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在21世紀
一 紅學與紅學的觀念
廿世紀是紅學觀念和體系實際形成的時代，也是在紅學觀念上一直有分歧並在認識上自始至終沒有完全統一的時代。廿世紀後期則是紅學領域由單一走向多元化的時代，同時又是一個旁生雜支較多的時代。廿一世紀紅學將走出艱難的環境，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局面。隨著人們在文化消費方面的要求不斷提高，紅學研究將逐步與人們的文化生活接軌，因而也會受到更多的人的歡迎。
「紅學」一詞出現於清道光年間，但當時不僅未能成為一種學問的代稱，甚至未能形成一種觀念，它只是以一種調侃的形式出現的。胡適之先生撰寫了《紅樓夢考證》之後，於1923年俞平伯先生《紅樓夢辨》一書出版時，顧頡剛先生為其作的序中講：
所以紅學的成立雖然有了很久的歷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的攻擊。……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
顧頡剛先生這裡指出紅學已有了「很久的歷史」，同時明白地提出了舊紅學與新紅學之說。不過當時他們稱之為被打倒的主要是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紅學，而勝利者「新紅學」則是從胡適開始的「把實際材料做前導」的考證派紅學。紅學雖然是在後來才被承認的一門學問，並在約定俗成中形成為一個專用術語；但一經劃定範疇被確認為門類之後，就應涵蓋它的全部歷史。實際上從脂硯齋評、批《石頭記》時，源遠流長的紅學便開始了。按其內容和歷史的因素我們將迄今為止的紅學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即早期紅學、舊紅學、新紅學和當代紅學。
然而，究竟什麼是紅學，卻並非大家意見都很一致的。這當中存在著認識的分歧，同時也反映著觀念界定的困難。周汝昌先生曾提出一種紅學的觀念，例如他在一篇文章中便曾講到：
紅學顯然是關於《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不一定都是紅學。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用一般小說學的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樓夢》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物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研究的範圍。這當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來，這些並不是紅學研究的範圍。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如果我的這種提法並不十分荒唐的話，那麼大家所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關於《紅樓夢》的文章並不屬於紅學的範圍，而是一般小說學的範圍。（周汝昌《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三期）
用周汝昌先生這樣的定義來概括今天的紅學研究，肯定會使當今許多研究者感到很尷尬，因為照這裡的意思所講，許多人研究的就不屬於紅學了。當然許多曾被人們不假思索地稱為紅學家的人，也將處在了一種十分尷尬的局面。由此，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是十分自然的了。我們說，任何一門學科的範疇與含義都是在歷史發展中約定俗成的，而不是由哪個人命定的或強硬規定的。對於「紅學」我們也只能按事實的客觀情況來確定它的範疇。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地對紅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進行思考，如果我們對「紅學」這個詞眼及其所包藏的含義進行認真地剖析，我們又不得不對存在於自己頭腦中的比較籠統的模糊的觀念做一番檢查。於是我們不得不進一步問：「紅學到底是什麼含義呢？」或者說：「紅學到底有什麼特徵呢？」假如我們不願意回答這些問題，只簡單的、概念的回答：「紅學是研究《紅樓夢》的一門學問」，那麼它並沒有和其他的學科區別開來，也就沒有回答關於為什麼只有《紅樓夢》研究形成一門學問，單一有個詞彙叫「紅學」，而《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小說為什麼沒有形成一門單獨的學問，並且由「三國學」、「水學」或「西學」這樣的詞彙概括起來？紅學的形成顯然應該有一些特殊性，也就是說這當中有其特別需要研究的問題。這一點實際上各個研究家都是承認的，例如許多專家常研究的《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問題，以及有關《紅樓夢》各版本的問題，《紅樓夢》後四十回的問題。還有脂硯齋評的問題，後來又有人提出的關於《紅樓夢》成書過程問題等等。其實胡適對於《紅樓夢》的研究就是從它的作者和版本等問題開始的，他也是在這些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的。本世紀初三、四十年代的所謂新紅學，實際上其主要成績也在《紅樓夢》作者、版本、續書等方面做出了較多的成績的。他們發現了一些前人沒有發現的問題。而恰恰真正的「紅學」之觀念的形成也在這個時候，並且是由做出這些成績的人所創造出來的。因此我們又可以說，紅學也正是在這些研究成果當中建立起來的。
我這裡當然不是重複紅學就是包括以上這些內容的觀點，我們認為應該突破這一觀念。但回過頭來講，假如我們所講的紅學從其中驅除了上面這些內容，紅學還能成其為紅學嗎？因此我們可以說，假若在我們面前存在一個紅學，那麼表現它的特徵的部分還應該是包括《紅樓夢》作者（家世研究）、《紅樓夢》版本研究、《紅樓夢》續書研究以及脂硯齋評研究等。這實際上也就等於說：紅學的核心部分還應該是上述這些內容的研究。但這從長遠意義講，它們對於一門學科的發展來說又是沒有很大前途的；或者說，它的內容是有限的，因而這種研究也是有止境的。至少從理論上講，它不是無限的、永遠搞不清楚的。並且，假使有一些問題由於沒有新的資料發現而造成永遠無法搞清的情況，人們會毅然決然地將它暫時放下，用他們寶貴的精力去探討一些更有希望解並且也更有價值的東西。需要強調一下，我這裡並非給研究家世、版本等問題的人散佈悲觀情緒，對於其中的許多問題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門家盡可以用他們充沛的精力去研究，而且在目前相當一段時間內還會有一定的收穫。我只是從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來考察，闡明一些相對活躍的動態的東西來講屬於文獻資料的研究其生命力要更多地受到材料本身的限制。當然對於各種死的材料有一個活的認識問題，認識是活躍的，因此也具有相對無限的意義。例如我們對作者的研究也包括對他的思想、美學觀及藝術創造力等的研究，則又自當別論。至少我們覺得，儘管目前我們看到的有關曹雪芹的生平、事跡和關於他的思想的記載材料非常有限，這些資料有一天或許還可以被發掘出來；但對於這些內容的探究畢竟是有限度的，到了一定時間和一定的程度，人們將告訴大家：這方面內容的研究已經可以告一段落。這是事物發展的無可迴避的客觀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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