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女性觀與女性文化
《紅樓夢》首章作者自敘云：「忽念及當時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之罪故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併使其泯滅也。」言明「我」對女性的尊重出自女性自身的傑出表現。引文中「歷歷有人」一語亦確屬明清女性文化的實際寫照。這說明《紅樓夢》的女性觀與明清女性文化的繁榮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打算由此入手分析小說作者對女性文化的具體體悟，把握小說的女性觀對女性文化的審思、觀照意義。
如所周知，《紅樓夢》的女性觀集中地表現於書中人物賈寶玉對待女性的態度。不過賈寶玉的態度之所以能夠體現文本傾向，主要並不在於他是書中主要人物，而在於《紅樓夢》的敘事視角機制確定了作者「我」與賈寶玉之間的「等同」關係，這與傳統白話小說由敘事者「說書人」超然地講述他人故事的敘事傾向顯然大異其趣。《紅樓夢》開卷首段云：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經歷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
作者自雲寫的是「我」的回憶性自傳，敘事方式正如作者所言：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之後，《紅樓夢》像一般白話小說一樣，由說書人「在下」講述故事，說女媧補天遺一石，被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撿起，攜往「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走一遭，又不知過了幾歷幾劫，空空道人經過青埂峰下，「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石頭向空空道人表白：
我師何太癡也？至雲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能說強似前人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解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
作者自敘中「我」惦記的閨閣女子轉化為石頭言說中幾個「半世親睹親聞」、「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的「異樣女子」。敘事對象的統一，暗示著作者與所謂「石頭」的渾然一體。而石頭又是文本中主要人物賈寶玉的前身。至此，作者與石頭、與賈寶玉之間出現了一個隱約可見的等號，賈寶玉的口吻、心性無不體現著「我」的腔調與情感基色。
賈寶玉性愛脂粉，喜與女性為伍，種種表徵似與「淫徒」、「好色之徒」接近，賈政即曾斥責寶玉「將來酒色之徒耳」（第二回），但實際上二者之間有很大差別。在小說第五回中，曹雪芹借警幻之口，將寶玉的「女性情結」界定為「意淫」，這種提法既表達了對「淫」的獨特理解，又將「意淫」與「淫」進行了精神實質上的區分：
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丑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者，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
這段話將「淫」解釋為「好色」、「知情」，即對女性的好感。語意表明好色系男子之常情，因此對「淫」不應有所避諱，但「淫」之境界則有所不同。一般男子「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只不過是「皮膚淫濫之蠢物」。那麼與此相反，寶玉的「意淫」必非對女性的欺辱和佔有。小說第七十八回賈太君的一段感慨，可使我們更清楚地瞭解「意淫」的特點：
我也解不過來，也從未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的，只他這種和丫頭們好卻是難懂。我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頭們好，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既細細察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
寶玉之所以會使人產生「丫頭投胎」的錯覺，正在於他對待女性的喜愛基本上超越了功利的、佔有的層次。可以說，「意淫」觀既將女性視為喜愛和傾慕的對象，又尊重女性的獨立。曹雪芹不僅借警幻之口提出了「意淫」觀，而且由她指出女性和社會上一般人對「意淫」觀必持相反態度：「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誕，百口嘲謗，萬目睚眥」，這進一步說明曹雪芹立志要作「閨閣良友」，將女性視為平等、獨立的群體。這種女性觀之所以會「百口嘲謗，萬目睚眥」，正因為它表達了對世俗女性觀的背離。
提高女性地位的意識是明清社會思潮的一股潛流，這種潛流的出現與繁榮的女性文化有著密切關係。考察女性文化對社會思潮的影響，並比較《紅樓夢》女性觀與同時期有關意識的深度，無疑會加深我們對《紅樓夢》女性觀的理解。
明清女性文化的繁榮，主要源自社會（主要指男性）對女性需求層次的提高。明代個性解放思潮的高漲，曾經帶來放縱情慾的社會局面，如明代梅鼎祚在其《青泥蓮花記序》中所述：「逮勝國，上焉具瞻赫赫，時褫帶而絕纓；下焉胥溺滔滔，恆濡足而緬首。曠古皆然，於今烈爾。」《明史》、《萬曆野獲編》、《列朝詩集小傳》諸書關於此時士人熱中房中術的纍纍記載，均為社會放縱之風的明證。極度的放縱之後，單純的色相之美已不能滿足士人的精神需求。李漁表示：「有色無才，斷乎不可」、「蓬心不稱如花貌，金屋難藏沒字碑」（註：轉引自清代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一，第六十二條。）等等，集中表達了要求女性具備一定文化素質的社會心理。這種社會要求使「女教」的內容向「才」之方向傾斜，如清代王相母親作《女范捷錄》，其「才德篇」曰：「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猶可；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誠非；——蓋不知才德之經與邪正之辨也。」這段話即明確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確立，為女性文化的繁榮創造了良機。
明清女性文化的繁榮主要表現於文學和藝術方面。其文學創作能力尤為出色。明代「良媛以筆札垂世者多矣」（註：褚人獲《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三。），清代女性文學作品集更是「超軼前代，數逾三千」（註：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自序》。）。僅以詞的創作而論，考察明清以前的詞壇，那基本上是一個男性的天地，女詞人既少，知名者更鮮。據清初《林下詞選》所錄而言，宋元明三朝的閨閣詞人不到百家。而僅僅有清一代的女詞人，據許乃昌匯輯的《小檀欒匯刻閨秀詞》及《閨秀詞鈔》二書，即有六百餘家。其中徐燦、顧貞立、吳藻、顧太清等人，成就還非常突出。明清女作家之間的交往也比較密切，不僅現存作品中有許多相互之間的唱和之作，而且還先後出現了一些文學社團，如「蕉園詩社」、「清溪詩社」等等。《紅樓夢》中有關海棠結社的華彩篇章，均為對清代女性結社會之風的審美再現，這一點夏曉虹先生在其《東山雅會讓脂粉——〈紅樓夢〉與清代女子詩社》一文中曾經詳細論及，茲不再贅。
明清女性在藝術創造方面亦表現出極大的潛力。女作家李因、黃媛介、朱柔則、吳蘭畹、何慧生等均擅長作畫，黃媛介曾「僦居西泠橋頭，憑一小閣，賣詩畫自給，稍給便不肯作」（註：陳維崧《婦人集》。），一時傳為佳話。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記述董小宛在烹飪、刺繡、茶道、花道、製作香丸等方面都有高超的技藝，處處追求清新自然、恬淡雅致的藝術美感；沈復的《浮生六記》追憶芸娘發明「活花屏」、製作「梅花盒」等等，均為明清女性的藝術慧性留下了不朽的見證。《紅樓夢》記載賈母、秦可卿、林黛玉善於裝點居室的種種細節，固然出自塑造人物的需要，但亦不失為時代風尚的真實寫照。
人際關係的最高境界是精神交流，高層次的精神交流可以帶來相對平等的人際關係。明清女性文化的高漲增加了兩性之間進行精神交流的機會，對改變女性的社會形象和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面對女性文化品位的提高，李贄、馮夢龍、陳繼儒等人紛紛提出了肯定女子才智、主張兩性之間應該和諧相處的進步見解。李贄在其《答以女學道為見短書》一書中曾云：
……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註：《焚書》卷二。）
馮夢龍認為兩性之才像日月一樣，和諧而非牴觸：
譬之日月：男，日也，女，月也；月借日而光，妻所以齊也；日歿而月代，妻所以輔也。此亦日月之智，日月之才也。今日也赫，月必壹壹，曜一而已，何必二？（註：《智囊補》閨智部總敘。）
陳繼儒亦有類似的主張：
夫婦而寄以朋友之義，則衽席之間可以修省，一唱一和，其樂無涯，豈獨可以生子哉？終身之業，萬化之源，將基之矣。（註：《祈嗣真詮》。）
明代不少士人與伴侶唱和相隨，「夫婦而寄以朋友之義」，如錢謙益編訂《列朝詩集》時，托柳如是勘定《香奩》（閨秀）一集；冒辟疆編匯《全唐詩》，亦視董小宛為其得力助手；任兆麟支持張允滋（即「清溪居士」）為金閨領袖，成立「清溪吟社」等等，類似舉動均逾越了傳統禮教的範圍，對改變女性的文化環境、提高女性的文化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明清時期社會的女性觀雖然隨女性文化的高漲有所調整，但主張「男主外，女主內」，視女性為男性附屬物的思維定勢依然存在。上文曾引述馮夢龍關於「日月之智」的觀點，這段話即明確主張開發女子智力目的在於「輔助」男性。清代陳句山在其《才女說》一文中亦曾表達類似觀點：
世之論者每云「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往往福薄」。余獨謂不然。……誠能於婦職余閒，流覽墳索，諷習篇章，因以多識故典，大啟性靈，則於治家相夫課子，皆非無助。以視村姑野媼惑溺於盲子彈詞、乞兒謊語為之啼笑者，譬如一龍一豬，豈可以同日語哉？又《經解》雲溫柔敦厚，詩教也。……由此思之，則女教莫詩為近。才也而德即寓焉矣。（註：《紫竹山房文集》卷七。）
清代袁枚廣招女弟子，其不避物議的勇氣固然令人欽佩，但他對女學的提倡也仍然系從提高男性家庭生活的品位著眼：
俗稱女子不宜為詩，陋哉斯言！……余按荀奉倩云：「女子以色為主，而才次之。」李笠翁則云：「有色無才，斷乎不可。」有句云：「蓬心不稱如花貌，金屋難藏沒字碑。」（註：《隨園詩話》補遺卷一，第六十二條。）
其中賞玩、俯視女性的態度溢於言表。類似言論均將女性文化的意義局限於提高「相夫教子」的能力、更好地滿足男性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這種傾向說明女性存在的獨立價值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和肯定。
視女性為附屬物的思維定勢，與女性文化的自身發展趨勢構成了矛盾。表現在女性文學方面，「相夫教子」的要求使女性創作的體裁和題材選擇受到嚴重限制。如上引陳句山之語：「女教莫詩為近」，淺俗鄙俚的通俗文學不宜為女性涉足；同樣，作為閨娃，「辭章放達，則有傷大雅」（註：明代女作家梁孟昭《寄弟》。）。女性文學在種種限制下舉步唯艱。
女性文學符合男性「紅袖添香」、「相對忘言」的審美需求，尚有如此的困境，少數女性涉足「少雅趣」的學術、科學領域，甚至希望在社會上建功立業等等，更難得到理解與支持。清代女性王貞儀對天文、氣象、地理、數學和醫學均有研究，是一個很有天分的科學人才。但身為女性，她不可能得到象男性一樣的求學和研究條件，其《星象圖釋》、《籌算易知》、《術算簡存》等著作在其生前亦無由發行。面對種種不公正待遇，貞儀悲憤地表示：「豈知均是人，務學同一理」。（註：《德風亭初集·論學》。）
類似的不平呼聲，也經常出自一些「事功」型女性之口。如女戲曲家王筠在其劇本《繁華夢》卷首有自題《鷓鴣天》一詞，清楚地傳達了壯志難遂的感慨：
閨閣沉埋十數年，不能身貴不能仙。讀書每羨班超志，把酒長吟太白篇。懷壯志，欲沖天，木蘭崇嘏事無緣。玉堂金馬生無份，好把心事付夢詮。
同樣為「閨閣」所「沉埋」的陳端生、吳藻、邱心如、沈善寶等人，亦有相似的心事。陳端生與邱心如分別在其彈詞作品中塑造了女扮男妝的主人公形象，女主人公的命運也很接近：均以超人的才智位列三公，但在其女性身份暴露後，又都不得不回到閨閣。陳作《再生緣》中的孟麗君表示：「何須必要歸夫婿，就是這正室王妃豈我懷？」（第四十四回）邱作《筆生花》中的姜德華亦云：「枉枉的，才高八斗成何用？枉枉的，位列三公被所排。」（第二十二回）都對傳統「男主女輔」、「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定位表示強烈不滿。清代著名女詞人吳藻一生以不能作男子為恨，她曾寫劇本《喬影》（又名《飲酒讀騷圖》，失傳），女主人公作男子裝，寄托女子懷才不遇之命運悲劇更深於屈原的寓意。女詞人沈善寶更以絕望的語調呼籲：「問蒼天，生我欲何為？空磨折！」（註：《滿江紅·渡揚子江感慨》。）
前代雖然也有女性不甘雌伏之例，如武則天、黃崇嘏，但女性的不平心理從未象明清這樣普遍而激烈。這說明女性文化的發展已使女性對平等和獨立地位的要求逐漸走向自覺。明清社會為女性文化的發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卻不肯徹底改變女性的從屬、依附地位，這無異於讓女性在自我之「才」和婦人之「德」之間走鋼絲，必然會為女性帶來困惑與痛苦。有關明清女性文化的優秀作品因此不僅應該反映女性文化的繁榮，亦應對女性文化的困境給予深刻的揭示。
回顧《紅樓夢》的女性觀，其卓越之處正在於通過所謂「意淫」的新穎提法，否定了一般之「淫」（即「供己之樂」的功利、佔有態度），表達了作「閨閣良友」（此處「閨閣」顯然指女性全體）的理性認識，尊重女性的高度獨立。持有「意淫」觀的寶玉始終希望「女兒不嫁」，這表明曹雪芹已清楚地意識到佔有、俯視女性的觀念是如此普遍，以至於女性在世俗婚姻中無法保持自身的獨立。《紅樓夢》關於女性文化的熱情描寫與「女兒必然要嫁」的恐懼意識交織在一起，藝術地揭示了女性文化在自身發展與禮教束縛之間的尷尬、荒誕處境，具有深厚的哲理意蘊。
《紅樓夢》的接受史同時也是其新型女性觀的解讀史，而正確解讀《紅樓夢》必然伴隨對世俗女性觀的審思與提純。如脂硯齋在警幻提出「意淫」觀處批道：「按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故曰意淫。」（甲戍本第五回）清代二知道人評價寶玉「必務求興女子之利，除女子之害，利女子乎即行，不利女子乎即止」（註：《紅樓夢說夢》，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第九十頁。）等，均抓住了《紅樓夢》主張關懷與尊重女性的特點，且表達了感佩與讚賞態度。李汝珍在《鏡花緣》中強調設身處地為女性著想，反對纏足、扎耳，支持女性參政、研究學術等，種種觀點亦導向使女性「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與寶玉的「意淫」觀有著內在的聯繫，對《紅樓夢》女性觀的理解顯然更為精到。《紅樓夢》以其進步的女性觀影響著社會，實踐著作者「為閨閣昭傳」、「作閨閣良友」的精誠誓言。
明清女性文化應社會需要而生、反過來又使女性形象和地位得以改變的事實，說明兩性之間存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審思女性文化的《紅樓夢》不僅以「意淫」觀肯定了女性的獨立地位，而且通過賈寶玉尋求自尊、獨立之異性知音的精神歷程，揭示了女性的獨立品格對建立和諧之兩性關係的意義。
讀《紅樓夢》者當深知寶玉對待不同女性的不同態度：婆子可殺，女人可惡，女兒則是水做的骨肉。探究原因，其著眼點關鍵在於不喜女性的奴性與自卑。大觀園中的管家婆子對同性「不能照看，反倒折挫」（第五十八回），是《紅樓》女性中最具奴性的一類。王夫人等女人亦時有打擊同性之舉，如逼死金釧、晴雯等等。即使女兒，間或也流露出自卑、自抑心理。如湘雲、寶釵勸說寶玉：「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些什麼」（第三十二回），寶釵表示：「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第六十四回）只有黛玉在「風刀霜劍嚴相逼」的處境中堅守自尊與獨立，因此寶玉逐漸與其他女性「生分」，最終與黛玉建立了「你好我自好，你失我自失」（第二十九回）的關係。此種關係肯定男女雙方面的獨立與自尊，為兩性之情的最高境界——愛——作了別開生面的詮釋。女性的獨立自尊因此不僅對女性自身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成為建立高層次兩性文化的前提。
《紅樓夢》以寶玉的精神之旅評定眾位女性的獨立、自尊程度，實質上對女性的獨立品格提出了高度的要求。評定中顯示的種種問題，說明曹雪芹對女性具備獨立品格的普遍性並不持樂觀態度。女性很難擺脫自卑、自抑和從眾心理，同樣也是曹雪芹審思女性文化所得出的結論。守分處常、安於「男尊女卑」定位的女性在明清時期依然數量眾多，其從眾心理可以想見，不須多贅。另外雖有諸多女性不滿於受壓抑、受限制的地位，但她們的不滿經常轉化為希望變為男子的異常心理，此種心理使她們很難看到男性價值觀的荒謬和悖於人性之外，其思想深度因此也很難與一些真正的大師相比。
《紅樓夢》對女性的從眾和自卑心理給予了深刻的揭示。小說中諸女性，如寶釵、湘雲、探春等均有過人的才智，為寶玉所衷心欽佩。但她們都盲從現存價值體系，或云「我若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的道理」（第五十五回探春語），或云「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常的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第三十二回湘雲語），對男性「安身立命」之道扼殺人性的認識遠沒有寶玉深刻。盲從性使《紅樓》女性很難在理性層次上反抗自身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安本分者或如襲人主張「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第十九回），或如香菱認為擔心薛蟠及其正妻虐待自己是非分之舉，所以毫不留情地斥責真正關心她的寶玉（第七十九回）；不安本分者或如熙鳳以暗害尤二姐表達對丈夫納妾的不滿（第六十九回），或如趙姨娘企圖暗算正妻之子寶玉（第二十五回）。女性的自卑、從眾心理使她們對寶玉所嚮往的和諧無間的關係缺乏足夠的想像力，每每誤解寶玉，使後者受到深重的傷害。因此寶玉多次灰心喪氣，意欲逃遁於「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第二十二回）的人生境界。
通過揭示女性自卑、從眾心理對建立新型兩性文化的嚴重障礙，《紅樓夢》也向它所觀照的女性文化敲響了警鐘，提醒它的「閨閣良友」注意存在於自我方面的問題。近現代以來，隨著女權主義的興起，不利於女性的公開行為已經能夠受到自覺抵制，但許多女性潛隱的「第二性」心理卻像鎖定女性弱者身份的密碼，始終給女權提倡者帶來極大的困擾。聯繫這一點，我們應該更深刻地理解《紅樓夢》女性觀的現實意義。
如上所述，《紅樓夢》深刻揭示了明清女性文化在自我發展與禮教束縛之間的困境，其女性觀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蘊。即此而言，明清女性文化顯然為《紅樓夢》獨特女性觀的產生提供了契機，有利於《紅樓夢》。而《紅樓夢》對女性文化的審思不僅促進社會關注女性問題，而且提醒女性從自我出發追求女性的真正獨立，又以「閨閣良友」的姿態為女性和女性文化的解放作出著貢獻。《紅樓夢》與明清女性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說明女性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有機構件，女性文化可以孕育最優秀的文化產品，亦能由後者得到激發與啟示。對此，真正有志於人類文化、女性文化的人們，都應該深思與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