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界弄虛作假的不良學風和文風
一、紅學界開展純潔學風、文風的論爭刻不容緩
「紅學」成為當代「顯學」，引起了「無數英雄競折腰」，也有「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眾取寵之心」的人，用各種方式擠進這一學術殿堂來「湊熱鬧」。發表於《湖北大學學報》1992年第5期的拙文就曾指出：紅學領域「不斷有人炮製偽文物、偽史料，以假亂真。有的名家竟充當這種偽劣文物的義務宣傳員。還有的搞浮誇風，不是危言聳聽，就是瞎吹亂捧：一隻繡花針，他可以吹成參天大樹。這樣一來，本來應該是清澈見底的一泓『紅學』湖水，就被攪成一汪渾水，此何異於『西子蒙不潔』？」這種不良現象實為紅學的一種厄運。
持這種觀點的決不止筆者一人；上海紅學會會長魏同賢編審，也曾在發表於《社會科學報》的文章中，批判紅學界有人「製作假古董，填補假詩詞，蹈襲前賢成果，剽竊他人見解，堅持門戶之見，廉價奉送桂冠，不以學術服人，先以聲勢奪人」的不良傾向。並指出：正是這種「並不光明磊落的學術的氾濫，導致紅學受到譏誚，疏遠。」他也認為，廓清這種歪風，乃當務之亟。
最近於山東舉行的第七次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馮其庸教授在開幕詞中嚴詞批評：搞這種不正之風的代表人物，是在製造「與紅學的前進背道而馳」的「非學術非道德的喧鬧」。馮教授還嚴肅地指出：「南京的歐陽健誣稱劉銓福偽脂造本和妄論程甲本是最早最真的《紅樓夢》本子，以及北京的楊向奎等篡改曹雪芹家世，剝奪曹雪芹對《紅樓夢》的著作權，和妄稱《紅樓夢》的原始作者是豐潤曹淵──就是這是例子。」馮教授認為：「儘管報刊上大肆宣傳和吹捧（兩者宣傳的熱度幾乎相等）」，但這些人的「文章」，「除了說假話以外，沒有什麼真正的研究成果。」他質問這幾個人：這樣作，「難道能算作學術和算作道德嗎？」馮教授還寫道：「有些人利用『百家爭鳴』這個正確方針，來為弄虛作假打掩護，他們居然把說假話和編假材料，也作為『百家』中的一家。黨風、學風、文風，被某些人在某範圍內已經破壞得更嚴重了！」他呼籲廣大紅學研究者「起來仗義執言」，要「為掃除謬論而爭」！「為廣大的讀者群不受蒙蔽而爭」！
當然也應看到：在一個全國性的學術會議上點名批判某些人的以假亂真、蒙騙讀者的不良學風、文風，呼籲紅學界要為「掃除這類謬論」而爭；這畢竟是學術界一樁具有深遠影響的大事。可以預見，一場批評這種弄虛作假的歪風的論爭即將在全國紅學領域卷地而起，因此關於這幾位被點名批評的先生究竟發表了哪些文章？提出了哪些論點？為什麼說他們的說法是「以假亂真，蒙騙讀者」的謬論？──這些，顯然都是每一位紅學研究者和愛好者所關注的問題。有的不明真像的同志，也許還會提出：這樣作是否小題大做，「割雞用牛刀」？為此特申管見如下：
二、評歐陽健編造的「脂評本系偽本」、「唯程甲本是《紅樓夢》原本、真本」且由他「最先校注出版」之說，純屬無稽之談
在對歐陽健的「脂本系偽本、而唯有程甲本才是曹雪芹的真本、原本、定本說」進行評論之前，筆者需要澄清某些紅學家心目中把歐陽之說與多年本人堅的紅學「雙兩說」混為一談的誤解。
1、關於「程本優於脂本說」與「脂本為偽本說」的本質分歧
筆者研究《紅樓夢》，是以自己多年來研究《水滸》所得出的結論──「兩種《水滸》，兩個宋江」說為出發點，而把它「移植」到紅學領域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提出的「兩種《紅樓夢》，兩個薛寶釵」說，即紅學「雙兩說」；這也就是《水滸》「雙兩說」的引伸。我研究《水滸》，首先致力於為《水滸》的刪改者和最後定稿人金聖歎翻案；我研究《紅樓夢》也是首先致力於為它的續改者、最後定稿人高鶚（包括程偉元）平反。我認為金聖歎最大的貢獻是把舊本《水滸》中歌頌的「忠義之烈」者──即大投降派宋江改造成了敢於造反到底的具有雄才大略的英雄，而高鶚修改脂本最大的貢獻則是把「釵黛合一」改造為釵黛對立，突出了黛玉作為悲劇的主人公。因而1987年出版的拙著命名為《兩種〈紅樓夢〉，兩個薛寶釵》，1988年武漢紅學會先後在山東淄博和武漢舉行了「當代紅學的思考與探索」學術討論會。香港《大公報》1988年8月15日的報道稱：拙著「以版本學為依據，一反七十年來我國在《紅樓夢》研究中崇曹貶高的傾向，高度評價了高鶚續書40回和修改前80回的重大貢獻。著者認為要沒有後40回的續書和對前80回的修改，《紅樓夢》就不可能成為一部偉大的愛情悲劇小說而置身於世界文學之林」。
這說明，我所爭的，只是為了公平地對待程本，其用意決非為了反對脂本。應該說：1991年8月在貴陽舉行的紀念程甲本刊行200週年學術會議，是和拙見基本上沒有矛盾的。試看《紅樓》雜誌1991年4期的述評：
這次學術盛會討論的焦點是在關於《紅樓夢》後40回的評價、著作權的歸屬以及脂本與程本之關係這兩個問題上。對於前者，湖北大學張國光教授在會上作了長時間的發言。張先生重申了他的由「兩種《水滸》，兩個宋江」、「兩種《西廂記》，兩個崔鶯鶯」一脈相承而來的「兩種《紅樓夢》，兩個薛寶釵」說，並從而肯定高鶚所續的《紅樓夢》後40回的巨大貢獻。他主張《紅樓夢》的著作權，應由曹雪芹與高鶚平分。這一述評，可以說準確地表達了筆者的基本觀點。又該雜誌1988年第4期的報道也寫道：
湖北省舉辦的「首屆當代紅學研討會」的發起，主要是由於……張國光先生……提出高鶚本《紅樓夢》優於曹雪芹著前80回《石頭記》的一反舊說的主張，在紅學界引起了不同的反響。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我提出反對70年來盲目崇曹貶高傾向的觀點，主要是為了批評這一傾向的極端派代表人物周汝昌氏。但我從未主張應「反其道而行之」，來一個「崇高貶曹」。可是這幾年和我就這一問題開展論戰的周氏，卻於1993年6月12日的《文藝報》發表的《試表愚衷》一文中指目我是極端貶曹的謬論首創者。他所謂的「近年在大陸出現了『偉大的是高鶚、不是曹雪芹』的公開宣論……」云云，就是對我的誣告。試問：1988年發表在北京《文藝報》、《理論信息報》、南京《古典文學知識》、《文教資料簡報》、湖北《社會科學動態》、《湖北大學學報》，以及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紅學新潮》等十餘種書刊中的本人的論文或論文摘要，何處有所謂「偉大的是高鶚，而不是曹雪芹」的語句出現？事實上，我多年來堅持的乃是「曹、高並重寫《春秋》」的論點。我在研討會上的發言中，特別申明：「所謂」程本優於脂本的拙見，其意是說程本在吸收脂本的優點的基礎上又進行了藝術加工，因而就能後來居上。這何嘗否認了脂本的價值？至於1979年發表於《文學評論叢刊》的拙文：《金西廂優於王西廂之我見》，以及多年來我的應以金本《水滸》為群眾閱賞的《水滸》底本的主張，也可以作如是觀。
上述拙見，與馮其庸教授1992年為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的程甲本寫的題為《程甲本問世的歷史意義》序文，以及張畢來先生1991年發表的對程甲本的看法，均無矛盾。更有一個旁證，1988年參加了武漢之會的（也是參加此次紅學會議的）的江蘇代表賈穗同志，還曾在《紅樓》和《海南師院學報》今年第2期發表的專文中寫道：「80年代後期由湖北方面發起的就《紅樓夢》後40回、程本及高鶚全面重新評價的工作，由於很快地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共鳴，進入90年代後，已取得明顯的效果，從而使自20年代以來一直佔據紅學界主流地位的極端貶斥後40回，貶斥120回本和高鶚的觀點的影響越來越小；這是令人十分鼓舞的！」
在我們為紅學界這一新觀念的確立感到鼓舞的同時，不能不對近兩年來甚囂塵上的一種企圖利用這一理論成果，而把它推向極端的所謂「脂本純係後人偽托」而唯有程本才是「唯一的真本、原本」、並具有「偉大而崇高的價值」的論調感到驚詫，這純係為了聳人聽聞製造轟動效應而散播的奇談怪論。它與拙著提出的程本、脂本並重，但「包括了脂本，並且又是在脂本的基礎上加工的程本，則較優於脂本」之說，是決不能合二而一的。
2.論所謂脂硯齋並無其人說系常識性錯誤
江蘇代表賈穗同志在提交大會的論文中寫道：「歐陽健過於基本未搞過《紅樓夢》研究」，1990年因受邀撰寫《古代小說版本漫話》，『始不得不染指於《紅樓夢》版本』的。」（見侯忠義先生為其書所寫的序言）按歐陽是江蘇《明清小說研究》的主編，他從1991年底起已在報刊發文20餘篇，宣稱紅學家歷來重視的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是「民國以後的書賈」所偽造。並斷言史證昭然的脂硯齋其人並不曾存在；又說只有程甲本才是《紅樓夢》的真本、原本、底本，並「具有偉大而崇高的價值」等等。其實歐陽的材料大都是從馮其庸先生的《脂評石頭記》匯校本中所轉引而來的。對歐陽之文，紅學家劉世德、揚光漢等已予以批駁。蔡義江教授說：歐陽「所謂『脂本抄襲程本』的奇談，無異於說『《史記》抄襲《漢書》』，常識何在？」馮其庸教授並在會上賦詩云：「豈能偽造脂硯齋？竟敢來偷夢阮（雪芹字）魂！真假是非信口說，脂評程刻本進門。」有的專家復有詩譏之云：「信口開河貽笑柄，何勞楮墨論爭頻？」宋謀瑒教授還寫道：「我很奇怪：歐陽這種大言不慚，挖空心思捏造出來的……缺乏起碼校勘學常識的論文，竟然能在《復旦學報》等刊發表！」其實不僅有不少刊物把歐陽這種缺乏常識之說視為新見，爭相發表，花城出版社還把這些文章匯為《紅學新辨》於今年出版；如此播及海內外的紅學新鬧劇，就這樣上演了。
3.胡吹濫捧，足令識者齒冷
請看這本《紅樓新辨》的征訂單：
「這是第一部向以『新紅學』及其理論基礎提出尖銳挑戰的著作。作者運用版本學、史料學、校勘學、辨偽學的基本規律，從版本鑒定和內容對勘入手，證明出現在1927年以後的所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不是紅樓夢的原本，而是後出的偽本，脂本中有關作者家世和素材來源的批語，也是完全不可靠的。只有程甲本才是《紅樓夢》的真本，應該還其應有的崇高地位。本書對紅學的方向前途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按反映「新紅學」的理論基礎的著作，應該以《紅樓夢辨》為代表，此書雖是俞平伯著，但實際是胡適、顧頡剛先生與俞先生合作的成果。所謂「辨」者，即辨後40回系高鶚續作，而前80回又經他修改之謂也。要說對版本學、史料學、校勘學、辨偽學的基本規律的掌握，中國文史學界，有幾個能超此三人者？而歐陽君究曾從哪一位名師，竟能無師自通，一下子建立了推倒三位名家及70年來廣大紅學界的公認論點的殊勳？如此信口開河，是否對紅學界的水平估計過低，而自視又太高了一些？至於所謂歐陽之書「對紅學的方面和前途將發生巨大的影響」云云，更與癡人說夢何異？
無獨有偶，歐陽除了出版他的論文集外，還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歐陽根據自己的誤說，和幾位同志一起「整理」的程甲本《紅樓夢》。編輯可能不熟悉業務，竟用專電的形式在《人民日報》（海外版）和《中國青年報》等報上大作浮誇性宣傳。例如今年1月5日的《揚子晚報》刊出的發自廣州的一則電文竟說什麼：「中國學者歐陽健」「以翔實的論據指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是後人偽托本，程甲本《紅樓夢》才是原本、底本、定本。此點在紅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著名紅學家俞平伯臨終前留下遺言：『……程偉元、高鶚是保存《紅樓夢》的……有功』……」云云。看來起草這則電文的記者，不愧為製造「假新聞」的高手。他把歐陽遭到群起而攻之的事實，美化為「引起了很大反響」；又為這位妄稱「脂本系偽本」說者，冠上「中國學者」的頭銜，尊之為中國紅學界的代表！更不可思議的是：歐陽本是到1991年冬才發表這種紅學「高論」的，而俞先生早已於1990年歸道山。難道俞老會有什麼特異功能，使他在生前就預先受到歐陽的影響麼？再說俞老的臨終遺言，只是為程本辯護，根本不曾否定脂本。歐陽和這位記者竟把謠言加到已逝者身上，俞老地下有知，能不抗議？又，該專電續稱「負責策劃出版此書的花城出版社徐巍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這種程甲本的出版，建國以來尚屬首次，「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云云，這更是有意抹殺1986年由北京師範大學啟功等教授校注出版的程甲本，和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影印出版的由北京圖書館珍藏的《程甲本紅樓夢》。像這樣步趨別人後塵的作業，卻美其名是建國以後的「首次」出版物，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云云，豈非欺人之談？對於出了不少好書的花城出版社在工作出現的這一點差誤，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
三、對楊向奎、周汝昌氏長期鼓吹的「曹雪芹祖籍豐潤而非遼陽」說，和由此派生的「豐潤人曹淵為《紅樓夢》原始作者」說的駁議
曹雪芹祖籍遼寧（原奉天）遼陽，本來是一個從70年代以來，已經得到紅學界絕大多數公認的問題。但由於首倡「河北豐潤說」的楊向奎、周汝昌兩位老年學者不肯放棄自己的誤說，以致於在近年激起了又一場非學術的喧鬧。專家們指出：所謂《紅樓夢》系「豐潤人曹淵原著」的謬說，是由於他們的導引而得到張揚的。
關於這一問題的論爭由來已久：最早是1931年由奉寬提出曹雪芹祖籍為奉天遼陽說。並由他引據《八旗氏族通譜》予以論證。隨之，李玄伯又提出河北豐潤一說。到1947年，又有守常者，肯定曹雪芹先世「本為豐潤人，其稱瀋陽，殆為寄籍。」當時的楊向奎氏即寫信與胡適，提出明末滿人入關必經豐潤，豐潤曹家「或即在此時被擄為包衣，遂稱瀋陽人」之說，當即為胡適所否定。而1953年周汝昌氏出版《紅樓夢新證》時，所引證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吳葵之《吉州全志》、嘉慶《山西通志》、《大同府志》、《浙江通志》、《重修兩浙鹽法志》諸書，其中均明記雪芹高祖振彥為奉天遼陽人。而雪芹祖父著的《楝亭詩鈔》亦自署「千山曹寅子清」（千山，即遼陽千頂山），足見遼陽說本無可疑。但周氏為了另創「新說」，卻在守常之文的基礎上，作出新的附會，並據李玄伯之說，把遼陽曹家列入《豐潤曹氏世系表》，這樣，「豐潤說」遂流行一時。直到1978年馮其庸氏在《社會科學戰線》創刊號發表《曹雪芹家世新考》，根據新發現的《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和新查到康熙《江寧府志》，曹璽「王父寶，宦瀋陽，遂家焉」，及康熙《上元縣志》中曹璽「著籍襄平」等記載，駁倒了純出附會的「豐潤說」，於是「遼陽說」遂為許多學者公認。
1991年在遼陽舉行「紀念程甲本問世200週年討論會」上，馮氏詳察有關雪芹先輩的三塊碑銘後，特為遼陽博物館題詞：「曹雪芹祖籍襄平有曹氏三碑為證，雖百世而不可移也。」李希凡氏亦題詞云：「遼陽古城，雪芹祖籍。」其他與會專家亦一致認為「遼陽說」可以論定。但周氏卻支持豐潤於1992年、93年連續舉行會議以為自己舊說張目。他並於《金陵時報》1993年7月16日發表《曹雪芹祖籍之謎初見分曉》一文，宣稱：「有人根據遼陽曹氏譜而排斥豐潤祖籍的說法是完全弄錯了。」又鼓勵豐潤青年文博工作者王家惠同志寫出《曹淵即曹顏》一文，於今年1月8日《文藝報》發表，提出豐潤曹淵曾過繼曹寅為嗣子，並改名曹顏之說。同期該報又發表另一青年劉潤為同志的《曹淵：〈紅樓〉原始作者》一文，完全引據周氏的並不成熟乃至錯誤的觀點，並以此為理論基礎，作出了曹雪芹出於豐潤曹，他並非《紅樓》的原始作者，其原始作者實為曹淵的論斷。周氏則於同日發表《王文讀後》一文，盛稱「王文」立論有創見，考證剖析，周詳細密，又能謹嚴而審慎；學力文風，俱為近年來治曹氏家世論著中難得之作。周氏為了不埋沒自己「首倡」此說之功，又寫道：「家惠撰此文之前，曾將曹淵出嗣問題與我書札討論。我覺得他這一嶄新見解值得注意探究，郭促他以文字表述，供大家研討。今讀全文，果見義理斑斑」云云。原持「豐潤說」的楊向奎讀王劉周文後，自然大為激賞。楊氏本已在1988年第6期《文史哲》發表文章為自己舊說辯護，隨後又從周汝氏信中得到支持，乃於今年3月9日在《中國文化報》發表《關於〈紅樓夢〉作者研究的新進展》一文，讚譽王家惠所謂：雪芹是豐潤曹鼎望第三子之子，而過繼給曹寅之說好比畫了龍身，而劉文乃是「點睛」之作。「有此一點，全龍活了。而《紅樓夢》一書原始作者的找出，使七十年的懸案至此解決」云云。這不是要剝奪曹雪芹用平生心血凝鑄的《紅樓夢》的著作權嗎？
但這樣一來周氏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因為他原是以曹雪芹的崇拜者自居的，曾把自己的書起名《獻芹集》，又首倡為雪芹建立祠廟，還為自己起了個「芹祠侍者」的雅號，而現在卻由他導演這一幕剝奪曹雪芹的著作權的「悲劇」，豈有不被紅學界譴責之理？正如他的自述，「於是信函、客訪的多起來了。有的問，有的疑，甚至有的誤以為『曹淵說』是我發啟的。……」為此他馬上寫了《〈紅樓夢〉作者新論之我見》一文，趕在4月16日《文藝報》刊出，聲明自己「只是同情支持王家惠探求豐潤、遼陽兩曹家的骨肉同根關係，其餘就沒有什麼關涉」云云。企圖阻止紅學界對周、楊、王、劉的小合唱的論爭，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古代文學室和《文藝報》理論部仍在4月20日舉行了「紅樓夢方法論」討論會。與會的北京十幾位專家，一致批評楊向奎等人之說毫無根據，甚至是牽強附會到了不顧常識的地步。紅學家杜景華以及張慶善、孫玉華等已在《中國文化報》5月4日版《文藝報》7月2日版發表批駁文章，《紅樓夢學刊》還發表劉世德、馮其庸教授的文章進一步提出反駁。筆者在此補充一點：僅僅三個月的時間，周汝昌氏對他所指導並大加吹捧過的王家惠的文章，就突然變臉不認賬了！像這樣前後持「截然不同的態度」的大文，竟會是出於同一名「紅學權威」之手，這種現象，只會令人驚訝和齒冷！這和他1992年大力推動報刊把某人按照他的「創說」搞的「太極紅樓夢」譽為「震驚人類的大發現」，而在此人受到批評以後，周又立即聲明：此一鬧劇與己無關云云，實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