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研究步履維艱
《紅樓夢》是舉世聞名的文學巨著，兩百年來一直為學術研究者關注。自五四運動以來，由於諸多原因，紅學研究可謂盛極一時，但平心而論理論成果卻不很多。著名紅學家俞平伯先生晚年在香港的一次談話中指出：「近年來國內外紅學研究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也沒有出現什麼新的派別。」筆者認為，俞先生的評價是中肯的。究其原因，正如著名古典文學家、武漢紅學會會長張國光教授所說的：「最值得憂慮的主要不是『紅學』研究本身的停滯狀態，而是忽略了應該努力尋找或有意諱飾『紅學』研究其所以停滯的原因：這主要是由於缺乏系統的深層次的研究和批評，以至於對一些應該否定的現象反而作了肯定的論斷；反之，有許多本來應該肯定的內容卻被一種傾向性的意見長期地給否定了。」（見張國光著《古典文學論爭集》４０８頁，武漢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這話一針見血，道出了紅學研究步履維艱之癥結。本文將從以下幾點具體闡述：
一、崇曹貶高的基本傾向在紅學研究中長期佔據支配地位。
自「五四」以來，我國《紅樓夢》研究中的基本傾向一直是崇曹貶高，甚至一些著名的紅學家對高鶚使《紅樓夢》成為偉大的文學作品所作出的巨大貢獻，竟然持否定態度，實在令人不可思議。簡言之，如果沒有高鶚修改前８０回並續後４０回，《紅樓夢》只能是原來的《石頭記》，那只能是故事情節不完整的「半部書」，而且高本基本保持了曹本的風格和故事情節發展的邏輯性，使一些人物更鮮明，加深了愛情的悲劇性。總之，由於高鶚的功績才使《紅樓夢》拿上了我國古典文學的最高峰，這是鐵的事實！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也對高鶚的功績作了肯定。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肯定了後４０回是高鶚補寫的。可是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辨》中竟然斷言：「凡書都不能續。」認為高鶚「續的後四十回，面目雖似，神情全非，真是『可憐無補費精神』的事。」俞先生的研究基本思路就是用前８０回來攻後４０回，並貶斥高鶚是個「俗人」，「利祿薰心」，使「弄鬼裝妖的空氣，佈滿於後四十回中間，令人不能卒讀」；而且「文筆之拙劣可笑，更屬不堪之至」。他還在１９５２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中，認為高鶚續書是「自不量力，妄去狗尾續貂」，「是完全失敗」的。周汝昌先生更是崇曹貶高的代表人物，他在１９７６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中說：「在前八十回書中，……高鶚若改一百處，起碼總有九十九處是改糟了。」甚至還直截了當地罵高鶚是「封建奴才」，是乾隆皇帝派的「文化特務」，「使《紅樓夢》變質為封建統治者服務」。
台灣省的林語堂在《高本四十回之文學伎倆及經營匠心》一文中，對後４０回作了很高的評價，認為「《紅樓夢》之有今日的地位，普遍的魔力，主要是在後四十回，不在八十回，或者說是因為八十回後之有高本四十回。……所以可以說，高本四十回作者是亙古未有的大成功」，而且對周汝昌否定高本四十回表示憤慨。但林語堂卻「不相信高鶚有此本領」，其實質是否定後四十回為高鶚所續，仍然是崇曹貶高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應該強調的是：湖北紅學界早在１９８８年前就要求為高鶚「平反」，肯定他修改前８０回和續後４０的巨大功績。由於海峽兩岸隔絕，只是近年來才看到林氏對後四十回的評價。儘管在肯定後四十回上觀點相同，但對高鶚的評價上是根本不一致的。
正是由於崇曹貶高的傾向在《紅樓夢》研究中長期佔據著支配地位，加上周汝昌先生擔任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的顧問，以致該劇完全抹殺了後４０回的情節，沖淡了愛情悲劇的色彩，使廣大觀眾無法看到１２０回本《紅樓夢》所反映的複雜社會生活和深刻的思想內容，因而缺乏震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較之越劇《紅樓夢》大為遜色，所以電視連續劇《紅樓夢》是失敗之作。
根據甲戌本第一回交待《紅樓夢》成書的經過可以看出，它最早的標名是《石頭記》。曹雪芹之前就有《紅樓夢》的書名，但曹氏整理加工原作時依據的藍本是《風月寶鑒》，所標的書名是《金陵十二釵》而並非《紅樓夢》。到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時仍用《石頭記》為書名。所以胡適也認定最初的抄本《紅樓夢》必定都稱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因而曹氏與脂硯齋都從未使用過《紅樓夢》的書名。大約在曹氏「淚盡而逝」後不到３０年，即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年），程偉元、高鶚第一次以活字排印的１２０回本以《紅樓夢》為書名，廣泛流傳，才成為通行書名，並走向世界。可是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的作者卻做了一件大蠢事，或許是缺少這點知識，標明「原著曹雪芹」，把高鶚的巨大功績一筆勾銷。他們既然要忠實於前８０回本，否定後四十回本，片名就應該用《金陵十二釵》或《石頭記》，而不應該用１２０回的程、高本的書名《紅樓夢》。該電視劇編導者的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做法，不僅貽笑大方，而且也公然侵犯了程高本的書名版權，是違法行為。
針對七十年來紅學研究中崇曹貶高的傾向一直頑固地佔據支配地位，阻礙了紅學研究的深入開展，武漢紅學會會長張國光教授率先對其展開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於１９８７年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兩種＜紅樓夢＞，兩個薛寶釵——兼論應充分評價高鶚續改＜紅樓夢＞的貢獻》；１９８８年發起並主持召開了「當代紅學的思考與探索」學術討論會。與會的專家、教授熱烈地討論了張國光先生的「雙兩說」，使紅學研究出現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筆者的《高鶚續改＜紅樓夢＞的貢獻》、《高鶚使＜紅樓夢＞成為中國文學瑰寶》等文章，對高鶚的巨大功績作了充分而全面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俞平伯先生晚年改變了「崇曹貶高」的學術觀點，在香港的談話中對曹高二氏作了比較客觀的評價，從而使他長達７０年的《紅樓夢》研究有了光輝的總結。然而固執崇曹貶高之己見者在紅學界中仍不乏其人，周汝昌先生就是典型人物。
二、「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學術與政治運動掛鉤，使紅學研究成為「一言堂」。
１９５４年，兩個「小人物」缺乏起碼的版本知識，用１２０回本《紅樓夢》來批判俞平伯先生依據８０回本《石頭記》形成的學術觀點，這種可笑的做法竟得到大人物的大力支持，並形成了政治運動，從而使紅學研究出現了「一花獨放」，「萬馬齊喑」的局面，在理論上造成了莫大混亂，使一些研究者蒙受了不白之冤。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以糾正。八十年代，張國光教授首先提出：不僅在政治上，還要在學術上徹底為俞平伯先生平反；他發表的《兩種＜紅樓夢＞，兩個薛寶釵》的著名論文，創立了「雙兩說」的著名觀點，為「紅學」研究中撥亂反正提供了有力武器。１９８８年，張國光先生發起和主持了「當代紅學的思考與探索」學術討論會，總結了建國以來《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和現狀，以便明確今後的方向。與會者認為，１９５５年的「批俞」，６０年代初對「人性論」的批判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評紅」運動，都是「批俞」的繼續與發展，都受了「左」的政治影響，是錯誤的。張國光教授認為『批俞』是一場歷史的誤會，不僅在批判方式上是過「左」的，而且在批判內容上也是不科學的」，因而要為俞平伯先生不僅在政治上平反，還要在學術上平反。大家認為，《紅樓夢》研究在排除了「左」的干擾之後，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還是深入不下去，「紅學」研究不是圍繞這部文學巨著來進行，正如有的學者說的：好像「研究《紅樓夢》不是『紅學』，只有研究了曹雪芹的八代祖宗的『紅外線』才算『紅學』」。筆者認為其原因有二：１部分研究者仍然心有餘悸，唯恐研究《紅樓夢》作品本身會重蹈歷史覆轍；２還有部分研究者由於「崇曹貶高」的影響。因而張國光先生提出為俞平伯先生在政治上和學術上徹底平反和發表的重要論文，對深入開展「紅學」研究具有重大意義，他對《紅樓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三、近年來少數人假學術研究之名來弄虛作假，欺世盜名，激起了非學術的喧鬧，干擾了紅學研究的深入開展。
如：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夢＞「金璧」的背後》一文中，無中生有地提出了聳人聽聞的謬論：乾隆、和坤群臣指使高鶚炮製了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據史料記載，乾隆皇帝的確曾下旨對滿清王朝有「違礙」的書籍進行過「刪改抽徹」，但從未發現乾隆、和坤群臣物色高鶚用「刪改抽徹」之法，將曹本《石頭記》變為程、高本《紅樓夢》的任何證據。周先生為此主觀臆斷、胡編亂造，是他一貫堅持「崇曹貶高」觀點的繼續和發展，嚴重地干擾了紅學研究的正常進行。
不僅如此，周汝昌先生近來還一手導演了所謂「太極紅樓夢」的鬧劇。他上書欺騙中央部門的負責同志，吹捧只讀過小學的「王國華做的工作是有重要價值和深遠影響的……紅學上的所有重大問題（爭議）都可以順利解決。這不僅是『紅學』的事，它實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重大課題，巨大貢獻，所關至為重要」，等等。（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３日《書刊導報》）因而武漢的《書刊導報》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３日在頭版頭條加套紅「編者按」發表了段獻民的文章，題為《為世人前所未聞，為學者前所未想——震驚人類的發現：＜紅樓夢＞應有兩部——王國華曹雪芹完成＜太極紅樓夢＞》，來為欺世盜名的假貨大造輿論。於是十幾家報刊紛紛摘登或轉載此文，海風外沸沸揚揚；一些無知者和別有用心的人也跟著搖旗吶喊。張國光教授首先揭露、批判這場鬧劇，指出是周汝昌先生支持王國華欺世盜名，並於１９９２年５月召開並主持第三次「當代紅學研討會」來開展批判。與會的專家、教授和研究者認為《書刊導報》不惜工本地給這場鬧劇大作假廣告，影響惡劣，也應負相應的責任。筆者發表了《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真是「震驚人類的發現」嗎？》等文章，對這場鬧劇作了全面的揭露和理論上的批判。
據《楚天週末》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日報道：今年８月底在山東萊陽市召開的第七次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紅學會會長馮其庸先生在開幕詞中指出：「前些時候，南京歐陽健誣稱劉銓福偽造脂本和妄論程甲本是最早、最真的《紅樓夢》本子，以及北京的楊向奎篡改曹雪芹的家世，剝奪曹雪芹對《紅樓夢》著作權和妄稱河北豐潤的曹淵就是《紅樓夢》的原始作者」就是作偽的例子。儘管他們的「文章」被一些報刊大肆吹捧，「除了說假話，沒有什麼真正的研究成果」。馮其庸先生憤然道：對某些人利用「百家爭鳴」的正確方針，居然把說假話、編假材料也作為「百家」中的一家，敗壞學風和文風。他號召廣大紅學研究者要「仗義執言」，「掃除謬論」。與會專家、教授們注意到，今年初多家報紙載文稱，歐陽健論證程甲本才是《紅樓夢》的原本、底本、定本，甚至著名紅學家俞平伯也受到這種「脂本為偽本」說的影響，臨終遺言：「……程偉元、高鶚是保存《紅樓夢》的，有功」云云。這則新聞的高論是１９９１年發表的，而俞平伯先生１９９０年就已逝世。俞老難道有超越時間的特異功能，趕在歐陽健的傑作問世之前就留下了「臨終遺言」嗎？謠言竟造到逝者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據江蘇紅學界賈穗先生的文章指出：「歐陽健過去基本上未搞過《紅樓夢》研究，１９９０年因受邀撰寫《古代小說版本漫話》，『始不得不染指於《紅樓夢》版本』（見候忠義先生為其書所寫的序言）的。」可是從１９９１年底起在報刊上發表２０多篇「紅學研究」文章，大放厥詞，已受到紅學家劉世德、楊光漢等人的嚴肅批駁。值得注意的是，新聞、出版界也有那麼幾個人極力吹捧歐陽之論「對紅學方面和前途將發生巨大影響」。這使我想起《書刊導報》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３日的「奇文」，宣稱王國華的「太極紅樓夢」是「震驚人類的發現」，想起了周汝昌先生吹捧「王國華的工作是有重要價值和深遠影響的……」（見上述《書刊導報》）三者竟是如此相似，都運用了最高級的誇張，達到登峰造極了。現在王國華的鬧劇早已收場了，人們也可以預料歐陽之論的鬧劇的結局了！
更可笑的是，《揚子晚報》１９９４年１月５日的報道，為了吹捧歐陽健的「研究成果」，首先宣稱「被貶抑、詆毀半個多世紀之久的古典名著程甲本《紅樓夢》，經過近年紅學界爭辨之後，將於本月下旬由廣東花城出版社出版，向全國公開發行」，在「建國四十多年來尚屬首次，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只要稍有點紅學知識或者是稍留點心的人都知道，１２０本《紅樓夢》是解放後的通行本，一印再印，版本眾多，豈能說是「被貶抑、詆毀半個多世紀之久」呢？如果說花城出版社出版的１２０回本（即程甲本）《紅樓夢》是建國四十多年來尚屬首次」，那麼，由山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２月出版的１２０回本《紅樓夢》又如何解釋呢？《揚子晚報》和花城出版社如此不負責任地宣傳，到底是無知，還是為了轟動效應，還是為了其他的什麼呢？
總上所述，七十多年來紅學研究步履維艱，理論成果也不很多，其主要原因如上述這三個方面。由於以張國光教授為代表的湖北地區紅學界努力奮戰，現在紅學研究中反對崇曹貶高的錯誤傾向，實事求是地評價曹高二氏對《紅樓夢》成書的功績，已日益為全國紅學界大多數同仁所接受，並且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在學術領域中「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的作法已成為歷史的陳跡，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局面；為俞平伯先生徹底平反的主張已得到全國紅學界的廣泛支持，這對深入開展紅學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在這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下，紅學研究中時有作偽鬧劇出現，這是少數人假借「百家爭鳴」來欺世盜名，是極不道德的惡劣學風、文風、為害甚大，因而，１９９４年８月召開的第七次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與會者提出：紅學研究領域亟需「打假」。中國紅學會會長馮其庸先生憤然號召廣大紅學研究者要「仗義執言」，「掃除謬論」，不讓「邪說橫行」！全國第五次「當代紅學研討會」於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下旬在湖北大學召開，近百名與會紅學家強烈呼籲：紅學研究必須反對譁眾取寵、欺世盜名。專家們一致認為，近年來紅學研究中「浮誇風、作偽風、傳偽風」甚囂塵上，必須堅決反對，並倡導勇於創新而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中國紅學才能健康地邁向２１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