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索隱紅學
清朝時期的紅樓夢研究，大多是評點派的天下。而在清末民初的時候，隨著諸多思想浪潮的翻湧而起，以王夢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人所代表的索隱派力量如異軍突起，一時席捲入本已波瀾不驚的紅學世界。而隨後由於胡適之、俞平伯等考證派先輩人物的挺身而出，在考證與索隱兩大紅學流派之間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論爭對戰。對戰的結果，考證派由此佔據了新紅學的主流地位，而索隱紅學也如曇花一現，匆匆退居旁側。然而，索隱紅學卻並未因此而完全消失淡化在歷史舞台，反而也是後繼有人，甚至不斷推陳出新。近些年來，由於諸多方面因素，紅樓與紅學研究再度被社會炒熱，而索隱紅學又利用它本身具備的某些「天然優勢」，神兵天降般地佔領了一些讀者市場。可以看到，在目前的紅樓世界中，很多讀者雖然尚不能算是系統性的索隱立論，但某些索隱方法在紅樓解讀中已經悄然無聲地普及開來。另有一些人，甚至公開站出來，揪住考證派的「天然劣勢」，慷慨陳詞為索隱派辯護，為索隱法助威。尤其是網絡紅學中，紅迷眾多而學術認知水平總是參差不齊，極易在相關迷惑之中陷入誤區。在這一情況下，如何正確理解索隱紅學，理解索隱方法，就顯得相當重要。
一、索隱紅學的產生與存在基礎
產生即事實，存在即合理。萬事萬事的產生與存在，也都是自然選擇中的必然現象。索隱派在最初立論之時，所依據的重要立據基礎便是當時被列入原著正文內容，而後來被考出為甲戌本凡例的文字內容：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的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墉，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閱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由於這段文字明提「作者自雲」四字，便顯出其極其難得的至重至貴了。而文段內容本身的撲朔迷離，也給讀者帶來了近似一頭霧水的感覺。但索隱派讀者們卻並沒有就此罷手，而是從此開掘，意圖索出「隱去」之「真事」。於是，這種執著的探研精神也將潛在的想像力由此開發出來，成就了所謂索隱紅學。從這一層面上來說，索隱派的產生，也誠然在情理之中。
其實，就紅樓原著創作本身而言，也確是有一定所謂「隱」的意味。這種「隱」，表現最突出的就在於人物命名這一層，運用偕音手法來擬定出場人物姓名，是《紅樓夢》原著中常用的文字技巧之一。除甄士隱賈雨村外，尚有賈府四春「元迎探惜」實表「原應歎息」，「霍啟」表「禍起」，「馮淵」表「逢冤」，「嬌杏」表「僥倖」，「卜世仁」表「不是人」，「詹光」表「沾光」，如此等等。甚至還有「千紅一窟」諧音「千紅一哭」，「萬艷同杯」諧音「萬艷同悲」，如許物名的擬定也深有含義了。但雪芹似乎又擔心讀者看不明白，索性私自透露給了脂硯齋，並通過脂批對讀者給予了諸多提示。因此，如果在這基礎之上，還認定雪芹在利用文字功夫與讀者打著什麼啞謎，就顯然有徒取多餘與自尋煩惱之嫌了。也就是說，索隱派從一開始，就對索隱方法作出了無形的功能放大。
索隱派的正統招數又有哪些呢？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一文中明確提出了三種索隱形式，其文如下：
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為蓀友，用第一法也。以寶玉曾逢魔魘而推為允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余國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孔子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舉一人，率兼用三法或兩法，有可推證，始質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為徐元文，寶蟾之疑為翁寶林，則以近於孤證，姑不列入。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
如果單從蔡氏這段文字闡述之中，我們幾乎可以完全相信索隱紅學有它相當的合理性與可信度。但事實上呢？索隱派在表面上為自己製造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套路，可是在實踐履行時卻時有愈規，甚至在此層面上愈陷愈深，以致不能自拔了。與最初的所謂「戒規」來說，簡直無以對比了。當然，想像力的盲目擴張，也只會使索隱紅學本身大幅貶值。
就拿蔡元培本人的索隱來說，就已經有相當多數的地方犯此重病，甚至幾近讓人無法去正常接受了。他認為「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單這一句，也許我們還可以勉強接受。而到後來呢？所謂的「品性相類」，竟是「健庵名乾學，乾卦作三，故曰三姑娘。」所謂的「軼事有征」，竟是「竹垞嘗與陳其年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入禁中。故黛玉與史湘雲凹晶館聯句。」所謂的「姓名相關」，竟是「《石頭記》敘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巧與礽字形相似也。」至於所謂「率兼用三法或兩法」，說白了，無非就是用其中一種方法找到了一個自以為是的炒作對象，然後就充分發揮想像務，拿其它類索隱方式附會到這一炒作對像上，強以求成之。這其中究竟有多少邏輯可推，是根本不可靠的。大約也就求索者自己在滿足一時自豪感的情況下，死心蹋地堅持如是了。
蔡先生是索隱法的系統歸納者，尚且在索隱時如此大膽愈越，其他的索隱人士就更不可能手下留情了。在蔡先生的同一時代裡，王夢阮和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就硬是依據根本不可靠的野史傳說，活生生地把一部紅樓說成是順治董小宛的糾葛情事；隨後一些的鄧狂言，更是熔百家索隱於一爐，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兼容了諸多索隱思想，認定紅樓原著就是「崇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還在撰文中反覆表示王、沈的發掘不夠深，而蔡氏索隱更是「倉卒為之」。相關索隱派的理論內容，將在後文再作細述。
可以說，如果一定要把索隱紅學當作一門規規矩矩的學術來看待的話，那麼這門學術本身就已經有著太多的不完備性與不嚴密性。它的一切立論多半都是建立在主觀臆測基礎之上。而由於不同人的主觀角度不同，也就炮製出了不同的立論結果。由於索隱紅學在紅學史上只是曇花一現的氣象，沒有真正佔據紅學研究的主流地位，因此其內部也就沒有產生太多的分歧與衝突。索出來的結果千差萬別，究竟捨誰取誰？幾乎是同樣的立論環境，如何分辨其中真真假假？難道也要像鄧狂言那一樣通收兼蓄麼？顯然是不可能，這也就是索隱本身的一大癥結：沒有人能夠為自己理論提供可靠依據，也就不可能排除其它索隱結果的存在性，進而顯得各自孤立而成不了太大氣候。
二、索隱紅學的多元化發展概述
1、清時期的索隱理論
整個清朝的紅學研究大多局限在評點派的討論範圍之中。但是一些評點家們已經開始在他們的閱紅筆記等文字中微微流露出考證與索隱的影子，只是並不系統，進而不成氣候罷了。當時比較流行的就有明珠家事說，傅恆家事說，和紳家事說和張侯家事說等等，其中周春《閱紅樓夢隨筆》是早期評點論著中較為詳盡地闡述索隱內容的一個本子。他在文段中是這樣索出張侯家事說的：
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襲侯十年，結客好施，廢家資百萬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詩，有《紅雪軒集》，宗仁在時，預埋三十萬於後園，交其子謙，方得襲爵。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號荔軒，滿洲人，官江寧織造，四任巡鹽。曹則何以廋詞曰林？蓋曹本作棘曰，與林並為雙木。作者於張字曰掛弓，顯而易見；於林字曰雙木，隱而難知也。
周春在這裡用過拆字法比附所謂的「隱事」內容，其想像力還是可想而知的。至於它究竟有多少可信度，想必在此不必明說，各位讀者也都心有清楚。不過由於這本筆記只是一個抄本而已，因而其傳播範圍也受到了極大的局限，所以在日後並沒有廣泛流傳開去，也就沒能給相關索隱信徒們帶來多大的影響。
貫穿於清朝紅學史的，影響相對較大的索隱學說，便是明珠家事說。這一學說幾度風靡，甚至在清末民初之時仍不失其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並因此被胡適索性列入晚清三大索隱派之中。但這一學說的一大弱勢，就是它幾乎完全局限於民間流傳，而在當時並沒有人對其作出系統的整理著述。儘管如此，它的影響之大，流傳之廣還是相當令人驚艷的。究其原因，一來《紅樓夢》中賈府的遭遇與明珠家族的榮枯確有諸多相似之處，二來也是因為明珠之子納蘭性德的天賦異稟，才情卓人，以致無法不令人去自然而然地聯想到賈寶玉這一形象。後來的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的余論部分，堅決反對從實書中人物，認為藝術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對人類之全體，而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只會導致對藝術本性認知的膚淺。然而，他在根本上不贊成比附明珠家事的同時，卻也不得不承認此說有其立足之本，至少納蘭容若的《飲水集》與《紅樓夢》文字確是稍有關係的。
當然，在零星的相關文字論述中，我們還是可以對明珠家事說窺其一貌的。甲戌本《石頭記》作批人之一孫桐生就已經相當肯定這一學說：「予聞之故老雲，賈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蓋江村未遇時，因明珠之僕以進身，旋膺奇福，擢顯秩，及納蘭勢敗，反推進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則寶玉為容若無疑。」張維屏在《松軒隨筆》中也說：「容若，原名成德，大學士明珠之子，世所傳《紅樓夢》賈寶玉，蓋即其人也。《紅樓夢》所云，乃其髫齡之事。」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二笑》中引述徐柳泉一番話語，更充實了這一理論範圍：「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姜西溟先生。妙為少女，姜亦為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傳說中當和紳將《紅樓夢》進獻給乾隆帝翻閱時，「高廟閱而然之，曰：『此蓋為明珠家事也。』」（見《紅樓夢卷》）這一記載究竟事實如否並不可考，但即便只是誤傳，至少也是無疑地帶大了明珠家事說的影響力。
但是，索隱畢竟只是索隱，它不可能對於自己的立論給出何等可靠的信服依據。早期索隱理論更是缺乏了系統的探討闡釋，使其尚且不能形成一個整體的流派。比之後來正式意義上的索隱紅學來說，其影響與地位已經遠遠暗淡下去了。
2、清末民初的索隱理論
胡適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中，曾將納蘭家事說也一併歸入清末民初這一時期的索隱學說之中，進而給予了極其有力的反駁回擊，其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兼顧該學說在此時的影響依舊甚大。但事實上，納蘭家事說與這時期的諸多新興索隱說相比，已經有很大的相異之處了。清末民初的索隱理論，已然有了較為系統的論著闡釋，進而開始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索隱紅學流派。這無疑是索隱派在發展上的一大里程碑，也直接將索隱紅學帶到了發展的最高巔峰。其中王夢阮與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就是這一時期索隱紅學的突出代表。
王夢阮和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在1916年9月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發行。王、沈二人認為《紅樓夢》小說所影射的正是順治與董小宛之間的一段戀情故事，並明文指出「大抵此書，改作在乾嘉之盛時，所紀篇章，多順、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親見耳聞；兩代盛衰，可歇可泣；江山敝屣，其事為古今之未有之奇談；閨閣風塵，其人亦兩間難得之尤物。聽其淹沒，則忍俊不禁，振筆直書，則立言未敢。於是托之演義，雜以閒情，假寶黛以況其人，因榮寧以書其事。」
王、沈借助極其疏鬆不堪的野史傳言確定了紅樓「本事」，將黛玉直接附會到歷史中的秦淮名妓董小宛，並不遺餘力地利用文本來尋找各種影射依據。其實，當我們稍加認真地來注意其文所謂「關合處」時，就不難發現其中太多太過的牽強之處：
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宛書名，每去玉旁，專書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專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且小宛蘇人，黛玉亦蘇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揚州。小宛來自鹽官，黛玉平自巡鹽御史之署。巡鹽御史即為鹽官，二字謎語趣甚（書中用謎語者甚多）。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老少相形，抑亦謔矣。不特此也，小宛愛梅，故黛玉愛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善栽種，故黛玉愛葬花；小宛能烹調，故黛玉善裁剪；小宛能飲不飲，故黛玉最不能飲；小宛愛聞異香，故黛玉雅愛焚香；小宛熟讀楚詞，故黛玉好擬樂府；小宛愛義山集，故黛玉熟玉溪詩；小宛有奩艷集之編，故黛玉有五美吟之作；小宛行動不離書史，故臥室有若書房。且小宛游金山時，人以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瀟湘妃子之義，實從江妃二字得來，不然閨人斷無以妃自名名人者，蓋有本也。況小宛實為貴妃，故黛玉不但有妃子之稱，且現妃子之服。又小宛著西洋褪紅衫，人驚絕艷，故瀟湘窗幀，獨言茜紗，有意關合處也。
就這段文字來論，其中有多少謬誤與牽強之處，相信一看即明。然而更顯可笑的是，王、沈不但將林黛玉影射成董小宛，還安排襲人、晴雯、妙玉、寶釵、寶琴、秦可卿等角色，也都影射了董小宛，而寶釵居然又影射到了陳圓圓。這樣，不僅出現了一個小說角色影射了多個歷史人物的現象，而且還能有多個小說人物影射同一歷史人物的現象。這兩類現象的大量出現，讓整部書的理論闡述陷入了極其混亂的局面，也在無形之中斷送了它本有的參考價值。對於順治與董小宛戀情一節，由當時的孟森通過《董小宛》考與《世祖出家事考實》兩篇文章的考論，用強硬的考證材料證出了兩部傳說的不確切性，使得王沈的索隱理論更是由此再難立足。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經過更長時間的醞釀，終於在1917年正式出版。這是對當時甚至後世影響極其深廣的一部很有系統性的論著。他在文中堅決地將《紅樓夢》歸類為政治小說：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書以上加以數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可以說，將民族主義思想納入《紅樓夢》原旨主題內容之中，不能不說是思想認識上的一大進步，而且也確實無法斷然排除這一可能。但是，蔡先生在這一問題的深入探索，卻使他同樣陷入了盲目索隱附會的怪圈之中。他通過在想像力上的充分發揮，不厭其煩地將歷史與小說進行密切地「聯姻」，硬是製造出了一對對的「天作之合」。但這種不計後果的推求方式，也在自己的學說之中伏下了深重的硬傷。於是當隨後的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逐條批駁時，蔡元培除了一開始的倉促辯解外，再無法舉證出任何可靠信服的反擊依據了。
如果說蔡氏索隱已經做到了常人難以接受的地步，那麼鄧狂言在後來的近二十七萬字大作《〈紅樓夢〉釋真》更是將索隱法進行了無數倍的放大，以至全篇文章幾近讓人有了瘋魔的感覺。這部索隱專著在1919年9月由上海民權出版社出版，也是當時索隱派中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
鄧狂言原名鄧裕厘，在光緒二十九年的會議當中因字跡潦草巔狂而被當時的主考官戲稱作「狂生」，鄧狂言也就索性由此改名。他終身未仕，對整個社會的痛斥心理亦是極其強烈，因為在對紅樓主題的剖析中也就夾雜著濃厚的「個人恩怨」，由於這種主觀心理對客觀求證的嚴重干擾，也使得他的《〈紅樓夢〉釋真》在後來讓人很難接受。
鄧狂言在索隱過程當中幾乎沒有放過任何一個人名與細節內容，大有「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逼氣。他解釋賈雨村姓名是「賈者，偽也，偽朝也。賈語者，偽朝之史也。村者，村俗也，言野蠻也」；甄士隱因「明亡而士隱」又由「隱而仍不失其為費」故而又名甄費；士隱膝下無兒意味著「滅國亡種，中原無男子之義」；並把大荒山批認為「野蠻森林部落之現象」亦即吉林；無稽崖則因為「滿洲之所自來，多不可考」；絳珠草則被說成「朱已失色」進而喻指明亡而漢人失節；更有甚者，連「琉璃世界白雪紅梅」這一回目名稱也要被他拿來象徵「明代之江山已為長白山之種族所有」。鄧狂言在自己賣力索隱的同時，又對前輩索隱的不足不深表示嚴重的不滿，還曾為此沉痛地宣告：「瞻仰先覺，沸泣無已，後死之責，余小子其何敢讓焉。」儼然一副大義凜然傲視群雄的形象，似乎自己就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本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慷慨胸懷來做著自己的索隱工作。這種癡狂的勁頭，如果當真是發自真心，也就不能不叫人至今嗟歎有加。
索隱派大多認定《紅樓夢》非曹雪芹本人所著，鄧狂言也不例外。他設想吳梅村作前八十回，後四十回系朱竹垞所補，這兩個明朝遺老因故國之思下筆著墨，完全鎖定成了一部「明清興亡史」。而作為乾嘉時期的曹雪芹，也擔心這些「文字多放恣」於是「不能久存」，所以參與增刪，以致乾脆擴成了「崇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而這份增刪工作也就成了傳說中的「增刪一次」內容。而且，在他的眼裡，紅樓的主題也已經千變萬化，似乎隨處都可以拿來同時隱指某幾個歷史人物，某幾件歷史來件。單就林黛玉角色而言，他承認其有隱指董小宛之處，卻另外再認為她另有隱指：雍正朝的那位氏、乾隆的元配孝賢皇后和時任朝臣的桐城派散文流派的開山始祖——方苞。這好比是一個大鍋同時燒著幾樣菜，就任憑你磨嘴皮胡扯有理就是了。
當然，對於自己這種沒完沒了的索隱，鄧狂言本人也有極其疑惑的時候。但他又斷然不肯放手，便在其中某些實在難以解清的問題之上作了這番表述：「鄙人於此等處，終嫌其立局之勉強也。蓋兄妹之義，作者以為最好，然名兄妹而實仇讎，一說到此等地方，便難措手，故不得不恍惚迷離以取之，而終嫌其不大明了。閱者不能不為之原諒者，隱之難也。」這樣一來，倒是反把責任全推到原作者身上了，因為他隱的實在艱澀，逼迫後人也只能如此艱難才能索出來了。這種強為之解的辦法，當然無法征服聽眾。而他的大鍋飯買賣，也注定會被整個紅學時代所逐漸拋棄。
3、考證派的衝擊與索隱紅學的暫時沒落
清末明初是索隱紅學大規模興起的重要時代，它幾乎從正式誕生之日起就開始風靡一時。這與這一時期的時代背景也是分割不開的。滿清王朝的搖搖欲墜朝不保夕，而反封建性質的民主革命則在此時捲起了巨大的高潮，中國人民在對歷史、在文學的認識也由此受到了新時期思潮的強烈衝擊，促成了對相關古典文學主題意識的重新定位和評價。民主革命的本身，便不乏反滿反宮廷的思想內容，一些有所偏激的種族主義思想因子也由此醞釀成熟。這一時期的那些重要索隱大家，像蔡元培本人正是積極參與辛亥革命的學者兼革命家，鄧狂言則更是因個人遭遇而對滿清政權大有私憤洩恨之欲，在這些思想意識背景下的索隱紅學，大張旗鼓地在解說《紅樓夢》時，將矛頭直指滿清政權，也就情有可原了。
然而，也就在索隱紅學蓬勃興起並發展到如日中天的那一刻，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著名學者胡適挺身而出，發表了後來被認為是考證紅學開山之作的《〈紅樓〉考證》。他在文中毫不留情地對所謂明末清初三大索隱派思想作了逐條批駁，論述了索隱方法本身是一種大笨伯「猜笨謎」的行為，並且明確指出「我們若想真正瞭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他也同時還對紅學考證作出了定義與闡述：
其實做《紅樓夢》的考證，盡可以不用那種附會的法子。我們只需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資料，考定這書的著者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胡適在文中通過大量的考據分析，對以上諸多問題都給予了自己的立論。他把《紅樓夢》的原著版權直接劃給了曹雪芹，而曹雪芹又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曹頫\之子。《紅樓夢》系一部「自傳體」小說，反映的是曹家的一部興衰史，但它的後四十回實為補作。胡適通過相關分析還同時對雪芹生卒年等相當信息作出了自己的推測。當時的甲戌本尚未面世，胡適能有如此的考證成果，確為難能可貴了。雖然胡適的不少考證在後來逐漸被人否定，這部論著的本身卻難逃粗糙之嫌，但它畢竟為考證紅學做出了一個重要的典範。
同一時期考證紅學，還有另外兩名極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也就是俞平伯與顧頡剛，他們通過書信交流的方法，共同完成了對《紅樓夢》文本方面的一些考證，並最終由俞平伯整理出版成《紅樓夢辨》。如果可以把胡適的考證工作定義為「史學考證」，那麼俞顧二人的考證則可以命名為「文學考證」。兩大考證的勝利會師，一方面壯大了考證紅學的聲勢，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的重創了索隱派的影響力。而考證派，也是由此逐漸取得紅學研究上的主流地位的。
當然，索隱派也不可能針對胡適的批評而不聞不問，他們也在不斷撰文開始論辯。然而，在嚴密的考下邏輯面前，他們的辯白也顯然過於蒼白無力，也許他們自己在此時也很難說服自己如何誇大索隱的功用了，只能任由索隱紅學本身「退居二線」。後來的索隱紅學，雖然也不是杳然無聲，像20世紀20年代有壽鵬飛撰成的《〈紅樓夢〉本事辨證》，30年代有景梅九撰成的《〈紅樓夢〉真諦》等。這些索隱派論著在批駁胡適考證派的同時繼續推行他們的索隱方法。不過，這些索隱思想再也沒能掀起更為熱烈的風暴式影響了。再往後來，索隱紅學更是日漸銷聲匿跡，可謂是暫時沒落了。
4、海外索隱紅學的復活
在考證派與小說批評派的重大打擊之下，內地的索隱紅學已經沉寂了相當漫長的歷史時間。然而，自五十年代之後，索隱紅學卻突然間在海外重新崛起。潘重規、杜世傑和李知其等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1959年，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在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在這部書中，潘重規重掉舊論，聲稱《紅樓夢是一部「漢族志士用隱語寫隱痛隱事的隱書」。潘重規在很多地方上遵從了先前索隱派的影射主張，在認可《紅樓夢》是一部反清復明的觀點上更是與蔡元培前呼後應。他把第七回文中焦大醉罵理解成影射清初皇太后下嫁多爾袞一事以揭露清室穢德；而第十九回寶玉關於除「明明德」外無書的言論則是在暗指明朝的正統地位。而在《紅樓夢》作者這一問題上，他倒並沒有指定具體人物，而是無端臆想出是明末清初的某一位隱名的遺民志士，也就是原著中「石頭」的原型。
早在此前，胡適已經讀過潘重規的相關文章，並為此發表《對潘夏先生論〈紅樓夢〉的一封信》（按：潘重規，字石禪，筆名潘夏）一文，明確表態「潘君的論點還是『索隱』式的看法，他的『方法』，還是我三十年前稱為『猜笨謎』的方法」。他還在信中感歎說：「我自愧費了多年考證工夫，原來還是白費了心血，原來還沒有打倒這種牽強附會的猜笨謎的『紅學』！」
針對潘重規在《〈紅樓夢〉新解》中提到的相關看法，諸如以寶玉代表傳國璽，林黛玉代表明，薛寶釵代表清，林薛爭奪寶玉代表明清爭奪政權等諸多索隱論點，陳炳良在他的《近年的紅學述評》中給予了鮮活而又有力的駁擊：
原諒我作這麼一個相同的例子（analogy）：潘先生的大名不也可以牽扯上反清復明的思想嗎？潘先生的姓拆開來不是指番人的滿洲嗎？他的大名不是隱日月兩個字，即明朝嗎？我的賤名也可以解作：「陳指過去，即懷念勝朝；炳即丙火，即朱明；良是艮上加一點，艮即山，故良字是隱崇禎自縊於煤山。」我相信潘先生是不會同意我的說法的。
可謂「前仆後繼」，1972年的台中市出版印行杜世傑《〈紅樓夢〉原理》，是自索隱派問世以來篇幅最長、最具系統的一部紅學專著。在這部著作中，杜世傑同樣對蔡氏索隱觀點深表同意，但同時認為蔡氏「沒有發現紅學真實結構，而愈走越偏，給胡適以攻擊之弱點」。他在第一篇文字中概括了他自認為的閱讀和研究《紅樓夢》的方法，亦即：看反面、釋代字、諧韻釋義、拆字諧韻、解剖歸並、對偶求證、名實相符、巧接。
通過以上所謂的八種基本方法，杜世傑很是自鳴得意作了一大批荒唐索隱。在解釋第四十九回湘雲與寶玉商量吃鹿肉的情節時，他說到：「史湘雲應讀史上雲，鹿肉應讀虜肉，那便是影射歷史上的『壯志饑餐胡虜肉』，以救後世攘夷也。」而他本人，估計也是眾多索隱派中把諧音法和拆字法運用得最熟爛的一位了。不止「曹雪芹」這個名字諧音成「抄寫勤」，寶玉竟作「包欲」而生，黛玉則作「帶欲」而死；而「琴」字被拆成今上二王以指朱明二王，「珍」字被拆成今王再諧「金王」代表金人之王。幾乎已經達到了無字不拆、無音不諧的地步。他甚至認為「原作者所創之名詞，足以寫滿清任何一個朝代的任何史料」，於是有了這樣一大段可謂「精闢」的解說：
紅學上並無專名詞，故不受時間空間之限制。創始人的設計，是要由清初寫到清末，所以創造了賈蘭（假闌）、鋤藥（虐）、薛蝌（雪苛）、甄寶玉、甄友忠（有中）、邢岫煙（興胄禋）、馮紫（逢子）英等名詞。在紅學上這幾個重要人物，始終沒有發生大作用，就是沒有人把《紅樓》續到清末，若寫清末的偽朝，那王夫人、蘅蕪君正是演慈安、慈禧、隆裕等角色。賈璜（皇）由王夫人收養即可演光緒，賈蘭可演宣統，若讀假闌又可況袁世凱，賈赦、賈政分況攝政王載灃等，頑惡的一面由賈赦扮演，偽善的一面由賈政扮演；榮祿由賴大、賴升失常；載漪謀廢光緒招拳匪入北京，是偽朝之患，由賈環扮演；李鴻章由賈芸（假耘）扮演，拳匪之亂由賈薔（假牆）、醉金剛扮演；八國聯軍之禍可創何三之弟名何八，結合海洋大盜搶賈府報仇為影射。
而對寶黛釵三人命名隱義時，杜世傑繼續進行著他的猜釋：
作者既擬寶玉為舜帝，黛玉為湘妃，那對寶釵就應該擬為湘君，但那太明顯了，所以作者改用蘅蕪君。蘅蕪為香名，見《拾遺記》，別無他解。蘅蕪君即「香君」，諧韻讀「湘君」。這是一個比較難猜的謎，但諧韻格謎，都是要先猜後諧，就是偕後語所用的諧韻也是要經過兩層破解。如「反穿皮襖」要先猜「裝羊」，然後諧「裝佯」。「外甥打燈籠」要猜「照舅」，然後諧「照舊」才通。依此法則應猜「蘅蕪君」為「香君」，然後諧「湘君」，也是很自然的猜法，並不是穿鑿附會。而《紅樓》上採用的全是諧韻格，依此法猜寶玉的謎為「舜帝」，然後諧「順治」，所隱的史事全顯眼前。
我不明白對於這類熱衷諧韻索隱以至如此癡狂的人而言，再作方法問題上的辯論是否還有必要，但如果索隱一定要做到這種地步還能稱得上是深得紅樓真味與本意，那麼估計《紅樓夢》的作者或者說是整稿者，也絕對是一個修煉了千百萬年的妖魔了。我想，讀者的思維只要還有些微的正常，也不至於去相信這些「無與倫比」的奇談怪論了吧？
然而，甘願跟隨杜世傑並步其後塵的倒也大有人在，李知其撰寫《紅樓夢謎》，就是站立在王、沈、蔡、潘、杜等人的基礎之上，融入自己會心例證進而繼續發揮。他一本正經地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前所未見的夢謎小說，到處隱藏了大、中、小的謎語不計其數」。所以，在他的眼裡，第七十四回大觀園眾姊妹放風箏「其實是寫風箏在爭風」：探春放的軟翹子大鳳凰諧音為「傳四子大封皇」；寶釵影射洪承疇，放斷「一連七個大雁」即指其領清兵入主中原，消除了努爾哈赤的「七大恨」。這還事小，連晴雯臨死前咬下的指甲都能指代成子民與甲兵，褪下的四隻銀鐲竟是南明四大鎮幕！至於「曹雪芹」的名字，李知其以為「曹」字有洩忿之意，「雪芹」諧音為「雪恨」；而「曹雪芹」三字連讀又是「囈說人」，也就是說書人了。其索隱內容的荒誕不經之處，簡直已經遠遠出乎常人想像之中。
5、近年霍國玲與劉心武的索隱
這是繼索隱紅學在海外重新熱火之後，轉回內地的一次升溫。霍國玲、霍紀平與霍力君姐弟合著《紅樓解夢》，以及劉心武的「秦學」，無疑已經成為影響當今紅學探究的兩大索隱課題。
霍國玲也許是索隱派中最為大膽的一位。霍氏在《紅樓解夢》中塑造了一個傳奇式的江湖女俠竺香玉，也就是所謂的林黛玉的生活原型。這究竟算是在解剖小說還算是在自創小說，我們也許都難以清楚霍氏著成這部書的真正目的了。先看他們是如何「解密」紅樓隱事的：
康熙帝駕崩後，雍正帝繼位，不僅結束了曹家「烈火烹油」的生活和富貴榮寵的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作者十四歲時，抄了他的家。從而使這個「百年旺族」走上江河日下、日暮途窮的下坡路。曹雪芹乖蹇的命運並沒有到此為止，雍正八年，他十六歲時，宮中選秀女，又把他傾心愛戀的姑娘竺香玉奪入宮中先作御用少尼，後來納作妃子，進而封為皇后。這一切，給這對年輕的戀人帶來了不可言喻的痛苦。為了抗議這種強暴和不公正的命運，他二人合力將雍正帝用丹砂毒死，最後香玉又以身殉情。
至於「竺香玉」這個名字是如何索出來的，霍氏的解釋也相當離奇。他們對「香篆銷金鼎，脂冰膩玉盆」這句詩下手分析：
1）香、玉兩字隱在這兩句詩中（直通）
2）篆字中可拆出一個竹字（拆字法）
3）竹隱竺（諧音法）
為什麼霍氏就偏偏挑上了香、玉二字，又偏偏想到將「篆」字拆字並諧音，然後再偏偏將這三個字作如此組合呢？這是委實令人想不通的問題。但霍氏姐弟真就這麼做了，沒有半點唐突的感覺。在他們的筆下，曹天祐就是曹雪芹，同時也是賈寶玉的原型，而黛玉、妙玉又同是橫空出世的那個一個叫做「竺香玉」的人的分身。這部紅樓的最終結局也被他們安排好了：
乾隆九年，天祐三十歲時中了舉，並得官職為州同。就在這年，香玉為天祐生下一子，但由於天祐之妻的醋妒及廟中老尼的威逼，致使天祐「懼禍走他鄉」，香玉「恥情歸地府」，一段姻緣，至此結束。
也許這部著作本身的確可以作為一部驚險的演義小說來看待，可是之於學術層面上，就是完全背棄基本歷史真相，根本荒誕不經。然而在這個熱衷於無限炒作的時代，也就有不少人挺身而出地起來捧場。在署名「紫軍」的人為此書擬寫的《序》中，大事渲染此書是對《紅樓夢》研究的「全面突破」，是一座「新的里程碑」。諸多冠冕語言的確叫人忍俊不禁。不過既然連王國華《太極紅樓夢》都能在當今社會風靡一時，也許這些炒作現象本身也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不過索隱派的熱潮似乎也是「風水輪流轉」的，目前當紅的則早已是劉心武與他的「秦學」。從秦可卿入手研究紅樓，劉心武此舉不能不可謂「獨闢蹊徑」。現代社會不僅僅熱衷於炒作，最重要的是它還具有極其敏捷時尚的「炒作機器」。央視「百家講壇」的眷顧，外加出版書籍的不貽餘力，旁邊又有老字輩的考證大家周汝昌幫忙撐場，劉心武也不能不紅。不過，「秦學」本身的誘人情節，也是其得以風行的內在要因。
從表面上看，劉心武的「秦學」儼然是一副「考證」的架勢，處處不離曹家史事。可是，這史事又從何而來？原來是從小說中「索」出來的。秦可卿就這麼莫名其妙地在劉心武《紅樓望月》那一「望」之間搖身變成了皇家公主，張友士一份藥方也成了「地下黨」的秘密「雞毛信」。至於後面更多的主觀臆測，除了有吸引眼球的強大能力之外，似乎再能找到幾分可信之處。如果連胡適的「自傳說」也難逃「變相索隱」之嫌，那麼劉心武「秦學」更能當得上「以索隱之法，行考證之事」這一評價了。劉心武就充分發揮了自己作為小說家的豐富想像力，在解密紅樓的過程中完成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弘晰逆案」的虛構情節。然後，他終究不離本行，著力寫作了自創的「探佚小說」。在《元春之死》中上演了「捉放曹」的遊戲，而在《妙玉之死》中又向讀者充分展示了妙玉的「董存瑞炸雕堡」般的「犧牲」形象。
然而，劉心武的「秦學」不僅沒有日漸消滅，反而是一炮走紅。究其原因，我想，這類玄疑偵探式的解密形式也許的確滿足了當今讀者與觀眾的現時口味，畢竟「秦可卿密碼」在情節的震撼性與吸引力方面似乎絲毫不遜於《達芬奇密碼》。劉心武也自然理所當然地通過百家講壇和專著的出版發行，進而贏得一大群FANS們的追捧。這一現象究竟應該如何評價，在此也不方便更多表達。只是，我們在一方面承認「秦學」饒有魅力的同時，在另一方面也必須意識到，作為一門學術，紅學就必定具備它自身的嚴肅性，想像力的豐富是萬萬不該用在這個層面上來的。學術上的立論，確是只能由考據說話。
三、正確認知索隱紅學所當取的態度
1、索隱紅學得以生存發展的理由
如果從最早的索隱理念開始算起，索隱紅學的歷史絕對不亞於評點紅學，但它的影響似乎更顯持久和深遠。一個事物的存在有它的必然道理，它的生存與發展，更是時代選擇的結果。索隱紅學能夠長久與紅樓共存，也自有它的一番理由。
首先，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否認《紅樓夢》作為一部古典小說其內容本身的特殊性。它能夠上升為一門顯學——紅學，自有它獨特的魅力與發掘基礎。這樣一部傳世名著畢竟帶給了我們讀者太多太多的難解之謎。如何來解開這層謎底，確實是很多人有興趣完成的工作。所以，無論是考證還是索隱，其終極目的總是一致的，那就是讓人們得以更好地瞭解《紅樓夢》，瞭解其中的「真味」。但在問題的解決方法上，索隱與考證幾乎是「背道而馳」。換一種比較流行又較為詼諧的說法就是，索隱紅學應該是「偶像派」，而考證紅學則是「實力派」。前者更多地是充分發揮了索隱人的想像力，開發了想像空間，而後者更多地是依靠冷靜慎密的整理分析思維，容不得半點浮躁。
這樣就牽涉到了索隱紅學生存發展的第二條理由，也就是市場問題。索隱紅學之所以總是能夠佔領一席市場，就在於它以自由想像為基礎，情節揭密的曲折性無不令其陡放異彩。聯繫到生活實際來看，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出一部電影與一部紀錄片之間，誰(which)會更有收視率？更何況，索隱不止是一部電影，還是當前十分熱火的、具有偵探解密的精彩內容的情節電影。考證紅學本身就帶有一定的枯燥性質，至少不可能得到廣泛喜愛。因為在這個時代，其實並沒有太多的人願意去鑽進故紙堆裡找尋分析推證。讀者決定市場，市場決定生存，索隱紅學也就這樣理直氣壯地一直繁衍到今天，並延至將來。
當然，考證紅學尚且不能得到廣泛認可，也是一條讓索隱得以存息重要因素。由於考據資料本身的限制，而且同樣資料還會因理解不同而得出不同結論，考證紅學在目前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完全得到準確完美的立論。劉夢溪曾明言當前紅學有三大「死結」，即因此而來。考證紅學內部幾乎一直都是爭論不休，互相指正，幾乎少有一致定論。在大量客觀因素制約下，考證紅學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甚至在基礎根基上都多有脆弱之處，因而也時常擺脫不了索隱派的相關責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一方面需要意識到考證紅學本身的不足，另一方面還要注意到兩種方法之間的比較。考證派與索隱派都有諸多謬誤之處，但考證方法確為科學合理的治學途徑，而索隱方法在遭受無限放大的情況之下，是誠然不足取的，也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可靠的結論。
2、索隱紅學的歷史意義與經驗教訓
橫亙數百年，索隱紅學在紅學史上不能不說是一面不可忽視的力量。在對紅樓的探究過程中本無對錯之分，索隱紅學在歷史舞台上也同樣扮演著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
首先，索隱紅學激發了廣大讀者對《紅樓夢》小說更為深厚的探究興趣。可以說，如果沒有索隱紅學來豐富《紅樓夢》的理解內容，《紅樓夢》也不會在早期得到頗為廣泛的流傳，更不會引來一場場關於它的話題爭論。沒有索隱紅學，也就很難形成探究紅樓的意識形態，進而很難誕生考證紅學，《紅樓夢》作為一部單純的文學，也不會有今天的顯眼地位。
其二，清末民初索隱紅學的異軍突起，尤其是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問世，直接導致了胡適《〈紅樓夢〉考證》和考證紅學的誕生，迎來了新紅學的第一次論戰。也就是說，索隱紅學應當是紅學成為一門顯學所必須經歷的一個歷史過程。這一過程是歷史性的，階段性的，也是不可逾越性的。
第三，索隱紅學在當今時期的繼續存在和發展，從一個方面來說是市場選擇的需要，從另一方面來說也在無形中考驗著考證紅學的生存發展基礎。只有索隱紅學從中挑剔指謬，才會有考證紅學在發展過程中的不斷反思，這在某一個程度上來說算得上是一種「鞭策」意義。換言之，它是從一個反而來間接推動了紅學向更嚴謹更科學的方向發展。
第四，就需要從索隱本身的內容上來說明問題了。索隱論著，主要是自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發表之後，就很直面地提出了紅樓中的政治話題。時至今日，《紅樓夢》中究竟是否存有反滿思想，依舊是難以辯解的紅學公案之一。雖然一般意義上理解曹家早已加入旗籍，又是幾世蒙受皇恩浩蕩，但有些史實也是很難忽略的。在曹家，單說極受康熙帝器重的曹寅，就與當時的一些明朝遺老交際甚厚。素有「湖廣四強」之一稱謂的杜岕，與曹寅之間也是非比尋常的關係。杜岕杜濬兄弟在江寧之時，就與桐城人氏錢澄之、方文、方仲舒等人時有唱和，與曹寅也是交情頗深，有贈詩多首。甚至杜芥在為曹寅詩集作序之中，曾直寫「乃知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一句，究竟能不能說明一些問題，實難考出。杜芥性情孤介峻厲，甚至對桐城派創始人——方仲舒之子方苞的後來思想都有相當程度上的影響，那麼曹寅本人有沒有反滿情緒，本也難料。而這一政治關節，雖然被索隱派任性誇大，強自附會，但至少是最早得到重視的。
那麼，平心看紅樓，平心對待索隱派，又將給我們帶來經驗教訓上的如何啟示呢？
其實，從索隱的最初出路上，並無過分之處。前文提及的蔡元培概括出的索隱派三大基本推求方法，確是本在情理之中。然而，索隱派人士幾乎無不例外地嚴重逾越了這三條定矩，甚至是在盲目誇大化的道路上愈走愈遠，以致終不成型。索隱本身實在太容易讓人陷入更深，而由此引發的過於主觀化的立論方式，也使得立論本身缺乏科學嚴謹性，缺乏必要的說服力。這是索隱派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巨大缺陷與思維誤區。這樣一來，索隱的最終結局也只會是無休止地糾纏不休而終不能成就合理的立論。
為什麼這一缺陷是無法克服的呢？這就是人本身的思維局限性，它不可能高度精準地把握好索隱上的前進尺度。就像在現在，很多紅迷在解讀紅樓中時常會犯同類毛病，將其文字本身理解得過分誇張離奇，便開始一廂情願地展開自己的「求索」過程。他們往往還並不意識到這就是「索隱」的方法形式。其實，索隱方法並不單純指將小說人物事件如何與歷史人物事件作出完全對應，主觀化的通過所謂微妙細節作沒有任何切實依據的推求，就是索隱方法的內在屬性。只是，要成為索隱派，提出系統的索隱理論，還需要更加廣博的歷史知識而已。方法的簡單運用只是前奏。
所以，這個時候也就有必要呼喚我們，呼喚廣大的紅樓讀者，能夠以正確的態度來看待《紅樓夢》小說本身。它是一部文學巨著，蘊含著無限的文化內涵，這些都是事實。但並不能因此而將它設想得何其玄妙，把作者理解得何其詭秘。誠如胡適先生在很久以前論述過的一樣，《紅樓夢》是文學創作而不是一部大謎書，「猜笨謎」的方式是永遠沒有心頭的。尊重原著，平心來看紅樓，說來容易卻自艱辛。事實上，有這麼濃厚的「猜謎」好奇心，根本不用放在紅樓探究上，自己私下玩謎語遊戲不是更有情調的嗎？只要沒有擺平心態，就必定會丟失理性，這樣的文學品鑒過程，絕不是當取之道，反而是誤入歧途了。歷史證明：錯誤心態所帶來的錯誤後果，是相當可怕的。