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紅樓夢》「誨淫」、「非淫」之爭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終結，它集中體現了我國古代小說的優秀傳統
。儘管《紅樓夢》問世的清乾隆前期距我國近代史的開端尚有近一個世紀，但作
為時代先聲的《紅樓夢》已經有了文學近代意識的萌芽。遺憾的是，由於中國文
學理論對小說的傳統輕視和理論本身的「滯後效應」，使得《紅樓夢》所體現的
優秀傳統和它所昭示的文學的近代意識長期得不到有效的總結和闡發。及至清末
民初，情況才有了根本的改變。
清末民初是我國小說理論空前繁榮的時期。梁啟超倡導的「新小說」理論把
小說由「小道」提到了「文學之最上乘」的地位，〔１〕使文學批評的重心由傳
統的詩文移到了小說領域，但是梁啟超出於強烈的政治功利目的，粗暴地否定我
國古代的優秀小說，貶斥《紅樓夢》等為「誨淫」之作。〔２〕梁氏此言一出，
在清末民初的紅學界和整個小說理論界引發了一場持久的爭論。從１９８９年梁
啟超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直到１９１４年呂思勉刊出《小說叢話》，當時
重要的紅學研究者和小說理論家大都涉及了《紅樓夢》「誨淫」、「非淫」之爭
。這為考察清末民初的小說理論提供了一個參照，通過透視那場「世紀之爭」，
我們或許可以更好地把握當時紛繁複雜的小說理論。
一、梁啟超一筆罵倒《紅樓夢》
儘管梁啟超於１９０２年才正式提出「新小說」或「小說界革命」的口號：
「欲改良政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３〕但是他的
「新小說」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對「舊小說」誨淫誨盜的批判卻始於戊戌維
新前後的１８９７年。
１８９７年，梁啟超在《時務報》連載的《變法通議·論幼學》中將古代小
說斥為：「誨盜誨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風氣，魚爛於此間而莫或知」，已初
現「誨淫」說端倪；１８９８年《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則表述得更為具體：「
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
》，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淫誨盜兩端。」否定了《紅樓夢
》、《水滸》等古代優秀小說。
梁啟超認識到小說革命在啟蒙運動中的突出地位，認識到小說在覺世新民中
的巨大作用。他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小說對道德
、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人心，皆有「不可思議」的支配力，因此他把小說
推崇為「文學之最上乘」，但他在對待古典小說時卻將孩子連同髒水一起潑掉了
。《紅樓》、《水滸》是「文學之最上乘」的小說的「最上乘」，他卻簡單地痛
斥為「誨淫誨盜」，「隱溺人群」，「含有穢質」，「含有毒性」，這是梁啟超
「新小說」理論的最不成熟之處。它的出現有著深刻的原因。
梁啟超的文學觀念表面上標榜為「新」，骨子裡仍然是傳統的「以善為本」
、「教化至上」的儒家文學觀。他倡導「小說界革命」的目的是為了「用」，為
了「教化」，做到「以小說治國」。他引述其老師康有為的話「故六經不能教，
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
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４〕來說明小說對於世道人心的巨大救治作用。《紅
樓夢》「大旨談情」，從中很難直接找到「傷時罵世之旨」為現實政治所用，它
離梁啟超倡導的「政治小說」的標準顯然相距遙遠。《紅樓夢》當然「言政」，
只是它所「言」並非狹隘的「政治」，《紅樓夢》同時又「談情」，但它所「談
」的又不是偏狹的「愛情」。事實上，作為一部意蘊豐美的傑作，《紅樓夢》還
不止是「言政」和「談情」，從某種意義上說，《紅樓夢》的意蘊甚至是開掘不
盡的。梁啟超只看到《紅樓夢》「談情」的一面，而且認定「政治小說」的僵死
標準對《紅樓夢》進行價值判斷，他難免得出「誨淫」之類的錯誤評判。
但是，梁啟超不能像統治者那樣明令查禁「淫書」《紅樓夢》〔５〕，也不
會荒唐到提出「聚此淫書，移送海外，以答其鴉煙流毒之意」的主張〔６〕。他
提出的是「從而導之」的改良主張。因為梁啟超看到「人情厭莊喜諧，」故「僅
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六經雖美，不通其義，不識其字，則如
明珠夜投，按劍而怒矣，」於是他認為：「彼夫綴學之子，黌塾之暇，其手《紅
樓》而口《水滸》，終不能禁。」〔７〕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他
揭示「小說之支配人道」，有熏、浸、刺、提「四種力」，其中多處以《紅樓夢
為例說明之。可惜僅此而已，革命家的急功近利使他來不及對《紅樓夢》本身進
行具體分析，他只是匆匆給其冠以「誨淫」之作的帽子便投入到「政治小說」的
創作和譯介上去了。然而，他引發的一場《紅樓夢》「誨淫、非淫」的大討論卻
持續開來。
二、梁啟超的理論同仁對「誨淫說」的反駁
梁啟超順應時勢提出「小說界革命」口號，一時應者雲集。他的周圍聚集起
一批小說理論家，他們創辦《新小說》雜誌，共同探討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稱
他們為梁啟超的理論同仁，是因為他們大都基本同意梁氏倡導的「新小說」理論
的基礎：「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８〕
而且他們也大多不反對批判「舊小說」。但在《紅樓夢》是否「誨淫」之作的問
題上，梁啟超的同仁大都反對《紅樓夢》「誨淫」說。
《新小說》雜誌１９０３年開辦了「小說叢話」專欄，梁啟超的友朋之輩在
該專欄就《紅樓夢》「誨淫、非淫」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他們沒有因為梁啟超是
理論權威或和梁是親朋好友就盲目贊同他的「誨淫」之說，相反地，梁啟超的「
誨淫」說成了眾矢之的。
首先與梁啟超持異的是他的弟弟梁啟勳（在《小說叢話》欄發文時署名曼殊
），他不同意其兄全盤否定中國古典小說，通過比較中西小說後得出結論說：「
吾祖國之政治法律，雖多不如人，至於文學與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華胃也
。」〔９〕對於《紅樓》和《水滸》二書，他說：《水滸》、《紅樓》兩書，其
在我國小說界中，位置當在第一級，殆為世人所認同矣。」〔十〕他批評那些評
《紅樓夢》、《金瓶梅》為「淫書」的人：「莫不全副精神，貫注於寫淫之處，
此外則隨手披閱，不大留意。」〔１１〕梁啟超倒不是把全副精神貫注於寫淫之
處，而是把全副精神貫注於政治功利之處，想不到的是他還是如道學家一樣看到
了「淫」。
梁啟超的一位好朋友狄平子是以把《紅樓夢》歸入梁所倡導的「政治小說」
的行列來反駁梁啟超的「誨淫」說的。他說：「《紅樓夢》一書，系憤滿人之作
，作者真有心人也。著如此之大書一部，而專論滿人之事，可知其意矣」。〔１
２〕其言下之意即是說《紅樓夢》是寄托了「政治之議論」的「政治小說」，不
過沒有明言而已。說得更明白反擊梁啟超「誨淫」說也更激烈的是俠人和陳蛻。
俠人有一段著名的論述：「吾國之小說，莫奇於《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
說，可謂之倫理小說，可謂之社會小說，可謂之哲學小說、道德小說。……而世
之人，顧群然曰：『淫書、淫書。』嗚呼！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戴黃
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一切物果綠乎哉？果黃乎哉？《紅樓夢》非淫書，讀
者適自成為淫人而已。」〔１３〕這使我們想到了魯迅先生在《＜絳洞花主＞小
引》中說的那句話：「《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
書，……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
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１４〕俠人和
魯迅都從讀者接受的角度分析了目《紅樓夢》為「淫書」的原因。難能可貴的是
，俠人還從正面將《紅樓夢》與《春秋》相提並論，把《紅樓夢》視為「文界進
化」；〔１５〕，他還特別推崇《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吾國近百年來有大
思想家二人，一曰龔定庵，一曰曹雪芹」。〔１６〕他獨具慧眼，看到了曹雪芹
和他的《紅樓夢》巨大的反傳統意義：
實舉道德學之最後之奧援，最堅之壁壘，一拳捶碎之，一腳踏翻之，使上窮
碧落下黃泉，而更無餘地以自處也。……此其實以大哲學家之眼識，摧陷廓清舊
道德之功之尤偉者也。〔１７〕
由此可見，《紅樓夢》和它的作者非但不「誨淫」，反而是「摧陷廓清舊道德」
的功臣，所以俠人又說：「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紅樓夢》出焉」，〔１８〕
《紅樓夢》「真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為此以寓其種種隱痛之第一傷心泣血語也
。」〔１９〕曹雪芹感歎「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看來俠人還算是曹氏的一個知音。
過去紅學史家常把俠人和陳蛻放在一起，稱他們為「民主」說的代表。其實
俠人小說理論的總傾向還是屬於「新小說」理論的陣營，他儘管闡發了《紅樓夢
》中的某些民主思想，但他同資產階級革命派陳蛻的觀點尚有很大區別。俠人只
是讚揚《紅樓夢》的「摧陷廓清舊道德之功」和曹雪芹的「寓隱痛之意」，批判
「誨淫」說並不偏激；而陳蛻則有些矯枉過正，他說《紅樓夢》「合於大同之旨
」，可「謂之東方《民約論》」，〔２十〕顯然是自覺地以《紅樓夢》為工具宣
傳其「民主大同」的思想，與俠人頗具學術意味的探討不同。不過他們都看到並
讚揚了《紅樓夢》反傳統的新的思想因素，這都是對梁啟超「誨淫」說的有力反
駁，所以就有人不加區別地將二人列為一類了。
梁啟超的理論同仁中也並非無人附合「誨淫」說。如定一在《新小說》第十
三號上說：「中國小說之範圍，大都不出語怪、誨淫、誨盜之三項外；」知新主
人更以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胡說什麼：「以吾鄙見所及，則中國小說，不如外國
之處，有數事焉」，其中之一就是「誨淫」。他們都只是重複了梁啟超的觀點，
毫無新見，也沒有進行深入論述，不久就被強大的《紅樓夢》「非淫書」的呼聲
淹沒了。
三、革命派小說理論家對「誨淫」說的批判
清末民初小說理論的主流是梁啟超倡導的「新小說」理論，該理論幾乎影響
了那時整整一代理論家的小說觀念。但是隨著當時形勢的發展，日益深入人心的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必然地影響到小說理論，一些革命的知識分子從「新小說
」理論的陣營裡走出來，開始了對小說理論的不同側面、不同層次的思考，到１
９０７年《小說林》創刊，清末民初的小說理論進入了新的階段。
不少革命派的小說理論觀點明顯受到梁啟超的影響，但是「革命派與維新派
的不同小說觀還是涇謂分明的。」〔２１〕在對待《紅樓夢》等優秀古典小說的
態度上，革命派小說理論家完全不同於梁啟超不加分析的一筆罵倒。
第一個值得重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小說理論家是黃摩西，是他首先向梁啟超
的改良主義小說觀發出質疑：
昔之視小說也太輕，而今之視小說又太重。昔之於小說也，博奕視之，俳優
視之，甚且鴆毒視之，妖孽視之，言不齒於縉紳，名不列於四部；私衷酷好，而
閱必背人，下筆誤征，則群加嗤鄙；……今也反是，出一小說，必自屍國民進化
之功，評一小說，必大倡謠俗改良之旨；吠聲四應，學步載塗。〔２２〕
梁啟超的確是「視小說太重」，重在「倡謠俗改良之旨」，黃摩西指出這一
點，抓住了梁啟超小說理論的要害。以「教化」、「治國」的功利標準去衡量《
紅樓夢》，本來就是對小說特性的輕視。他針對梁啟超的「誨淫誨盜」說反駁道
：「《水滸》本不誨盜，《石頭》亦不誨淫。」〔２３〕因為他認為小說並不是
政治的工具，並不能單純以功利標準對小說進行價值判斷，他認為：「小說者，
文學之傾於美的方面之一種也」，小說不同於即物窮理的哲學書，也不同於求誠
止善的法律經訓的原文，小說是表現審美情操的。由此他提倡從「美的方面」去
衡量《紅樓夢》等古典小說。單純求善在他看來並不可取，他舉了《紅樓夢》中
作家描寫正面人物賈寶玉也沒有「過於求善」的例子，說明分析評判《紅樓夢》
不能持單一的善的標準。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小說理論其實也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
，但是身在其中的黃摩西能堅持從「美的方面」衡量《紅樓夢》，這不僅是對梁
啟超「誨淫」說的較深層次的批判，就是對糾正清末民初小說理論過於重視功利
的傾向也是有益的。
革命派小說理論家的另一位代表王無生是從小說史的角度來推崇《紅樓夢》
，從而否定梁啟超的「誨淫」說的。
王無生是抱定「振興吾國小說」的目的治小說史的，他指出當時小說界有兩
大弊病：不善讀小說和不善作小說，其中「不善讀小說」是針對梁啟超「誨淫」
說而發的。所謂不善讀小說就是「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誨淫與盜目諸書」
。〔２４〕王無生寫小說史時衡量古代優秀小說價值的標準不同於梁啟超的純功
利的政治尺度，而在於「其思想有能高出社會水平線」。他認為曹雪芹是恨滿清
統治者「完籍貴族，因緣以奸利，貪侈之端」而著《紅樓夢》的〔２５〕，因此
《紅樓夢》「則社會小說也，種族小說也，哀情小說也。」〔２６〕他說曹雪芹
等人寫作「皆深極哀痛，血透紙背而成」，把《紅樓夢》等作品比作司馬遷的《
史記》，這種崇高的評價極有力地批判了梁啟超的「誨淫」說。
資產階級革命派小說理論家的另兩位主將黃世仲、黃伯耀兄弟則從總體上對
古典小說予以肯定，直接反對梁啟超全盤否定「中土小說」的論調。黃世仲說：
「吾國小說，至明元而大行，至清初而愈盛。昔之《齊諧記》、《山海經》，奇
聞夥矣；《東周》、《三國》、《東西漢》、《晉》、《隋唐》、《宋》諸演義
，歷史備矣；後之《水滸傳》、《西廂記》、《紅樓夢》、《金瓶梅》、《閱微
草堂》、《聊齋誌異》，五光十色，美不勝收。」〔２６〕黃伯耀更專門褒揚《
紅樓夢》是：「吾國小說之錚錚有名者」。〔２７〕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革命派小說理論家在批判梁啟超的「
誨淫」說的過程中，把清末民初的小說理論引向了深入。最值得珍視的是他們反
對以純功利的標準評判《紅樓夢》，而主張「從美的方面」，從探索小說的藝術
特徵入手對《紅樓夢》作價值判斷；而且他們還從作家的創作動機、小說史等不
同的角度肯定《紅樓夢》的價值以否定梁啟超的「誨淫」說。這表明革命派的小
說理論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較「新小說」理論有了進步。革命派只是把「真」
和「美」的原則引進了小說批評領域，而王國維則具體地運用這些原則剖析了《
紅樓夢》在「美術上」和「倫理學」上的價值，王氏發表於１９０４年的《紅樓
夢評論》給《紅樓夢》的價值判斷更是迥異於梁啟超的「誨淫」說。
四、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獨樹一幟
非主流的王國維表面上沒有介入轟轟烈烈的《紅樓夢》「誨淫、非淫」之爭
，但是誰能否認他的《紅樓夢評論》不是對梁啟超「誨淫」說的有力反駁呢？王
國維完全不同意梁啟超功利主義的文學觀，他極力反對文藝成為政治的附庸，特
別強調文學藝術和美的獨立價值。從他的一系列論述中我們都可以發現王國維同
梁啟超在文學觀上的尖銳對立。
王國維認為美術（即文學）是「最神聖、最尊貴的無與於當世之用」，不能
作為「道德政治手段」的純粹精神的產物〔２８〕，他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一
文中指責政治家將哲學、文學看作政治的工具；「然彼等言政治，則言政治已耳
，而必欲瀆哲學、文學之神聖，此則大不可解也」。〔２９〕這無異於質問梁啟
超等人為何要褻瀆文學的尊嚴。王國維鄙視「文以載道」的傳統文學觀，輕視「
善」而重視「美」。論及美的性質，他說：「美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可愛
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既然「其性質如是，故其價值亦存於美之自身，而不存
乎其外。」〔３十〕《紅樓夢》「誨淫、非淫」之爭實質上是對古典小說價值的
不同估價。梁啟超以外在的政治功利標準對《紅樓夢》進行價值判斷，得出了《
紅樓夢》「誨淫」的結論；王國維用「存於美之自身」的超功利的標準對《紅樓
夢》作價值判斷，於是有了在清末民初小說理論界獨樹一幟的《紅樓夢評論》。
在《紅樓夢評論》的第一章「人生及美術之概觀」中，王國維特地闡明其超
功利的文學觀：「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而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
之美者，全存在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也，」〔３１〕同時，王國維認為：「『
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人生既充滿痛苦，而美術作品則
可以「使吾人離生活之欲之痛苦」。基於上述關於人生和美術的根本看法，王國
維在《紅樓夢評論》第二章揭示「紅樓夢之精神」是「示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
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正因為《紅樓夢》的精神在於解脫，符合了
文藝的根本任務和人生的需要，所以《紅樓夢》在美學上和倫理學上都有其最高
價值。《紅樓夢評論》三、四兩章分別剖析了《紅樓夢》在美學上和倫理學上的
價值，得出了《紅樓夢》是「悲劇中之悲劇」和「宇宙之大著述」的結論。第五
章「余論」是對「以考證之眼」讀《紅樓夢》的批評。
以上是《紅樓夢評論》一文的大致內容。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王國維第一次
站在哲學與美學的高度，運用嚴密的邏輯推理系統地考察了《紅樓夢》的總體藝
術價值。眾所周知，他依據的是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他得出的《紅樓夢》宣
揚「解脫之道」的結論，以及用先驗的理論套解作品的嘗試等等，都有不少牽強
甚至是錯誤的地方，但如果我們不拘泥於他的某些具體論述，而著眼於他迥異於
傳統小說批評的視野和方法，就會發現王國維不僅擺脫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束
縛，而且給當時的小說批評展示了嶄新的路數。
值得指出的是，王國維和梁啟超在從事小說批評時都師法和借鑒西方，王國
維借鑒的是視角和方法，梁啟超則師法「泰西」和日本以「小說救國」的作法。
王國維用借來的批評視角和邏輯思維方法，從「美的方面」分析了《紅樓夢》的
藝術價值，而梁啟超則以借來的「政治小說」的標準，對《紅樓夢》作了功利的
價值判斷。在清末民初的小說批評領域，非主流的王國維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多的
重視，他的《紅樓夢評論》也沒有象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樣產生
眾多的附合之作，只有一位署名成之的人，在《紅樓夢評論》發表十年之後的１
９１４年寫了《小說叢話》表達近似於王國維的觀點，這使得王國維終不至於在
清末民初的小說批評領域顯得過於寂寞。
五、管達如、呂思勉的折衷調和
辛亥革命後，小說理論界出現了兩篇小結性質的論文，一是管達如的《說小
說》，一是呂思勉（即上文所說成之）的《小說叢話》。儘管兩文創見不多，論
述也不很深入，但兩文論及的範圍很廣，包括小說的意義、性質、分類等，持論
還算公允。在對古典小說進行價值重估時，他們不像梁啟超一筆罵倒，也沒象俠
人那樣推崇備至，而是試圖進行具體分析，但是他們的分析稍嫌模糊，既無法徹
底擺脫梁啟超「誨淫」說的影響，又難理直氣壯地加以褒揚，顯出十分矛盾的態
度。
管達如《說小說》有專章論古典小說，即「中國舊小說之缺點及今日改良之
方針」，其中指出，「中國社會，受小說之害深，而蒙小說之賜者少」，〔３２
〕並列舉了中國舊小說誨盜、誨淫、長迷信倚賴之習、造作荒誕無稽之語以壞國
民之智識等「四害」，但他沒有直言《紅樓夢》是否在「四害」之列；在論及「
小說之勢力及其風行於社會理由」時，他似乎偏向於認同《紅樓夢》「誨淫」說
：「青年男女，纏綿床第，春花秋月，消磨豪氣，甚至為窬牆穿穴之行，而曾不
以為恥者，何故乎？由其有《紅樓夢》、《西廂記》諸書，以為之誘導也」；而
在闡述「文學宜求高尚」的重要性時，他又給予《紅樓夢》以較高評價：「彼《
水滸》、《紅樓》等之所以有名於社會者，非徒以其宗旨之正大，理想之高尚，
亦以其文學之優美也」，明確肯定《紅樓夢》「宗旨正大」、「理想高尚」、「
文學優美」，我們發現他在對傳統小說進行「性質上之分類」時，將《紅樓夢》
列入「寫情的」一類代表，並貶抑「寫情的」小說「多不知道德為何物，且亦絕
無高尚之感情，非描寫一佻達無行之人，號為才子，則提倡淫樂主義，描寫富貴
之家，一夫多妻之惡習，使社會風俗，日趨卑污，罪不可勝誅矣，」把《紅樓夢
》也牽涉進去。管達如對待《紅樓夢》的複雜感情和矛盾態度是他試圖調和清末
民初各種小說思潮的結果，也是當時小說理論領域鬥爭情況的真實反映。
呂思勉《小說叢話》論述的範圍大致與管達如《說小說》相同，前文已提及
，他的小說觀基本上與王國維相似，如他認為小說是一種「美的製作」，提出「
無主義的小說」的概念等。呂思勉對《紅樓夢》所持的態度也與王國維相似，因
此有人稱他的《小說叢話》中論《紅樓夢》的部分是《紅樓夢評論》的效顰之作
。〔３３〕
呂思勉主張對作品具體分析。他的《小說叢話》長達三萬六千餘言，其中論
《紅樓夢》的部分就佔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見他不是空發議論。他對《紅樓夢
》總的看法是，「《紅樓夢》之為書，可謂為消極主義之小說，可謂為厭世主義
之小說，而亦可謂積極的樂觀的之小說。」〔３４〕這當然有調和矛盾的折衷主
義之嫌，但是偉大的《紅樓夢》的確難用「消極、積極」，「悲觀、樂觀」等兩
極對立的詞語來概括，而且也不能純用非文學的標準去評判它的價值。呂思勉同
王國維一樣，反對用「有主義的小說」的標準去評判小說，他深刻地批判了梁啟
超代表的非文學的小說理論：
近頃竟言通俗教育，始有欲藉小說、戲劇等，為開通風氣、輸入知識之資者
。於是雜文學的小說，要求之聲日高，社會上亦幾視此種小說，為貴乎純小說矣
。夫文學與智識，自心理上言之，各別其途；即其為物也，亦各殊其用。開通風
氣，貫輸知識，誠要務矣，向必牽入於文學之問題？必欲以二者相牽混，是於知
識一面未收其功，而於文學一方面，先被破壞矣。近今有一等人，於文學及智識
之本質，全未明曉，而專好創開通風氣、輸入知識等空論。
與此相聯繫，呂思勉還批評了把《紅樓夢》等「寫情小說」視為「淫書」的
人為「一孔之士」，嘲笑「誨淫」說「真拘墟之論」。他在對待《紅樓夢》的問
題上，態度比管達如要明朗得多，他雖然也說：「中國舊有之寫情小說，卑劣者
十居其九，無益有損，亟需改良，」但是他堅決把《紅樓夢》排除在「卑劣者」
之外，明確地把《紅樓夢》劃歸為「高尚的寫情小說」，他說：「然《紅樓夢》
為最高尚之書，書中自無一無謂之語，其所撰之人物皆有所代表，宜也，彼庸惡
陋劣之小說，安能與《紅樓夢》相提並論？」他還指出《紅樓夢》「感人為最深
，而於世道人心為最有益」。
上述情況表明，呂思勉儘管還沒有完全擺脫「誨淫」說的影響，他仍然把「
舊小說」的「卑劣者」數目定為「十居其九」，然而他批駁了《紅樓夢》「誨淫
」的論調，給予了《紅樓夢》較高的評價，並把王國維開啟的從美的方面分析作
品和對文學價值的探討引向了深入。
呂思勉對《紅樓夢》主旨的把握是不正確的，他說：「《紅樓夢》一書，以
歷舉人世種種苦痛，研究其原因，而求其解脫之方法的宗旨」，或許正是因為這
一點，歷來的研究者都對他頗多微辭。假如我們把他放到清末民初的具體背景中
考察，卻不得不承認他的持論還是比較公允的。他反駁梁啟超的「誨淫」說沒有
矯枉過正，像某些「新小說」理論家和革命派那樣，說《紅樓夢》是「政治小說
」、「排滿之作」、「東方《民約論》」等等，他還建議對《紅樓夢》作具體分
析，並認識到《紅樓夢》意蘊的豐富性，這些都代表了當時紅學研究的水平。
以上是對《紅樓夢》「誨淫、非淫」之爭的歷史回顧，也可算是對清末民初
小說理論發展的一次匆匆巡禮吧。又是世紀之交的今天，我們的紅壇和文壇各種
論爭漸趨熱烈，這樣的時候重溫一下歷史不會是毫無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