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歐美譯本的評論
根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重要的《紅樓夢》歐美譯本有：英譯本七種，法譯本二種，俄、德、匈、意、荷、希、羅譯本各一種。在這十六種譯本中，最重要的應該是H．B．喬利的英譯本(1892--1893，全譯前面五十六回)，王際真的英文節譯本(1929)，庫恩的德文節譯本(1932)，巴納秀克的俄文全譯本(1958)，戴維·霍克思的英文全譯本(1973--1986)，楊憲益、戴乃迭的英文全譯本(1978--1981)和李治華、雅克琳·阿雷扎伊斯的法文全譯本(1981)。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學者們對這些重要譯本(除楊憲益譯本外)的評論。
世界最偉大小說之一的《紅樓夢》，篇幅長，字數多，並且內容廣博。所謂詩詞歌賦，酒令燈謎，琴棋書畫，醫卜星相，畜養禽魚，針黹烹調，宮闈儀制，慶吊盛衰，色色俱全。這樣一部小說的翻譯工作，自當十分艱辛。譯者必須具有漢語和本民族語言的高度修養，這當然不在話下，同時還要對中國當時的社會和文化有精深的研究。因此，《紅樓夢》的翻譯出版，都必然成為一件大事而引起國內外人士的注目；各種重要的西文譯本，也必然招致一定數量的評論文章。
我們先考察一下喬利譯本的情況。喬利原為英國駐澳門副領事。由於他對《紅樓夢》的迷戀，決心利用公餘之暇，把《紅樓夢》全部譯成英文。吳世昌在《紅樓夢的西方譯本和論文》一文中說：「上一世紀有人試為全譯，但不幸因譯者去世而中止；而且譯文非常彆扭，連英國人看來都不大好懂。」指的就是喬利的譯本。這是中國人對喬利譯本的極其罕見的評論之一。很多人，即使是《紅樓夢》的研究者，恐怕也都不大知道喬利的英譯本《紅樓夢》。
不過，在《中國雜誌》1927年第4期上，載有一封讀者來信，標題為《論翻譯中文》(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卻對喬利的《紅樓夢》英譯本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並且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寫這封信的人名叫愛德華·查爾默斯·沃納(Edward Chalmers Werner)。據沃納說，《紅樓夢》是他在1884～1886年初到中國時學習過的課本。它像年輕時讀過的少數課本一樣，對他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因此，他對喬利的《紅樓夢》英譯本很感興趣。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喬利的譯文英文雖然蹩腳，但這卻是「純粹的中文」(意指完全符合中文的意思)；「蹩腳的英文」和「純粹的中文」相結合，這是一種比較受歡迎的譯文，它能很好地把中國的生活介紹給讀者。「純粹的中文」或「純粹的英文」，這只是兩種不同的翻譯方法。
沃納認為上述看法是不妥當的。在一種英文譯文中，通過英文可以看到中文結構，這是一種並不理想的譯文。按照上述看法，必然得出如下結論：或者用「純粹的中文」來破壞原著清晰的描寫，或者用純粹的英文來模糊原著的描寫。喬利的《紅樓夢》英譯本第一卷共378頁，總的說來，譯文是很糟糕的，也就是英文很生硬、蹩腳。喬利並沒有把自己裝扮成是一個漢學家，他向一個會說英語的中國僱員請教。這是使譯文充滿中國腔調的原因。沃納認為，喬利想盡快譯完這一部巨著，因為他知道他的肺結核病進入晚期，已來日不多了。不過，在喬利的譯文中，倒沒有留下匆忙草率的痕跡。但是，由於譯文不佳，讀起來總沒有讀原文或托馬斯·韋特(按：另一位早期的《紅樓夢》英譯者，但我一直沒有找到他的譯文)的譯文那樣愉快、舒服，給人以美的享受。就這個意義上說，喬利的譯文是失敗的。
照沃納的看法，最理想的譯文應該是「最佳的英文」和「最佳的中文」(也指最符合中文的意思)相結合。既然有人認為「蹩腳的英文」和「純粹的中文」相結合，可以清楚表達原作的內容，那麼「最佳的英文」和「最佳的中文」相結合，就更能清楚地表達原意了。欣賞蹩腳英譯文的人，顯然在審美價值上具有錯誤的思想。沃納強調說，要做到意思確切，英文流暢，就要譯者具備特殊的素質和很高的修養，這樣的中文英譯者是為數不多的。但也並非沒有，托馬斯·韋特先生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他既是一名漢學家，又精通英文，並且是一位天生的翻譯。如果說，一位高明的英國漢學家能夠寫出「純粹的中文」譯文，一位傑出的英國英文高手能夠寫出「純粹的英文」譯文，那麼，一位既精通漢學，又精通英文的人，就會取得最佳的成果。
接著，沃納把喬利的譯文同韋特的譯文作了對比。他引用了七段文字。為了節省篇幅，我僅選取其中的一段，抄錄於後，供讀者們研究。
紅樓夢
韋特譯文
喬利譯文
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癡！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緻。」
The stone actually ans wered and said:「My Master,why need you be so very narrow-mended? In my inionop the successive historical novel that have appeared do not do more than borrow the char-acters or the noles of the han or the T』ang.It is bet-ter,as in the matters recor-ded by me,not to borrow this dress,but only to en-body facts，conditions and principles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and thus pro-duce something fresh and different from old style.」
「Sir Priest,」the stone replied with assurance,「Why are you so excessively dull? The dy-nasties recorded in the rustic histories,which have been written frorm age to ,have,I am fain to think,invariably assumed,under fales pre-tences,the mere nomencla-ture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They differ from the events inscribed on my block,whick do not borrow this cus-tomary practice,but,being based on my own expericnes and natural feelings,present,on the contrary,a novel and unique character.」
沃納對這兩段譯文作了如下的評價：對照中文原文，韋特的譯文生動、確切地傳達了原作的內容。這是一篇優秀的譯文，也是一篇漂亮的英文。上述對比已足夠證明了這一點。沃納說，如果有人認為論據不足，他可以對比前二十四回的全部譯文來支持他的論點。也就是說，喬利這種生硬、蹩腳的英譯文是不可取的。沃納進一步指出，喬利生命過於短促，而韋特又太忙，所以他們都不能完成《紅樓夢》的全譯。如果這兩部全譯都能完成，那麼毫無疑問，韋特的譯文一定是一部傑作。一部從中文翻譯過來的英文譯作，其目的主要是給那些不懂得中文的讀者看的。英國讀者當然喜歡閱讀流暢的英文，不喜歡去啃「蹩腳的」英文外加他們摸不著頭腦的方言。一位用蹩腳英文進行翻譯的譯者，無權用這樣一個借口為自己辯護，即他的「蹩腳」英文是「純粹的中文」。而喬利的譯文恰恰犯了這樣的毛病。所以說其譯文是失敗的。
這就是沃納對喬利譯文的主要評價。在我看來，即使沃納的評價完全正確，對喬利的歷史功績仍然不能抹殺。喬利以病弱之軀，破天荒第一次翻譯並出版了兩卷英譯紅樓夢(前五十六回)，這需要多大的毅力，其中的甘苦，可想而知。有了喬利的英譯本，就使很多歐美學者不僅知道有《紅樓夢》其書，而且得以窺見《紅樓夢》的梗概。這在當時對《紅樓夢》的傳播，無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1年以後，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一文發表，使中國文壇對《紅樓夢》的研究和探討，掀起了一個高潮。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又有王際真《紅樓夢》英文節譯本的問世。
王際真節譯本出版於1929年。據說，當年的紐約《星期六文學評論》第5卷第39期(4月20日)上，有人已對這個譯本提出了一些看法。以後，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75期(1929年6月17日)，又刊載了餘生(即吳宓)的一篇評論文章，題目是《王際真英譯節本(紅樓夢)述評》。文章提到了喬利的譯本，說它「系逐句直譯，雖無精彩，而力求密合原文，無所刪汰」。接著談到了王際真的譯本。據餘生說，王際真是山東桓台人，民國十一年(1922)，由清華學校資送赴美，曾在威斯康星及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和新聞學。時任紐約藝術博物館東方部職員和哥倫比亞大學漢語教員。
餘生對王際真譯本評論的第一部分，是對韋利為該書所寫的序言提出意見。有些意見還比較尖銳。如韋利說，《紅樓夢》受到《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書的影響有四：一、篇幅長達一百二十回；二、不敢明寫實事，而假托於神怪仙佛；三、注重每回之描寫，而忽視全書之佈局結構；四、附會道德訓誨之目的，如寶玉之出家。餘生認為這四種看法都是錯誤的：一、《紅樓夢》出版較晚，雖然長但很精彩，藝術成就已達登峰造極的地步，這符合文學進化的規律；二、《紅樓夢》中之真境幻境，是文學創造的秘訣，這是作者有卓識的地方，並不是不敢寫實；三、全書結構及佈局至精，而以賈府之盛衰為寶黛愛情生滅之背景，感情與事實呼應，尤為佳妙；四、寶玉出家，是比喻人生的解脫，並不是教人成佛。結論是：韋利對《紅樓夢》理解不深。
餘生還分六節評述了王際真自己寫的導言和凡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對王際真人名譯法的意見。王際真說，為了西人閱讀方便，書中女子之名採用意譯，如黛玉作Black Jade，男子之名皆采音譯，如寶玉作Pao Yu，以示區別而歸整齊。餘生認為這個辦法是很好的(「按此法殊善」)。又寶釵譯為Precious Virtue，鴛鴦譯為Loyal Goose，襲人譯為Pervading Fragrance，王熙鳳譯為Phoenix，「均佳妙」。最後，餘生評論說：「總觀全書，譯者刪節頗得其要，譯筆明顯簡法，足以達意傳情，而自英文讀者觀之，毫無土俗奇特之病(西人譯述東方事，文筆往往故意如此，殊可厭)，實為可稱。」據餘生的意見，譯本的成功與否，全要看效果如何。譯《紅樓夢》全書，必然曠日持久，而且不一定成功，西方讀者也不一定能看得懂。與其如此，不如搞個節譯本，使西方人很容易知道《紅樓夢》的本事和它的妙處。所以王際真的譯本刪節雖多，無傷大雅，而其譯筆之輕清流暢，常識之富有和對西方讀者心理之瞭解，是很值得稱讚的。餘生還推崇說，過去《聊齋》、《今古奇觀》、《三國演義》等的英文譯本，都出於西洋人之手。而王際真能把《紅樓夢》譯成英文，實在是中國人的光榮。
但是，1963年吳世昌在《紅樓夢的西文譯本和論文》一文中(《文學遺產》增刊九輯)，對王際真譯本則持有與此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認為，這個譯本用雙重標準的辦法，男名譯音，女名譯意，把音名搞亂了，「幾致不可認對」。說王際真事實上不是在譯，而是在任意註解。如把鴛鴦譯成「Faith」(忠信。1929年的譯本是Loyal Goose。——筆者注)，平兒譯成「Patience」(耐心)，寶釵譯成「Pre— cious Virtue」(寶德)，使人覺得她們不是漂亮的少女，而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吳世昌認為，最荒謬的，是把黛玉譯成「B1ack Jad。」。這在英文讀者看來，是「黑蕩婦」的意思。而且「黛」也不是黑的意思，而是淡青略帶黑色。所以，吳世昌的結論是：「王際真這樣的譯法，證明他不但缺乏中國古典文學的基本常識，並且他的一般英文的水平也很低。」據吳世昌說，王際真在1958年出版的增訂譯本中，仍用這些極不通的譯名。這一次，連《倫敦泰晤士報》的「文學副刊」也忍不住了，說這種亂七八糟的譯名使讀者「極難認對」原文。而且，王際真開了人名意譯的先例以後，1932年庫恩的德文節譯本也倣傚此法。根據庫恩譯本轉譯的英、法、意譯本，當然也都把女子名字譯意而不譯音了。
在我看來，吳世昌論證的重點，似乎在指出王際真人名意譯中的錯誤，如黛玉譯成「黑蕩婦」、寶釵譯成「寶德」之類，並沒有具體說明意譯有什麼不好。如果意譯得正確，是否也有可取之處呢?這_點吳世昌似乎沒有直接明確表態。事實上，中國人名音譯也是有問題的，其原因有二：一、中文名字都有含意，音譯成外語，原來的含意蕩然無存，外國讀者顯然無法理解原名的奧妙所在。二、在外國讀者看來，這種異國情調的音節構成的人名，多至幾百個，發音近似，若都無意義可言，如何能記得住呢?我們讀外國小說，不是也有這樣的體會 n--57所以我倒認為，《紅樓夢》乃至一般中國小說的人名譯法確實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王際真的《紅樓夢》英文節譯本，在1958年又出了一個增訂本，內容幾乎增加了一倍(全書六十回，1929年的版本是三十九回)。這一譯本出版的同時，又出版了麥克休姐妹(F1orence and Isabel McHugh)根據庫恩德譯本轉譯的英文本。美國在同一年出版了兩個英文節譯本《紅樓夢》，這難免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如紐約大學人類學教授約瑟夫·布拉姆(Joseph Brain)在1958年的美國《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了王際真的譯本。他說，從一種語言譯成另一種語言的文學譯作，常常成了溝通世界各國文化橋樑上的一塊絆腳石。在文學原著中，往往有一些微妙和含蓄的地方，使最優秀的譯者也很難在原作者與讀者之間進行溝通。在中國和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之間，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迥然不同，相去遙遠，要在這兩者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確實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正因為如此，從豐富的中國文學翻譯過來的英譯作品，流暢可讀的寥寥無幾。現在，競同時出現了兩部偉大的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的英譯本，而且各有自己的特點，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出人意外的喜事。王際真的譯本並附有A．韋利和P．S．巴克這樣一些專家們的介紹文章。譯者本人則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文教授，翻譯過很多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其譯文則簡短可讀，明白流暢。
《紐約人雜誌》(The New Yorker)1958年11月號發表了安東尼·韋斯特(Anthony West)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一面模糊的鏡子》(Through a Glass，Darkly)。他說，王際真屬於阿瑟·韋利為首的翻譯學派。王教授認為《紅樓夢》是一個戀愛故事，過去他已經出版了一個英文節譯本，約等於原書的四分之一，主要介紹了這個戀愛故事而把一切細節都刪去了。阿瑟·韋利曾經為這個節譯本寫了一個序，說這個節譯本仍然可以使讀者相信，在王先生筆下，小說內容不會有所損壞。王的譯文完全確切，刪選工作也做得十分出色。但是，現在王教授的想法有所改變，他開始認為，這些細節是《紅樓夢》的本質所在。因此在他現在出的這個版本中，戀愛故事只是這部專門描寫家庭生活的小說中許多成分中的一種成分。
王教授在翻譯人名時，有他自己獨特的做法。比如，Bright De． sign(晴雯，譯意)著了涼，寶玉立即叫人去請醫生給Ching．wen(晴雯譯音)看病。寶玉發現Musk Moon(麝月，譯意)和Autumn Sky(秋紋，譯意)沒有照看晴雯，就問她，「Sheh—yueh(麝月，譯音)和Chiu— wen(秋紋，譯音)上哪兒了?」這種創造性的譯法，就使人名增加了一倍，這種人名譯法顯然也使中國讀者困惑不解。王教授在前言中也承認，他根本不能肯定，在小說原版中究竟有多少人名。他在上一版譯本中曾經說過，小說提到的人名大約有421個，其中男性232人，女性189人。但是後來他說，他只是隨聲附和了別人的說法。他認為，這個計算可能包括同一個人的不同人名。可是另一種算法又說共有448人。他認為，真正重要的人物也許只有150個。
文章作者批評王際真說，在一個本來需要譯者作出精確回答的問題上，採取如此隨便的態度是很能說明問題的。王教授大概較少關心曹雪芹筆下那些人物本身的情況，而較多關心他們周圍的情況。王教授譯本中的寶玉，是一位在成長過程中數度陷入困境和擺脫困境的人，他的歷史似乎帶著一種輕鬆的喜劇色彩；庫恩一麥克休譯本中的寶玉，則是德米特利·卡拉瑪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的主人公——譯者注)的孿生兄弟，他的家庭生活的巨大結構，不過是他改善道德這齣戲劇中的背景，或者是他最終要棄之不顧的那個聲色世界的縮影。王教授指出，《紅樓夢》後四十回是他人續作的。所以，他認為他有權對後四十回採取隨意態度，對它們不是進行翻譯，而是作了概述。這也許是一個合理的看法，不過王教授也承認，高鶚曾經聲明，他並沒有寫後四十回，他只不過對曹雪芹留下的筆記進行整理加工而已；而庫恩一麥克休譯本給人的感覺卻是，小說後半部分與全書有著有機的聯繫，貫穿全書的邏輯聯繫是由同一個思想創造的。在庫恩一麥克休譯本十分平凡的文字後面，可以窺見一座世界文學的豐碑；在王教授迷人的譯本後面，則可以窺見一部引人人勝的軼事文集。
作者接著說，在庫恩一麥克休譯本的故事中存在著兩條主線：關於德米特利式的寶玉改善道德的描寫和關於鳳姐破壞道德的描寫。接著，韋斯特就介紹了這兩條主線的發展情況。最後，他得出結論說，由於種種精彩的內容，《紅樓夢》無疑是世界文學中一部偉大的
小說。儘管王教授強調這部小說迷人的外表，但它的偉大還是體現了出來；在庫恩一麥克休譯本平淡的語言中，甚至更體現了它的偉大，因為不管這個譯本有什麼缺點，它至少是以應有的嚴肅和尊敬態度來對待這部小說的。
韋斯特的評論，主要把王際真和庫恩一麥克休兩個譯本作了對比。他對兩個譯本都奉送了一些讚揚的話。但是，他更推崇庫恩一麥休克的譯本，並且含蓄地批評了王際真的譯本，他似乎認為王際真對待原作態度不夠嚴肅。
下面，我們要考察另一個西文譯本，即著名德國漢學家弗蘭茨．庫恩的《紅樓夢》德文節譯本。《紅樓夢》德文節譯本是在1932年問世的。關於庫恩的情況，因為有庫恩的侄子哈托·庫恩(Hatto Ku— hn)整理出版的《弗蘭茨·庫恩博士(1884一1961)》(Dr．Franz Ku． hnl884—1961)一書以及B．z．米倫(Bern zur Mtihlen)的《漢學家和作家弗蘭茨·庫恩》(Der Sinologe und Schrifisteller Franz Kuhn．Das Neue China，1981年第1期)和馬漢茂的《紅樓夢的德譯者——庫恩》(《讀書》1984年第10期)兩篇文章可資參考。庫恩於1884年生於德國薩克斯省。1909年，他在柏林帝國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並學習了中文。1909年到1912年，任德國駐北京副領事。從1923年起，開始翻譯中國小說，他放棄了當律師、外交官和教授的機會，而去從事當時漢學界看不起的小說翻譯工作。到1961年為止，他一共翻譯了十三部長篇小說和五十多個短篇小說。他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了巨大作用。不僅如此，由於他的譯文準確、清楚，根據他的德譯本轉譯的中國小說競有丹麥、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十三種語言、三十六種版本，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學在歐洲的傳播。
庫恩翻譯的重要中國小說有：《好逑傳》(1926)、《二度梅》(1927)、《金瓶梅》(1930)、《紅樓夢》(1932)、《水滸傳》(1934)、《玉蜻蜓》(1936)、《子夜》(1938)和《三國演義》(1940)等。庫恩在1930年翻譯《金瓶梅》獲得成功，轟動德國，引起歐洲文學界的重視。
於是，他想趁這個勢頭翻譯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庫恩翻譯《紅樓夢》的過程仍然是相當艱辛的。出版商向他提出了苛刻條件：譯文不得超過八百頁，超過部分不付稿酬；每月必須交一百頁譯文，達不到這個要求，合同作廢。庫恩接受了這些條件，終於在1932年出版了德文節譯本《紅樓夢》。
《紅樓夢》德譯本問世以後，就獲得文學界的好評。從庫恩的《紅樓夢》德譯本轉譯的，有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加拿大等多種版本。此外，還有不少關於這個譯本的評論文章。可惜這些材料，在國內很難收集。我看到1933年莊晨(音譯)和基爾(Chuan Chen，Kiel)寫的一篇博士論文，題目是《德國文獻中的中國美文學》。這篇論文評價了不少德譯中國文學作品，其中也包括《紅樓夢》。
莊晨和基爾認為，翻譯《紅樓夢》要比翻譯《金瓶梅》困難得多，它是中國小說中最長的一部小說，有一百二十回。庫恩說他把整部小說的六分之五譯成德文，這當然不符合實際情況。「事實上，他的節譯本至多不超過全書的一半。此外，譯本不僅從詩學上說不能令人滿意，而且從漢學上說也很不完美。」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對庫恩《紅樓夢》譯本的嚴厲批評。
這兩位作者還認為，歌德由於具有設身處地思考問題的非凡能力，成了力求認識中國文化本質的第一個德國人。他在研究了中國小說以後，首先正確理解了儒家的思想。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許多學者都對中國文化進行了不斷的認識和研究。有些作家經過科學研究以後，企圖對中國文學中的各種材料進行主觀加工。他們不僅要進行逐字翻譯，而且要進行革命性的再創造。他們不僅用中國思想來進行再創造，而且想根據中國素材把他們的觀點寫成小說。他們根本不能用中國的世界觀去進行描寫。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真正瞭解中國氣質的內在結構，必須精通中文。語言知識不足，就無法真正理解中國文化。翻譯還是一種選材的鬥爭，一種正確表達原意的鬥爭。研究中國文學的目的，就是要對中國見解
進行思想探討。要做到這一點，除精通語言外，還要正確理解優秀的中國小說以及中國的整個文化發展。直至今天，還有很多重要著作尚未譯成德文。這個工作還需要德國人去做。這是今天擺在德國漢學家面前的重要任務。這就是這兩位漢學家對德譯《紅樓夢》和中國文學德譯工作提出的意見。
1974年，民主德國也出了庫恩的《紅樓夢》德譯本，有埃娃·米勒寫的一篇後記。米勒在文章結尾時說，在歐洲，知道《紅樓夢》是相當晚的——無論如何晚於其他中國長篇小說。翻譯這本小說時會遇到不少困難。如怎樣適當傳達原作富有詩意而又有高度修養的語言，怎樣推斷宗教神話中的象徵，等等。米勒說：「《紅樓夢》的早期英文節譯本，有1842年R．湯姆的譯本、1892年H．B．喬利的譯本、1929年王際真和英國漢學家A．韋利共同合作的譯本，這些譯本都不大成功。1932年弗蘭茨·庫恩的德譯本，可以看作是第一個歐洲譯本，除了刪節太多以外，原著的思想和內容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持。它也是1957年較好的英譯本和法譯本以及1958年的意譯本的藍本。」我們看到，米勒的說法同莊晨、基爾的意見恰恰相反。那麼誰的意見更正確些呢?恐怕只能讓德國漢學家去評判了。
1958年，蘇聯出版了《紅樓夢》俄文全譯本，譯者V．A．巴納秀克。在《紅樓夢》向歐美的傳播史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譯本，因為自1842年湯姆節譯《紅樓夢》以來的一百幾十年間，歐美實際上還沒有一個全譯本。巴納秀克的譯本填補了這個空白。除此之外，他還與孟什科夫合作，替《紅樓夢》作了不少註釋。很少瞭解中國生活和中國文化的蘇聯和歐美讀者，看了這些註釋，肯定會得到很大的幫助。這也是過去的翻譯者很少或沒有做過的工作。該書卷首有蘇聯著名漢學家費德林寫的一篇序言，比較扼要地介紹了《紅樓夢》的主題內容和藝術特點。這一切，都使人感到了這個譯本的份量。
這個譯本出版後不久，蘇聯漢學家0．菲什曼(0．Fishman)在《外國文學》(Inostrannaya Literatura)雜誌1959年第4期上發表了文章，說巴納秀克的主要功績，在於使俄語讀者體會到了中國古代語言的氣息和曹雪芹的生動詩意。認為譯文是高水平的。由於用俄語成功地傳達了小說中的很多詩歌，更加深了人們這樣的印象。缺點是譯者把漢語回目採取的對稱雙行詩形式譯成了散文。
據我所知，蘇聯漢學家們對這個譯本是不太滿意的，主要原因是錯誤不少。1984年，俄漢學家林林曾對我說，巴納秀克的譯本真糟糕，錯誤太多了。但是，不管怎麼說，早在1958年，巴納秀克就翻譯了《紅樓夢》全譯本，這個巨大功績是不能抹殺的。後來出現的英文全譯本和法文全譯本，那都是十五至二十年以後的事了，就是說，遠遠落在巴納秀克之後。
還有一個情況值得一提。1974年出版的《紅樓夢》庫恩德譯本的後記中有如下一段話，也算是歐美人對這個譯本的一種評價吧：「蘇聯漢學家巴納秀克於1958年出版了俄文全譯本。這個譯本的功績在於：為小說在歐洲取得了廣大的讀者群，從而在歐洲也為這一面古老的『中央王國』無與倫比的風俗文化鏡子，贏得了它所應得的聲譽。」
1973年，企鵝出版社出版了戴維·霍克思的《紅樓夢》英文全譯本，書名改為《石頭記》。這個譯本出版以後，也像1958年出版王際真和麥克休姐妹的兩個譯本時一樣，英美報刊發表了不少介紹文章，但重點都在評述小說的內容和藝術特徵，對於譯本本身卻很少論及。個別文章間或有些評論，也都似蜻蜓點水，一帶而過。一篇對譯本本身評論得比較多的文章，刊載於英國《文匯》(Encounter)雜誌1974年11月號，題目是《一部再創造的傑作》(A Masterpiece Restored)，作 T．T．桑德斯(Tao Tao Sanders)。
桑德斯認為，《紅樓夢》英文全譯本在「企鵝古典作品叢書」中的出現，是漢英文學作品翻譯中的一座里程碑。戴維·霍克思全文翻譯的五卷本中的第一卷，正確反映了原作的價值。直到此時，這部作品的偉大才令人信服，因為過去幾種英文節譯本都無法證實這一點。
桑德斯接著指出，現在人們分成兩派。一派人非常喜歡《紅樓夢》，另一派人則無法讀完這部小說。小說人物眾多，英國人實在搞不清楚，因為在英國人看來，他們的名字十分相似，大多數人又都姓賈。譯者雖然把重要人物編成家譜，也無濟於事。
一部英國人聽來也十分順耳的譯作，和一部把每一個漢字都變成英文的逐字翻譯的作品，情況是完全不同的。霍克思把曹雪芹用漢語寫成的內容都翻譯過來了，對英國讀者產生的意義和效果完全相同，而沒有僅在字面上作精確的計算：他創造了一部思想忠實的譯作，而不是一篇學究氣十足的練習，從而保存了原作豐富多彩的結構，這是得來不易的。每一個譯者都知道，人們往往願意進行逐字的翻譯，因為進行意譯而又要做到與原作真正等值是很不容易的。逐字翻譯總是比較保險，不過這會削弱原作的力量。不是每一個譯者都能精通兩種語言，以避免這樣的局面，也不是每一個譯者都對語言具有天才作家那樣的敏感。現在人們知道，這是能夠做到的，而對未來的翻譯家來說，這也將是一個很難學習的範例。
這一部小說特別難譯，部分原因是由於它的語言，這是一種優美的北方口語，部分原因是由於作者對這種語言的巧妙運用，以傳達各種細微的感情、雙關的意義和無數的幽默，特別在對話中更是如此。小說譯者能夠體會到英漢兩種語言中任何最細小的意義變化。關於這種嫻熟的翻譯技巧，有兩個最明顯的例子。第一，正確地把漢語對話譯成英文，而且根據對話者的地位和性格採用了適當的說話方式；第二，成功地翻譯了存在於原文中的大量詩句。過去的翻譯家往往對這些詩句避而不譯，這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原作者的旨意和原作的氣氛。懂得漢語的人，不僅會讚美譯文的準確，而且會喜歡每一部分譯文的獨創性；不懂得漢語的人，也會讚美譯文的文體，它完全是地道的英文。戴維·霍克思翻譯曹雪芹，達到了司各脫·蒙克裡夫翻譯普魯斯特的水平。
1976年，香港《明報月刊》連載了宋淇的一篇評論霍克思英譯本的文章，題目是《試評(紅樓夢)新英譯》。這篇文章對霍克思的譯本評論得比較詳細、全面，讚譽較多。
宋淇在文章中說：「霍克思與眾不同的地方，當然是把原作全部譯出來，一字一句都不遺漏，包括幾乎不可能譯的雙關語。這非但牽涉到忠實於原作的『信』的問題，同時也牽涉到譯者向原作和讀者負責的問題。其次，霍克思對近代紅學的發現大體上頗能跟得上時代，他在序中承認對《紅樓夢》的認識得益自俞平伯、周汝昌、吳世昌和趙岡的研究不少，尤其趙岡的見解令他折服。由此可見，他至少對近代紅學的發展已能窺其堂奧，並非一個門外漢。」
接著宋淇指出，霍譯本有幾個特點，其中之一是把男女主角人名用譯音，而把丫頭及次要角色譯意。說「這是一個極聰明的措施」。這種譯法實為王際真所開創，而庫恩隨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吳世昌對這種譯法十分反感，認為把音名搞亂了，幾致不可認對。宋淇卻表達了另一種意見。當然人名中有少數出現誤譯，如賈政門下清客單聘仁，譯文為Dan Ping—ren。按單字如作為姓名，應讀為Shan。這裡錯誤比較明顯。也有譯得妙的，如廚子多諢蟲的妻子多姑娘，《紅樓夢》中說她「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狂無比，眾人都叫他多姑娘兒」。霍克思把多姑娘譯成「the Mattress」(床墊)，應該說是神來之筆。他認為，比較起來，問題較為嚴重的是霍克思將《紅樓夢》解釋為對富貴繁華的盛世的回憶。其次，把「悲金悼玉的紅樓夢」譯為「This Dream of Golden Days」，也大有問題。因為金玉在此實指寶釵、黛玉，並不用來象徵富貴。宋淇說，霍克思的譯文非常流暢自然，這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據宋淇看來，霍克思對《紅樓夢》有比較深刻的理解，其理由有二。第一，霍克思認為，《紅樓夢》的細節中充滿了深刻的心理描寫和精湛的幽默筆觸，很容易使讀者以為它可以和西洋的「現代小說」相提並論。第二，霍克思認為，曹雪芹不斷修改原稿，是由於他一直在創造過程中尋找一個骨架，以安置他手中粗糙的原料，好讓他細細雕琢。曹雪芹受戲曲和繪畫的影響比以前的中國小說家深得多，他根本看不起才子佳人式的說部。
霍克思在翻譯雙關語或一些特殊用語時(如「猴」字)，有時也處理得比較巧妙。又如中國舊小說中常用的「冷笑」，在《紅樓夢》中也很多，其真正含義，多因上下文、說話人和聽話的對象環境不同而不同。如果譯者用千篇一律的譯法，會顯得單調。霍克思明白個中道理，根據不同情境採取了各種不同譯法，用心良苦，在幫助英文讀者瞭解原作上起了極大的輔助作用，很值得翻譯工作者借鑒。
稱呼問題。這是外國人讀《紅樓夢》時感到頭疼的問題之一。賈寶玉對堂姐妹、姑表姐妹、丫環，甚至王熙鳳，都以姐妹相稱。寶玉以外，書中其他人物也往往有以兄弟姐妹相稱的習慣，就使外國人很傷腦筋。因為在英美，必須是同父母所生的子女方可以兄弟姐妹相稱。譯《紅樓夢》時，必須弄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時要根據西方人的習慣改變稱呼的方法。霍克思在這方面煞費苦心，想盡了一切方法，既不違反西方的習俗，又保留原作中人物之間的親切感，的確難能可貴。如第十七回，黛玉生氣要剪她為寶玉所做的荷包，寶玉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譯文是：「Come，cuzzy dear!」he said with a laugh．「Have mercy onit．」二人是姑表兄妹，在英文中，正當的稱呼是cousin，此處代之以親暱的簡稱cuzzy。
宋淇也指出了霍克思譯本的一些不足：如霍克思定小說譯本書名為《石頭記》，自有他的道理，無可厚非。但是，他進一步似乎要根本推翻《紅樓夢》，那就大有商榷餘地了。霍克思認為，紅色在英文中除了使人想起青年人的緋紅面頰和鮮紅嘴唇以外，不會使英文讀者聯想到春天、青春、吉祥、富貴，倒不如英文中的金色和綠色。他承認把紅色代之以其他顏色，對原作多少有一點損失，可是，除此以外，他實在無能為力。但在中國讀者看來，這絕對不止是多少有一點損失，而是無可補償的大損失。因為一個「紅」字與《紅樓夢》、賈寶玉，甚至曹雪芹都有不可分割的聯繫，任何重大的更動都會牽一髮而動全身。「紅」字對《紅樓夢》實在太重要了，是萬萬動不得的。
可是，霍克思的譯文卻把「紅」字改動了。例如把怡紅院改成快綠院(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宋淇認為，怡紅院是小說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怡紅院的基本色調是紅色，重點放在海棠花上，與林黛玉的瀟湘館的基本色調綠色成一對比。男女主角所居遙遙相對，暗合「紅男綠女」，所以瀟湘館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而後院則有「大株梨花兼著芭蕉」。把「怡紅」改成「快綠」，則豈不犯重而失去了對比的意義!這顯然是不妥當的。
宋淇還指出，霍克思對《紅樓夢》版本是很有研究的。他所以採用程高本自有他的苦衷。他明知抄本較近原作，可是為了滿足讀者，只能將一百二十回全部譯出。如果從頭至尾採用抄本，則一百二十回的前後呼應有時便失掉了線索。但宋淇認為「霍克思譯本最大的缺點是原文大體上根據程乙本」。
上面就是宋淇對霍克思英譯本的主要評論。不難看出，評論是詳盡而深入的，對譯文作了仔細對照，花了很大功夫。評論也是客觀、中肯的。外國學者在評論《紅樓夢》譯本時，往往很難達到這樣的水平，對微妙之處，也無法說得那麼深透。原因恐怕還要歸之於兩種文化的隔膜。
宋文還說，最使人感動的，是霍克思譯序中的最後一段話。這段話說：「我自始至終遵守一個不變的原則：就是把所有一切——甚至雙關語——都譯出來。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這雖然是一冊『未完成』的小說，可是它是一位大藝術家用他的一生心血寫了又重寫的作品。所以我敢於假定小說中的一枝一葉都有其作用，必須用各種方式加以交代。我不能自命在這一方面完全成功，可是如果我可以將這部中國小說所給予我的滿足之感傳達讀者於萬一，那我就不虛此生了。」
1981年，法國出版了《紅樓夢》法文全譯本，譯者是李治華和雅克琳·阿雷扎伊斯夫婦。法譯本出版後，曾轟動歐洲文壇，被認為是1981年法國文學界的一件大事。當時的巴黎及其近郊大小書店，都以顯著位置陳列這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譯本。許多專門銷售東方文學的書店還邀請譯者李治華和中國文學愛好者及漢學家舉辦讀書會，介紹這部世界名著。
據香港《大公報》報道，李治華原籍安徽亳州，出生於北平。十三歲起在北平中法大學附中，開始學習法語，後就讀於中法大學。畢業後，於1937年被保送法國留學。1943年獲里昂大學文學院碩士學位。1953年起，先後任教於巴黎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巴黎第八大學。李治華與他夫人雅克琳·阿雷扎伊斯合作，耗費了二十七年時間，直到1981年8月，才全部完成了《紅樓夢》法譯本的譯校工作，並於11月出版。在翻譯過程中，李治華還得到了他的老師，法國漢學家安德列·多爾蒙的幫助。多爾蒙是中法大學的創辦人之一，長期擔任中法大學和北京大學法國文學、詩歌、戲劇等課程的教授。他為譯稿逐字、逐句細心進行了潤色和推敲。李治華還為該譯本寫了一個四萬字的長序和六七萬字的註釋。這在所有《紅樓夢》西文譯本中是從未有過的。
米歇爾·布羅多和瑪麗·霍爾茲芒在1981年12月31日的法國《快報》週刊上，發表了一篇題名《中國一夕夢》的文章，對《紅樓夢》法譯本作了簡略評價。他們認為，《紅樓夢》法文全譯本的出版，是法國文學界的一件大事。過去，法國人只見過一些不完整的譯本，而且註釋少，錯誤多。現在這部法文全譯本，填補了兩個世紀以來令人痛心的空白。法國人發現，似乎是法國經典作家普魯斯特、馬裡沃和斯湯達，由於厭倦於各自苦心運筆，因而合力創作，完成了這樣一部天才的鴻篇巨著。
兩位作者接著說，譯者為翻譯此書花了多年功夫。譯文是否做到了忠於原作、無懈可擊?不懂中文的讀者可能會對某些地方的譯法感到遺憾。在此譯文出版前，法國人見到過阿梅爾·蓋爾納的譯文。他雖未能全譯此書，但其譯文卻是優美的，而現在的譯本中，某些地方似乎缺乏美感。
以上是我所看到的人們對六種主要《紅樓夢》西文譯本的評論。根據這些評論，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一、同我國學術界情況類似，歐美對翻譯工作一般重視不夠。而且一部譯作(哪怕是名著的譯本)問世後，學術界大多都忙於評論作品本身，很少對譯文進行評析，所以這方面的材料比較缺乏。
二、對以上六個《紅樓夢》主要西文譯本，歐美學術界大多作了肯定的評價，確認了它們在溝通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歷史作用，但也都指出了各個譯本的不足。總的說來，評價是中肯的，雖然在意見方面往往還存在著分歧。
三、根據評論者的意見，大多數譯本犯有文字不夠優美、藝術性不足的毛病。特別對精通中外兩種文字的讀者來說，深感譯文與原著差距較大，很難從譯文中體會到原著帶給讀者的美的享受。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也許是王際真和霍克思的譯本，但仍與原著有相當大的差距。《百年孤獨》的作者，當代著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馬爾克斯曾說：《百年孤獨》的英譯本，其文字的優美，超過了他自己所寫的西班牙原文，他本人對此十分讚賞。這番話雖然是他的謙詞，但也表明：文學翻譯工作者如何在翻譯工作中進行再創造活動，重視文學譯作的藝術性問題，爭取接近、達到或甚至超過原作文字水平，把翻譯作品再創造成一件藝術品，始終是翻譯界值得探討的一個理論問題。
四、對每個譯本，大多有一個比較一致的看法，歸結起來，對這六個譯本的評價大概是這樣的。
喬利的英譯本：早在19世紀，喬利就以重病之軀，企圖全譯《紅樓夢》，其精神令人欽佩。譯本在當時起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譯文過分注意忠實，而忽略了文字的優美，因而譯作本身不太理想。
王際真的英譯本：中國人自己敢於翻譯本國名著，王可能是第一人，所以值得稱讚。譯文也是好的，但刪節太多，有損原書的完整。1958年的第二個節譯本，在這方面有所改進。
庫恩的德譯本：譯本意思確切，文字樸實，是一個較好的本子，因此不少歐美國家都根據這個譯本加以轉譯。但也有人認為，庫恩的譯本更重視內容的忠實，而忽略了文字的流暢。
巴納秀克的俄譯本：作為第一個西文全譯本的歷史功績應該肯定，它為小說在歐洲贏得了廣大的讀者群。總的說來，譯文是高水平的，但其中也有不少錯誤。
霍克思的英譯本：普遍有較高的評價，大家都認為譯者對《紅樓夢》有較深的研究，因而能較好地把握原文，進行大膽而靈活的處理。譯文比較流暢，意思也比較確切，其間還有不少妙譯。有人甚至說，讀了霍克思的英譯本才真正理解了《紅樓夢》的佳處。缺點是，有時過於照顧英語讀者，而有損於原意，如把「紅」字譯成金色或綠色就是一例。
李治華的法譯本：譯者花了二十七年的心血，譯成此書，是法國文學界的一大收穫。譯者序言之長和註釋之詳，都是其他譯本所沒有的。翻譯態度嚴肅，因此意思和文字都比較好。但也有人說，就文字而言，不如過去已經出版的蓋爾納的法譯本。
總之，《紅樓夢》能擁有這麼多重要的西文譯本，又能擁有這麼多對這些譯本的精闢評價，足以說明這部偉大小說在世界文學中所佔有的崇高地位。為了更廣泛地傳播偉大小說《紅樓夢》以及我國其他優秀小說，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我們希望今後能看到更多更好的這些優秀小說的譯本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