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隱考證是研讀《紅樓夢》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話的意思是說，要想做好某件事情，必須有合適的手段或工具。正如俗語所說，手巧不如家什妙。同樣道理，要想讀懂《紅樓夢》也必須有正確的方式方法。
把《紅樓夢》只當成小說來讀，這是最常見的方法，許許多多的人正是這樣做的。只把《紅樓夢》當做小說來研究，也占《紅樓夢》研究者中的絕大多數。這樣做的合理性及獨立性顯然應該給予肯定。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作品本身來看，其謎書和史書性質是借小說形態來存在的，作品的文學性並沒有因其謎書和史書性質而遭到破壞。作者的藝術才能的卓越之處在於，他沒有由於隱寫史實的需要及限制而削弱作品的小說品格。《紅樓夢》僅從小說角度去欣賞和研究也是無與倫比的精品，儘管這一點並不是集中體現其藝術個性之處。另一方面，從讀者對作品的接受來看，任何一部文藝作品都存在著不依作者的創作意圖為轉移而被讀者單方面加以理解的現象。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不管《紅樓夢》是不是史書和謎書，人們只按照讀其它小說的思維習慣來欣賞和理解《紅樓夢》，顯然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只把《紅樓夢》當作小說來讀顯然又是不夠的。事情本來就是極其簡單明瞭的：既然作者費盡心機，把自己的身世遭際隱寫在了作品之中，那麼毫無疑問，將這些史實索隱考證出來，也就成了閱讀和研究《紅樓夢》的基本任務和基本方法。只有這樣去做，才能瞭解作者的創作意圖，才能發現和把握作者獨特的智慧和才華，才能正確地確定《紅樓夢》在世界藝術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價值和意義。試想，按照研究其他小說的思維方式，能知道「一從二令三人木」的確切含義嗎？能解決當年令俞平伯先生百思不解的賈家亦南亦北現象嗎？能具體地回答孔梅溪是何許人嗎？
這種考究《紅樓夢》中隱入的史實的方法有個名稱，叫做索隱。自《紅樓夢》問世以來，索隱派就與小說批評派、考證派鼎足而立。但是索隱派成就最差，名聲也不太好，甚至被認為旁門左道，走火入魔者流。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思想認識上的局限外，主要是新舊索隱派的研究成果本身毛病太多，不足以服人。
不過話又說回來，索隱工作成績不佳，乃至頗多牽強附會、捕風捉影、胡猜亂扯之作，並不等於索隱方法本身與《紅樓夢》的實際情況不相適應。道理很簡單，科學實驗可以成百上千次地進行，對《紅樓夢》的索隱考證怎麼會一蹴而就呢？我們不會因交通事故而廢棄汽車和飛機等交通工具，不會因偷稅漏稅現象的存在而廢除市場經濟，又有什麼理由僅憑幾次或幾十次失敗就放棄或否定索隱方法本身呢?我們平時猜一個謎語有時都十分費力，何況現在面對的是《紅樓夢》這樣一部作者嘔心瀝血創作出來的謎書呢？甲戌本第六回回末總批：「作者真筆似游龍,變換難測,非細究至再三再四不記其數,那能領會也,歎歎！」可見作品中隱入的謎底相當難解。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索隱派沒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績，實在是一件極其正常的事情。失敗是成功之母，他們的失敗避免了後人犯同樣的錯誤，促使後人尋求更符合作品實際的思路，也就為揭開紅樓夢之謎做出了貢獻。打個不盡恰當的比喻，小說批評好比游泳，會水的人可以隨心所欲地暢遊，而索隱考證卻好比登山探險，一步踩空便會粉身碎骨，所以索隱工作出現謬論怪調的概率實在是太高了。要想正確地揭開紅樓夢謎底，也許要需要幾代乃至十幾代人的努力呢。因此我們理應對索隱派多一些寬容和諒解。如果紅學界能夠早些時候便清醒明確地認識到這些，從而能夠積極倡導並扶植對《紅樓夢》的索隱考證，大家齊心協力，共克難關，出了錯誤不是冷嘲熱諷而是熱情匡正，犯了錯誤不是強詞狡辯而是自覺改正，也許《紅樓夢》的奧秘早已經大白於天下了。
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需要索隱，而在於如何去索隱。使索隱從猜想變成科學，這便是擺在索隱派面前的新任務和新課題，捨此索隱派就會仍將處在不被理解的境地，不可能達到揭開《紅樓夢》謎底的目的。
要想使索隱具有科學的學術品格，其首要條件是從作品索隱考證出來的史實即謎底能與相關的歷史記載對上號，達到有史可依，有史可據的程度。所以科學的索隱同時也就是一種考證。只不過這種考證是圍繞著《紅樓夢》本身提供的信息來進行的，這和以胡適肇其端，以周汝昌集大成的考證派拋開作品內容圍繞曹家情況來展開探求有所不同。但既然是考證，就要求有一定的史料依據，這又是二者的共同之處。
有人會說，如果《紅樓夢》記載的都是史料中沒有記載的事，你又如何去考證呢？我們的想法是，若果真如此，對《紅樓夢》的索隱考證確實就成了一件無法確定其對錯的工作。換句話說，《紅樓夢》若真的只寫書中沒有記載的事情，那麼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將是不堪一擊的空中樓閣。但是實際情況一定不會完全這樣。首先，作品中隱入的歷史人物應該是在史料中給予記載的可供對照的人物。所以，只要我們對作品隱寫的歷史人物的確定是結合確鑿的史料記載來進行的，就已為我們的索隱考證工作的正確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在此基礎上對作品中隱寫的生活事件的發掘，就成了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次，無論是與歷史真相相符的記載還是掩蓋了歷史真相的記載，也都可以成為我們索隱考證的依據。再次，作品隱入的生活事件可以部分或大部分不為史料所記載，但總要有一些記載成為索隱考證的基礎，總要有一些與事實真相相關的蛛絲馬跡在歷史記載中顯現出來。總之，總要有一些可供對照的歷史記載為依據，總要有一些可供參考的歷史記載為佐證，在這種基礎上索隱出來的那些不為史料記載的史實也會變得令人信服起來，從而使《紅樓夢》具有獨立的史書品格。
明白了這一點，就會發現至目前為止的一切索隱著作都不符合這一要求。比如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沒能夠令人信服地證明寶玉何以指代了順治，黛玉何以指代了董小宛。台灣的杜世傑先生的《紅樓夢考釋》在論述賈府隱清宮這一點上頗多史料依據，論證也大體合乎情理，是其著作中最具說服力的部分，也是其成就和貢獻之所在，但作品中大量關於某人隱寫了某一歷史人物的論述就過於隨意且又缺乏歷史依據了。
霍氏姐弟等人的《紅樓解夢》系列著作，中心觀點是曹雪芹與其戀人竺香玉合謀殺死雍正，這一觀點的正確與否暫且不說，關鍵問題在於，霍氏無法將曹雪芹與作品中的人物對上號，因為在歷史上找不到有關曹雪芹的記載並印證以《紅樓夢》。至於曹雪芹戀人是誰，她有什麼特徵等等，就更是子虛烏有，一片空白了。退一步說，即使霍氏的中心觀點與歷史上發生的事相符，曹雪芹及其戀人和雍正間的恩怨真的存在過，霍氏的工作也沒能令人信服地證明這一點。以歷史學的科學態度來看問題，由於材料的匱乏，霍氏實際上在證明一件無法證明的事情，其觀點完全是一種猜想。因此其著作不能讓人產生「由有論無無為有」的印象，只能給人一種「由無論有有也無」的感覺。
使索隱從猜想變成科學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索隱出來的史實即紅樓夢謎底能形成一個內在的有機整體。這就是說，《紅樓夢》不可能是部包羅萬象的大雜燴式的謎書。許多索隱著作對《紅樓夢》本事的索考支離破碎，無法形成互相聯繫的網絡，缺乏貫穿其網絡的綱目。比如蔡元培認為「金陵十二釵」影射康熙朝的文人學士，但這與他所確定的此書「吊明之亡，揭清之失」１的主旨有何關連？若說「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２別說這種感情很難服務其主旨，即便有此作用，何以在《紅樓夢》中無所表現？杜世傑的《紅樓夢考釋》似乎算得上迄今為止索隱派中成就最大者，然其著作中大量具體說法根本與反清復明的主旨相脫離。這種缺乏有機整體觀念的索隱，也反映在一些具體的細節中。比如杜世傑先生理解可卿判詞，頭一二句指董鄂妃，但三四句卻成了寫明清的「不肖」，３這怎麼不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呢。
判定對《紅樓夢》的索隱考證是否科學的另一個標準，就是能否盡可能多地解釋作品中大量內容。按理說，作品隱入多少史實，就應索出多少史實；作為小說，因連綴成篇的需要而不隱入史實的內容也必然會存在，況且讓作品處處與史實內容產生聯繫恐怕也不是一個人的藝術才能所能勝任之事。所以似乎不應提出這樣一個標準。但是考慮到作者卓異的才華，在我們還沒有完全掌握作品本事之前，確定這樣一個標準是必要的。以往的索隱派存在的一個共同缺陷，就是不能達到這一標準。別的不說，既然認為《紅樓夢》隱入了真事，最起碼第五回中十五個人的圖冊判詞及作品中的謎語的史實內容應該有個確切的說法吧，可惜竟無一人做到這一點，遑論其它大量寓意深遠的內容了。
總之，有一定的史實依據並將其與作品內容對上號，在形成內在完整有機系統的前提下能盡可能多地闡釋作品內容，便是將索隱從猜想變成科學的基本條件。綜上所述，下面的結論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吧：科學的索隱考證是研究和閱讀《紅樓夢》的基本方法，也是打開紅樓夢謎宮的金鑰匙，是解決作品本身及與作品相關的諸多問題的必由之路。因此，從作品的實際情況出發，克服各種成見的束縛，將作品中隱入的史實考究出來，徹底解開紅樓之謎，讓作者的藝術才華和《紅樓夢》的獨特價值充分顯現出來，就成了擺在每個紅學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務和首要工作。紅學界應該攜起手來，克服文人相輕的陋習，開動腦筋，放下包袱，鼓勵標新立異，提倡百家爭鳴，同心同德，堅苦拚搏，為使作者九泉瞑目，為能真正繼承好《紅樓夢》這一空前絕後的人類文化遺產而貢獻出各自的才華與心血。這，也就是本書的宗旨與目標，是我們對索隱考證情有獨鍾的根本原因。
人間正道是滄桑，求是創新解迷茫。手把紅樓金鑰匙，迷宮處處有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