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清代政治管見

《紅樓夢》與清代政治管見

《紅樓夢》與清代政治管見

紅樓評論

清王朝雖然是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埋葬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但它在前期康、雍、乾時代,在所謂文治武功上,在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獨裁統治上,都頗有超過以前王朝的地方。魯迅先生就指出康、雍、乾三朝的「文化統制」政策很「博大和惡辣」。(《買<小學大全>記》)我們只要看看曹寅、李煦這兩個精幹的奴才給康熙寫的秘密奏摺以及他的一系列批語,不難看出他是多麼的精明,敏感,老謀深算,對大清統治反應最敏感的江南地區所發生的任何風吹草動的跡象,都沒逃過他的眼睛。雍正、乾隆的個性、作風雖和康熙不同,但是在大權獨攬,以陰鷙、惡辣眼光監視全國臣民,玩弄一張一弛的不測之威上,和康熙還是一脈相承的。    

    但是,文學的發展,也像歷史的發展一樣,並不以統治者的意志為轉移。在「博大和惡辣」的「文化統制」之下,在文字獄連年不斷,文士大受殺戮的年代,《紅樓夢》這部反封建的偉大作品問世了。而且這部書的作者正是出生在祖孫三代深受皇帝寵愛的包衣奴才世家裡。    

《紅樓夢》第一回裡就申明,這一段故事裡,「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這段申明的意圖何在,是頗令人費解的。按封建社會一般讀者的認識說,作者生活在太平盛世,本來就應該寫大賢大忠的種種善政的,而作者卻偏要申明不寫,這到底是為什麼?也有人說,這個申明不過是「假語村言」解釋也並不圓滿。現在書裡確確實實沒有什麼「大賢大忠」的人物,又怎麼能說這是「假語村言」呢?    

照我們現在的猜想和推測,這個申明是有針對性的。原來清初的皇帝都是乾綱獨斷,都有一種不大信任大臣、特別不大信任漢族大臣的心理。康熙說:「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乾隆說:「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無旁落,即左右親信大臣,亦未能有榮辱人,能生死人者。」(《東華錄》)他們既不相信有忠賢的名臣,也不允許別人稱讚朝中某某人是忠賢的名臣。所以儘管在封建時代人們都認為太平盛世的文章應該歌頌大賢大忠,但出身於深得帝王寵愛的奴才世家的作者,卻深知清代皇帝猜忌大臣的心理,所以在寫小說的開頭時,先就申明他的書裡「並無大賢大忠」。以免引起皇帝政治上的猜疑。乾隆四十六年,有一位孝子、道學家尹嘉銓請皇帝允許將「我朝」名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等和他的父親尹會一從祀孔廟,竟惹得皇帝大怒,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結果尹嘉銓處紋立決,乾隆為此還發了一道手諭道:「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兩三千年以來,人們都認為朝廷有名臣是社稷之福,如曹操《對酒》詩說:「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王安石《杜甫畫像》詩說的「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乾隆則一反常情,認為乾綱在上,朝廷沒有名臣才是社稷之福。魯迅先生更把乾隆的獨夫之心剖析得十分透徹:「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可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懂得由乾隆公開宣示出來的清朝歷代皇帝的獨夫心理,就會覺得《紅樓夢》第一回這段申明確實是有的放矢之詞,並非泛泛之筆。正是因為深知乾隆不喜歡朝廷有忠臣和名臣,所以作者在寫第三十六回時,又借寶玉之口,進一步發揮了斥責「文死諫、武死戰」的忠臣們的議論。寶玉說:「那些鬚眉濁物,只聽見『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節,便只管胡鬧起來,那裡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諫之臣,只顧他邀名,猛拼一死,將來置君父於何地?……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著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機垂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釣譽,並不知君臣大義。

把寶玉這段斥責死諫死戰的忠臣的議論和乾隆的朝無名臣是社稷之福的手諭對照起來讀,是頗有意義的。乾隆為什麼說朝無名臣是社稷之福呢?正是因為朝裡有了名臣,就勢必要有損於皇帝的權威。《韓非子.難一》「歷山之農者侵畔」裡早就說過:「賢舜(臣),則去堯(君)之明察,聖堯(君),則去舜(臣)之德化。」「今堯(君)舜(臣)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這和賈寶玉說那些死諫之臣只顧自己邀名,不知置君父於何地的議論,似乎在邏輯推理上很有點合拍。但是,兩個人說著相同的話,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立場觀點的一致,何況在作者的筆下,寶玉的話本來就夾雜著嘻笑怒罵的腔調,有虛有實,指東說西,「橫看成嶺側成峰」,叫人一下子猜不透。但耐心一看,雖然兩人都在指責忠臣,但著眼點卻完全不同。乾隆說朝無名臣是社稷之福,意思是沒有名臣才有利於樹立皇帝的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寶玉說忠臣沽名釣譽,則是為了揭露封建末世的某些所謂忠臣的本來面目,指出封建名節的虛偽。一個是維護封建的綱常名教,一個則是揭露封建名教的虛偽。  

《紅樓夢》不寫朝廷寫家庭;不寫大賢大臣,而寫閨閣婦女、庸碌家長和不肖子弟,不寫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而寫兒女私情,家務糾紛;一系列悲歡離合、驚心動魄的故事都不出大觀園和榮、寧二府,題材的圈子縮得小而又小。一方面固然決定於作者的生活經歷和文藝觀點,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避開大興文字獄的皇帝及其鷹犬們的眼跟睛。《莊子》裡有一句名言:「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喜愛《莊子》的作者似乎正是和「中國之君子」反其道而行的,他對於「大賢木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等等屬於「禮義」的內容不敢寫也不願意寫,而把主要精力都用在知人心、寫人心上面。作者好像庖丁解牛一樣,對賈家這個簪纓詩禮之家的一系列人物進行了剖析。他操著那把鋒利無比的屠刀,以無厚入有間,避開政治、禮義的筋骨關節,深入到每個人物心靈的深處,發舊病於膏盲,顯新機於萌蘗,毫無諱飾地暴露了封建社會面臨滅亡時期的人們靈魂深處新舊事物鬥爭的隱密的情狀。魯迅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我們可以說,就是把歷來的「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的那些陳舊的思想和寫法都通通打破了。  

有一個至今還在引起爭論的問題:《紅樓夢》寫一個家族的興衰能不能反映封建社會的衰亡沒落的趨勢?舒蕪同志在《「誰解其中味?」一一有關<紅樓夢>的若干問題討論》(載《紅樓夢學刊》一九八 ○年第一期)一文中作了否定的回答。「說一個賈府的敗落,就反映著清朝的必然衰落,甚至反映了整個封建社會的必然崩潰,我以前也不止一次這樣寫過說過,現在很有些懷疑了。」「桐城張英、張廷玉父子兩代都是大學士……直到清末,人們還說他們家是『八代簪纓,於今未替』哩。……。桐城張家的『八代簪纓』,就沒有挽救清朝和整個封建社會助命運」,「假如明朝的作家,就拿了建文諸臣的家庭,寫成小說,一直寫到『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著狗吃了』的程度,是不是這就『徹底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矛盾』,就反映出朱明王朝乃至整個封建社會在十五世紀初便已『必然崩潰』了呢?」「那當然是可笑的話,司馬遷寫出了《淮陰侯列傳》,便已經『反映出』漢朝乃至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在公元前兩世紀就要『必然崩潰』了。」是的,淮陰侯韓信家庭的滅亡不僅不能反映封建社會的衰亡,反而反映漢家的天下得到了鞏固,桐城張廷玉家族八代簪纓,清末未替,也不能說明封建社會不沒落。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說,豈僅一家一族的衰亡並不意味著封建社會的滅亡,就是一個封建王朝的滅亡,也不意味著封建社會的滅亡。孫中山推倒了清朝,不是還在說:「革命尚未成功」麼!但是,從這一切就斷定《紅樓夢》寫賈家的衰落就沒有反映封建社會行將崩潰的某些本質的特徵,是不是也有一點過於武斷?什麼是本質呢?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本質往往是被現象所掩蓋著的。「就在《紅樓夢》裡,像賈家元春入選、省親,那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場面,以及後來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查抄寧國府,一家人自殺自滅等等,都可以說是現象。因為這些情況和過去一兩千年中許多世家貴族的衰亡情況,並無差別。「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和賈家衰敗「樹倒猢猻散」的情景確實也差不多。但是,我們試問,難道一部《紅樓夢》真是象胡適之先生說的「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樓夢考證》)就完了嗎?真要通過現象看本質,還是要回到那個「明禮義」與「知人心」的問題上來。  

文學即人學,知人心,就得深入探索小說裡的人物的個性和內心,按照馬克思主義看來,人性、個性都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像物,而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在人物身上,就包含著過去和未來。經過十年浩劫,紅學海洋裡也經歷幾次颱風。舒蕪同志說:「現在惡夢醒來,揉揉眼睛,看見這洋洋一百二十回裡面,不管翻滾著多麼洶湧的人海波濤,寶玉、黛玉、寶釵三個形象,還是屹然站在中心,怎麼也繞不過去。」說得好極了!這三個典型的人物形象在每個讀者心上留下的深刻印象,正是所謂「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所抹殺不了的。難道在這三個人物身上,我們竟看不到封建社會行將崩潰的某些本質特徵嗎?這裡,我們要同兩種目前存在的評紅觀點展開辯論。一種是抱著題材分等論的觀點,強調「多從階級鬥爭、政治鬥爭上」評紅,「比宣揚小說只是單純地描寫閨閣瑣事,描寫一個大家庭坐吃山空的自然趨勢的觀點跨進了一大步」。(蔡義江《目前<紅樓夢>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紅樓夢學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總要在寶、黛愛情悲劇之外找政治鬥爭、階級鬥爭的微言大義,而把寶、黛愛情悲劇降低為閨閣瑣事,以為不值一提。而且以為只有這樣才能肯定《紅樓夢》的偉大。其實離開幾個主人公個性發展的豐富生動的內容,零零星星地摘取交租、人命之類的事件來充當階級鬥爭的「綱」,不過是階級鬥爭概念化的圖解而已。另一種觀點,是認真地抓住寶、黛愛情悲劇的故事線索,探索這個悲劇的思想意義,承認書中寫「女性的覺醒」是更進一步表現「人的覺醒」(舒蕪《「誰解其中味?」一一有關<紅樓夢>的若干問題討論》,這本是五四年以來大家比較一致肯定的認識,但是持這種觀點的同志又不願承認這種思想的覺醒正是反映封建社會行將崩潰的本質特徵。這是很令人感到費解的。人類覺醒和發展的進程怎麼能離開歷史發展的根本規律呢?你可以說賈寶玉某些特徵象晏幾道,像納蘭性德,但賈寶玉究竟是十八世紀的產兒,他心靈深處有小晏、納蘭所沒有的覺醒。  

作者為寶玉這個主人公的性格的形成與特徵,從全書一開頭就給讀者一個又一個的暗示。無才補天的頑石神話啦《西江月》的兩首詞啦,大家都有很深的印象,還有冷子興和賈雨樹對話中發揮的一套怪怪奇奇的正邪兩賦的特殊人性論,更值得一提。這段對話是這樣的:

子興歎道:「……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不是?

爾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都這樣說。……說起孩子話來也奇!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莢?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的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

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邪之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選出者,值靈秀之氣透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既然發洩,那邪氣亦必賦之於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為仁人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方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進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眾,則為選士高人;縱然生於薄祚寒門,甚至為奇優,為名娼,亦斷不至為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一一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官、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繙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

    子興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

這一席話裡,歌頌堯、舜、禹、湯等聖賢,講「大仁大惡」正邪兩物都是先天注定之類的陳舊觀念,大概是為裝飾門面而不得不敷衍的。但作者所著力發揮的,卻是正邪兩氣兼而有之的第三類人物,因為這類人物身上有乖僻邪謬之氣往往不被常人所理解,所以只好稱之為正邪兩賦,其實這正是肯定這類人物的一種巧妙之筆。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唐明皇、宋徽宗等風流帝王和阮籍、陶潛等高人逸士,以及黃蟠綽、敬新磨、薛濤、朝雲、紅拂等著名的倡  優姬妾等人物相提並論,而且說他們是「易地則同之人」。這可以說是對從孔夫子、董仲舒到韓愈「性三品」論所宣揚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先驗的人性論來了一個抽換和改造,也是對兩千年封建  社會中相沿下來的尊卑貴賤的社會歌序的極大輕蔑;同時,悄悄地把某種類似人類平等的觀念引入讀者的頭腦裡。要知道,在清朝,倡優隸卒是凡民所不恥的下九流,他們的子孫沒有考科舉的資格。昭槤的《嘯亭雜錄》上有這樣一段故事:「世宗(雍正)萬機之暇,偶觀繡襦院本,曲伎俱佳,賜食。其伶偶問今常州守為誰(戲中鄭儋官常州刺史),上勃然大怒曰;「汝優伶賤輩,何可擅問官守!其風不可長!』因將其立斃杖下。」在這個陰森恐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優伶的一條命在雍正皇帝眼裡一錢不值。而《紅樓夢》的作者居然把  優伶和皇帝相提並論,還說「易地則同之人」,這是何等可敬的膽  識。這種認識不僅和把優伶性命看得一錢不值的雍正皇帝完全對立,就是刻了一個方圖章自稱「錢塘蘇小是鄉親」的袁枚也有所不同。袁枚和南齊名妓蘇小小認鄉親,雖然驚動了當世文人,但究竟未脫唐、宋以來文人們交結倡優的輕薄習氣。《紅樓夢》則是用這一套正邪兼賦、帝王與倡優易地而皆同的非常可怪的人性論,為書中主人公賈寶玉的出場鳴鑼開道的。也果然,與這席話相呼應,被母親稱為「混世魔王」、被父親稱為將來要釀到「弒父弒君」的人物便以叛逆者的典型出現在讀者面前。

賈寶玉是賈府的二爺,實際是賈政繼承人,也是賈母最寵愛的孫子。可是,他最討厭別人當主子那樣對待他。他請小戲子齡官給他唱一曲「裊晴絲」,齡官可以表現出厭煩的神氣說:「嗓子啞了!」不給他唱。丫環跟他發脾氣,他還得先趕著去和解。照興兒的話說就是:「見了我們,喜稱時,沒上沒下,大家亂玩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第六十六回)

不只對家裡人如此,對外邊的人,寶玉也不以財勢為貴,不以貧寒為賤,他衡量人的標準是:誰的世俗氣重誰就討厭。誰個清秀風流誰就可做好友。賈雨村是官運亨通的得勢人物,但他最討厭的不過於賈雨村。相反,對家道清貧的秦鐘,地位低下的蔣玉函卻都十二分地敬重,和他們結為至交。請看他初見秦鍾之後的一番感慨:「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豬獺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裡,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但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七回)他和蔣玉函交朋友,被父親打得半死,還說:「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他待人的標準,簡而言之,是看人,不是看錢財、地位、出身。他聽戲曲,被一句「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唱詞所驚醒,正是企圖擺脫那些錢財、地位、出身等等身外之物,尋覓一個「來去無牽掛」的自己。  這當然是一種空想,但這裡已露出寶玉後來出家的思想根子。無怪民國初年,有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叫陳蛻的說:「(賈寶玉)事頑父囂母而不怨,得祖母偏憐而不驕,更視讒弟而不忮,趨王侯而不諂,友貧賤而能愛,處群郁之中而不淫,臨悍婢駿童而不怒,脫屣富貴而不戀。綜觀始終,可以為共和國國民,可以為共和國務員,可以為共和議員,可以為共和國大總統矣。」而且有些比擬不倫地說《石頭記》是「東方《民約論》」(轉引自《紅樓夢卷》卷三269頁)。寶玉這個人物的「本質」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大觀園,是賈府青年男(只有寶玉)女(眾多姑娘、丫鬟)相對自由歡樂的地方。其所以如此,就因為封建家長沒有住在園內,園內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關係沒那麼森嚴。這正是作者曹雪芹滿含讚賞的筆墨描寫的地方,也是廣大讀者所最喜歡讀的地方。

而作為自由空氣最濃、快樂程度達到最高峰的是六十三回的「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寶玉過生日,襲人、晴雯等八個丫鬟出錢湊份子。寶玉的意思是「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眾丫鬟還要輪流安席,即入席時敬酒、行禮,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慪我,就不好了。」眾人聽了,都說:「依你。「於是先不上坐,且忙著卸妝寬衣。搳拳、喝酒,熱鬧非常。這還不算,隨後又請來李紈、寶釵、黛玉、探春、香菱、寶琴等人。這些青年男女,在夜間聚會,天真無邪,飲酒、搳拳、拿骰子搶紅、還唱小曲兒。這是何等活潑快樂的場面,但從封建衛道士的眼光看,又是何等的離經叛道。孀寡李紈也喜笑顏開,代王熙鳳臨時管家的探春居然說:「有何妨礙?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沒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但到底怕也不怕?天還未黑,寶玉說;「關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起來,索性再等一等。」果然到掌燈時分,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查夜,並囑咐:「別耍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眾人都笑說:「那裡有這麼大膽子的人!」看來不是不怕的,但是,他們終於在寶玉的帶領之下衝破封建制度給這些男女的束縛,痛痛快快地玩到「二更以後」「子初一刻十分」。李紈、探春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而襲人在事後竟然興高采烈地對平兒說:「告訴不得你!昨日夜裡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著眾人玩,也不及昨兒這一玩:一罈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喝的把臊都丟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才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

這在《紅樓夢》中是最筆酣墨飽、淋漓盡致的文字。它之所以出色就是把封建專制下應有的一切禮教全部踢開,不管他們是主、是奴;是男、是女,他們都是人,要有個性自由和無拘無束的歡樂。當然,在全書中這種快樂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自此以後,大觀園中再無這樣的歡樂可言。然而,作者曹雪芹總算在前面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作了周密鋪墊之後寫出了這一回書,它宣佈了封建專制制度的可憎,它宣佈了個性自由的美好。

總之,要探索《紅樓夢》的反封建的思想傾向,並不需要用轉彎抹角、旁敲側擊的索隱、猜謎的方法。有的同志已經指出,林黛玉罵北靜王贈賈寶玉的蕶苓香串是「什麼臭男人拿過的」,並沒有罵皇帝的意思。就是元春歸省時對祖母、母親說皇宮是「不得見人的去處」,也是唐詩「宮怨」之類作品中早就說過的。自居易《上陽白髮人》中「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惟向深宮望明月,東西日五百回圓。」難道不是也把皇宮寫成「不得見人的去處」嗎?趙嬤嬤說皇帝南巡時賈家接駕,「銀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銀子成了泥土」,和杜枚牧《阿房宮賦》中說的「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也相差不大。這些正常的議論,作者也用不著遮掩粉飾。作者既然把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我們還用探求「微言」,窺索「隱事」的傳統思想寫法來研究它,豈非「緣木求魚」麼?《紅樓夢》在清代雖屢被查禁,但被查禁的罪名都是「誨淫」、「淫詞小說」之類的名目,從沒有人指責它在政治上犯什麼忌諱。清代前期興起大大小小上百起的文字獄,也沒有一條涉及《紅樓夢》,這不能不說是作者曹雪芹打破傳統的思想和寫法所取得的顯著效果,他深知清朝最高統治者的心理,不寫「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卻成功塑造出預示封建制度必將垮台的典型人物。清代的統治者終究是非常愚蠢的,他們不懂得這要比「淫詞小說」嚴重得多。事實證明,由於階級局限性所決定,清代的統治者雖然也讀了《紅樓夢》,然而他們是絕對地不解其中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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