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夢》不避諱

論《紅樓夢》不避諱

論《紅樓夢》不避諱

紅樓評論

《紅樓夢》的避諱問題,最早是脂硯齋提出來的。近年來,有些紅學家進一步想從避諱問題引伸出曹雪芹家世生平和《紅樓夢》版本流傳的新啟示、新材料。例如馮其庸同志在《論庚辰本》這部著作中談到避諱問題,想「證明《庚辰本》從頭到尾是據已卯本過錄的」。周汝昌同志在《紅樓夢新證》舊版本中認為曹雪芹避曹璽的諱;而戴不凡同志在《石兄和曹雪芹》一文中,又從避諱證明「雪芹根本不是曹寅、曹荃的嫡系子孫」。專家們的說法雖不盡一致,但在避諱問題上卻沒有任何分歧,即認為《紅樓夢》裡不但避諱了,而且還是嚴格地隱蔽地避諱了。

    事情真像專家們所說的那樣?我看未必。根據我的粗淺的看法,《紅樓夢》恰恰是一部不避諱的奇書。雖然,我們今天所依據的都不是曹雪芹的原稿。但是,早期的乾隆抄本俱在,到底避諱不避諱還是有跡可循。現在讓我們實事求是地查考一下吧!

一、不避皇帝的「御名」、「廟諱」

封建時代,避皇帝的名字,叫做「國諱」、「公諱」,歷代皆然。但清代,由於滿清統治者對漢族知識分子心存疑忌,所以避諱之制最為嚴格。不但在位的皇帝名字不能觸犯,而且,「凡遇列祖廟諱,清漢字概行敬避」。誰要是疏忽不避(更不用說有意不避),輕則杖責,重則「以大不敬律治罪」,以至身首異處,釀成巨禍。我們在康、雍、乾三朝大量的文字獄檔案中可以發現,其中許多案子,都是觸犯了皇帝的尊嚴,在避諱問題上出了亂子。例如乾隆四十二年,浙江新昌縣舉人王錫侯案,就因為他的《字貫》一書的凡例,把康熙、雍正的「廟諱」和乾隆的「御名」字樣開列,被定為「大逆不法」,殺了不少人。所以一般文人,遇到皇帝的名字,無不謹小慎微,誠惶誠恐,或改字,或空字,或缺末筆,甚至連偏旁的字都嚴格避忌。

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候,滿清統治者在中原建立皇朝已經經歷了四個皇帝,即順治、康熙、雍正和乾隆。按理說,這四個皇帝的名字是必須避諱的。但是,我查考了四種主要抄本,卻是這樣的情況:

順治名字福臨。各本都不避。

康熙名字玄燁,甲戌本不避,庚辰本有幾個「玄」字也不避,有幾個缺末筆作「玄」,還有「絃」眩」、「炫」等字,有避有不避。己卯本是怡親王府的抄本,避得比較嚴格,包括「玄」、「絃」、「眩」等字都缺末筆,但也有個別不避的。戚序本時間較晚,也嚴格地避諱;有改「玄」為「元」的,也有缺末筆的。

雍正名字允禎,這「禎」字與「禎」字形似,一般連「禎」字也避。可是,甲戌本上卻出現一個「禎」字。其餘各本,有的改為「貞」字,有的乾脆把句子完全改了。

乾隆名字弘歷,甲戌本上沒有這兩個字,其他各本「弘」字缺末筆。另外,「時憲歷」改為「時憲書」,這是全國性的統一的避法,而且已經成為專有名詞,就很難說是避諱了。

上述情況對於這問題說明了什麼呢?它說明《紅樓夢》裡的避諱問題,是在版本流傳過程中逐漸嚴格起來的。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甲戌本沒有絲毫避諱的痕跡。如果說,曹雪芹的原稿是避諱的,那末很難想像抄手敢於違背原著,膽大妄為而又獨出心裁地不避諱。唯一的解釋,該是原稿並沒有避諱,而抄手忠實於原稿,因而在各種版本中保留了這個獨特的不避諱的現象,這真是難能可貴的真跡。庚辰本有一半以上的「玄」字不避諱,也說明祖本就是這樣。抄手有時疏忽大意,照錄原樣;有時發覺了,又避起來了。總之,這些倖存下來的不避諱的現象,都只能來源於原稿。

二、不避太子的名字

乾隆次子名永璉。乾隆即位後,即密旨定永璉為皇太子。不料乾隆三年,永璉一命嗚呼,於是「一切典禮如皇太子儀」,「謚皇太子永璉為端慧皇太子」。按理說,這個公開的皇太子的「諱」也需要避(乾隆九年的「諭旨」還規定,宗室命名不得僭用內廷擬定字)。可是,《紅樓夢》裡賈璉的「璉」字,卻與皇太子永璉的「璉」字相同。為什麼曹雪芹要找這個麻煩?難道不能找別的字代替嗎?難道「王」字旁的字還少嗎?由此推測,曹雪芹根本沒有考慮避諱問題。有些地方,像是故意冒犯似的,這是極其耐人尋味的事情。

三、不避親王的名字

清廷規定,「凡內外小臣,名與諸王大臣同者,酌量改易」(見《永憲錄》)。乾隆二十六年,發生了一樁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裁集》案。乾隆親下「諭旨」,嚴加譴責,其中一條「罪狀」就是:「又如慎郡王,以親藩貴介,乃直書其名,至為非體」。這就是說,遇到郡王(更不用說親王)名字,是要敬避的。無獨有偶,《紅樓夢》第二回介紹賈府祖宗時出現了一個賈代善。這代善二字,恰恰是清太祖努爾哈赤次子、禮親王的名字。這種安排,也是令人驚愕的。

四、不避與皇帝稱號有些瓜葛的字樣

不但皇帝的名字必須敬避,就連與皇帝稱號有些聯繫的字,或者他們引以為諱的字,也都不可觸犯。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因為做過和尚,於是連「光」、「僧」、「釋」、「禿」等字都認為譏刺,都不許臣民在詩文中「影射」,可見避諱範圍擴大到何等程度。

清代文字獄中也有類似事例。雍正四年,禮部侍郎查嗣庭主考江西,出試題曰「維民所止」(語出《詩經·商頌·玄鳥》)被人告發,說「維」、「止」二字隱寓「雍正」砍頭,結果「照大逆罪凌遲處死」。雖查嗣庭已病死獄中,還要「戮屍梟示」,兄弟子侄或處死,或流放三千里外,無一倖免。這案件轟動一時,嚇得一般文士無不引以為戒。

可是,《紅樓夢》第八十四回,寫賈政在學政任上出過一個試題叫做「惟士為能」(語出《孟子·梁惠王》)。這「惟士」二字,也有些像「雍王」砍頭(「惟」字與「維」字通)。這一險筆,到底出於曹雪芹之手,遂是出於續書者之手,很難遽斷。    

還有一例,乾隆在即位之前,原封為「寶親王」;即位之後,也可以說是「寶皇帝」了。《紅樓夢》第四十六回,借鴛鴦之口寫道:「我這一輩子莫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我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嚴格地說,這「寶皇帝」三字也是有些風險的。

五、不避皇帝專用的字

雖然不是皇帝的名字、稱號,但使用皇帝專用的詞語,也被認為僭越。乾隆時期,有一個文墨欠通的廩生名叫韋玉振,他在刊刻他父親的行述裡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並赦屢年積欠」等語,被地方官告發「殊屬狂妄」,興獄嚴訊。原來在封建社會,只有皇帝才有資格用這個「赦」字,所謂「皇恩大赦」是也。奇怪的是,《紅樓夢》裡竟有一個「賈赦,字恩侯」,這個名字也是取得「膽大妄為」,很有「不敬」的味道。

六、不避「大明」

清代文字獄中,在「明」、「清」兩字上慘遭殺身之禍的也大有人在。滿清統治者害怕漢族知識分子追念「先朝」,詆毀「聖朝」,因此強迫要求把清朝的國號抬寫,而對「明」字更不許與頌揚的字聯在一起。這種深文周納,吹毛求疵的怪毛病,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例如李膦《虯峰集淨有「杞人驚轉切,翹首待重明」之句,戴昆《約亭遺詩》裡有「長明寧易得」之句,徐述夔《一柱樓詩稿》裡有「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之句,還有呂留良「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昭入」之句,都被認為是反清思明,「罪大惡極」。:    《紅樓夢》裡有「大明宮」(第十八回)和「大明角燈」(第五十三回)的詞兒,過去,索隱派認為這是曹雪芹頌明反滿的鐵證,未免牽強附會。但是從避諱的角度來考慮,「大明」兩字聯在一起,到底容易刺激滿清統治者的神經,卻是事實。所以後來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端端地刪去「大明」二字,改為「角燈」。

七、不避「夷夏」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寫芳官番裝,寶玉給她起個番名,叫「耶律雄奴」(後來乾脆叫作「野驢子」),接著,發了一通議論,以「大舜之正裔」自居,大談其北方少數民族「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等等。這段文字,今天看來當然是充滿了大漢族主義思想,應該徹底批判。但在明清易代之際,在廣大漢族人民深受滿清統治者血腥鎮壓的時候,它卻像一柄利劍刺向「當朝天子」,具有不畏強暴的反抗精神。誰都知道,清代的文字獄,最早就是從莊廷瓏《明史》案開始的,以後呂留良、曾靜案、戴名世案等等,都因為牽涉到「夷夏之防」,對北方少數民族、包括滿族用了一些貶低性侮,辱性的稱號,結果大獄迭起,株連無算。雍正十一年,清廷為此而重申禁令:凡刊寫書籍,一律諱避胡虜夷狄等字,再犯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到乾隆年間,甚至連宋人罵遼、金、元,明人罵元的書籍都要一律焚燬。令人不解的是,曹雪芹在寫《紅樓夢》的時候,好像處在另一個世界,竟然大膽落墨,毫無顧忌。

八、不避家諱

   避家長的名字,叫做避「家諱」,不避就是「不孝」,這在封建社會裡簡直成為法規。可是,曹雪芹寫《紅樓夢》,卻多次出現「寅」字,犯了他相父曹寅的「諱」。例如:

第十回,張太醫為秦氏看病時說:「……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問必自汗,如坐舟中。」

第十四回,寫鳳姐協理寧國府喪事,「至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妝」。

第二十六回,寫薛蟠誤認「唐寅」二字為「庚黃」。

第六十九回,天文生對賈璉說:尤二姐「明日寅時入殮大吉」。

不避「寅」字,能說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嫡親孫子嗎?不能。因為曹寅與曹雪芹的祖孫關係,是有根據、有明文記載的。至於不避諱的問題,應另有原因;正像曹雪芹不避「國諱」,不能說他不是乾隆時期的人一樣。

是不是家諱不被人們所注意,因而在曹雪芹原稿上的避諱痕跡,在轉輾傳抄過程中消失了呢?我看也未必。舉一個例子:己卯本上「祥」字都寫作「??」,這是怡親王府避家諱的寫法。可是,與己卯本有淵源關係的庚辰本,在第七十八回裡卻也出現一個「??」字。可見,避諱的殘餘痕跡,總會以各種方式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來。今天,我們看到這許多乾隆抄本,沒有一個本子,沒有一個地方發現有曹雪芹避家諱(包括避他父親的諱)的跡象,這只能說明原稿裡就是什麼都不避,包括家諱也不避。

這裡,有兩條經常被人們引用的脂批值得一談。

一條是第二十二回,賈政作謎:「身子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應」。脂批曰;「好極,的是賈老之謎,包藏賈府祖宗自身,『必』字暗隱『筆』字,妙極。」但這條批語到了周汝昌同志手裡,卻換成「隱榮府祖宗姓名」,因而斷言「此處所指,即曹璽之『璽字』,璽即雪芹祖宗,字義與身方體硬之語又暗合也」(見《紅樓夢新證》舊版本第502頁)。其實,「有言必應」暗示「有言筆應」,說明了筆與硯之間的密切關係,再沒有比這個謎底更貼切了。至於脂硯齋「包藏賈府祖宗自身」的說法,是否故弄虛玄,符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已經可疑了,而周汝昌同志進一步扯到曹璽的「璽」字,認為這也是一種避諱法,更是離題太遠了吧!

另一條是庚辰本第五十二回,寫晴雯補裘畢,「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句下,有雙行小注云:「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法,避諱也。」這條批語,一方面證明曹雪芹是曹寅的嫡孫,這是很有價值的;但另方面,說明脂硯齋主觀武斷,刻意求深,卻是沒有道理的。試想,當時夜深人靜,室內燈光不足,看自鳴鐘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只能寫作「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如果換一種筆法,寫成「只見自鳴鐘指在寅正初刻」,那就描寫失真,興味索然了。此外,第五十一回有「自鳴鐘噹噹的兩聲」,第六十三回有「鍾打過十一下」,難道這都是在避諱嗎?可見,作者在這裡並沒有避諱的意圖,更何況《紅樓夢》裡明明有許多地方作「寅」字,不存在這種隱蔽的避諱法。我們信賴脂硯齋,卻不能到了迷信的程度。事實上,批者與作者之間是有思想差距的。    

九、關於避孔子的諱

避孔子名字,叫做「聖諱」,歷代如此,特別是唐宋以後較為嚴格。孔子名丘,缺筆作正,但更多的情況是改字。由於年久習成,許多出於避諱考慮的俗字出現了,也被人們所接受了,寫慣了。例如「丘壑」寫成「邱壑」,「天盡頭,何處有香丘」的「丘」寫成「??」,就是丘的俗字。又如第六十七回,「虎邱帶來的」玩物,把「虎丘」寫成「虎邱」,也已經有很久的歷史,成為一種固定的寫法,失去了避諱的意義。因此,儘管《紅樓夢》裡出現了「??」和「邱」,卻很難斷定是不是有意識地避孔子的「聖諱」。更何況,庚辰本裡發現兩個「丘」字,一個在第四十二回,一個在第五十八回,說明也有不避諱的。

十、《紅樓夢》為什麼不避諱?

避諱,是封建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避諱的目的,就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三綱五常」的封建秩序,以圖鞏固罪惡的封建統治。所以,避諱的態度如何,多少反映對封建制度的忠誠程度。    

曹雪芹是我國十八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藝術家。他對封建制度心懷不滿,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在他的心目中,皇帝是人,不是神。《紅樓夢》裡,有許多地方表現他對皇帝的輕蔑以及對時政的抨擊(詳見拙著《略論<紅樓夢>裡對皇權的態度》,載《紅樓夢學刊》第一期,特別在第二回裡,他通過賈雨村之口,竟然把他所欣賞的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等皇帝,跟平民、跟「奇優名娼」平列在一起。這說明,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在他腦海裡已經淡薄了。這是他不避諱的思想基礎。

曹雪芹原是漢族人。遠祖入了旗籍,並從皇帝家奴爬到顯宦近臣,成為滿清統治階級的一分子。但曹頫\獲罪以後,他的地位下降,「離合悲歡,炎涼世態」,促使他比較清醒地看到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顯然,他同情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反清情緒,這也是不避諱的一個重要原因。

殘酷的文字獄當然對他產生思想影響。但是,他頑強不屈,並沒有在屠刀下被嚇倒。相反,他懂得怎樣巧妙地同封建統治者作鬥爭,怎樣巧妙地保護自己。他充分利用小說的特點,故意不暴露創作年限,故意混淆故事的時間概念,反覆強調「無朝代年紀.於考」,這樣,他就替自己的不避諱找到了安全的「防空洞」。如果他像寫歷史著作一樣,嚴格地避諱,遇到康、雍、乾三朝皇帝的名字缺末筆,那末,這部小說的寫作年代就不言而喻,它所譏刺的「朝政」和「時弊」也就更具有針對性,這不是自找麻煩嗎?由此可見,為了、迷惑統治者的視線,為了突出小說的「荒誕不經」,曹雪芹選擇不避諱的手法,是有深意的。    

曹雪芹是一個放達之士。他在宗法家庭裡決不是一個恪守成規的孝子賢孫。所以在避諱問題上,他也與一般的正統文人、道學先生們不同。《紅樓夢》第七十九回寫夏金桂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凡有不留心誤道者,定要苦打重罰,甚至擅將「桂花」改為「嬋娥花」;凡此種種蠻橫無理的做法,出之於曹雪芹的筆下,足以證明他對避諱一事內心極度憎惡。更重要的是,曹雪芹寫《紅樓夢》,並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世。蓋曹寅身後原有巨額虧空,名聲並不好。曹頫\落職抄家,後來隱姓埋名,銷聲匿跡,又顯然受「奸黨」李煦的牽累。如此險惡處境,如果曹雪芹嚴格地避家諱,很容易被人發覺他的政治身份,這對他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紅樓夢》問世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既不知道作者曹雪芹是誰,又不知道此書成於何時,寫的是誰家的事情,甚至胡加猜測,以訛傳訛,這都說明不避諱這一招起到了某種掩護作用,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綜如上述,《紅樓夢》不避諱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是自覺的,也是被迫的。

至於為什麼在文網極嚴的年代,這部不避諱的《紅樓夢》竟然未被發覺、未被制裁呢?據我的揣測,主要是曹雪芹寫的原稿,流傳範圍極其狹仄,而且一經傳抄,很快改變了原貌,許多不避諱的痕跡無形中消失了。再加上統治階級歷來鄙薄小說,認為它「俚俗」,「不登大雅之堂」,不像詩文集那樣受到重視。這樣,這部不避諱的奇書終於成為漏網之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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