夫和潘重規則有不同的假定。此書用來抄寫的根本不是什麼《御制詩》的襯紙，而是普通的竹紙。時間長了，頁邊磨損，收藏者把抄本拆開修整後重新裝訂。這時才把《御制詩》書頁拿來當襯紙。如果這個假定能成立，則抄本的成書日期當在《御制詩》第五集刻本之前。
證明抄本拆開重訂過的事實，是第六十五回部分書頁散裝在幾個不同的章回中。這顯然是重新裝訂時出現的錯誤。否則無法解釋這種情況。
孟、裡二位假定成書年代是在1795年到1800年之間。但不應該忘記，1791年已經出現了一百二十回《紅樓夢》刻本。有了坊間刻本，再去手抄《紅樓夢》就不大合乎邏輯。如果在此期間去修整和重抄手抄本，那就證明這個手抄本有重大的價值或者是一部秘稿。
「列藏本」還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庚辰本和有正本第十七回和第十八回是分開的，但正文又作為一回出現，而且只有一個回目：「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在「全集本」這兩回有兩個目次，而且有兩個回目。第十七回：「會芳園試才題對額賈寶玉機敏動諸賓」。第十八回：「林黛玉誤剪香囊袋賈元春歸省慶元宵」。「列藏本」這兩回是獨立的，分法同庚辰本中的說明。但第十八回沒有回目，第十七回的回目則與庚辰本、有正本同。
第二，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未寫完，到惜春謎處中斷。附錄(下一頁)有薛寶釵謎。並有注云：「此回未成芹逝矣，歎歎。丁亥夏，畸笏叟。」在其他各抄本中，此回下面作了很多補充，且都有異文。據俞平伯的意見，這些補充文字作者原稿中都是沒有的。在「列藏本」中，此處與庚辰本相同，但無附錄和注。這再次使人覺得，「列藏本」是《紅樓夢》最早的抄本之一。
第三，在所有手抄本中，第七十九回和第八十回特別引人注目，在庚辰本中，這兩回有一個共同的回目：「薛文龍悔娶河東獅賈迎春誤嫁中山狼」。有正本也分兩回且各有回目。第七十九回回目同上述回目。第八十回回目是：「美香菱曲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妒婦方」。「全集本」分回法與有正本相同，但第八十回的回目則又有異文：「懦迎春腸回九曲姣香菱病人膏肓」。1791年程高本第八十回採用了這個回目。「列藏本」沒有分成第七十九和第八十兩個回次，僅有第七十九回，但包含著這兩回的內容，其回目則又與庚辰本相同。
第四，「列藏本」中的雙批七十五和八十二(可能是蘇聯人對此書雙批的編號——筆者注)與庚辰本中的雙批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列藏本」中並未提及批注者的姓名。此外，「列藏本」隨著小說基本內容的發展而作了很多長注。根據很多學者的意見，這是曹雪芹原稿的特點。
這是筆者所見的一篇比較重要的蘇聯考證文章。現在，「列藏本」雖然已經在中國出版了，但這篇文章對廣大研究者仍然是有很大幫助的。
此外，還有一些文章，如T．B．阿拉波娃的《曹雪芹的(紅樓夢)是研究18世紀中國瓷器的源泉》(載《(中國社會和國家)第五次科學代表會議》，1974年莫斯科版)、龐英的《(紅樓夢)中反映的現實的歷史可靠性》(載《遠東文學研究中的理論問題》，1980年莫斯科版)等等，都比較重要，但苦於手頭沒有資料，就不能在這裡一一介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