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紅學」？
近二十多年來,「紅學」有長足的發展,有關「紅學」的討論不斷,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收在這本集子裡的文章,除了正面的論述以外,有一部分是為參加討論寫作的。關於「紅學是什麼」以及庚辰本和己卯本的關係問題的討論,我都寫過文章,但對對方答辯和批評,我都沒有繼續撰文討論,現在趁此機會在序言上寫上幾句,也算是一個回應吧。
紅學何為？首先碰到的問題是「紅學是什麼」？對紅學有不同的理解和觀念,也就會有不同的回答。
紅學是什麼?有研究者認為,「紅學」以曹學為核心,包括版本學、脂學、探佚學；它與甲骨學、敦煌學一起,成為漢學的三大顯學。對《紅樓夢》本身的研究,不能叫紅學,應該叫「小說學」,屬於「小說學」範圍。
我是不贊成這樣一種說法的,於是就有了一篇我與持以上看法的周汝昌先生討論的文章。周汝昌先生文章的題目是：《什麼是紅學》,我的文章的題目是：《也談什麼是紅學》。這篇文章發表在文藝報。後來,文藝報還發表了周汝昌先生的答辯文章和趙齊平先生的文章《我看紅學》。之後,由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涵蓋了整個《紅樓夢》的研究,所以討論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在繼續,幾乎沒有間斷過,參加討論的文章也很多,而且在我們可以預見到的時間內還會繼續下去。比如周汝昌先生的「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一文就是用運用自己的紅學觀念去觀察《紅樓夢》研究歷史寫成的一篇文章。這樣的討論,對於《紅樓夢》研究的深入和發展是一件大好事。
周汝昌先生在第二篇文章中把他所說的「紅學」,也就是他所說的曹學脂學版本學和探佚學與《紅樓夢》本身的研究比作一個是耘麥,一個是植桑；一個修路,一個蓋房。周先生文章的題目叫作：「『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良好關係」,他始終把「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看成是兩回事。
在我看來,「紅學」就是「《紅樓夢》研究」,「紅學」就是人們對《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的欣賞、解讀、認識和研究,「紅學」的歷史也就是人們欣賞、解讀、認識和研究《紅樓夢》的歷史。「紅學」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材料文獻的發現和研究,比如曹雪芹家世生平和版本材料的發現和研究等；二是《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這二者之間的關係不是周汝昌先生所說「耘麥」和「植桑」,「修路」和「蓋房」那樣的關係，而是統一的「紅學」內部兩個有機的組成部分。「紅學」材料、文獻的發掘和研究可以推動和深化我們對《紅樓夢》的認識和研究,而《紅樓夢》本身的研究對材料、文獻的研究起規範和指向的作用。「紅學」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不斷推進和深化、提高我們對《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的認識。因此,在「紅學」的範圍內,紅學材料和文獻的發掘、考證和研究不具有獨立的意義。
當然,以上是我們只就「紅學」的觀念和研究的對象、範圍來說的,至於研究者的個人,根據自身的志趣和條件，選擇哪些方面作為自己主要的研究課題,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周汝昌先生常常說甲骨文學、敦煌學和紅學是三大顯學,又說「紅學」的「學」,就是甲骨學敦煌學那個「學」,他說的那個「學」指的就是對材料文獻的發現、考證和研究。很明顯,在這裡文獻的發現、考證、研究的共性掩蓋了甲骨、敦煌之學與紅學的不同性質。相對於甲骨文文獻、敦煌學文獻的不是曹家史料之類的文獻,而是《紅樓夢》的文本。相對於曹家史料等文獻的也不是甲骨學和敦煌學的文獻,而是與甲骨、敦煌文獻相關的文獻資料的考證和研究。曹學等材料文獻離開《紅樓夢》本身的研究,不具備甲骨文文獻和敦煌文獻那樣的價值和意義。周汝昌先生說的甲骨學、敦煌學與紅學（當然是周汝昌先生所說的「紅學」）三學並立為顯學的說法是建立在學科本體性質混淆的基礎上的。
一切文藝作品都是人的精神創造,《紅樓夢》是曹雪芹創造的,沒有曹雪芹,也就沒有《紅樓夢》；但是,《紅樓夢》又成就了曹雪芹,使曹雪芹成為現在的曹雪芹,成為中國古代最偉大最卓越的小說家。如果沒有《紅樓夢》,曹雪芹也就不是現在的曹雪芹了,他不過是許許多多沒落官僚貴族子弟中的一個,早已為歷史的塵埃所淹沒,沒有人會知道他，更沒有人會研究他。曹雪芹因《紅樓夢》而「顯」,什麼時候「紅學」這個顯學變得與《紅樓夢》本身研究無關呢,我無法相信這種沒有《紅樓夢》的紅學會成為顯學。
為什麼「紅學」成為顯學呢？這首先是由於《紅樓夢》的偉大的藝術成就和永恆不朽的價值，就像甲骨、敦煌文獻具有重大歷史價值一樣。在學術研究的歷史上,我們不乏歷史文獻資料和有關文藝作品的文獻發現,為什麼對它們的研究並沒有成為顯學？這是因為它們沒有像甲骨文獻和敦煌文獻那樣的歷史價值,沒有像《紅樓夢》那樣高的審美的歷史的價值。難以設想脫離《紅樓夢》本身價值研究的「紅學」會成為「顯學」。是不是這樣說我們就不重視曹家史料等材料、文獻的發掘和研究呢?完全不是這樣。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在佔有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用歷史考證的方法反對索隱派主觀比附的方法,在紅學歷史上開創了曹雪芹家世生平和《紅樓夢》版本的研究，發現和揭示了《紅樓夢》的創作與曹雪芹家世生平之間的真實聯繫,從而推進了對《紅樓夢》價值的認識和研究。有這些材料文獻的發現研究,和沒有這些材料文獻發現研究是不同的。但是,胡適對《紅樓夢》價值幾乎沒有什麼認識。他除了提出自傳說外,認為《紅樓夢》是一本未成熟的著作,思想上不如《儒林外史》,藝術上不如《海上花列傳》、《老殘遊記》。試想,按照胡適的看法,這樣一本思想藝術低下,毫無價值的文藝作品的作家家世和版本文獻材料的研究能成為「顯學」嗎？如果一部作品是低劣的沒有價值的,不管是什麼樣的作家,不管對這個作家有怎樣文獻資料的發現和研究,都不能一分一毫彌補作品的根本缺陷,遑論顯學。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美學的、歷史的意義,即使它的作者我們知道得很少,文獻資料也很少,對它仍然有研究的價值,也有可能成為顯學。而且據胡適自己說他的考證研究也不是去認識《紅樓夢》的價值,他時而說為考證而考證,時而說教人一個研究的方法。可見,有關《紅樓夢》文獻、材料的研究也有可能漠視甚至歪曲否定《紅樓夢》的價值。俞平伯先生說：「《紅樓》今成顯學矣,然非脂學即曹學矣,下筆愈多,去題愈遠,而本書之湮晦如故。」也是指的這種情形。事實上今天我們對胡適《紅樓夢》文獻考證成果的認識和評價,比胡適自己更充分。不僅認識更充分,而且給予準確的科學的定位,糾正他的「自傳說」的偏頗,使文獻材料在研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紅樓夢》研究成為顯學,這是自《紅樓夢》誕生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一代代學人長期努力的結果,首先是對《紅樓夢》審美的文化的歷史的價值研究、認識的結果,而曹雪芹家世生平與脂評抄本的發現和研究對這種認識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這個認識、研究提供必要的材料文獻基礎。人們揚棄新紅學派,超越新紅學派把「紅學」研究局限於曹雪芹家世和版本範圍的偏頗,認識到《紅樓夢》的偉大價值,這是《紅樓夢》成為顯學的前提,從時間上說,到解放後,《紅樓夢》顯學的地位最終得以確立。
紅學何為？把紅學局限於曹學等的學者看來,我這本書是不能叫紅學的,至少很大一部分算不上紅學的,這也是我把這本書取名為「紅學何為」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